都说从前慢,古人的一天似乎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惬意自在。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计时方式,比如说……
从日晷到西洋钟
说到中国古代的计时工具,人的脑海中会浮现怎样的画面?一定是一个带刻度的石制圆形晷盘,加上一根铜制晷针,组成一个庄严、又有点极简主义风格的日晷。像这样的日晷,紫禁城太和殿前就有一个。
太和殿日晷
随着日影的不断变换,人们通过观察日影长短和方向的变化来确定不同的时刻。但日晷的设计过于依赖自然,不仅无法在夜间读取时辰,即使在白天,也会因为阴雨天气或树影遮挡而难以使用,因此,单用日晷来计时显然是不够的。
这时就要提到“日晷”的好朋友“漏刻”了。
漏刻,又名刻漏、滴漏,“漏”指滴水的漏壶,“刻”指壶内附有时辰刻度的箭尺。水涨箭浮,以计时刻。漏刻计时需要经常比对天文测时来校正准确度,白天对照日晷的表影,夜晚观测恒星的位置。如此,漏刻才可以周而复始地演绎时间的流动。
清 铜兽耳八卦铜壶滴漏
清 铜壶滴漏
有一天,东方的时间与西方的计时工具相遇了。
明代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将两座自鸣钟赠与万历皇帝,中国宫廷里第一次出现西洋钟表的身影。这种更加“智能”的西洋奇器当时虽未在宫廷内流行起来,但已经为传统计时工具终被替代的事实埋下了伏笔。
科学狂人——康熙
“昼夜循环胜刻漏,绸缪宛转报时全。
阴阳不改衷肠性,万里遥来二百年。”
欧洲机械钟表真正作为一种科技成就而受到重视,还要感谢热爱科学的康熙皇帝。
少年天子玄烨亲政之后,曾主持历法之辩,证明西洋历法较之大统历更为准确。随后,他又在宫廷中设立制作钟表的专门机构,遍寻“有技艺之人”,仿制、维修欧洲机械钟表。
至此,西洋钟表开始作为一种实用工具进入宫廷,而日晷等传统计时仪器则逐渐“退居二线”,成为高居庙堂的礼器和点缀宫苑的陈设。
实用主义——雍正
相比于崇尚西学的父皇,雍正皇帝则更加务实。对于勤于政务、日御万机的他而言,一寸光阴一寸金,因而钟表在宫中被普遍使用。不仅如此,雍正出巡时会命太监携钟表随侍,其乘坐的车轿内也都安放有钟表。
根据雍正皇帝的需要,供职于清宫的传教士沙如玉发明了报更自鸣钟。除了普通钟表的走时、报时、报刻功能外,这种更钟又增加了发更、打更系统及定更、调更装置。它能够按一年之中二十四节气夜间的长短进行调整,确定更的起讫和间隔时间,以适应宫中夜间打更的需要。
清乾隆 紫檀木楼阁式大更钟
清乾隆 紫檀嵌珐琅重檐楼阁更钟
爱美之心——乾隆
乾隆皇帝最是痴迷钟表,将之视为高雅奇巧的珍玩。他本着“颜值至上”的原则,对钟表的造型式样要求精益求精,甚至会亲自参与和指导钟表的设计制作。
皇帝的喜好往往是时尚的风向标。乾隆一朝,中国进购、制造钟表之风达到鼎盛。据现存清宫《作钟处钟表细数清册》记载,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作钟处生产的钟表保存在清宫者达116件。听起来数量不太多?要知道,乾隆十四年(1749年)完成的“八仙庆寿,海屋添筹”时刻乐钟前后耗时五年才制作完成。
清乾隆 彩漆描金楼阁式自开门群仙祝寿御制钟
该时期的御制钟表可谓是中西合璧,造型以亭、台、楼、阁为主;铜镀金錾花、铜胎画珐琅、透明珐琅、紫檀木嵌金银丝和玻璃、玻璃画等装饰工艺极尽奢华;更有水法、转花、升降、奏乐、打钟、写字、活动人禽等新奇玩意儿,观之妙趣横生。
不贵珍奇——嘉庆
“不贵珍奇,不爱玩好”的嘉庆亲政后,钟表开始不那么“受宠”了。据《上谕档》记载,嘉庆四年(1799年),皇帝表示:宫中所藏的珍玩器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可见此等珍奇祗属无用之物”。因此,钟表与其它珍玩一同被列入了禁献名目。皇帝的反感,加之国力不济,做钟处开始式微。
到了同治、光绪时期,做钟处更是连修理钟表的活计都难以胜任,清宫钟表的辉煌逐渐褪去。
故宫,永不落幕
从日晷到西洋钟表,无论计时工具的形态如何改变,时间总是步履不停。紫禁城坐观一日之内十二时辰的变换,四时之间春夏秋冬的轮回,古往今来王朝政权的兴替,直到今天,她的故事依旧没有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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