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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货币”内容系列从属于【格物·货币】
本文为“日本货币”系列 第 一 部分
第一部分：日本货币之源
本文为“日本货币”系列 第 二 部分
格物者说：8世纪初至16世纪中期，日本的货币流通状况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皇朝十二钱”时期（8世纪初至10世纪末）；实物商品货币时期（10世纪末至12世纪中期）；“渡来钱”时期（12世纪中期至16世纪中期）。其间，“皇朝十二钱”停铸后，日本在长达六个世纪里未铸造过本土货币，史称“本土货币断铸期”。
708年“和同開珎”银钱和铜钱铸行后，日本正式进入了由皇室朝廷垄断铸币权的官铸币时代。此后二百五十年间（直到958年），日本皇室朝廷先后又铸造了11种铜钱，这11种铜钱，与“和同開珎”钱一起，被后世并称为“皇朝十二钱”。
皇朝十二钱
760年，日本皇室朝廷，在继“和同開珎”钱之后，开铸了一种新铜钱“万年通宝”，与此同时还新铸了“開基勝宝”金钱和“大平元宝”银钱。其中“開基勝宝”金钱是目前已发掘出土的日本最早的黄金铸币；“大平元宝”银钱则是继无文银钱和“和同開珎”银钱之后日本的第三种银铸币。不过，当时金、银钱的铸造数量都很少，作为货币流通的意义并不大。
▼图：“開基勝宝”金钱，直径24mm，重约4-6克，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出土数量很少。根据日本史书籍《续日本纪》记载， 1枚“開基勝宝”金钱的法定价值相当于10枚“大平元宝”银钱，相当于100枚“万年通宝”铜钱。图片来源：东京国立博物馆。
“万年通宝”首次用“通宝”二字命名钱币，进一步地模仿了唐朝的“开元通宝”，此后皇室朝廷新铸的十种钱币的命名都用到了“宝”字。此外，朝廷还规定，“万年通宝”铜钱和以前的“和同開珎”铜钱并行流通，且1枚“万年通宝”相当于10枚“和同開珎”，即新旧铜钱的法定价值比为1:10。
765年，皇室朝廷又铸行了一种新铜钱“神功開宝”，和之前的旧钱并行流通，同样地，1枚“神功開宝”相当于10枚“万年通宝”（相当于100枚“和同開珎”）。
794年，桓武天皇从旧都长冈京迁都至平安京（今日本京都），平安京开始大规模的城市建造工程（模仿唐朝都城长安而建造）。在平安京营建期间（794年到9世纪末），皇室朝廷为了解决建城的资金问题，频繁地铸行新铜钱，以用新铜钱来支付劳动工人薪水、购买建材物资等费用。劳动工人们再用这些铜钱到集贸市场上购买生活所需商品。
在794-890年期间，皇室朝廷先后发行了七种铜钱，分别是：隆平永宝、富寿神宝、承和昌宝、长年大宝、饶益神宝、贞観永宝、寛平大宝，每次新铸铜钱间隔10至20年。
平安京营建工程结束后，皇室朝廷又新铸发行了两种铜钱：907年新铸行“延喜通宝”；958年新铸行“乾元大宝”。
从708年到958年间，由日本皇室朝廷发行的以上十二种钱币，被后世统称为“皇朝二十钱”。 （“皇朝”二字体现的是日本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律令制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存续于8世纪初至12世纪末，12世纪末时，中央集权律令制瓦解，天皇权力被架空，日本进入到由武士阶层掌握政权的幕府统治时期）
▼图：日本的“皇朝十二钱”以及开铸年份，上图为奈良时期（以平城京为都城的日本天皇统治时期，710-784年）的三种钱币，“和同開珎”银钱和铜钱合并为一种；下图为平安时期（以平安京为都城的日本天皇统治时期，794-1185年）的九种钱币。其中，承和昌宝，是日本货币史首次铸造的年号钱（将天皇的年号刻在钱币上，作为钱币命名的方式），此后新铸的六种铜钱，也均是年号钱。图片来源：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
958年之后，日本皇室朝廷停铸了铜钱；并且此后约600年里，日本官方都没有再铸造过本土金属铸币（无论是皇室统治时期，还是幕府统治时期），一直到16世纪中期以甲州金货为代表的金银铸币出现。这六个世纪是日本货币史上的“本土货币断铸期”。
铜材枯竭：铜钱贬值与停铸
那么，日本皇室朝廷到底为何会停铸铜钱呢？
“皇朝十二钱”是日本皇室朝廷对古中国唐朝铜钱币制的模仿，皆是以铜材铸币，而铸造铜钱，必须先得有铜材、先得开铜矿。由于日本列岛面积狭小，矿产资源有限，铜矿资源本身就不丰富，再加上当时的冶铜技术十分落后，导致铜产量非常低，这是日本铜钱无法持续铸行的根源。
自9世纪开始，日本的铜矿资源日益消耗，铜钱的铸造原料开始显得不足。铜材的日益枯竭，直接导致了此后新铸铜钱的重量或含铜量减少。
▼图：日本古代时期（7世纪末-12世纪末）的铜矿开采地和铜钱铸造地。图片来源：『企画展』貨幣誕生：和同開珎の時代とくらし，见参考文献。
作为“皇朝十二钱”之首的“和同開珎”，其重量在4克左右，含铜量70%以上；继此之后的两种铜钱“万年通宝”、“神功開宝”，在重量和含铜量上也均和“和同開珎”大致相当。不过，我们在前文中提到，在“万年通宝”、“神功開宝”新铸后，皇室朝廷都规定，1枚新铜钱相当于10枚旧铜钱使用，这意味着朝廷每铸出1枚新铜钱，就相当于拥有了旧铜钱的十倍购买力（这是政府对货币的一种变相的、刻意的贬值行为，是对普通民众的隐形剥削）。
由于法定价值（面值）调大至旧钱十倍，在760年“万年通宝”铸行后，日本的物价在760-764年间快速上涨，引发了恶性通胀，这也是目前为止，日本货币史上可考证的、最早的恶性通胀。
▼图：758-764年平城京地区的物价，货币单位为“文”。760年时米价大约50文，到764年时涨到300文，涨幅500%，小麦、糯米、小豆等粮食类都大幅上涨。764年时，还发生了饥荒和藤原仲麻吕叛乱，加剧了物价波动。图片来源：『企画展』貨幣誕生：和同開珎の時代とくらし，见参考文献。
760-764年的恶性通胀发生后，皇室朝廷又在765年新铸“神功開宝”，并又将面值调大十倍，铜钱进一步大贬值。这严重打击了民众对朝廷新铸铜钱的信任，于是人们开始纷纷将好的旧铜钱（铜含量高、铸造良好）储藏起来或销熔为铜材，而将新的劣质铜钱投放使用出去，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此外，一些地方权贵群体，开始大量积攒铜钱，导致流通中的铜钱渐渐变少，且流通中多为劣币，货币流通状况恶化，制约了货币经济发展。
794年迁都平安京后，皇室朝廷一方面为营造平安京筹资，另一方面也为增加铜钱供应量，于是开始频繁地铸行新铜钱（从796年“隆平永宝”到890年“寛平大宝”七种铜钱）。铸造新铜钱需要铜材，而当时铜产量已开始下滑，因而，受制于铜材的枯竭，皇室朝廷每次新铸铜钱时，都不得不对新铜钱进行贬值（减重或降低铜含量）。
自“隆平永宝”开始，每次新铸铜钱的重量越来越小、铜含量越来越低，铜钱变得越来越劣质。到最后的两种铜钱——“延喜通宝”和 “乾元大宝”时，重量仅2.5-2.7克，含铜量已不足5%（铅含量高达90%），完全沦为劣币，根本就不能称之为铜钱，而是铅钱。
▼图：“皇朝十二钱”的直径（mm）和重量（g），包括了“和同開珎”银钱，“和同開珎”铜钱（古）、（新）两个版本（古、新根据铸造时间先后分）。下列数据由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根据其馆藏的钱币测量数值，并经平均计算得出。图片来源：『企画展』貨幣誕生：和同開珎の時代とくらし，见参考文献。
▼图：“皇朝十二钱”的金属元素含量，包括：铜、锡、铅、铁等金属元素。其中“和同開珎”铜钱分古、新两个版本。下列数据由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根据其馆藏的钱币测量数值，并经平均计算得出。图片来源：『企画展』貨幣誕生：和同開珎の時代とくらし，见参考文献。
“皇朝十二钱”后九种铜钱的持续贬值（减重和含铜量下降），使得人们对朝廷新铸铜钱的信心持续下滑，渐渐丧失了用铜钱交易的意愿。尤其是到最后“延喜通宝”和 “乾元大宝”两种劣币铸行后，人们对皇朝铜钱的信心彻底崩溃，弃而不用，流通中的铜钱日益枯竭。尽管皇室朝廷颁布多项政令鼓励人们使用铜钱，还在867年时颁布了“蓄钱禁令”（禁止人们积蓄钱币），但均未起效。
▼图：从“万年通宝”到“乾元大宝”的各铜钱对比图，钱币渐渐变得轻小、劣质。图片来源：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
“乾元大宝”之后，由于铜材枯竭、铜钱信誉崩溃，再加上中央集权律令制的衰落（地方的武士阶层势力上升，天皇实权削弱），日本皇室朝廷便停止了铸币，“皇朝十二钱”由此终结。从此之后，日本货币史进入长达六个世纪的“本土货币断铸期”（958年至16世纪中期），这在世界各国货币史上是十分罕见的（除了被殖民地过的国家或地区之外）。
“皇朝十二钱”在日本货币史上有着十分重要且独特的地位，重要性体现在：它是日本官方铸币的开端，也是日本独立币制的早期探索（试图通过模仿唐朝币制而建立自己的本土币制）；独特性体现在：它没有传承和延续下去，继此之后日本本土货币断铸，本土货币文化的传承也因此中断，“皇朝十二钱” 变成了日本货币史上一个完全可被单独割裂出来的部分。
断铸后的“渡来钱时期”
由于皇朝铜钱停铸，且渐被人们弃用，到10世纪末时，皇朝铜钱几乎完全从日本的货币流通中绝迹，日本的货币经济出现了大倒退，并又重新返回到实物商品货币状态，以米、绢、布之类的实物商品作为货币流通。
实物商品货币时期，一直从10世纪末持续到11世纪末。11世纪末开始，古中国宋朝（北宋）铜钱开始流入日本，并成功在日本社会流通，到12世纪中期时，北宋铜钱流入量加大，并开始主导着日本的货币流通，日本货币史由而转入到了“渡来钱时期”（渡来钱，即“越海而来、从海外流入日本的舶来钱”的意思）。
日本货币史的“渡来钱时期”大约从12世纪中期至16世纪中期，历经四个世纪，期间，作为“渡来钱”的古中国铜钱，在日本的货币流通中占据着绝对垄断地位，填补了日本“本土货币断铸期”的货币流通空白。
日本的“渡来钱时期”，跨越了古中国的宋、元、明三个封建王朝，因而“渡来钱”主要构成包括：北宋铜钱、南宋铜钱、元朝铜钱、明朝（前半朝）铜钱，此外还有从唐朝时期遗留下来的旧唐钱。
北宋（960—1127年）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铸钱数量最多的时期，其铸铜钱的数量，远超各朝代。北宋时期商品经济也高度繁荣，对外贸易交流密切，北宋铜钱也因此大量外流到周边地区（经陆路流入夏、辽、金，经海路流入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而且，由于宋朝的铜钱形制规整、统一，工艺精湛，所以在整个东亚地区都十分受欢迎。
1127年靖康之变后，北宋政权覆灭，赵括南迁建立南宋，以淮水-大散关为界，与金国形成南北对峙、划地而治。因当时政权分立，时局动乱，且不同民族、地域之间的经贸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北宋铜钱开始大量外流至日本（北宋铜钱并没有因北宋政权覆灭而消失，而依然保留在流通中），开拓了日本的“渡来钱时期”。
南宋时，宋朝廷仍继续铸钱，但铸钱数量相较于北宋时已大幅减少，所以，尽管对外经贸交流密切，但南宋铜钱外流数量较少，其中流入日本的南宋铜钱数量自然也很少。
蒙古族政权元朝（1271—1368年）建立后，主推纸钞流通，铸造的铜钱数量很少，而且元朝廷多次禁止铜钱流通，所以，流入日本的元朝铜钱极少。
明朝（1368―1644年）的前半朝（1368年至16世纪中期）时期，官方铸铜钱的数量也不多（比元朝多，但比其他朝代少），纸钞和白银流行；另外，明朝还长期实行海禁政策（1370-1573年），抑制私商对外贸易，因而流入日本的明朝（前半朝）铜钱数量也较少，主要是以官方朝贡贸易（赏赐）的形式流入。
所以，在日本的“渡来钱”构成中，北宋铜钱占据绝大比例，其次是唐朝铜钱和明朝（前半朝）铜钱，还有少量的南宋、元朝的铜钱。当然，还有极少的夏辽金政权的铜钱，或朝鲜的铜钱。
▼图：在日本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中国铜钱中，不同朝代铜钱的占比。其中北宋铜钱的比例高达77%。图片来源：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常设展示图录》。
▼图：在日本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中国铜钱中，根据出土数量排名前十位的铜钱，其中，北宋铜钱共占据了八位，唐、明铜钱各占一位。图片来源：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常设展示图录》。
“渡来钱时期”的古中国铜钱，填补了日本本土货币断铸后的流通空白，并促进了日本商品的快速发展，及货币经济的广泛渗透。古中国铜钱的大量流入，为日本社会提供了货币供应来源，日本民间用铜钱交易变得十分普遍，还出现了一些拥有大量铜钱富商，而且当时统治阶层（将军幕府和大名）也接纳了以铜钱来缴纳年贡、地税、户税、地租等（14世纪后，货币地租也在日本各地盛行起来）；此外，借贷机构、典当铺机构也开始出现，还有一些具有支付功能的纸质票据也流通起来。种种现象，都说明了当时日本的货币经济正不断趋向成熟。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15世纪后半叶时，由于日本的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对货币需求量持续扩大，而明朝铜钱流入量又很少（通过官方朝贡贸易流入日本），日本社会上开始出现“私铸钱”（民间私自铸造的铜钱），这些“私铸钱”仍是模仿古中国宋、明铜钱而铸，铸造得都十分劣质。日本的“私铸钱”，一些是在日本本土私铸的，还有一些是在中国东南地区私铸后以非官方途径流入日本的。
▼图：在日本出土的“私铸钱”（15世纪后半叶至16世纪前半叶），币面缺损、不规整、掺假劣质金属。图片来源：『企画展』おかね道中記：旅で使う貨幣―旅で使う貨幣，见参考文献。
由于私铸钱的出现，日本的货币流通变得混乱，劣质的私铸钱，对良质的官铸钱产生驱逐（劣币驱逐良币），严重扰乱了货币流通秩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当时统治阶层（将军幕府和大名）颁布了“撰钱令”，将流通中的各种铜钱根据其优劣程度（重量、成色、币面完整程度等）进行分类，以确定其相应的法定价值，一些劣质的、币面残缺的铜钱，法定价值被打折扣，被定为1/2文或1/5文使用。“撰钱令”打破了日本一直以来“1枚铜钱即1文钱”的传统使用习惯，而且对维护正常的货币流通秩序，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在“渡来钱时期”，古中国铜钱在日本社会的长期垄断性流通，不仅促使日本的货币经济走向成熟，同时还使得货币意识深入到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为后来16世纪中期日本本土金银铸币的出现、以及17世纪初德川幕府创建独立统一的币制，打下了良好的社会意识基础。
我们在此前的文章《日本货币史：古中国铜钱在日本的“文化移植”》中提到：古中国唐朝铜钱是日本的货币文化之源，也直接推动了日本进入金属铸币时代；而长达四个世纪“渡来钱时期”，更强烈凸显了古中国铜钱在日本货币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参考资料
中国钱币在日本货币史上的地位，戴中原，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第S2期
日本貨幣史，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货币博物馆官网， imes.boj.or.jp
『企画展』貨幣誕生：和同開珎の時代とくらし，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货币博物馆，2008年
『企画展』海を越えた中世のお金：“びた１文”に秘められた歴史，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货币博物馆，2010年
『企画展』貨幣・天下統一：家康がつくったお金のしくみ―，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货币博物馆，2011年
『企画展』おかね道中記：旅で使う貨幣―旅で使う貨幣，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货币博物馆，2013年
of Coins，mint.g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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