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焦虑、抑郁与IBD的发生发展相互影响。既往研究显示IBD患者在IBD确诊10年前甚至更早时便可出现焦虑、抑郁，且伴有焦虑、抑郁的IBD患者平均发病年龄明显早于不伴有焦虑、抑郁者[]，提示焦虑、抑郁与IBD发病有关。等[]通过18个月的随访发现，抑郁可造成IBD患者不适症状加重，且复发更加频繁。而躯体的不适症状[]、治疗药物的不良反应[]、经济压力[,]、生活质量下降[]等因素又可导致焦虑、抑郁的发生和加重。
目前文献报道有关IBD患者合并焦虑、抑郁的比例高低不一，可能与种族、目标人群、测评量表的差异有关[]。IBD具有特殊性，虽为良性病变，但其不可治愈、复发不可预知的疾病状态严重影响生活、工作，故根据疾病特点制定相关的精神状态测评量表是必要的，而目前尚无针对该人群的特制量表。本研究选用的HADS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针对焦虑、抑郁的测评量表，已证实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Walus等[]系统归纳来自不同研究的数据，分析得出IBD合并焦虑的发生率为19.10% ± 3.63%，低于本研究结果；而合并抑郁率为21.2% ± 2.9%，与本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将IBD患者进一步分为CD组和UC组，分析示两组患者焦虑发生率无明显差异，但UC组患者较CD组更容易合并抑郁，UC是IBD合并抑郁的危险因素，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与两种疾病表现形式的不同有关。UC患者直肠受累较重，临床症状以黏液脓血便、里急后重等肠道症状为主；CD患者病变常发生于末端回肠及邻近结肠，临床症状以乏力、体质量减轻等营养不良反应为主，而肠道症状较轻。近期一项研究显示，抑郁与UC患者腹泻、脓血便、里急后重等主要症状相关（相关系数r = 0.359，P[]。因此，UC患者因存在较多且严重的肠道症状，抑郁发生率较高。
本组研究结果显示：疾病活动期合并焦虑的比例为70.0%，明显高于缓解期（32.3%）；合并抑郁的比例为76.5%，也明显高于缓解期（35.8%）；疾病活动期是IBD合并焦虑、抑郁的危险因素，与-Walus等[]报道相似。这一点容易理解，因为疾病活动常引起腹痛、腹泻等消化道症状的反复、加重及周身不适感，故易产生负性情绪。
压力（即心理应激）常指因负性生活事件造成的精神或情绪的紧张状态。不同的个体在面对负性生活事件时，因认知水平及应对方式不同，会表现出不同的躯体反应，可导致焦虑、抑郁等心理障碍。本研究中，51例处于高压力状态的IBD患者合并焦虑比例为70.6%（36例），合并抑郁比例为49.0%（25例），其中20例合并焦虑和抑郁；高压力状态是IBD合并焦虑、抑郁的危险因素。故对心理压力较高的IBD患者应及时筛查焦虑及抑郁状态，同时，应对IBD患者进行疾病教育，普及疾病相关知识，告知正规治疗及护理方式，明确日常生活注意事项，合理解释患者对疾病的各种困惑，使其正确认识疾病、面对疾病，降低患者内心对疾病的恐惧感，帮助患者与IBD和平共处，进而降低心理压力，提升心理健康状态。已有少量研究者对IBD人群应用不同的减压干预措施开展研究[,,,,]，常用的干预措施包括正念减压课程、正念认知疗法、行为和认知治疗等，但大多数研究未得到正向结果，即干预措施不能降低IBD患者的心理压力，因此如何改善IBD患者的心理压力仍是一项难题。
社会支持表示个体得到和感受到的来自他人的关心、理解和帮助，可来源于家庭、朋友、团体、组织等。缺乏社会支持可增加IBD患者的抑郁风险[]，本研究显示满意的社会支持是IBD患者伴发焦虑的保护因素，故对IBD患者提供足够的社会支持将有助于其心理健康。目前除了临床医护人员的人文关怀，常见社会支持的方式还包括相关组织的公益活动等。
综上所述，IBD患者合并焦虑、抑郁的发生率较高。为IBD患者，特别是UC、处于疾病活动期、高压力状态的患者提供满意的社会支持可降低其并发焦虑、抑郁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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