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肖赫曦
今年以来，科学界出现了不少颇具争议的涉及种族歧视的事件。1月，“DNA”之父、诺奖得主詹姆斯·沃森
（James ）
被剥夺了荣誉头衔，因为这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此前多次发表针对黑人智商的歧视言论。3月，三位美国华裔科学家联合在上发文，直指美国科学界对华裔科学家的偏见与歧视。
近期， Saini出版了新书：The of Race ，将矛头指向了科学研究设计中的种族歧视。Saini在书中指出，即使是在有理性中立之美誉的科学研究中，种族歧视的问题也从未消失。
种族之概念的形成与偏见相生相伴
“种族”这一概念的历史并不久远，正如Saini在书中指出，它的首次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用于指涉一个家族或部落中的一群人。在其形成之初，“种族”一词并不具备如今所有的诸多涵义，它不涉及外形，也不用于区分肤色。甚至到了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已开展得如火如荼之时，肤色依然是一个变动不居的特征，它更多地与地理位置挂钩：在人们看来，在热带地区居住的人们通常具有深肤色，但如果他们搬到了气候寒冷的地带，他们的肤色也将随之变浅。
：The of Race ， Saini著， Press（灯塔出版社）2019年5月
如今，“种族”这一概念所携带的诸多潜在涵义，是随着种族研究的开展而逐渐形成的。在维多利亚时期，分类学开始兴起，不少研究者开始尝试对事物进行划分与归类。瑞典生物学家卡尔·林奈
（Carl ）
创造了双名命名法，用于划分生物，“Homo ”（智人）即是这种命名规则的产物。
同时，林奈也是最早对人类进行“种族”划分的研究者之一，他将人类分为四类，分别为美洲、欧洲、亚洲、非洲，与之对应的是四种肤色：红色、白色、黄色、黑色。Saini在书中指出，林奈的这种分类方法实际上已经开始带有歧视的意味，在林奈看来，美洲土著不仅长着黑色直发和宽鼻子，同时也天生低人一等。
除了林奈之外，不少如今听来如雷贯耳的生物学家们，也曾发表过相当“政治不正确”的研究。比如，查尔斯·达尔文
（ ）
就曾经将人类从低到高划分出不同的等级，奴隶们位居底层，主人们则位于进化序列的更高层，他以这样的例子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奴隶的孩子在生气时常常会撅起嘴巴，因为他们和黑猩猩一样，更靠近“原始的状态”。
素有“达尔文的斗牛犬”之名的赫胥黎也曾坦言，人类不是生来就平等的。在关于黑奴解放的文章中，他如此写道：白人的脑容量更大，最高层次的文化必然不会是由那些黑家伙们所创造的。赫胥黎承认，解放黑奴在道义上不无可取之处，但生物学研究的结果表明，如果不同种族的人具有相同的权利，那将会产生“逻辑上的谬误”。
正如《经济学人》的科学类通讯作者Alok Jha指出，在20世纪初，众多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不约而同地认为，白人位于人类种族阶层的顶端，尽管这一观点并没有得到严谨的经验材料来作为支撑，但研究者们依然坚信这一观点。而这种毫无科学根据的白人至上主义，在二战时期达到了巅峰——纳粹们竭力证明雅利安种族的优越性，甚至以此为名发动战争，进行种族屠杀。
种族研究的结论多有致命缺陷
195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100名科学家、外交官、政界人士发表声明，试图终止“种族”这一概念的使用，并呼吁不要再开展以种族为对象的研究。这一声明的目的，不仅在于划清科学的边界，也是为了改变既有的文化氛围，抹消种族概念背后所存在的偏见。毕竟，那些以种族之名所犯下的累累恶果依然历历在目，而二战所留下的满目疮痍依然未能完全恢复重建。
但是，并非所有学者都认可联合国的声明。许多人认为，不同种族之间确乎存在着天然的区别。雷金纳德·盖茨
（ Gates）
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帜，堂而皇之地跨越了生物学的科学界限，此举无异于以政治迫害科学。盖茨承认，纳粹对待“种族”的方式无疑是错误的，一些关涉种族的政治行动也无可为之辩驳，但他们认为，长远地看，种族研究将会带来许多好处。
在当时的环境下，盖茨无法如过去那般开展种族研究，生物学的领域内已然没有了种族研究的立锥之地。于是，1960年，盖茨和其他几位生物学家一起创办了名为 的期刊。创刊的目的是，冲决政治正确的壁垒，让科学的客观理性再次烛照于种族研究。然而，正如Saini指出， 远没有创刊者所设想的那么中立。刊于上面的文章依然表现出明显的种族主义倾向，比如，一篇文章认为混血会招致恶果，并以埃及和巴西为例证（白人居多的巴西南部比混血盛行的沿海地带发展得更好）。
期刊封面
当然， 在科学界的存在感并不强，其影响因子的峰值也不过刚刚超过1，而如这样业界备受认可的刊物的影响因子则超过40。正如范·戴克
（Van Dijk）
在《精英话语与种族歧视》一书中指出，在大多数亚非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并取得了独立自主的地位之后，国际关系不再表现为帝国主义的征服模式，现今的国际关系声称自己基于民族平等的法规之上，主流的学术和媒体也不再公开倡导白人至上主义，对少数族群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表现，在政策上也大幅削减。
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传统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被完全净化剔除了。恰恰相反的是，它们依然留存于如今的意识形态和日常话语中。诚然，那些激进的种族主义行为表现，会遭到大多数精英的反对；特朗普的种族歧视言论，无疑已经成为了美国左翼精英们的完美靶子。但是，在很多时候，种族主义以更为巧妙的方式活跃于精英话语之中，而科学界则是这种“隐性种族主义”的盛行地。
《精英话语与种族歧视》 作者：[荷]范·戴克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1月
华裔学者蓝田，曾在上发表一篇关于基因与人脑容量变化之关联的文章。文章指出，某种特定的基因变体导致脑容量的增大，而这种基因变体在亚洲和欧洲更为常见。因此，欧洲人和亚洲人在认知上的发展要远远超过非洲人。蓝田研究的问题在于，即便这种基因变体在不同种族群体中出现的频率不一样，也无法证明这种基因变体会带来认知上的优势。
实际上，正如Saini指出，以蓝田为代表的这些种族研究，尽管打着科学理性的幌子，却往往在研究设计或逻辑演绎上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在某种意义上，这亦是学术界运行机制的问题。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大发现出现之后，主要的研究领地早已被瓜分完毕，研究者只能向更细分、更狭窄的领域继续挖掘探索，而为了让自己的研究获得更强的影响力，他们往往声称自己在特定领域中的小发现具有突破性意义。
曼彻斯特大学的生物学家马丁·尤伊尔
（ ）
指出，做实验的时候，研究者不得不对许多东西进行简化，为了寻找某个现象的发生机制，研究者常常将相关性简化为因果性，把与现象相关联的某个因素视作原因，即便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此外，许多种族研究常常会选择性地处理数据， 和 Lynn曾经发表研究，声称非洲人的平均智商只有70左右，而荷兰心理学家Jelte 在分析这一数据后指出，只有故意筛选数据，才有可能得出如此惊人的结果。
种族研究者以反政治正确为名开展研究
近年来，政治极化的趋势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族群差异上的立场分歧再次扩大升级。在美国，特朗普的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
（Make Great Again）
”被一些评论家讥讽为“让美国再次白起来
（Make White Again）
”，但与此同时，当特朗普以口无遮拦的姿态随意论及敏感的族群问题时，他又被人们视作对已被污名化的“政治正确”的挑战者。
一方面，正如，艾丽西亚·德哈克
（ ）
在A-Z of 中所言，政治正确对社会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它是人们所遵循的理念，它还是人们日常所践行的价值导向，政治正确使人们不再以歧视性的言词谈论少数族裔和妇女；但另一方面，政治正确却因其对自由的限制而时常招致批评，诸多在主流学术圈之外另立门户的种族研究者，正是以此来为自己的研究正名。
A-Z of 作者： 出版社： 1999年3月
《伦敦学生报》在2018年曾刊文指出， 的编辑 Lynn和 ，从2014年开始就在伦敦大学学院召开小型会议，只有收到邀请的人才能参加会议。这些群体试图反拨盛行于学术界中的政治正确，寻求更为多元化的政治倾向。而对Saini来说，即便抛弃政治正确的问题，不对种族研究进行价值预设上的评判，但种族研究依然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些研究开展的背后，常常有着某些不可告人的机构和种族主义者的暗中支持，正是在学术自由的旗帜之下，这些群体在不断形塑着既有的种族秩序，强化白人的优越地位。这所体现的是关涉科学本质的问题：科学从来不是天然客观的，相反，它一直受到环境与时间的制约，并与政治紧密挂钩。
约翰·罗尔斯曾对正义与善作出区分，正义是指社会应普遍遵循的公共价值，善则是指在服从正义的前提下，允许不同价值与观念的共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科学研究时常徘徊在正义与善的边界，其所指向的是一个值得省思的问题：是否以造福于人类的善之名义，就可以无视正义所代表的普遍理性？
参考资料
作者
：肖赫曦
编辑
：李永博；校对：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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