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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十周年:对付豆腐渣靠市场还是民主?

其中经济学者陈志武与薛兆丰,分别就防范豆腐渣工程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在这汶川地震10周年之际,我们重刊两位学者的文章,希望人们能更好地防范天灾人祸。愿逝者安息,生者坚强。

从汶川地震看中国为什么离不开民主

陈志武

2008年5月25日

汶川地震,数万个生命陨灭,令人痛彻心肺。这些天,全国各地很多自愿自发的救助,捐钱的捐钱、捐物的捐物、献血的献血,显示了人性善良的光辉,也让国人为自己同胞的自发行为骄傲。救灾行动中,特别突出的莫过于解放军战士,十五万人之多,冒着震损建筑随时倒塌、余震随时复现的危险,争分夺秒抢救生命,加速修复交通,他们的救援场景无不感人。

悲痛之余,震灾以及救援行动也暴露出众多问题,值得反思。尤其是,为什么学校楼房容易倒塌,而就在邻近的政府大楼却能不倒、甚至丝毫不受损?为什么到今天中国的救灾、救援队还基本是军队,涉及民生、涉及人命的职业救援队伍和救援装备还被忽视,以至于一有灾难,不管是水灾、雪灾还是地震,就只能调动不一定有专业训练的士兵?解放军战士的勇敢,令人敬仰,但是,如果正是由于军人必须服从指挥、因为他们勇敢,而不管有没有救灾的专业训练、专用设备,只要哪里有灾就把他们往那里调配,那么,这不仅违背他们作为军人的专业职能——士兵的训练以作战为主、不是为地震救灾,而且,对战士们不公平 —— 为什么跟其他社会成员比他们就必须要为各类救灾做出牺牲?对受灾的老百姓也不利,因为他们应该得到专业的救援支持,因为如果有更多专业救援支持,更多压在废墟下、临危的生命能尽早被救活。

学校楼房最容易倒塌、还是只能动用解放军救灾、灾民得不到专业的救援服务,说到底,这些都涉及国家财政是否民主的问题,涉及到老百姓和企业交的税、国有财产收入怎么花的问题。这么多年,许多人说,民主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抽象诉求,与老百姓的生活无关。但,从这次地震中我们看到,民主不仅不抽象,而且还具体到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生命,涉及到政府的财政开支和建设投资怎么花、往什么地方花的问题,是在政府大楼和形象工程上多花、还是在学校楼房上多花的问题;到最后,具体到地震发生时在学校上学的老百姓孩子是最安全、还是会最不安全的问题。

人们会说,“中国还不富裕,没有钱去强化学校楼房的安全,没有钱去培养专业救援队伍”。

但,实际的情况并不是国家没有钱,而是对政府预算没有实质监督的问题。2007年,国家预算内的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即使不包括预算外的国有土地、国有资产、国有企业收入,政府一年可以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

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 改革开放的成果由政府享受的最多,城市居民次之,农民分享的最少。这么多年里,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和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都远低于GDP的增速。国家有这么多收入并且收入增长这么快,为什么宁愿在政府办公楼和形象工程上花钱,而不是花在学校、职业救援队伍上呢?

除了收入外,在财富持有结构上,也是政府绝对垄断。根据国资委、土地资源部以及金融系统的数据,加上本人的估算,中国大约有115.6万亿元资产性财富(包括土地、资源、资产和金融财富),其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占24%),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的(76%)。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共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所以,不管从税收还是资产性收入,政府的钱比民间社会多。而国家有了这么多收入,是怎么花的呢?据财政部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

政府教育经费开支只占GDP的2.7%左右。而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约为7%,其中发达国家在9%,经济欠发达国家也达到4.1%。

不管按绝对数字,还是按相对水平,中国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与社会保障、教育投入、民生投入、灾难风险投入都应该更高。特别是按照当年国有化运动的初衷,国有制本应该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更好的民生保障、更安全的学校楼房。可是,实际看到的是,资产和土地国有了,税收也年年在高速增长,但得到最大好处的不是民生和老百姓学校,而是政府办公大楼,就像著名的安徽阜阳市 “白宫”办公大楼、河南焦作市委政府大楼、广西钦州市政府大楼,等等。

宪政民主所要保障的老百姓权利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具体化到我们生活和生存空间的方方面面,是老百姓和年轻学生的利益问题,是发生灾难时民间是否有权利自发救援生命、争分夺秒抢救生命的问题。如果没有对政府权力的民主监督和问责机制,政府就只会征税、只顾得到国有资产的收益,也会用这些经济实力压缩民间的活动空间,而不会用这些钱去事前预防地震、雪灾、水灾,不一定去投入资源组建、培训职业救援队。希望汶川地震中上万个学生的生命能够给整个社会足够的警醒,人人应该反思,为了今天和未来学生的生命安全,民主宪政是不能再回避了。

对付豆腐渣的正路是市场而不是民主

薛兆丰

2008年6月6日

陈志武教授文章《从汶川地震看中国为什么离不开民主》引发了朋友间的讨论。我来说几句,欢迎大家参与。

腐败当然促成了豆腐渣,但要明白,即使没有腐败,也仍然会有豆腐渣。这是因为,一般而言,只要是不在市场机制下完成的工程,就是不同程度的豆腐渣工程。市场是唯一保证每个人的行为的结果,最大程度地由且只由这个人自己承担的机制。有了这个机制,才能保证边际上的效率的改进。边际上没有效率,就是不同程度的豆腐渣。

当然了,从这个角度看来,事情办得太好,也就成了豆腐渣,那是因为花的钱过多了。老师图洛克(G. )举过一个例子,说美国国防部为军队的飞机采购了一种优质咖啡壶,这种咖啡壶能够抵御很强的冲击力,即使飞机爆炸,里面的咖啡也能完好无损。图洛克说,这种事情要是发生在私人机构,那个采购员在一个小时内就得去找新的工作。

人们遇到什么事情,都喜欢说“关键是要搞民主,建立互相监督的机制,谁搞得好就谁上,谁搞不好就谁下,大部分人的眼睛总是雪亮的,坚持互相监督,事情就能越办越好。”当然,很多人都这么说了。这就像很多人也说“不修身无以齐家,不齐家无以治天下”一样。但是,在我看来,这两句话都包含了很多逻辑漏洞,多得使整句话变得没什么意义。

东欧一些国家搞过所谓“民主所有制”。一家工厂里每个工人都是股东,什么事情都大家投票,那样的机制配得上所有美好的形容词,但运行的结果是运行不下去。至于为什么是这样,那得追溯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文献。而至于为什么民主监督对经济效率的促进不仅作用有限,而且甚至会阻碍经济效率的改进,那就得追溯到公共选择经济学的文献。

民主体制下当然可能会多拨一点钱给教育,但现在教育能拿到的钱其实并不少,都是数以千亿的。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花这些钱的体制。里面当然有这个那个人是贪官,这个几十万,那个几百万,但钱主要不是被赤裸裸地贪污挪用的,而是被名正言顺地耗掉的,而耗掉以后你甚至可能找不出一个罪人。钱从中央流出,流到乡镇一级就确实是很紧了,整个流程可以是完全符合规定的。我不是说其中没有腐败,而是说即使肃清了腐败,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是不解决问题。民主监督至少是不顶用的。

张五常教授早期文章曾描述过这样一幕:三个工人修补一堵墙上的一个洞。第一个人负责补洞,第二个人负责提桶,第三个人负责指着那个洞。朋友,他们三个可能都没偷懒,都没贪污,而他们转过身来,你可能发现三个都是德兰修女的化身。但在这种大环境下,她们也只能提倡“少花钱多办事”。人们千呼万唤的民主监督,其实就是再派三十个德兰修女来,审议和评定这他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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