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侠列传序》
游侠，是指重诺守信，言必信，轻生取义的人，即侠客、剑侠等。在文中，司马迁运用对比、衬托手法突出了布衣之侠高贵品质，对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亦表露强烈不满，揭示社会的黑暗与不平。反复咏叹以增加抒情性，而字里行间充满作者的爱憎态度。
古文观止第五卷第11篇
《游侠列传序》史记· 司马迁
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韩非《五蠹》中的名句，儒生以文辞扰乱法治，而侠者则凭借武力触犯禁令。那侠是什么呢？《五蠹》中说：儒和侠都是“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者，结合韩非子所处的时代，我们基本可以锁定一个特殊的人群——门客和死士。
除了咱们所熟知的战国四君子，各国国君和高层贵族普遍养士。昔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直到秦汉大一统，中央集权不断加强，门客才逐渐失去了生存的土壤。那司马迁所说的侠是韩非之侠吗？以韩非子代表的法家对儒和侠的态度是：二者皆讥。都持批判态度。但在现实社会中，二者的待遇却完全不同。
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这两种人都曾受到讥评，然而儒者还是多受到世人的称道。
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以至如以谋略权术来求取宰相、卿大夫等官职，辅佐当时的君主，这些成功的儒者功名俱著于春秋。功名被记录在史书中，他们的故事已经脍炙人口，不用我来多说了。还有另一种儒者。
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比如季次和原宪，二人出身闾巷，是市井百姓家庭，他们是怎样的呢？笃志好学，潜心读书，谨守独善其身的君子风范，坚守儒家道义，拒绝苟且媚俗、随波逐流。而世俗之人也讥笑他们的操守。
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所以他们两人一辈子住在简陋的茅棚中，连布衣、粗饭都不够用。厌，满足。不厌，就是供应不足，不够用。不是喜欢褐衣疏食。季次、原宪都属孔子七十二门徒，两人都不愿与波上下，从俗偷生。皆放弃出仕，而选择自食其力的清贫生活，他们都是儒之正统。
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虽然当时社会不理解他们，但他们去世四百余年来，他的弟子门徒一代代纪念、学习他们的精神。所以他们的故事也不需要我来赘述。今天我想说的则是韩非子所讥的另一类人——“侠”。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如今的游侠，他们的行为虽然不合乎法律上的大义，但他们言必信、行必果、谨守承诺，不顾个人安危，急人所难，救人脱困。
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在解救他人之后，却不夸耀自己的能力，羞于宣扬自己的德行，对于这样的人群，大概也有值得称赞的地方吧。
以上既是司马迁对侠的赞扬，也是司马迁对侠的定义。我说的侠虽然也“以武犯禁”，但和韩非子所说的门客、死士、刺客之流有本质的区别。门客主要为主君的政治、军事目的服务，而游侠们则不然，他们是为了践行自己那一套，既和正义相悖又和正义相符的价值观。这一点其实更倾向于墨家。“士损己而益所为。为身之所恶，以成人所急”的任侠精神。
鲁迅说：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咱们中国人心中所谓“侠之大者”的精神内核，大概正是来源于墨家的任侠，但墨家更多的是强调集体能力，希望培养出以“兼爱”“非攻”思想为纲领的先进武装力量，并以此达到政治目标。当整个社会内部趋于稳定时，墨家思想也逐渐走向消亡。或者说从显学走向了社会边缘，而其中一部分继承了墨家任侠思想的个人，则可能演变为司马迁所谓的游侠，开篇太史公先列举了两种儒，一种是儒之用，求取功名利禄。一种是儒之本，追求君子仁德。这里为游侠这个群体下定义之后，开始以前文所述的“儒”为参照物，去分析游侠存在的原因或者说意义。
【译】韩非子说：“儒者利用文献来扰乱国家的法度，而游侠使用暴力来违犯国家的禁令。”这两种人都曾受到讥评，然而儒者还是多受到世人的称道。至于那些用权术取得宰相、卿、大夫等高官的人，辅佐当世的君主，其功名都记载在史书上了，本来就不必多说什么。至于像季次、原宪二人，均为民间百姓，他们一心读书，具有独善其身、不随波逐流的君子节操，坚持正义，不与世俗苟合，而当时的人们也讥笑他们。所以季次、原宪终生都住在家徒四壁的蓬室之中，就连布衣粗食也得不到满足。他们逝世已有四百余年了，但他们的弟子却依然不断地纪念他们。现在的游侠，他们的行为虽然不合乎当时的国家法令，但他们说话一定守信用，办事求结果，答应人家的事一定兑现，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去解救别人的危难。做到了使危难的人获生，施暴的人丧命，却从来不夸耀自己的本领。以称道自己对他人的恩德为耻。为此，他们也有值得称颂的地方。
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蹻（jué）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chái）俗，与世浮沉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yāo）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缓急是偏义复词，重点在急。况且困顿危急是人们时时都会遇到的。
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先举了几个遭逢急难的例子，当年虞舜在井底和仓库顶上遭受窘迫，这是虞舜屡次为父母兄弟陷害的典故。伊尹是商朝的开国功臣，他曾背着锅和菜板当厨师。傅说是商朝武丁中兴的重臣，他曾藏身在傅岩这个地方筑城墙。吕尚就是姜子牙，他曾经在棘津这个地方困顿不堪，传说姜子牙五十岁卖食于棘津，七十岁屠牛于朝歌。管仲曾被囚禁，百里奚曾放牛为生，饭是喂的意思，不是吃牛肉。
孔子在匡受到生命威胁，当时鲁国季氏有一个炙手可热的权臣叫阳货，这家伙是孔子的老冤家。他曾经在匡地作恶，孔子周游列国路过这里，匡人误认孔子为阳货，就围困孔子的车队要抓他报仇。这是第一件事。
后来孔子在陈、蔡之间又被人围困，直至断粮，孔子饿的面黄肌瘦，这是第二件事。太史公举这些例子想说明什么呢？
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这些都是儒者推崇的有道仁人，他们既具儒之本，又得儒之用，这样的人尚且要遭受如此苦难。何况是生活在乱世中的普通人呢？他们遇到的苦难又怎么能够说得完啊！中材，中等才能的人，泛指普通人。乱世之末流，是太史公对现实社会的评价。乱世中最混乱的时代，当时由最高统治阶层造成的政治灾祸，连有道仁人都无法避免。当儒和法都无法拯救世人中的大多数，也就是居于底层的中材时，社会的希望在哪里呢？到这里，太史公没有急于给出答案，转而讨论“仁义道德”的本质。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老百姓有句俗话说：所谓仁义道德，不过是既得利益者的说辞罢了。这句话很犀利，像尖刀一样，剖开普世价值光鲜的外壳，露出了里面赤裸裸的本质。即使在当代，社会的风向也不过掌握在具有话语权的少数人手里，如何在信息茧房中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是我们每个中材都要面对的困境。太史公进一步解释论证，仁义的解释权归属于既得利益者。
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所以虽然伯夷以武王父未葬而兴刀兵，为人臣而伐国君的不孝不仁为可耻，最终饿死在首阳山中。但周文王、周武王的王者声誉并没有因此而受到贬损。
跖蹻（jué）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盗跖、庄蹻残暴乖戾，但他们的党徒却都称颂他们的义气。
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由此看来，庄子所说：偷盗衣带钩的人要被杀头，窃取国家权柄的人却被封侯，只有在王侯门内，才有仁义的存在。这句话说的并非虚妄。所以，周篡商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符合儒家所说的仁义，但周武王作为“窃国者”，那他就是仁义之君。而盗跖、庄蹻这样的大盗或者说农民抵抗组织首领，也具有被人称赞的道义，但他们作为窃钩者，必然被钉在不仁不义的耻辱柱上，历史不过是成王败寇而已，仁义道德不过是统治者愚弄、利用人民的工具而已。
到这里，我们已经切身感受到了太史公对社会的极度愤怒，而他用文字宣泄出来的情绪是绝对为当世统治者所不容的。所以《史记》能够流传下来非常不容易。当然，其中必然会有删改，存留下来的内容已经如此激烈，那我们可以想象被删改的内容中会有多少惊骇的言论。可以想见，太史公做《史记》也一定是怀着“不爱其躯”虽死而已的游侠精神的。
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chái）俗，与世浮沉而取荣名哉!现在拘泥于教条或者死守狭隘道义的儒者，长期被世俗孤立，这怎么能比得上降低论调，迎合世俗，同流合污以取得名誉和声望的人呢？庙堂之上不过是随其流而扬起波，社会怎么能够清明呢？但是，民间自有星火。
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然而出身民间的游侠，看重获取和付出的原则，重视承诺，他们的义气被人传诵千里，为自己坚守的道义赴死，不顾世俗的看法。这也是他们的长处，不是苟且就能做到的。
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所以当士人在困顿窘迫之时，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委托给这些布衣之徒，他们难道不正是人们所说的贤者、豪侠和杰出者吗？这里的间指间气，是古天文名词。天上有五帝座，生成正气，其他星象则生成间气，感应五帝正气而生者为人间帝王，感应星官间气而生者为天下豪杰。所谓“萧何应昴”“李白长庚”的典故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间者便是指代世间的杰出人物。
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诚然，如果把民间所谓的游侠和季次、原宪等儒者去比较影响力及对社会做出的贡献，那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要（yāo）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从功效的显著和言语的信用来看，又怎么能够看轻侠客的道义呢？
这段比较有意思，先对比了两种儒，说明社会晦暗，仁德不显，引出布衣之侠在这种大背景下亦有所长，接着又直接对比儒和侠对社会的功用。
《庄子》中有一则故事：车辙的泥浆里有一条鱼快要干死了，这条鱼向路过的庄子求救，庄子说：要救你是可以的，等我南下游说吴越之王，引来西江之水救你。鱼说：大哥，我马上就干死了，你给我一斗水我就能活下去。哪用得到西江之水呢。按你的办法来，等你回来我就变成鱼干了。
这则寓言用在这里很贴切，两种儒都能改造社会，一种是求取功名后自上而下进行改革，另一种是独善其身，潜移默化影响身边的人。但对于现在的社会来说，这两种途径就像庄子“南游吴越之王”去“激西江之水”一样，听起来很美好，但却无法及时提供涸辙之鱼所需的斗升之水。此时，“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游侠，他们做不了暖阳皎月照亮天下，但他们却积极深入社会最底层，去声张“设取予、然诺，为死不顾世”的道义，也能为暗夜带来点点星光。当然，墨子也说“义，利也”，义的最终形态也不过是利益，但游侠的义是以急他人之难为表现形式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作为公义之补充的。
【译】况且急事是人们经常会遇到的。太史公说：“从前虞舜曾被困于井底粮仓，伊尹曾背着鼎锅和砧板当过厨师，傅说也曾隐没在傅险筑墙，吕尚也曾受困于棘津，管仲亦曾遭到囚禁，百里奚曾经喂过牛，孔子曾在匡地受惊吓，并遭到陈、蔡两国发兵围困而饿得面带菜色。这些人均为儒者所说的有道德的仁人，还遭到如此的灾难，何况那些仅有中等才能而处在乱世末期的人呢?他们所遭受的灾祸又如何能说得完呢!
乡下的人有这样的话：“谁知道什么仁义不仁义，凡是给我好处的人，便是有道德的人。”因此，伯夷认为侍奉周朝是可耻的，终于饿死在首阳山，但周文王、周武王的声誉，并没有因此而降低；盗跖、庄蹻残暴无忌，他们的党徒却没完没了地称颂他们的义气。由此看来，庄子所说的：“偷衣钩的人要杀头，窃国的人却做了王侯；王侯的门庭之内，总有仁义存在。”此话一点不假。如今拘泥于教条的那些学者，死抱着那一点点仁义，长久地在世上孤立，还不如降低论调，接近世俗，与世俗共浮沉去猎取功名呢!那些平民出身的游侠，很重视获取和给予的原则，并且恪守诺言，义气传颂千里，为义而死，不顾世人的议论。这正是他们的长处，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做到的。所以有些士人，到了穷困窘迫时，就把自己的命运委托给游侠，这些游侠难道不是人们所说的贤人、豪杰、特殊人物吗?如果把乡间的游侠与季次、原宪等比较地位、衡量能力，看他们对当时社会的贡献，那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总之，从办事到见功效，说话守信用来看，游侠的义气又怎么能缺少呢!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豪暴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古代出身民间的游侠，我没有听说过。
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近代的延陵季子，也就是季札，还有所谓的战国四公子等人。这些虽为贵族，但都具备前文所述侠者的品德。可以说是庙堂之侠，但他们不过是因为本身是王者的亲属，又凭借富厚的封地和官位，以此来招揽天下的贤才，得以在诸侯间显露名声。不能说他们不是贤者。但是他们的名实是否相符，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因为他们不过是站在了时代的风口上。
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就像顺风呼喊，声音没有增强，但凭借风势激荡就能传到更远的地方。这里太史公将四公子等“养私剑”者论为侠，那么“以私剑养”者就不能称之为侠了，自然也就和韩非所说的侠分开了。
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说到民间的游侠，他们修养德行，磨砺气节，名声显扬于天下，没有人不称赞他们。能以平民之身做到这点，可要比庙堂之侠更难。又出来一个闾巷之侠，太史公把侠也分为了两种，正好和前文提出的两种儒相对应。恰恰两种侠和两种儒也各自有很多共同点，那儒侠之间的界限也就变得模糊了，所以后世章太炎有了“世有大儒，固举侠士而并包之”的“儒侠”思想。前文提到了游侠和墨家任侠思想相契合，但诡谲之处在于：儒家和墨家对游侠都持排斥态度。
然儒、墨皆排摈不载。然而儒家和墨家对游侠都持斥态度，不将他们记载在典籍中。
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先秦时期平民游侠的事迹都埋没不见了。这里间接表达了专诸、豫让之流只能算刺客，不算做侠。我感到非常的遗憾。
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我听说过的游侠，汉朝兴起以来有这几位。
虽时扞当世之文罔。尽管他们时常触犯当世的法律法规，看过《酷吏列传》的就会发现知名的酷吏都有一条功绩，就是“锄豪强”，太史公对游侠的认知还是全面的，并非全盘接受，而是指出他们的行为和社会传统、法律秩序是相悖的。这大概也是他们为儒、墨所抵触的原因之一。但也没有全盘否定。
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然而他们的个人义气、廉洁、谦让的品德，也是有为人称道之处的。
名不虚立，士不虚附。名声没有凭空建立的，士人也不会无缘无故的去依附他们。但有一点，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至于挟帮结派，勾结宗族。依仗财富欺凌孤苦贫困之人，放纵自己只贪图私欲得逞。这种人当代也有很多。他们的行径可不是游侠所为，而是被游侠所不耻的。这里又将游侠和与权力勾结的地方豪强划清了界限，但世人往往又将这种社会痈疽和游侠混为一谈。
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豪暴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我又悲悯于世人不理解游侠之精神，而误解朱家、郭解等游侠，将他们与暴徒、豪强同等视之并一概加以耻笑。
前面太史公刚说了“余甚恨之”，接着在这里又“余悲其意”，这种强烈的感情，令人回味。“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孔子如月，太史公则欲做萤火，他迎着政治迫害，以不全之躯做史记，将很仁人志士的事迹从为历史所湮没的窘境中，解救出来，使之流传千古。这不也正是他所说的游侠之所为吗？
【译】古代民间的游侠，已经不得而知了。近代的延陵季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等人，都因为是国君的亲属，凭借着卿相的地位以及封地的丰厚财产，招揽天下贤能之士，在诸侯中名声显赫，这不能说不是贤能的人。这就如同顺风呼喊，声音本身并没有加快，是风势激荡罢了。至于像乡里的游侠，修养品德，砥砺名节，扬名天下，没有人不称赞他们的贤能，这才是很难的啊!然而，儒家、墨家都排斥游侠，不记载他们的事迹。秦朝以前，民间的游侠，均被埋没而不见于史籍，我非常遗憾。据我所知，汉朝建国以来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等人，尽管时常触犯当时的法网，然而他们个人的品德廉洁谦让，有值得称赞的地方。他们的名不是虚传，士人也不是凭空依附他们。至于那些结党营私的人和豪强互相狼狈为奸，依仗钱财，奴役穷人，依仗势力侵害欺凌那些势孤力弱的人，纵情取乐，游侠们也是颇为憎恨他们的。我感到痛心的是世俗不了解游侠的心意，却随便将朱家、郭解等人与那些豪强横暴之徒混为一谈，并加以讥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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