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说：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其实不仅仅指两国的地理距离相近，其中也有着两国历史、文化甚至社会整体要素联系都相对密切的含义。也就是说，尽管中日两国在历史上恩怨不断，现实的关系也错综复杂，但长期以来两国关系都堪称密切。正因为如此，在两国密切的相互交往中如何认识看待对方就成了彼此必不可少且合乎逻辑的一种需要。
我们这里将要描述和论述的所谓日本人的中国观，其实就是日本人认识和看待中国的一种态度或者观念。当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日两国的交往也并非总是一成不变，即也会有起起伏伏，有时相对密切有时又相对疏离，或者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国际环境的不同以及两国实力对比差异，日本人的中国观也会有所不同。或者，即使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具体到每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也肯定会因人而异，从而表现出形形色色的中国观。不过，我们在这里描述和论述的所谓日本人的中国观只能是某一历史时期日本主流社会舆论或大部分人对中国的主要看法。
在历史上，中国对日本的影响不言而喻，在这一点上绝大部分的日本人也不能不承认。尤其在古代日本列岛上的人们逐渐形成日本民族乃至国家的过程中，来自中国大陆上的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即中国对日本从经济、文化、技术到政治制度乃至社会构成了全面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广义上的中国文化塑造了最初的日本。当然，日本反过来也曾经对中国有所影响，尤其是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影响更为巨大和直接。然而，在历史上不论是中国对日本的影响，还是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对塑造和形成日本人的中国观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过，我们这里重点描述和论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人的中国观，或者说是当代日本人的中国观，当然历史因素在其中仍然也会多多少少发挥一些作用。
近代以后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中日关系，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对抗甚至战争的状态，日本作为一个新兴崛起的列强国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亚洲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侵略扩张。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人基本持有一种居高临下蔑视中国的观念，即认为中国已经变得愚昧和落后，因此需要通过日本来改造中国。当然，日本在中国问题上的狂妄不但导致了同中国之间的战争，甚至因野心膨胀想要独占中国的企图导致了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争，最终走向战败。战后，中日关系终于迎来了近代以来的一个新时期，即有可能改变近代以来两国关系的不平等甚至敌对状态去建立一种平等相待的新型关系。但是遗憾的是，战败的日本被美国占领，中国爆发了国共内战，东西方之间的冷战更是将世界再次割裂为两个部分。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重新独立进入国际社会，中国内战也已尘埃落定。于是，中日两国才重新恢复接触，此时的日本人也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并有了自己的中国观。当然，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也同样因受到不同时期国际形势以及双方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而有所变化。大体说来，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时期或三个阶段。
第一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70年代中期 ——亲近感、神秘感、赎罪感和崇拜感交织
1951年9月，美国纠集一些国家在旧金山召开对日和会，结果签订了《旧金山和约》，据此日本获得独立并在第二年4月该和约生效后重新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进入国际社会。而在此之前不久，中国内战结束，政权更迭，形成台海两岸政治对峙的局面。在美国的压力之下，面对一个发生分裂的中国，处于冷战状态下并已成为美国盟国的日本最终选择了台湾，从而失去了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机会，致使两国官方关系长期处于相互隔绝甚至敌对的状态。不过，这一几乎隔绝的状态并不能阻挡日本人形成对中国的看法，尤其随着中日两国民间外交的展开，两国的民间交流关系得以恢复和开展，特别是日本众多民间人士冲破日本政府的层层阻力，参观访问中国，并将所听到、看到的新中国形象带回日本，对日本社会中国观的形成起到了主要作用。当时，所谓日本人的中国观也主要是指以日本主流知识界为主形成的一种主要看法，而并非指当时日本政府的对华观念和政策。
经过美国占领并改造之后的日本，在外交上倒向了美国并选择了西方阵营，因此中日两国在政治上处于对立状态，但是在经过美国改造之后，日本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体制被打破，日本社会基本上建立起了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在这种体制之下，日本社会逐渐打破了战前那种舆论上下统一的局面，出现了舆论的多元化，日本政府也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政治需要完全管控社会舆论，而当时主要影响社会舆论的教育界和新闻界却基本上由当时属于左翼的知识分子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尽管中日两国不存在官方关系或者说两国官方关系处于敌对状态，但是中日两国的民间关系不但存在而且比较友好，日本社会也主要是通过这些来往于中国的日本左翼知识分子或日本的在野党来了解中国并形成对中国的看法。
正如前述，日本人本来就对中国文化有一种亲近感，日本战败带来的自卑感在一定程度上更加重了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这种亲近感，尤其是战争结束后中国对日本的宽宏大量更彰显了文化大国的胸襟，使日本人对中国增加了好感。此外，虽然存在所谓民间外交，但毕竟不是官方关系，因此交往的规模并不大，能够实际接触和了解对方国家的人也并不多。然而，正是因为这种规模不大的有限交流，导致了日本人对中国社会的神秘感，而且即使有机会来中国参观访问的日本人所看到的也基本是一些完全积极正面的东西，再经这些人之口或其他方式将他们对中国的印象传达给日本社会，当时的大部分日本国民受到这种影响，对中国增加了一些神秘的好感。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战败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促使日本社会出现一种对中国的赎罪感，日本自近代明治维新改革变得强大起来之后，多次对中国进行侵略，给中国国民带来巨大灾难，也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是在日本战败之后中国却表现得十分宽容，并没有严厉地惩罚日本，尤其是并没有在物质上剥夺日本，这一点也让一些日本人感到在道义上对中国有所亏欠，从而也转化成了对中国的好感，或者说想要尽可能地通过为中国做点事来减少负罪感。
此外，这段时期日本社会的中国观，其实是当时日本主流知识分子在同近代以来日本社会的比较以及对近代历史的批判中形成的。由于战败，日本主流知识分子开始对导致日本走向战争的整个近代历史重新认识，这其中自然会涉及到如何看待和对待中国的问题。其中一些人认为，日本的近代化是失败的，而中国虽然走了弯路，但战后的中国却真正走在迈向现代化的成功道路上了。因为近代以来日本进行的社会改革并非自下而上的，而是以天皇制为中心的高度集权体制下所进行的近代化，虽然使日本短时间内完成改革并变得强大，但是却很快走上了一条帝国主义的道路，最终导致日本走向彻底失败。而中国通过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逐步完成统一并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发展历程，虽然中国的近代化过程经历了比日本更长的时间，但是却是一种正常的发展路径，会引导中国建成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因此日本应该向中国学习。
而且，从战后中国与日本两国的比较中，日本的知识界也看到了中国的优越性，中国不但摆脱了过去那种贫弱和分裂的局面，成为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内部不断开展的一些建设运动也吸引了日本人的目光，比如超英赶美、大跃进等。而且，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很多日本友人访问中国回国后，都广泛宣传在中国的见闻，向日本社会传递了一个全新的中国形象。而日本却仍然处于美军占领之下，两相对照，使得不少日本人有一种丧失民族自尊的感觉，甚至对中国产生了一种崇拜感。
第二个时期：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 ——同情感占主流，中日出现“蜜月期”
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联合国席位的恢复，以及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中日关系也迎来了巨大变化，即1972年9月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并先后签订了贸易、海运、航运、渔业等协定以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官方关系的建立，使得中日两国的交流频次和交流规模都大幅度扩展，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到中国参观访问，可以实际体验和了解中国，同时日本人的中国观也从这时开始发生一些悄然的变化。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日本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而那时的中国经济还相对比较落后，因此，在两国实际大规模交往的同时，日本人也发现了中国与日本巨大的经济差距，而且此时日本的知识界也随着日本社会财富的增加开始放弃左倾而变得相对保守，于是日本知识分子在两国的比较中逐渐改变了过去对中国赞赏甚至崇拜的看法，开始肯定日本战后的社会变革，认为日本的现代化至少在经济领域是成功的，而中国不但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而且社会也贫穷落后。因此，中国不再是值得日本崇拜的国家，反倒是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习。当然，对中国的失望并没有导致两国关系出现问题，反而这种失望很快转变成了对中国的同情，即希望帮助中国经济走出困境以及希望中国社会也能够变得富裕稳定。
尤其从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社会的开放，引发两国国民更大规模的交往，不但有更多的日本人来到中国工作、学习和旅游，也有更多中国人开始去日本工作和学习，两国国民都有了更多机会通过直接接触了解对方。日本政府也开始向中国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以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并派出众多专家帮助中国的经济建设。当然，中国市场也向日本开放，两国经济高度互补。同时，中日两国政治安全关系良好，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基本上具有共同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社会出现了一股所谓“中国热”，各种民间文化交流频繁，双方结成了众多友好姊妹城市，甚至有人称呼80年代是中日关系的“蜜月期”。当然，在80年代，两国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些摩擦，比如“历史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等，不过这些事件的出现主要是影响了中国人的日本观，即在对日友好的同时也开始对日有所警惕，但这些事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大部分日本人的中国观。
也就是说，随着两国各种层次交往的增多，日本人对中国的神秘感消失，过去的部分崇拜感几乎不存在，但是过去的文化亲近感和赎罪感仍然存在，这几种复杂情感综合起来，表现出来更多是对中国的一种同情感，即愿意尽可能帮助中国成为一个文明富裕的国家。
第三个时期：90年代中期至今 ——亲近感渐失，威胁感上升
20世纪90年代初，战后长期存在的东西方冷战结束，国际环境发生变化，东亚的国际关系格局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中日关系亦然。不过，在90年代初期，中日关系的惯性仍然存在，所以即使国际环境以及两国国内政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中日关系仍然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友好稳定，甚至在1992年两国关系还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高潮，即中国领导人访问日本，日本天皇也在历史上第一次访问中国，当时日本人的中国观还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然而，大约从9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的中国观开始发生巨大变化。从表面来上看，是一些具体的事件导致了这一变化，比如90年代中期中国的核试验、台海危机以及两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摩擦等。但如果从深层次的背景来看，主要是中日关系从90年代中期开始发生了一些结构性变化，使得日本国内舆论从过去对中国的同情赞赏正面评价为主转向以担忧甚至厌恶的报道为主。
所谓结构性变化，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中日两国在彼此关系的基本格局与基本目标方面出现一些相互不信任但又难以在短期内解决的矛盾。这些矛盾主要体现在安全困境、实力对比、国家发展战略及国民感情几个方面。
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直至90年代冷战结束，中日有着大致相同或相近的安全利益，但是随着冷战结束双方共同安全威胁消除，出现了中日彼此一定程度上的所谓“安全困境”，即双方都将对方视为冷战后的安全威胁，尤其日本将中国军力的适度增长视为威胁，“中国威胁论”就最早出现在日本。东海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划界、钓鱼岛争端，都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安全困境”。
与此同时，也是从90年代中期起，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而日本经济却长期处于相对萧条状态，尤其进入21世纪之后，中日经济差距迅速缩小，并且在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近代以来两国经济总量第一次发生逆转，即中国综合实力正在全面超越日本。这一变化对日本社会及日本人的心理造成了巨大冲击，过去对中国的优越感渐渐消失，当然同情感也随之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迫在眉睫的压力和心理失衡或恐惧感。
除去两国关系中的问题之外，这一时期中日两国的国内问题也导致了日本人中国观的变化。90年代之后，日本国内政治出现了右倾化和保守化的趋势，过去在日本社会对保守势力起牵制作用的左翼政治势力几乎不再存在，而日本左翼势力一般而言也是对华比较友好的力量，而且随着这一趋势的出现，日本国内出现了众多中国越来越不能接受的政治现象，比如修改和平宪法、否认或美化侵略战争历史、增强和扩大独立防卫力量等，因此也引起了中国对日本的各种批判。而从日本的角度来看，不但对中国的指责越来越反感，不再愿意在历史等问题上向中国道歉，反而对中国的发展变化及一些国内的现象也感到不满甚至反感，比如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对日情绪，以及环境污染、贪污腐败、贫富差距、食品和药品安全等。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进入日本社会生活，在日华人犯罪问题也常常成为日本媒体关注和报道的一个焦点，无形之中加剧了日本人对中国的负面观感，甚至有些人对中国开始有了厌恶感。
正是在这一系列矛盾的背景之下，两国国民的感情也急剧下降。大约从90年代后半期起，双方社会屡次的舆论调查都显示，彼此对对方的好感度都在两成以下，尤其日本方面的调查，对华好感度长期以来一直在低位徘徊。在此期间，中国社会爆发过几次涉日游行，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社会的反华厌华情绪。而且，在目前这种信息相对公开和民众参与度越来越高的社会氛围中，国民感情对外交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中日围绕钓鱼岛等多次矛盾冲突中，国民感情的恶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双方政府关系的改善。
总之，20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中日各自国内的一些变化，尤其是中日实力对比的变化，导致了彼此之间看法的变化。日本人的中国观除去仍然还残存着一些对中国文化的亲近感之外，更多的是一些威胁感和恐惧感，甚至还有部分厌恶感 。
当然，目前中日关系正处于新一轮的改善过程中，至少两国政府在有意识地推动两国关系的改善，双方也确实存在一些共同利益，尤其在经济文化领域共同利益更为广泛。而且，同样作为东亚大国的中日两国，除去双边关系之外，对整个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也具有责任。因此，只要两国能够携手合作，寻找更多的共同利益，承担更多的共同责任，两国国民的彼此观感也会改善，日本人同中国也有希望变得更加亲近。
梁云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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