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所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一书，比较深入地挖掘和梳理了达尔文主义如何在美国的社会土壤中落地生根，发展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保守主义相拥抱，从而进一步筑牢保守民粹主义的基石。
正如霍夫施塔特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在美国常常混淆不清，双方都从未建立清晰的传统，甚至混淆不清。
被认为信奉保守主义的美国人，在多数情况下注重个人财产、不那么重视民主事业的一派（共和党），但在经济和社会上却是大胆的革新者和勇敢的推广者。保守主义者很多情况下以冷酷的阳光看待人类的苦难，教条地相信苦难总有必然原因，无需也不必要以他人/政府帮助的方式来使得受困者脱困，但是这些人确实也有不少是那种热衷帮助邻里，为人严格履行各种义务、责任的积极公民。
而自由或进步的那一派（民主党），一直到罗斯福新政时代才比较完整地接纳了社会和经济上的创新和实验。他们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其实也有相当程度的接纳。他们确实更加热衷于参与公益慈善，以及在全球各地推广美式民主，却对于这种强行嫁接造成的灾难抱持着与保守主义者类似的心态。
《社会达尔文主义》书中讲述了达尔文的学说进入美国的时代背景。美国接受达尔文主义有着先天的某种优势，也就是美国的世俗文化背景。19世纪中期的美国科学界，也要比欧洲科学界更快地接受了物竞天择的思想。在19世纪70年代初，物种演变和自然选择已经成为了美国博物学家的主流观点。
接下来，就是赫伯特·斯宾塞的思想对于美国的影响。斯宾塞的思想在清末民初也曾对中国的救亡精英产生过深刻影响。斯宾塞将物理和生物学在19世纪的最新发现纳入到一个逻辑自洽的体系中，也就是生物进化、物竞天择可以完全适用于社会领域，并因此编制出相应的伦理与政治原则。按照书作者的观点，斯宾塞将生物学法则的社会化应用，使得自由放任主义获得了现代版的伦理基石。
斯宾塞的思想传入美国的过程，恰逢南北战争后美国快速的工业化、技术革命进程。书中指出，美国这个国度不相信失败的存在，成了达尔文主义“生存斗争”、“适者生存”等原则的讽刺画像。《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本书随即介绍了19世纪的耶鲁大学学者威廉·萨姆纳将新教伦理观、古典经济学、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合三为一的“贡献”，指出萨姆纳很好地调和了新教伦理与强盗资本主义的统一，“新教眼中勤劳、节制、节俭的理想之人是在生存斗争中的‘强者’或‘最适者’”。
当白芝浩的《物理与政治》一书推出，就打破了斯宾塞在社会达尔文主义领域的垄断地位。如《社会达尔文主义》书中所谈到的那样，白芝浩甚至还从进化民族学家的作品中截取了部分素材，从而论证了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与文明优越性之间的关联。
自然，在19世纪晚期的美国，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泛滥也形成了反击力量。除了有关学者提出强有力的驳斥以外，美国的神职人员其实也意识到了强盗资本主义、自由放任主义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辩护之下发展到何其肮脏和糟糕的地步。这巧妙地促成了部分神职人员，甚至是并不赞成社会主义的人员开始倾向于加强城市领域的政府监管、社会福利和民众自助。
19世纪末，美国最终跨出了跃升为帝国主义的关键一步：对西班牙宣战，但随即将西班牙的殖民地古巴和菲律宾纳入自己控制。美国还参与了对中国义和团运动的镇压，并残酷血洗了菲律宾的反殖民起义。书中指出，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无疑被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是自己主张理论的最好诠释，而美国建国以来对于黑人和印第安人的盘剥、屠戮和镇压经由这样的理论都能得到自圆其说的优越性论证。
《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本书指出，盎格鲁-撒克逊主义，因而成为帝国时代美国种族主义的核心元素。这一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想，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起到相互支持的作用。美国的理论家和好战分子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纪之交大胆地喊出了美国人口已经挤满土地，这个国度需要对外扩张来获取生存空间的口号。
所评图书：
书名：《社会达尔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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