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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缝中生存的中国城管

很久以前看到一个数据,说是巴以冲突连续几年贡献了30%的国际新闻。而现今之中国,城管加上贪官所贡献的国内新闻量,肯定是要超过当年巴靳斯坦和以色列的争端在国际新闻上所占的比重了。

我跟绝大多数国人一样,痛恨城管的暴力执法,为合肥市天鹅湖畔被城管“打错了”的公务员一家八口感到愤慨;也为长沙那个想保住户外广告牌的酒店女老板对城管进行性贿赂感到惋惜;更对浙江苍南先打人后被打、先是施暴者后被别人施暴的“临时工”城管,在情绪上纠结难当。

我能理解“给我三千城管,还你世界和平”里的黑色幽默,却对网络上请愿口号似的“支持取缔城管”不敢苟同。

我家所在的楼是临街的,刚搬进来的时候正逢夏天,一到晚上,路边就支起了无数烧烤摊儿,烟熏火燎人声噪杂不说,但大半夜的一堆人吆三喝四地行着酒令,走肾了就跑到我们楼下一边哗哗哗一边大声说着脏话,这谁受得了?几个邻居核计要着解决这件事情,那么该找谁呢?按理说,工商、环保、食口药品监督管理局、街道办事处、物业公司,都有理由来帮着解决这事情。但结果呢,街道办事处去了,烧烤摊主们根本不鸟。托人问了工商局的,工商局的人说,我们一般都是去吊销营业执照的,但他们恐怕没有这玩意儿吧?也去咨询了环保局的,环保局的说,不符合城市卫生的市容标准的,我们根本就不会发营业执照给他们,过不了审批的……过了一两个月,发现不光是晚上了,到了白天,这里也自发形成了一个自由市场,来往的汽车走都走不动,喇叭揿得山响。结果就是,晚上吵,白天也吵,一整天乱糟糟闹哄哄的,气得我直到现在,也决不在外面吃小摊上的羊肉串。后来是谁解决了这个事情呢?是城管。

中国近十年来,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城市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这对于城市的社会管理提出了更多的需求,但传统的行政体制是没办法满足这些需求的。因为工商、卫生、警察等体系内,各自的专门化需求都在增多,资源都处在供不应求的状况。城市管理问题看似跟哪个部门都有关系、实际上哪个部门都顾不上,本身又错综复杂、不断增多,所以几乎啥事都要管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硬着头皮摆出个万能钥匙的姿态就走马上任了——拆临拆违、渣土泼洒、占道经营、违规占道、违章户外广告、公园管理、噪音管理,各种鸡毛蒜皮,各种家长里短。大概全中国所有城市里80%的脏乱差问题,都是由城管系统在负责治理的,有无成效,大家自有感受。

我们的城市和我们的社会,一直在以高铁速度奔跑。这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急躁浮躁,绝大多数人的感受是被忽略了,以至于社会曾有过“中国,请你慢一些”的共鸣式喟叹。在这个全力奔跑的过程中,城管其实是充当了替补燃料甚至是润滑油的角色。若真是断然取缔了城管,那我们的生活会更显混乱,必然会有严重的事情发生,也必然会被新闻媒体渲染成另一种危机。

当然,暴力执法是不对的,必须受到严厉追究与严惩。这本来是人民内部矛盾,搞成大打出手,实在是我们法制社会的一个悲哀。可是,我们社会现在所遭遇的离奇悲惨的事情还少吗?本来是需要相互关爱的患者与医生,现在也变得吓人了;本来是要传道授业的教师,居然有性侵十几位小学生的;本来是要为民作主的官员,居然一窝蜂地贪污腐败养情人……行业或岗位都是组成这个社会的经线与纬线,缺一不可,而每个行业都有令人悲愤的奇葩极品,也都有催人泪下的暖心事例。既然我们不能一刀切地说取缔医生、教师,那也不要轻易地说出“取缔城管”。

我认识一个很年轻的城管,是吉林人,今年20岁,家境普通,中专毕业后没啥好的事情做,就托人跑到北京来当了个城管。我曾看见他细声细气地对那个推着车卖菠萝的大爷说:占用道路是违法的,你看这路都快被堵上了……看人家听而不闻,他自个儿在旁边点了烟站着,挺郁闷的样子,估计是害怕回去被领导批。我凑上去搭讪,聊了一小会儿。他说他这活儿挺难干的,他觉得自己干不了。他说女朋友刚分手,因为她的大屏手机屏幕摔坏了,他却没钱给换个新的。他还说,女朋友临走前说:别干城管这一行了,招人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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