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常常中午起床，第一件事是拿起智能手机或者打开电脑，然后匆忙地洗漱、翻检家中冰箱剩下的食物，紧接着开始一天的网上闲逛，聊天、刷剧、玩游戏，一直到半夜，日复一日。
为什么我们想躺平？
文/波波夫
来源/《倦怠》波波夫著
一、“窃·格瓦拉”：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的背后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早上一睁眼，想起接下来又是“住所—单位两点一线”的一天，“起床气”就莫名地升腾而起，但你又不得不拖着沉重的肉身，重复着惯性的动作，过着和昨天差不多的又一天。
但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对工作极为看轻，工作只是为了最低限度地生活，而非人生的重心所在。
2020年4月的一天，人称“窃·格瓦拉”的周某刑满释放，监狱铁窗之外，迎接他的是传言中的网红经纪公司开出的价值数百万合同，以及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和网络流量的狂欢。
广西南宁电视台在五年前播出的一则社会新闻，彻底改变了这个青年的命运，当时他因偷窃电瓶车被抓获。大部分盗贼面对镜头都会忏悔，而周某，尽管一只手还被铐在铁窗上，但他依然表情自若地对着记者侃侃而谈。
对于看守所，常人避之不及，而他觉得，“在看守所里面的感觉比家里面好多了”。在老家，他没有朋友，没有可以说话的人；在看守所，扑面而来的是形形色色的人生，以及他从前闻所未闻的说话方式，最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迟到的构建朋友圈的机会。
从2001年起，周某自称在南宁偷了不下一千辆车，在看守所已经是“三进三出”。这段新闻拍摄的是他最近一次入狱。
2015年8月14日，他跟团伙在南宁兴宁区偷走5辆电动车。经过鉴定被盗电动车总价值10652元。加上因为和车主打了一架，由此偷盗变抢劫性质。后被法院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4年零6个月，执行日期为2015年10月19日至2020年4月18日。
作为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惯犯，周某下手之前也有一套明确的标准，“低于一千块的车都不要”。这显然不是“盗亦有道”的21世纪版本，但经过电视语言的呈现和转化，足够戏谑和反讽。周某出狱前后的几天，从衡量网络搜索热度的百度指数上看，流量对他的关注达到了一个新高潮。
从一开始，周某身上就闪烁着吸引流量的特质，又因他的胡须和发型酷似古巴革命领导人切·格瓦拉那张著名的头像照片，这也为他日后暴得“窃·格瓦拉”大名埋下伏笔。这条新闻播出时，传播范围尚小，窃·格瓦拉真正爆红，还是缘于之后被互联网流量加持。
在窃·格瓦拉入狱快一年后，一句“这辈子不可能打工”吹响了网络“废柴”集结号。那段电视新闻先是被网友剪辑成鬼畜视频在哔哩哔哩（B站）上线，不但丰富了鬼畜恶搞视频的品类，也让尚在狱中的窃·格瓦拉完成了从素人到红人的“出圈”。
作为新兴的视频网站，哔哩哔哩不但把弹幕培育成了一种全新的评论载体，同时也推动着网络亚文化部落里的议题设置。
但窃·格瓦拉的影响范围很快超出B站二次元用户，随后如旋风般征服了百度“戒赌吧”千万成员。相比二次元，“戒赌吧”里那些失魂落魄的赌徒，更容易把窃·格瓦拉的“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的话当作自嗨的精神稻草，并最终点燃流量的烈焰。
“戒赌吧”一度是1400万赌徒的“圣地”，初衷是希望设立一个能够让赌徒自我反省、互相勉励的平台，并打出“不赌为赢”口号。后来该贴吧人气越来越旺，大量校园贷中介、非正规校园贷也随之涌入，搜寻潜在客户。一些原本已经戒赌的人，在网贷的诱惑下重新走上赌场。
2018年世界杯期间，“戒赌吧”再次成为赌球的聚集地，因大量网友举报，2018年6月29日，百度贴吧宣布封禁“戒赌吧”。窃·格瓦拉已经被戏称为“戒赌吧”的精神偶像，他的头像甚至被人印在T恤衫上在网上销售，被当作青年文化的另类图腾。
除了发型和胡须，周某和古巴革命者切·格瓦拉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前者不过是一个偷车贼，而后者则是名声大作的古巴英雄和世界偶像，尽管西方世界对切·格瓦拉争议不断，但在他身故的半个世纪后，切·格瓦拉化身为一个广为流传的反主流文化符号，他的肖像不仅出现在壁画、游行、音乐和海报等各种公共场所，也成为T恤衫、邮票、杯子、钥匙链、皮带、棒球帽等许多商品上的图案。
相比切·格瓦拉的偶像化，网友为周某起名“窃·格瓦拉”，其逻辑类似于“海淀罗志祥”“临汾陈乔恩”，更多的是一种网络文化恶搞。对于“戒赌吧”的吧友来说，窃·格瓦拉也被视为草根阶层对主流文化的温和挑逗，他们不满于精英阶层和主导媒体掌握话语霸权的现状，为了争夺话语权，草根群体通过“无厘头”、轻松搞笑的恶搞对精英霸权和主导文化进行颠覆和抵抗，拓展了话语空间。
随着媒体的深入调查，人们得以有机会一窥窃·格瓦拉的成长经历：窃·格瓦拉生于1984年，家住南宁农村，兄妹六人，他排行老五，但个子最高。家境贫苦，小时候经常光脚上学，而接受正规教育止于小学，曾北上打过工，也谈过一个漂亮的女朋友。在年近五旬的大姐眼里，窃·格瓦拉对朋友讲义气，人也善良，“那时年纪小，是被外人带坏的”。
窃·格瓦拉三十多年的经历，让人不自觉联想起香港导演周星驰电影里所刻画的底层草根形象，真实生活则一网打尽底层的辛酸苦辣，尽管有偷窃等违法行为，他也曾试图做个好学生，也试着打过工，也试着谈恋爱，让人依稀看到自己的一点影子。
镜头中的窃·格瓦拉有着无厘头式的言说，出狱之后，经纪公司拿出天价合同意欲捧红他，这一幕更像极了从《喜剧之王》到《食神》里周星驰镜头下小人物的逆袭故事，极易博得人们的共情。
二、土味审丑背后的群体自嘲
互联网上对窃·格瓦拉的围观，某种程度上体现的正是人们在审丑群嘲中，发泄自我以达到自嗨的心态。在知乎，“如何评价窃·格瓦拉”问题之下，“默认排序”第一位的回答认为：“事实上太多老哥是这样了……其实本质上就是遇到困难了，很多人都会有逃避的念头，而窃·格瓦拉不光产生了这个念头，他甚至还付诸实际行动，真的不打工，不做生意，就是靠偷维持生活。”
对于四次入狱的窃·格瓦拉的流行与蹿红，批评者认为这是流行文化堕入庸俗的表征，并提醒大众要警惕罪恶被网络鬼畜洗白，蹭流量不能是审丑大戏。还有评论担心：“周某将来如果在经纪公司的指导下开了直播，一定是在反复吟诵他的‘语录’，进而迎合着一些人对劳动的不屑、对规则的嘲弄等等。这完全脱离了正常娱乐的范畴，纯粹是糟蹋公序良俗、恶搞世道人心。”
这种批评可能低估了舆论场自带的纠错、净化功能，事实上，如果稍微留意下哔哩哔哩、微博在有关窃·格瓦拉视频下的留言，便可以发现，大部分人仍然有着符合主流道德标准的判断，流量的喧嚣更多是一种审丑的狂欢。传统意义上的审丑一般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指审美外观上的不和谐，另一方面又指伦理道德中的恶。审丑与审美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当前社会大众的审视观念，而审丑也构成了赛博文化的一个坚实向度，类似股票市场的做空机制，审丑通过披露、呈现“丑”，来帮助网民自发地甄别、理解“美”。两千多年前，苏格拉底就曾讨论过丑的相对性问题：“胳膊，在赛跑中是美的东西，在拳击中却是丑的东西，反过来，也是一样，因为每一件东西对于它的目的服务得很好，就是善的和美的，服务得不好，就是恶的和丑的。”
1853年，罗森克兰兹出版了西方艺术史上第一本关于丑的专著——《丑的美学》，明确了丑在美学中的独立地位。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审丑也从早年的电视选秀到现在网络视频一路蜕变。在网络推手的推波助澜之下，凤姐、芙蓉姐姐、王尼玛、小月月等web1.0时代的“网红”，以不循常理的身体表演和出格的言行，集体撕开了网络审丑的大幕。
在以“视听”为主的消费主义时代，身体作为一种经济资本，在网络审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身体在消费的同时，也在被消费。
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在快节奏的工作生活节奏的重压之下，容易出现集体社会焦虑，网民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来排遣压力，审丑对象身体展演制造的视觉奇观正好迎合网民的娱乐心理，在网络空间形成了一种狂欢化的氛围。相比凤姐、芙蓉姐姐主动迎合大众审丑截然不同，窃·格瓦拉因偷窃电瓶车入狱，既有悖于道德和法律的规制，同时又因其极为窘迫的生活和不愿打工的勇气形成了极大的人物反差，他的言行举止之中，体现出一种小人物原始的拙朴，进而升腾出一种莫名的笑中带泪的喜感，水乳交融般汇入流量的汪洋大海。不想打工、偶尔想恋爱、一直想发财，这并不是窃·格瓦拉一个人的想法，而是一群人的态度。
人们对窃·格瓦拉的围观，其实浇灌的是自身失意的块垒，是青年群体失落反叛的表征，审丑和恶搞所代表的只不过是一种狂欢的仪式，它既可能消失在主流价值观的规训下，也可能淹没在奔腾的信息流中，它原有的颠覆意义和抵抗意义很快就会被下一个网络热点所风吹浪打去。
三、“三和大神”
“没有人一开始就是大神”如果说窃·格瓦拉是一个人在“战斗”，那么常年徘徊在深圳龙华区的“三和大神”，则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不工作族”的集体画像，只不过他们是为了最低生活所需而打最低限度的零工，永远趋近又永远无法实现不工作的愿望。
“三和大神”最初被叫作“龙华临时工”。大概在2015年初，天涯上出现了一篇关于三和的帖子，称这些临时工为大神一般的人物。继而在百度龙华贴吧，“三和大神”的名号流行开来。2016年，经由媒体大量报道，“三和大神”的名声不胫而走。“三和大神”中的“三和”一词，指的是龙华区景乐新村三和人才市场，地处城中村，附近有包括三和、海新信等12家职介机构，日均求职人员约7000人，这里被视为深圳特殊之地，低端劳动力的集散地。城中村的道路上白天常常睡满人，很多光着膀子，有人直接在路上大小便。
据龙华街道办披露，该片区居住人员超3000人，其中95%是外来人口。三和人才市场常年提供一些零工岗位中介服务，由此聚集了一大波打零工的外地青年。在这里，他们找到的最多的零工是服务员、快递分拣，大都不需要特别的技能，日薪普遍在百元左右。
“三和大神”的词典里只有日薪百元，这足以维持“三和大神”好几天的生活。在三和一带，有着极为低廉的生存解决方案：几块钱一碗的面，2块钱一桶的清蓝牌矿泉水，15元一晚的廉价旅馆床位，10元网吧通宵。这一条龙的服务为大神营造了一个低成本生活的伊甸园，由此支撑了“做一休三”的三和临工模式。
“输了成为大神”“没有人一开始就是大神，只是与天斗，与人斗，赢了走出三和，输了成为大神。”这是人称“三和历史书记”的方言在他所创办的三和大神网上写下的一句话。
这个网站也被媒体揶揄为“三和大神的神秘花园”，方言在里面写了很多大神的故事、传闻，也从社会学、心理学角度对大神的行为、心理进行了剖析。《集体潜意识和个人潜意识的牺牲品：三和大神》写道：“老哥我作为一个资深的三和大神，一路在瘫痪，一路在自救。为了自救，我尽力搜索心理学各派理论、宗教佛教基督、瑜伽经，就差巫术了吧。海信酒店旁上千大神行为驱动的不受意志控制性和强力循环性，让我接受了精神分析、潜意识理论，写了近20篇被一个网友评论为没文化的（分）析文（章），虽不知道他对文化、有文化和没文化的具体定义是什么，但自己心中是有一种不能完美或60分地解释三和大神的心理动力学的感觉。”
“三和大神”代表了底层打工者最为幽暗的一面。关于皮裤哥的故事，我们只知道他十多岁时从湖北南下深圳打工，干过流水线工人，最后在三和街头风餐露宿，偶有网友送他“团饭”，却也是为了换取录制一段视频，上网赚取流量。
许多“大神”也曾在富士康这样的大厂打过工，但大多从事的是不需要专业技能的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
“大神”普遍吃不了起早贪黑加班的苦，在日本放送协会（NHK）拍摄的《三和人才市场：中国日结1500日元的年轻人们》纪录片中，一位三和青年回忆当初在富士康的经历：“一天给三千多台拧螺丝，一天睡不了几个小时，干了几个月就无法忍受。”还有些时运不济，会被黑中介介绍到黑工厂，不但拿不到工钱，还可能被老板坑钱，最后血本无归。那些吃得了苦的，二十出头来到深圳，老板让干啥就干啥，但到了快三十岁，“打工也打烦了，心态不一样，耐心没有了”。加上过了黄金劳动年龄，也难以找到更好的工作，而回到家乡也自觉面子上过不去，在逃避和奋斗两种情绪的交锋中，最终逃避理想占了上风，从长期工转向来打零工。到了三和之后，他们依然挑剔。就像窃·格瓦拉偷车只偷千元车一样，“三和大神”对零工也有自己的坚持：工资高、拿钱快、做一天结一天，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否则宁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就像皮裤哥一样好几天没工作、没饭吃，最后饿倒在三和街头。
四、新生代务工者的伤痕
“三和大神”也是当下中国青年农民工群像的哈哈镜，他们虽然不足以代表这个人数上亿的群体的全貌，但也预言了如果不妥当处理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将引发怎样的后果。
全国总工会2010年发布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中，新生代农民工被界定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据此标准，大部分“三和大神”都可以划入这一人群。
与上一代亦工亦农、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相比，新生代打工者多为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直接从学校进城的务工者。后一部分人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精神生活需求，希望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想法特别强烈，要求和城里人一样平等就业、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甚至要求得到平等的政治权利。
但在户籍制度的影响下，他们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以及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普遍处于“农民”与“市民”身份认同的夹缝之中，他们对于城市和乡村两个社会都缺乏归属感，内心有一种被社会排斥的感觉。
有学者调查显示：在返乡农民工中，无技术等级的占47.8%，接近一半人数；初、中级工分别占17.8%和22.4%；高级工仅占8%；技师的比例更少，只有4%。1由此可见，当农民工怀揣着玫瑰般的梦想到城市打工的时候，其间要经历太多的荆棘和坎坷。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的研究发现，为新生代农民工向市民转化提供相对公平的制度准入是打破“农民工生产体制”的基础性条件，而其中的核心问题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五、韩国“尼特族”：灰尘一样的人生
韩国电影《寄生虫》，讲述了一个关于富裕阶层与底层人士的复杂故事，也揭示了半地下室里隐藏着的不同于汉江奇迹的另一面。2020年2月，韩国导演奉俊昊执导的电影《寄生虫》斩获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原创剧本等四项大奖，创下韩国电影史纪录。这部电影选取富裕的朴家和贫苦的金家，用寓言式的黑色幽默手法讲述，展开对于贫富差距的讨论，从而获得了一种跨文化的普世认同。在《寄生虫》里，奉俊昊把阶层之间的鸿沟通过居住条件直接展现给观众：一个住山上华丽的豪宅，另一个住阴暗的半地下室。在韩国，人们认为一个体面的人，首先得拥有一辆好车或一栋漂亮的房子，而住在半地下室里几乎就与贫民身份画上了等号。
在现实生活中，仍然有成千上万的韩国人住在阴暗的半地下室里。据韩国国土交通部2018年统计，韩国仍有38万户家庭居住在地下、半地下以及阁楼内，在韩国最繁华的首尔，半地下室的住户比例占到全国近60%。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刚刚走出校园的大学毕业生。
“真实的无业游民日常”和《寄生虫》里的金家人一样，许多底层韩国人难以找到一份稳定工作。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韩国雇佣劳动部初步统计结果显示，2020年1月至4月1日期间，韩国新增45.58万失业救济申领人员，比上年同期增加近五分之一。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韩国出口经济备受打击，每天失业人数比韩国燃气公司（4213人）和韩国最大烟草公司KT&G（4075人）的雇员总数还多，甚至高于韩国金融行业在过去三年裁去的银行职员的总数（6000人）。
每年，在失业大军中，还会有一小部分转化为“无业游民”，成为“尼特族”（NEET）——该词源自英国。1999年，一份来自英国工党政府受社会排斥学生辅导社团（，SEU）的报告中，将不就业、不安排就学、不进修或不参加就业辅导的年轻人（， ）缩写为NEET。
博主MEGI，是一个韩国女孩，每周她都会更新一段“真实的无业游民日常”的视频，记录着她的尼特生活：赖床、起床、看视频、吃午饭、看动漫、吃晚饭、看视频看到凌晨4点半、睡觉。
但MEGI也很少出门，一如她在视频中所说：“出门就会花钱，所以只能待在家里。干脆不愿睁开眼睛，即使睡不着也会闭上眼睛。这样一来，不知不觉间就会睡着，时间也在流逝。闭上眼睛的时候是最好的。”像MEGI这样的无业游民绝非个例。据韩国统计厅数据，2017年韩国非经济活动人口中，不参与经济活动原因为“休息”的15—29岁青年为30.1万人，比2016年多2.8万人，占韩国青年人口的3.2%，比2016年高出0.3个百分点。韩国非经济活动人口是指既非就业人员，也非失业人员，有工作能力但无就业意图，或无工作能力对劳动供给无贡献的人群，基本等同于尼特族。他们不参与经济活动的原因有准备入学、育儿、退休、残疾、准备入伍、休息等，不一而足。
大部分尼特族同时也是“啃老族”。韩国职业能力开发院在2017年发表的“啃老族实态分析与课题”报告显示，韩国成人中啃老族共计约631万人，他们成年后依然无法独立，需要父母给予经济支援。
和MEGI类似，他们常常中午起床，第一件事是拿起智能手机或者打开电脑，然后匆忙地洗漱、翻检家中冰箱剩下的食物，紧接着开始一天的网上闲逛，聊天、刷剧、玩游戏，一直到半夜，日复一日。上过大学并不等于光明未来和“三和大神”一样，韩国尼特族信奉“讨厌竞争，不上班更幸福”，但他们的学历普遍比“三和大神”要高出一大截。上大学并不意味着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韩国的高等教育普及率位居全球前列，近七成的年轻人都上过大学。高等教育普及的另一面也意味着，教育水准的参差不齐，以及随之而来的学历通胀的问题。
高等教育普及也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上过四年大学，受高等教育文凭的加持，使得不少年轻人心态发生变化，对薪资有了更高的期待，但实际能力又无法匹配﹔另一方面，在富裕环境下成长起来的“95后”“00后”一代又不愿意做辛苦的工作。找不到轻松赚钱多的工作，宁愿空等。如果父母的经济状况能够支撑日常生活，就更不想工作。
但更多人是走出大学校园之后才感受到了现实的残酷。020年新年伊始，韩国国际广播电台发布的民调显示，有75%的民众认为韩国贫富悬殊的现象非常严重，在对于本人或子女是否能跻身上层阶级的问题上，有46%的受访者认为“不可能”，回答“有可能”的人仅占17%。韩国大部分的尼特族并非主动放弃工作，更普遍的情况是，他们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韩国25—29岁人口仅占15岁以上人口的7.8%，失业率占比却始终徘徊在20%的高水平。专家指出，由于韩国国内大企业月薪（488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9万元）高达中小企业（223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4万元）的两倍，韩国年轻人宁愿花费更长的时间求职进入大企业，而企业则不愿扩招起薪高、劳动灵活性较差的大学毕业生。
经合组织（OECD）对韩国青少年工作情况的调查显示，韩国青年就业率低还与高等教育普及导致的就业时间延后有关。韩国的高等教育扩张无法与劳动市场需求衔接，雇佣政策导致非正式员工和正式员工的待遇两极化。而受限于就业机会，高学历者开始向下争食低技术类型的工作，低学历青年受到直接挤压。目前韩国有一半以上的劳工都是非正式员工，远超过日本的33%，随时面临被解雇的危险。无法考上公务员，无法被三星、现代、大宇等大公司录用，等待毕业生的可能是一辈子打临时工或者当大企业的非正式雇员的结局，就像是被韩国上班族奉为“人生教科书”的漫画《未生》中的一句话：“做着像灰尘一样的工作，最后却变成了灰尘。”
尼特族并非韩国独有。95后的阿什莉和艾米是58万尼特族中的两位女孩，她们来自澳大利亚悉尼德鲁伊特山区。她们宁可在“麦当劳受冻”、开着旧越野车“满山跑”，也不愿意去工作，她们认为工作就是浪费生命。
阿什莉称：“我不想工作一辈子然后死去，我想要的生活并非如此。找工作是很难的，但我其实不想去找工作。福利署（）会帮我付房租和我需要的一切。”
《每日电讯报》专门撰文称，这一问题对整个澳大利亚是很危险的，澳大利亚已经面临众多债务问题和财政赤字，在医疗、教育、福利等方面花费越来越大。
文章警示尼特族：“每个人都知道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缓慢，尼特的增多就意味着其他人获得的服务减少。”
许多网民对此表示不理解，认为不愿工作的年轻人是澳大利亚的“耻辱”。
“我们纳税人养活的是这些游手好闲的人”。
“希望福利署能看到这两位女孩的言论”。
还有网民称，这个问题已经无法控制，建议取消那些游手好闲享用福利超过一年的人的投票权。
万里之外的法国也有类似的烦恼。欧盟统计局于2018年发布的报告称，法国有96.3万名年龄在16—25岁的青年属于不就业、不进修也不参加职业培训的尼特族。
报告显示，年轻尼特族当中31%拥有职业教育文凭，比如获得了“职业能力证书”（CAP）或“职业学习证书”（BEP），他们通常可以在一年内找到工作；20%则没有获得任何文凭，研究人员认为这部分人是就业的“最脆弱群体”。
与此同时，尼特族年轻人也更少得到父母的经济支持，他们每年平均从家中获得1370欧元的资助，而学生每年平均能够得到4610欧元资助。《人民日报》（海外版）援引根据台湾“中正大学”的研究报告称，2012年台湾15—24岁的年轻人中，未就业、未就学，靠啃食父母财产生活的约有47.2万人。
也就是说，每10位台湾青年中，可能有1人是尼特族。台湾《联合报》把这47万人称为“沉重的负担”，记者采访了一位毕业生：“25岁的阿凯，他会计系毕业，两年间投过两百多封履历、到五十多家企业面试，全都没下文。他说要念书考证照，却每天花十几小时玩电脑游戏。”随着全球经济深度探底，未来尼特族还将膨胀。国际劳工组织2020年3月发布的《2020年世界青年就业趋势》称，目前全世界大约有13亿年轻人，其中2.67亿是尼特族，预计到2021年这一数字将达到2.73亿。
全世界太多青年人正在脱离教育和劳动力市场，这将损害他们的长期前景，最终将危害这些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导致这些青年人成为尼特族的原因多种多样。
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为这些年轻人提供服务所需的灵活方法与产生影响所需的强有力的政策和行动之间取得平衡。不会有一种‘万能’的方法。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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