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的党报党刊史研究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党报党刊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光辉历程，是中国革命的指向标、时代脉搏的感受器。为不断深化中共党报党刊史研究及人才培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共党报党刊史（多卷本）”课题组特发布中共党报党刊史研究报告，概述2020年度新成果、新成就，探寻深化研究的新方法新路径，为相关研究提供学术指引。限于篇幅，注释从略。
建党至土地革命时期
探索中国革命道路
党报党刊与中国革命。瞿骏提出，《中国青年》等中共党团书报的定位、推广与阅读所推行的政治动员，是“新文化时代”进入“主义时代”的重要推手，能够从中管窥中共“善于宣传”的原因与动力及1927年前后中共革命在宣传模式上的延续与差异。韩同友等指出，刘少奇在《红旗周报》发表的文章，体现其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精神风范。
党报党刊与马克思主义传播。陈翠芳、李小波以《新青年》为例论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中国道路的基本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改造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社会革命和建立中国共产党是变革中国社会的方式，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要紧密结合。侯培和指出，《共产党》月刊所介绍的共产党由来及其组织状况、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及革命经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第三国际的历史及发展前景，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庾向芳认为，《红旗周报》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建设与苏区建设，报道人民群众的斗争与武装斗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积极探索。
左图为《红旗》、右图为《红色中华》 资料图片
党报党刊与苏维埃政权建设。肖扬伟指出，《红色中华》进行舆论监督的方式主要是批判贪污腐化行为、抨击官僚主义作风、批评铺张浪费现象、揭露官商勾结行径。邓幸俊认为，《红色中华》具有针对现实问题监督到位、舆论监督双方地位平等和新闻批评战时性的特点。范国盛以《红色中华》为中心考察中央苏区教育政策，即干部教育优先，群众教育次之，实行义务教育和优待红军子女，体现中央苏区的教育宗旨是为政治经济和革命斗争服务。
抗战至解放战争时期
建构抗战话语体系
党报党刊与信息传播。林棵等分析了《解放日报》在乡村的实践逻辑，探讨了从纸质媒介、人际传播到群众叙事的路径转换中，共产党人如何实现信息在乡村社会网络中的流动，进而改变社会观念。李蕉等指出，《解放日报》通过重塑“劳动光荣”，实现了宣传与革命的同频共振，回应了外部意识形态对中国共产党的抨击，使中共宣传工作实现了自我革新。尹志兵等认为，读报活动提高了民众的文化水平，提升了边区民众思想觉悟，促进了锄奸、拥军、识字等运动，为巩固和发展晋绥边区及抗战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刘晓伟强调，政治权力通过公共读报活动向基层群众生活场域延伸，促进了基层信息传播模式乃至权力结构的重组。
党报党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张根福等认为，《解放日报》健全的党报组织体系、“三位一体”的传播队伍、高效的运作方式和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导向，建构了上下联动、四方呼应、渠道通畅的内在传播机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大众化。张红指出，《新华日报》紧扣时代主题、选择有利时机、采用多种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国民党展开了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斗争，发挥了党报舆论宣传的先锋作用。李伏清等指出，《群众》的“民族化问题讨论特辑”探讨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呈现出民族化的创造性、主体性、实践性、具体性及与现代化和国际化一体的特征；《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传播的舆论高地，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争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权的论争平台，是推动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前沿阵地。陶贤都等认为，《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传播和践行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化，延安时期堪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高潮。林绪武基于党报党刊资料认为，抗战时期纪念恩格斯与中国共产党深入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革命领导权、阐述中国革命的前途等重点工作紧密联系。
党报党刊与根据地政权建设。林绪武等论述了《新中华报》在陕甘宁边区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以《新中华报》报道为基础，研究了陕甘宁边区的卫生防疫工作与成效。王俊虎等以《解放日报》为中心，一方面认为党的妇女政策经历了从小心翼翼地“走出家庭”到积极热烈地“走入社会”的变化，呈现了根据地妇女建设的原生态社会风貌；另一方面认为延安时期男女婚恋观从追求个人独立到寻求共同进步的嬗变轨迹，源于政府权威成为自由恋爱的最大保障，革命大爱消解了个人情爱。
《新中华报》 资料图片
党报党刊与抗日战争。202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首先，传播团结抗日的政治理念。李婷婷认为，《新中华报》助推中共政治理念的传播，增进了民众对中共的了解，激发了全民族的救亡意识和团结抗日情绪，筑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意基础。耿显家指出，《新中华报》在争取全国民众持久团结抗战、打击“防共反共”叫嚣、辨别真假三民主义等方面发挥了舆论引导、传播动员作用。刘俊冉提出，《新华日报》的出版广告宣传战时读物、传播马列主义、维护报业信誉、壮大出版力量、为民主统一而战等，彰显了重要的媒介价值。其次，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吕满文认为，党报党刊在呼吁国共两党合作、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注根据地建设和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陈莉莉等指出，《新中华报》副刊《青年呼声》加强青年的政治宣传、普及抗日知识，呼吁青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紧军事训练，成为组织动员青年的宣传舆论阵地。刘意认为，抗战期间《晋察冀日报·子弟兵》塑造了晋察冀“子弟兵”能打胜仗、拥有英雄人物、与人民血肉相连的抗日形象，凸显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再次，宣扬全民族抗战。范文爽指出，《新华日报》对回族的抗战报道，表明回族是日本侵华的受害者、团结御敌的爱国者、为国寻援的外交者、陕甘宁边区的代表者，体现党中央为维护全民族抗战所作的不懈努力。央珍认为，《新华日报》对藏族的抗战报道，反映了共产党对藏族地区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团结抗战的决心，增强了藏族僧俗民众的国族意识和国家认同。范海龙指出，《新华日报》对1941年美日谈判的报道，表明中共重视美日谈判进程，及时发出“远东慕尼黑”预警，呼吁美国彻底制裁日本、停止谈判积极备战，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出了贡献。最后，建构抗战话语体系。刘继忠等指出，《全民月刊》用多种话语策略建构了亡国灭种危在旦夕、统一战线是救国唯一选择、国民党“缓抗”误国卖国和中共努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媒介话语。尹志兵认为，《新华日报》将纪念五四运动与抗日战争相结合，建构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青年成为抗日中坚力量、打击汉奸群体和重新认识反对帝国主义内涵的抗日话语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新时代
发挥“指南针”作用
党报党刊与新中国建设。首先，党报党刊与文化建设。熊彤指出，1949—1956年《人民日报》关于革命烈士褒扬抚恤工作的报道，对社会价值观塑造产生了积极影响。罗曼认为，1949—1966年《人民日报》文艺副刊是新中国人民文学的践行者。张蔚林等总结了2009—2018年《人民日报》建构的当代图书馆形象：心灵避风港和知识天堂、边缘化的阅读场所、内忧外患的组织机构、融合共享的文化服务平台、在数字化浪潮中生长的有机体、工作生活相融合的第三空间。肖鹏等认为，70年来《人民日报》的报道显示对档案馆功能的认同呈逐步上升趋势，档案馆形象日趋主动、积极和开放。徐素田等认为，70年来《人民日报》对科学家形象的建构，呈现从学习外国经验转变为独立自主发展、从着力爱国主义情怀到凸显个性化特征、逐步与世界接轨的规律。其次，党报党刊与社会建设。彭庆红等认为，1963—2018年《人民日报》关于学雷锋活动的报道，体现学雷锋活动的组织发动、主题内容、时间选择，呈现自上而下、与时俱进、集中分布的整体特征，与人们的思想变迁发展、利益诉求方向、社会发展进程相统一。陈娟等认为，1978—2018年《人民日报》对医患关系的报道具有以下特征：以集体主义为调节医患关系的主视角；当医患关系出现明显对立且矛盾激化时，弹性调节双方行为的关系主义视角报道会显著增加；基于个人主义话语视角的报道更多聚焦医患的紧张关系；患者/病人这一角色呈现长期缺位。
再次，党报党刊与抗疫斗争。胡天娇指出，《人民日报》对新中国巡回医疗的报道，跨越不同地域的空间限制，把民众紧密联系在一起，在集体的社会想象中巩固了信任的政治。郑艳凤认为，《人民日报》对新中国初期传染病防治工作的报道，体现中国共产党培养防疫工作人员、开展疫苗注射等工作卓有成效，有效预防和治疗了传染病，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陆窈等认为，《人民日报》新媒体矩阵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发挥了发布真实信息、引导舆论走向、维护社会稳定等主渠道、主阵地、主力军作用。王一彪指出，《人民日报》在抗疫报道和舆论斗争中，牢固树立在党言党、在党为党的党报意识等。吴来安认为，《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的“疫情防控”广告图像，具有迅速回应危机、进行视觉说服的功能优势。聂书江认为，《人民日报》客户端利用具象传播手段，积极发挥信息公开、舆论引导、社会动员等作用，传播效果良好。刘明洋等认为，疫情期间《人民日报》的舆论引导体现群体关怀、寄托家国情怀、激发共情传播，体现在理性权威中诉诸感性表达的特征。
《人民日报》 资料图片
党报党刊与话语建构。尹占文等认为，1949—1956年《人民日报》表达的国家话语，以建设话语为主、革命话语与建设话语交织，人民始终是中国国家话语的价值旨归。辜晓进指出，《人民日报》20世纪60年代的“对苏九评”和2019年5月的“对美九评”，表明政治评论话语呈现意识形态弱化、抗争性话语减少、规格常规化、篇幅轻型化的变化轨迹。洪晓楠等提出，1978—2020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体现坚持党的领导与新闻规律相结合、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党的政策与社会实践相互动。贺幸辉等指出，1984—2018年《人民日报》对残奥会的报道，历经“伤残”“残疾”和“残健融合”三阶段。强月新等认为，2012—2019年《人民日报》对中国梦的报道，呈现媒介议程受政策议程影响显著、多元并举的议程结构共同发力、共鸣效应建构议题等特点。青觉等认为，《人民日报》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话语的构建，遵循话语产生以问题为导向、话语传播从学术到政治再到大众、话语内涵从单一到复合的逻辑。马广军指出，2012—2018年《人民日报》对民族团结议题的建构，以政治需要为重要动力，以情感维系为主要手段，但法治、平等等因素相对缺乏。
融媒体时代的党报党刊研究。李沁等指出，我国主流媒体融合形成了顶层设计先行、沉浸云平台等多种模式，存在体制、资金、技术、人才等结构性矛盾，媒体融合实现质变，必须破除旧媒体思维和实践壁垒，打通新的路径。任志祥等指出，《人民日报》抖音号的情感性表达成为普遍现象，而新媒体的表达特点、受众特点及媒体市场的竞争，是促成情感性表达的主要因素。张洪忠等认为，社交媒体的普及，带来党报接触程度的降低，引发的负效应大过社交媒体的正向影响，是社交媒体影响党报公信力下降的原因。费必胜等认为，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党报是思想宣传与理想信念的“定盘星”，是信息传播与沟通世界的“主心骨”，是导向把握与凝心聚力的“指南针”。
管理发行体制变迁、编撰群体及报刊思想研究
党报党刊管理发行体制变迁研究。邓绍根认为，新青年社出版发行党报党刊和马列书籍，促进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出版事业的创建和发展。张朋认为，大革命时期中共建构了以城市为中心逐层下沉的党报发行网络，形成报刊发行推广与组织构建相互为用的格局，体现基层参与、全党参与的突出特征。吴永贵等指出，新华书店探索出一条跨界复合运营、高级别体制安排和由报社到书店的发展路径相结合的延安模式，实现从单中心垂直发行到多层级分头发展的转变，成为傲视群雄的超级书业联盟。马阳等认为，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在逆境中创造了“出得早、办得好、印得清、销得多”的发行奇迹，离不开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坚强领导和报社内部的高效组织，也依托于报社与社会各界尤其是读者之间的密切联系。新中国成立初期，“邮发合一”的党报流通体制得以确立。詹佳如认为邮政系统以其特定的组织运作逻辑，将报纸发行整合进自身业务，建立起便于邮政机构分发的党报配给网络，为党报筑起一条与过去城市报纸不同的流通之“路”。
党报党刊编撰群体及报刊思想研究。周鹏飞等认为，《向导》时期彭述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党性与阶级性的统一、联合战线中的独立批评原则和中共言论出版自由的宣传思想。邱明指出，毛泽东是《红色中华》的主要筹办者和重要撰稿人，《红色中华》因此成为毛泽东新闻思想探索和实践的舞台。傅晓红等认为，中共创办、发展、整饬《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党报模式基本定型。朱清河等认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文本的生成历经孕育、产生和共识等阶段，其间伴随着“王明路线”还是“毛泽东路线”、“无冕之王”还是“人民公仆”、“精英（少数人）办报”还是“群众（多数人）办报”等多重话语博弈与纠缠。贾梦梦等指出，《解放日报》在改版过程中强化“完全党报”，推动了整风运动的发展，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话语主导权和文化领导权。龙伟等认为，对1949年上海报业接管，是共产党“农村办报”转向“城市办报”的重要转折点。陈龙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由区域办报转为全国办报，党报党刊的功能导向实现了从变革社会到整合社会的变化。
党报党刊与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刘继忠认为，列宁的“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从传入中国、生成革命语录、本土解答、再次兴起、走向消融的百年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探索媒体“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的技艺，铸就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历史品质。邓绍根等指出，中国共产党积极践行列宁党报思想，催生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促进了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兴起。郑保卫等认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奠定了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发展基础，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走向成熟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孙健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党报事业代表无产阶级立场，实践中实现了客观性与阶级性的统一，理论上体现为对客观主义倾向的纠偏。
运用新的理论与方法
图像史学理论与方法运用。王研霞指出，中央苏区报刊漫画，以诙谐精简的图像语汇，彰显出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立场与革命信念，运用借代、比拟、夸张、反复和排比等修辞手法，扩充图像感知的视觉，产生强大的增值效应，是特定历史境遇中的革命宣传利器。夏羿等认为，对外宣传困难是《晋察冀画报》创办的主要动因，借助画报的真实性与视觉性，实现“让外界看见”的宣传意图，并在政治交往中仪式化地运用画报，以其人格化与象征性发挥了凝聚共识的作用。吴果中等认为，《晋察冀画报》通过“血的控诉”与胜利图景的告慰、“古长城”“毛泽东”形象的视觉符号化，以及将中国政治文化置于国际舆论场等视觉说服技巧，构建了服务于解放区革命意识形态的视觉符号，制造民众的身份认同，实施文化情感动员。侯松涛认为，《人民画报》冷战四十年的台湾图像史，呈现了冷战时期两极宣传对战的典型样征，也隐含着中国大陆致力于摆脱冷战思维，形成理性基础上的涉台宣传取向。林绪武认为，1950—1953年的《人民画报》采取图文并茂的影像方式，控诉美国侵略者，讴歌抗美援朝志愿军，称赞中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建构了一种可视性的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图像史。
左图为《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右图为《人民画报》1950年10月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 资料图片
长时段理论和整体性探讨。郑保卫等探讨了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变迁的重要意义、基本问题和主要内容。赵建国分析了 “十七年新闻宣传”史料的分布、构成、特征和性质，总结史料收集整理的规范和规律。黄春平认为，新中国70年间报刊史书写中国共产党报刊入史的演进过程，受到苏联的书写样板、报刊史的编写宗旨、时代思潮的兴替和研究者书写视角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另外，王贺认为，《解放日报》目录、索引及数据库，代表了数字技术、方法运用于人文学术研究的新取向，为人文学术研究走出“路径依赖”和“思维定势”、突破“天花板”提供了某种可能。
此外，党报党刊史领域获批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课题多项，林绪武“百年中共党报党刊史（多卷本）”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张晓红“媒体融合背景下地方党刊在思想建党中的功能研究”、陈阳“移动传播时代我国中央级党报内容生产转型研究”、向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报刊宣传经验研究”、胡雪莲“中共中央机关报标题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宣传话语的演化研究（1921—1949）”、杨健“解放区画报中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建构与传播研究（1937—1949）”、郑宇丹“新中国成立初期报业经营史（1949—1956）”获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马先睿“五四时期进步刊物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建党思想形成的影响研究”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王婧“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报刊宣传经验与启示研究”、白清平“《共产党人》与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研究”获批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段颖惠“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传播马克思主义研究（1922—1934）”获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王飞“延安时期《解放日报》目录资料整理研究”获批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
在多学科理论方法碰撞中推陈出新
2020年的中共党报党刊史研究呈现几个特点：一是与纪念活动紧密结合。202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党报党刊与抗日战争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二是与现实紧密结合。学界既梳理党报党刊中国共产党防治疫情的历史经验，也考察党报党刊在疫情中的重要作用。三是图像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同时，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一是以片段性研究居多，系统性研究有待提升，长时段研究百年中共党报党刊的成果缺失；二是对象不均衡，中央党报党刊研究多而地方党报党刊研究少；国内的党报党刊关注多而国外的关注较少；三是成果多以论文为主，著作、资料汇编等则不多见。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党报党刊史研究热度相应提升。笔者认为，深化研究需把握以下几点：第一，增强问题意识，厘清研究的基本问题。物质层面，包括党报党刊文本、版本、纸张、经费、技术、报社、出版机构、发行机构等；制度层面，包括党报党刊创办和发展的外部政策、党报党刊内部的规章制度、党报党刊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人物层面，包括对党报党刊发展影响较大的领导者（中共领导人、主编、编委会等）、文本生产者（作者、记者、读者、通讯员等）、经营管理者和推广传播者，以及报人的思想，包含经典作家的报刊思想、中共党报党刊人物的思想等；时空范围，包括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国内与国外、中央与地方。因此，党报党刊史研究，要统筹“人”“物”“制”三个维度，统筹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时段，统筹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统筹中央和地方两个层级。第二，重视史料整理，夯实研究的史料基础。2020年度出版的材料鲜少，要加大党报党刊资料整理、出版的力度和加强数据库建设。党报党刊史的数据库建设并不完善，许多党报党刊尚未完成数字化，已经数字化的也只能提供图像资料而不是文本资料。同时，要注重多方材料互证。当前研究存在就报刊谈报刊、材料使用单一的不足，欣慰的是，有学者开始使用各省“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与报刊文本材料相互印证。第三，引鉴理论方法，探索新的方法路径。党报党刊史的研究者多来自中共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百年中共党报党刊史的研究，既要遵循历史学的学术规范，又要引鉴中共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新闻传播学的相关理论方法，不同学科的学者应加强沟通交流，进行跨学科研究，力图在多学科理论方法的碰撞中推陈出新。同时，要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凸显不同党报党刊的特色。
（林绪武、周玉顺，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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