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蒋介石国民党置中华民族危亡于不顾，公然挑起了蓄谋已久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山西军阀阎锡山与蒋介石遥相呼应，悍然发了反共反人民的“十二月事变”，对共产党、八路军及党所领导的牺盟会等抗日力量进行了疯狂进攻。我党为顾全大局，在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击后，主动与国民党政府及阎锡山当局进行谈判协商，达成协议，撤出了太岳南部的晋城、高平、陵川、阳城、沁水等大片地区，史称“太南撤军”（有的文献称为太南退军）。从那时至今，已经75年过去了，对于当时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它经历了哪些复杂曲折的过程，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和影响，许多人已经不甚清楚，年轻一代更是茫然不知。笔者在写作《红色山村》一书时涉足史海，对这一段尘封的历史进行了钩沉探寻，追踪梳理，基本弄清了它的来龙去脉。
一、阎锡山与共产党的交集与结怨始于红军东渡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对抗战工作进行全面部署。中央分析了全国和山西的形势，认为陕北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北靠沙漠，土瘠民贫，对红军发展有很大制约。而向西发展就要同东北军和西北军开战，还要同甘、青、宁地区的马家军作战。向南发展，洛阳及其以西地区则有国民党布下的三个军专门对付红军，唯有山西地区较为有利。山西东与冀察两省接壤，北与长城大漠和陕甘地区相依，加之山西本身地处高原，重门迭户，山外有山，居高临下，俯视华北，又兼资源充足，矿产丰富，交通便利，同蒲路贯通南北，正太线与平汉线相接，既是将来对日作战的战略支点，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向华北地区的理想通道。为此，中央把渡河东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安放在整个抗战部署的突出位置。1936年1月，正式组织建了两万多人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先锋军”，由毛泽东、彭德怀分任总政委和总指挥。
阎锡山闻讯后大为惊恐，一方面调兵遣将进行围追堵截，一方面在山西全境大力组建防共保卫团、铁血暗杀团，主张公道团等组织，图谋从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防共反共。特别是利用黄河天险，从河曲到永济1000多里的河防线，部署了大量军队，组建了各种防共团体，以阻挡红军东渡抗日。他还与日本人暗地勾结，签订了《共同防共条约》。但是，使出浑身解数的阎锡山，在强大的红军面前不堪一击。在历时117天的渡河东征中，红军抗日先锋军转战山西50余县，击溃了阎军3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歼敌13000余人，俘敌4000余人。同时发展了党的地方组织，组建了县、乡、村苏维埃政权和地方游击队30多支，在山西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阎锡山无奈之下，只好向蒋介石求援，蒋介石早有染指山西的企图，接电后大喜，立即调集10个师20万人，分两路入晋援助阎锡山。为避免全国内战爆发，保存国防实力，争取国民党政府抗日。5月2日，红军主动回师西渡，胜利返回陕北根据地。此次交手后，阎锡山对共产党是既怕又恨。
二、日、蒋紧逼，迫使阎锡山向共产党靠拢
阎锡山作为山西的地方实力派，十分精于计算自己的地盘利益。为了保存实力，保持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经常在各种势力之间进行政治投机。红军东渡山西后，阎锡山于无奈中向蒋介石求援，蒋介石迅速派20万军队进入山西。可是，当红军回师陕北离开山西后，蒋介石的军队却奉蒋命令赖着不走，并且策动“河东道独立”，脱离阎锡山的统治，以此挖阎锡山的墙角。阎锡山看出，蒋介石对于自己的威胁也是极为严重的。在此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华北形势逆转，山西岌岌可危。日寇在策划“华北自治”时，曾要阎锡山为它去充当华北五省的总司令。在这种形势下，阎锡山不投靠日本人，就不可能继续生存下去。而要投靠日本人，就会成为遗臭千古的汉奸、卖国贼。阎锡山虽然反动，但还不愿背上这个骂名。至于共产党，阎锡山始终认为这是他的心腹大患，但要消灭共产党，也不是那么容易，特别是红军东征时，使阎锡山损兵折将，大吃苦头，使他明白共产党也不是好惹的。总之，在迎蒋、降日、反共这三个问题上，阎锡山是思虑重重，举棋不定，左右摇摆。抗日不行，降日也不行；拒蒋不行，迎蒋也不行；联共不行，反共也不行。他把这比为“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哪一颗也不敢踩烂了。”阎锡山对面临的三种矛盾进行了反复比较，权衡利弊，最终认为，联合共产党是一条比较保险的出路，其理由是：第一，共产党与蒋介石武装斗争10年，蒋介石五次大围剿，最终以失败告终，说明他也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联共，就可以利用共产党的力量拒绝蒋介石实力进入山西。第二，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坚决抗日。联共，可以打击日军对山西的进犯。第三，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人心，联合共产党，能够取得民众支持，这对于他在山西“自存与自固”大有好处。于是，阎锡山经历了由反共、迎蒋、媚日，到联共、拒蒋、抗日的转变。他秘密派人与中共联系，要求共产党派遣全权代表长驻太原联系。中共答应了阎锡山的要求，秘密派彭雪枫作为全权代表进驻太原，彭雪枫通过阎锡山指定的电台与延安中共中央秘密进行联络。“西安事变”后，双方达成协议，彭雪枫与延安建立了直接的电台联系，又在太原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由彭雪枫任办事处主任，专门与阎锡山联系，做阎锡山的工作。1936年春，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为了推动华北的抗日斗争，经中央批准，设法从国民党北平草岚子监狱营救出一大批干部，派到华北各地。阎锡山得知这个情况，打电报力请山西籍的薄一波回山西，以“共策保晋大业”。中共北方局认为机会难得，就派薄一波回到山西，直接做阎锡山的工作，推动和帮助阎锡山抗日。
阎锡山政治立场的转变，标志着我党与山西上层初步形成了统一战线。正因如此，阎锡山才停止了与共产党武装对抗的状态，由阻拦红军抗日变成了协同红军作战。1937年9月，由中国工农红军改编的八路军115师、120师、129师，才能顺利的从陕西开赴山西。八路军才能在阎锡山为长官的第二战区所辖区域内取得平型关战役、阳明堡战斗、雁门关伏击战、町店战斗等重大胜利。又在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并以这些根据地为依据向华北实施战略展开。运用与阎锡山建立的上层统一战线，共产党才能取得在山西开展各项抗日工作的合法、便利条件。1937年秋，彭雪枫迁驻到著名的成成中学，在大门口公开挂出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牌子。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程子华、萧克、罗瑞卿等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先后公开到太原，进行治动。阎锡山并邀请共产党人程子华担任山西省民众抗日救国动委会主任，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在1939年“十二月事变”前还从阎锡山的第二长官公署领取枪支弹药、军械、电台、通讯器材、地图、被服、医药器材等，在物质上得到一定补充。运用与阎锡山建立的上层统一战线，推动了其积极抗日，拖住了其投降的步子。在抗日战争中，由于中共的说服和力促，阎锡山表示出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如1936年组织了绥东战役，收复了百灵庙。其后相继组织了忻口会战、太原保卫战等重大战役，虽然这些战役都失败了，但起码说明阎锡山心中有一定的民族大义。由于阎锡山的软弱和动摇，所以在抗日的问题上又是摇摆不定的，甚至与日军勾勾搭搭。共产党对其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方式，对其投降活动加以揭露，对其向共产党发动的军事、政治进攻坚决打击，使得阎锡山直至抗战结束，都未敢公开降日。
三、牺盟会崛起，阎锡山因心生恐惧而再次右转
阎锡山与共产党合作后，对一些抗日行为给予了公开肯定和支持，如1936年9月，在“自强救国同志会”和“军政训练班”中的秘密共产党员和一部分进步青年发起成立“抗日救国同盟会”时，阎锡山表示认可并自任会长。但是，老谋深算的阎锡山既要抗日，又不愿意公开抗日的旗号，生怕刺激日本人，便将“抗日救国同盟会”改为“牺牲救国同盟会”，这就是“牺盟会”的由来。
牺盟会创立后的一段时期，当时共产党的组织没有直接、具体的进行领导，也缺乏统一战线工作经验，口号很响，策略性很差，甚至简单照搬了中共一些口号。这虽然对号召群众有用，但引起阎系集团一些上层人物不满，为时不久，工作就陷于停顿。
薄一波奉命回到山西后，被阎锡山安排做牺盟会的工作。虽然兼任会长的阎锡山指定他的亲信梁化之为牺盟会总干事，但梁化之并不具体负责，而是由薄一波实际负责，这就使薄一波有了改造牺盟会的良好条件。
薄一波改造牺盟会的策略非常巧妙高明。他利用阎锡山对他的信任和支持，在行事中始终戴阎锡山的帽子，打阎锡山的旗号，说着山西话，办着共产党的事，并且屡试不爽，一路通行。这样，薄一波从1936年秋回山西，到1939年“十二月事变”爆发，他与其他共产党人经过艰苦努力，把牺盟工作搞得风生水起，红红火火，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建立了党在山西的公开工作系统。大批共产党人通过各种渠道，以各种名义来到山西，许多工作骨干也被秘密吸收入党。牺盟总会的常委，各县区牺盟会负责人，基本由共产党人担任，从而将牺盟会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牺盟各级组织及会员在全省呈现爆炸性发展。在省牺盟总会下，建立了10个牺盟中心区，中心区下设县、区分会。从城市到乡村，从工厂到田园，从机关到学校，牺盟组织普遍建立起来。牺盟会的成员相当广泛，工人、农民、教师、学生、士兵、商人、宗教徒、老年、青年、妇女、儿童，还有地主、资本家、有民族感的开明分子，都可以参加。到1937年，会员已发展近百万之多。牺盟会还向全省各县派出特派员，进行抗日宣传，组织工、农、青、妇、商、儿童等各种抗日团体，推行合理负担，进行减租减息，使牺盟工作由宣传鼓动向实际工作转变。
积极改造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太原失守以后，由旧官吏主政的县政权大部垮台，在敌后和交通线两侧恢复政权成为当务之急。牺盟会向阎锡山提出委派抗日县长的建议。经阎锡山同意，牺盟会于1937年底挑选了40名牺盟骨干（大部分是共产党员），经过短期培训，由阎锡山委派到一些县担任抗日县长。他们到任后，坚决执行《山西民族革命十大纲领》，撤换旧官吏，废除旧制度，实行民主政治；打击汉奸活动，摧毁敌伪组织；执行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没收汉奸财产，惩处汉奸败类，保护农民及工商者利益，受到了劳苦群众的拥护。
建立山西新军，壮大抗日武装。1937年7、8月间，中共北方局和山西党的公开工作系统，根据中央指示，提出了建立山西新军的问题。而阎锡山也正在为他的旧军队腐朽不堪，战斗力极差而苦恼。在日军多次进攻面前，旧军一触即溃，阎锡山虽然枪毙了一个军长，也未能阻止溃退之势，因而对旧军逐渐失去信心。所以，薄一波一提组建新军，阎锡山就同意了，并授权薄一波亲自去组织。经薄一波等积极努力，于当年8、9月间，首先建立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决死队是在牺盟会举办的军政训练班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的基础上组建的。从9月底到10月初，由一个总队（相当于团）发展到4个总队。之后，又经阎锡山同意，将决死队扩充为4个纵队（相当于旅）。后又逐步成立了政卫209旅、212旅、213旅，以及工人抗日武装工卫旅，加上程子华等人组建的新编暂一师，共达50个团，主力部队约5万人。除此外，还通过各县牺盟会，相继建立了县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或游击队。
阎锡山对山西新派的支持，与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合作，完全是从利用的目的出发的。特别是太原失守后，阎锡山看到日军的进攻不会停止，国民党中央军已经退却，他的晋绥军溃不成军，难于支撑时，不得不采取依靠共产党、八路军和山西新派的态度。但当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山西新军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群众被广泛发动起来，他的政治、军事统治的基础开始动摇时，他感到这与他的初衷大相径庭，由此引起了他和围在他身边的官僚政客、军政要人的忧虑与惊恐，担心“在最后的胜利场中，没有了自己”。1938年阎锡山召开了温泉会议，其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民族革命的领导机构”，其扶旧抑新的政策已现端倪。1938年7月和9月，阎锡山在吉县古贤村两次召开会议，先是研究军事，后是研究行政，他亲手制定了《抗敌行政十大纲领》、《抗战人员必戒二十条》、《抗战必要条件六项》，条条点点都是抉旧抑新政策的具体化。阎锡山忧心忡忡的说：“抗战以来，我们抗光了，八路军扩大了，再加上牺盟会，决死队和共产党八路军合作，今后还有我们的余地吗？”1939年5月，阎锡山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召开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阎锡山在会上提出：“我们现在已处于抗日的最前线，陷入日军攻击与八路军的包围之中。
蒋介石不足畏，毛泽东……倒是个可怕人物，请看今日之华北，竟是谁家之天下。现在的形势是，蒋要抛弃异己，看来是想借日军之手消灭我们，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只有抗日第二，防共第一才能立足”。这就把矛头公开指向了共产党、八路军以及牺盟会、决死队等新派力量。他说“战地动委会不好，有了它摩擦多”，决定取消。他手谕“牺盟会暂停发展，各行政专员的权利予以缩小，不准再自由委派县长。各行政区派保安司令，遴选正规军团长充任”。他决定新设四个省政府行署，派四个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王靖国、陈长捷、孙楚分片管理全省的地方行政，以缩小和限制牺盟会在各行政区的权利。在行署之下，阎又划分了若干“师管区”，师长兼专员，团长兼县长，撤换了大部分抗日县长，把军政民大权集中到了旧军人手中。同时，阎锡山根据蒋介石为他准备的“以扩大山西旧军吞并决死队”的锦囊妙计，在会上提出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指挥，统一人事，统一待遇的“五统一”方案，按国民党中央国防部统一的建制和番号，对山西新军进行整编，取消新军的政委制，调薄一波、雷任民等共产党人离开新军。可以说，秋林会议是阎锡山由联共抗日走向积极反共的一个转折点，是他反共、投降、倒退的一个重大步骤。团结抗战的局面遭遇到重大危机，整个山西大地已是风紧云急，山雨欲来。
四、“十二月事变”爆发，阎锡山向共产党八路军和山西新派举起屠刀
秋林会议后，阎锡山于是年11月派代表到临汾与日酋清水师团长的代表谈判，条件是：第一，晋绥军改为“中国抗日忠勇先锋军”，实行反共。日军须从隰县、午城、蒲县、勍香镇等据点撤退，将来并将汾阳一带让与晋绥军驻扎；第二，日军须帮助晋绥军剿除在山西的八路军、决死队；第三，日军须接济晋绥军枪械弹药；第四，山西各将领之住宅、财产，日军须完全交还。这就是说，阎锡山以反共为条件，取得与日本的妥协，准备放弃抗日旗帜，公开走向反共。
中共对阎锡山立场右转早有洞察，通过多种渠道对其进行了规劝和警告，并公开发动群众进行声势浩大的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斗争。但阎锡山好像胸有成竹，对中共的规劝和警告一概不加理睬。与日军签订秘密协议不久，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召开，决定了“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政策，在全国掀起反共高潮。阎锡山认为时机已到，迅速发动了骇人听闻的“十二月事变”。
为了制造一个反对共产党、八路军和新派的借口，阎锡山炮制了一个阴谋。他诡称要对日军实行冬季攻势，命令决死第二纵队向同蒲路之灵石、霍县段破击，同时命令自己的嫡系19军、61军紧随其后，只要第二纵队一动，他立即宣布其企图向日军投降，从而取得与共产党兵戎相见的合法理由。第二纵队指挥员识破了阎锡山的阴谋，拒绝执行命令，阎锡山立即宣布二纵队为叛军，命令19军、61军进行武装“讨伐”。接着，又派军队袭击了政卫209旅、115师晋西支队，捣毁了临汾、洪洞、赵城等县政府和牺盟会。此即“晋西事变”，也是“十二月事变”的开端。
在晋东南，阎锡山委任的第三行署主任孙楚率领所部，在国民党军队的配合下，向决死三纵队、第五专署及其所属的各县抗日政府和牺盟会发动了武装进攻。从12月14日至27日，先后捣毁阳城、沁水、晋城、高平、长治、陵川、壶关等7县抗日政府，杀害进步分子三四百人，绑架千余人。同时策动决死三纵队旧军官叛变，拉走所属第八、第9团全部，第10团、第12团各一个营，使决死三纵队损失3500人，被捕、被俘政工干部150余人，被杀30余人，酿成“晋沁阳事变”。以此为标志，腥风血雨的“十二月事变”达到顶点。
五、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蒋介石趁机插手晋东南
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本来是为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打前锋，但蒋氏并不领情，反而釜底抽薪，趁机挖阎锡山的墙角。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向山西扩张势力范围，主要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指派国民党中央军在晋东南与孙楚相勾结，加紧摧残进步势力，屠杀抗日人民，同时派兵赴晋西南，力图将晋东南和晋西南都变成自己的地盘。二是极力拉拢新军中的某些旧军官，要他们背叛新军，归属国民党中央管辖，并在旧军中进行分化工作，以削弱阎锡山的军事实力。三是阴谋将山西新军调离山西，脱离阎锡山控制，破坏山西抗战。
这样，在阎锡山与共产党、八路军、牺盟会决死队打得难解难分之际，1940年1月19日，蒋介石命令太岳和太南地区的八路军、山西新军一律撤到白晋路以东，邯长路以北地区，并命其第93军、27军及一战区游击队黎明部向临屯公路以北推进，攻击决死一纵队。命47军、14军在阳城、晋城等地，压迫晋豫边游击支队。命40军庞炳勋部配合独八旅及27军一部，包围八路军344旅及决死三纵队，企图逼迫其退出太南地区。
蒋介石横插进一杠子，使阎锡山和共产党面前陡然出现了新的情况。从阎锡山来说，本来是想以事变为手段，以蒋军为外援，把共产党和新军势力加以削弱，或者赶出山西，把失去的军政大权再夺回来，重新形成他的一统天下。但没想到，共产党和新军不但不吃他这一套，反而在各地组织反击，让他损兵折将。他的19军、61军，特别是骑一军和32军，均受到重大损失。他的83军军长杜春沂、19军军长孟宪吉投靠了蒋介石，另外有些将领则公开投降了日本人。他在新军中充当内应和钉子的顽固分子也被清除。决死队等新军非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公开整编到八路115师和120师，其中晋东南为1.6万人，晋西北为1.2万人，比事变前的力量更大。他请来的蒋介石不但没有帮上他的忙，反而使他失去了对晋东南和晋西北的控制，晋城、高平、陵川、阳城、沁水、浮山等县，更是被国民党军队直接占领，他统治的地盘缩小到晋西南的10余个县。
从共产党的情况来看，面临的情况更不容乐观。共产党与阎锡山合作的初衷，本意是要帮助阎锡山改造旧政权和旧军队，使山西成为抗日的最前线，使阎锡山由封建军阀转化为抗日力量，但阎锡山却错误的认为共产党是要挤掉他的地位，剥夺他拥有的一切，因而不惜兵戎相见。如果只是对付一个阎锡山，对共产党来说也许不在话下。从1936年红军东征与阎锡山初次交手，以及这次反顽斗争中在晋西北、晋东南的多次交战，阎军都是败多胜少的情况看，再继续斗争下去，阎军未必能够讨到便宜。但是，蒋介石派遣20万大军参与进来，使局面陡然出现变数。阎锡山只有一个山西省，而蒋介石则掌握着全国政权，共产党如果同时与蒋阎开战，就会两面受敌。更何况，日本侵略者已经侵占了大半个中国，全国人民正在受难，如果不顾大敌当前，一味意气用事，同室操戈，就会影响抗战大局，甚至把同盟军推到敌人的怀抱里。正是看清楚了这一点，中共中央一方面对蒋、阎的卑鄙行为进行了政治揭露和军事还击。如1940年2月20日，在晋城大阳一带，由韦杰、唐天际率领新一旅，对处处与八路军为敌、扰乱百姓、作恶多端的国民党黎民游击队进行了痛击，其1000余人大部被歼，残部逃往洛阳。2月23日，又由新一旅对破坏抗战、坚决反共的阎军独八旅第13团进行了围歼，毙伤其300余人，生俘50余人。3月5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了反击国民党朱怀冰部的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仅两天战斗，消灭朱怀冰97军及其他游杂武装万余人，给了顽固派沉痛打击。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审时度势，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发，定下了和平解决“十二月事变”的正确方针，引导形势朝着消除成见、增进团结的方向转化。
六、顾全大局，以和为重，中共实行太南退军
定下和平解决“十二月事变”的方针后，中共决定先与阎锡山和谈，以恢复山西团结抗战的局面，集中力量对付日本侵略者。1940年2月，中央派萧劲光、王若飞持毛泽东的亲笔信，到秋林会见阎锡山，说明中共希望和平解决双方矛盾的诚意，并代表中共提出6条和平解决办法：⑴、双方停止军事行动。⑵、双方停止政治攻击。⑶、新军表示拥阎，不受某方（指国民党）改编。⑷、双方互不处罚，互不侵犯。⑸、今后统一于进步，实行阎之十纲领。⑹、恢复与新军电台联络及人员往来。阎锡山在与共产党较量中，已感到武装解决新军非力所能及，勾结国民党蒋介石又造成引狼入室，加之攻击新军失败，丧师失地，内部不满情绪蔓延，矛盾加剧，正愁无法收场。共产党主动与其和谈，可以说恰到好处的给了他一个台阶下。于是，对中共的建议欣然接受。他的心腹赵戴文、杨爱源、梁化之、李冠洋等均表示欢迎。其他重要人物如王靖国、薄右丞等也不反对。在阎锡山集团有了和谈诚意后，萧劲光、王若飞又根据中央指示，与阎锡山就具体事项展开谈判，于1940年4月正式达成停止武装冲突的协议。
稳住阎锡山后，中共集中精力应对来自蒋介石的压力。自1940年1月中共拒绝执行蒋介石逼迫八路军、决死队撤出晋豫、太南地区的蛮横命令后，蒋介石国民党就不断加强对这里的军事力量，蒋介石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令庞炳勋、范汉杰、刘勘、陈铁各部集中于太南周围，并有从陇海路加调6个师渡河的密令，图谋一举解决中共及其武装。面对这一严重事态，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考虑对蒋作一定的让步，并于3月15日发急电致朱德、彭德怀，请他们考虑让出山西陵川、合涧镇、河南林县一带地区。4月12日，又电令朱德、彭德怀与卫立煌会晤，力争八路军与中央军两军团结。此后，朱德从壶关启程，经陵川与国民党27军军长范汉杰举行了会晤，并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名义，给国民党举办的5县党政训练班作了两党合作抗日救国的讲话。此后，朱德自陵川、卫立煌自洛阳来到晋城，经过谈判，双方议定重新划分抗日军队的驻防区：以临屯公路及长治、平顺、磁县一线为界，以南为国民党军队驻防区，以北为八路军驻防区。按照新确定的防线，八路军自动退出林县（南部）、陵川、平顺（南部）、长治、壶关（南部）、高平、晋城、阳城及河南省北部一带大片地区。在这一地区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党、政、军、统、群组织、干部战士及有关人员随之北撤，国民党军随即占领了这一地区。
七、太南撤军的重大战略意义
太南地区是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和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创造的革命根据地。因此，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关于撤退的命令公布后，不仅许多战士和群众想不通，即便在中共的中、高层干部中，也存在着许多不同意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党主动实行太南退军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也逐步为人们所认识和接受。它的重大战略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敌强我弱、国民党重兵压境的危急情况下，我党我军于坚持到一定程度后，通过主动谈判撤出太南地区，既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避免了被强敌一举聚歼的严重后果，而且换取了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合作，使有可能破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保持完整，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山西、华北乃至整个中华民族。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深邃洞察力和应对复杂局势的高超斗争艺术。
（二）太南撤军，使全国民众和社会各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的宽阔胸怀，以抗日救国为民族大业的真诚愿望，使蒋阎顽固派搞摩擦、搞倒退、搞分裂的真面目暴露在世人面前，最大限度争取了民意，赢得了人心，并最终赢得了天下。
（三）太南撤军，退出的地盘被蒋军所占，退到的地方为蒋氏指定，所以蒋阎再要挑起事端，将会使他们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全世界面前。这在客观上也使他们自缚手脚，有所收敛。虽然在此后也有一些摩擦发生，但像“十二月事变”那种大规模的武装进攻基本没再出现。这就使我军改变了腹背受敌、两面作战的困境，能够专注于对付日本侵略者。
（四）太南撤军，在某种意义上是划地而治，从表面上看是坏事，因为蒋氏划定的太行北部地区，土瘠民贫，经济落后，有些地方甚至荒无人烟，但仔细分析却好处甚多。因为这是一块我党我军真正能够当家作主的地盘。中共在山西并没有自己的地盘，而是和阎锡山共处在一起，所以只好“戴阎锡山帽子”，“说山西话”，常常是行动受掣肘，活动受限制，名义上有根据地，实际上却没有发言权、自主权、领导权，许多时候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撤到太行北部以后，这块地盘不仅比原来更大，而且具有合理合法的独立性质，有了实实在在的领地权，管辖权、治理权。蒋介石做梦也没想到，他是给共产党划了一块“特区”。在这里，我党进行了三整（整党、整军、整政），三建（建党、建军、建政），相继成立了太行区党委，太行太岳军区，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等党政军机构，所辖范围内各县区的人民政府、抗日武装和群众团体均迅速建立健全。经济建设、减租减息，合理负担也随之推开。太行根据地逐步成为抗战的中心，成为全国人民的希望所在。
历史的真相常常包裹在坚硬的外壳中，只有剥去这层外壳，才能看清楚它的真实面目。通过上述剖析，我们既能够看到当年这一段历史事件是如何错综复杂，惊心动魄，又能够从中看到我们的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敌强我弱、四面受敌、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如何从容镇定，冷静以对，并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以难以想象的勇气和智慧克服危机，将我党我军从绝境中带上光明的坦途，由此进一步增强对我们及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和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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