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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范文
论文关键词 民间借贷 诚实信用 金融
究其本质而言，民间借贷与自然规律发展相适应，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民间借贷的规模逐渐发展起来。随着民间借贷规模的扩大，由民间借贷引发纠纷的案件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案件纠纷数量的增加给社会的稳定性造成严重影响。在此种社会环境下，关于民间借贷的研究活动逐渐深入，在研究人员不断深入研究与调查的过程中，民间借贷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变得明亮化。虽然国内外学者都对此展开了相应的研究，但是民间借贷中的民法问题研究非常少。在此种情况下，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有民间借贷产生的民法问题在司法实践中逐渐显现出一定的僵化性，使得民间借贷案件出现了较多的同案不同判的现象。针对此，就民间借贷中的民法问题展开研究非常具有必要性。
一、民间借贷的概述
从理论的角度上而言，民间借贷的这个名词是对金融的有效补充。在我国经济发展与运行的过程中，民间借贷也体现出了重要的作用。在研究民间借贷的过程中，首先就应明确民间借贷的定义。关于民间借贷的具体含义，不同的学者在这方面持有不同的观点。但万变不离其宗，即使不同的民间借贷在不同的学者看来具有不同的定义，其中的宗旨始终不会变化。在笔者看来，民间借贷的行为主体主要是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也就是在这几类人之间产生一种借贷性质的行为。民间借贷产生在民间，因而从根本上可以说其属于民间自发性的一种金融融资渠道，也是民间组织、自然人以及其他组织实行投资的一种途径。虽然民间借贷存在的历史非常悠久，但是不同的区域在经济发展特色方面又具有不同的借贷方式。民间借贷方式主要依赖于借贷双方之间的借贷性质来决定。在各种借贷形式中，民间信用借贷是最为常见的一种融资方式。
从这就可以看出，民间借贷这一行为不仅具有自己含义，同时还具有自己的形式。由此可以看出民间借贷在民间金融活动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从民间借贷发展的历程就可系统的了解到，民间借贷的主要特征表现为这么几种。首先。民间借贷是一种自由行为。民间借贷没有固定的借贷模式，利率约定与否主要由双方关系人协商而成，他人无权干涉。其次，借贷的标的物主要为货币。民间借贷产生主要缘由是缓解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在资金周转方面的问题。因而借贷的标的物主要以货币为主，但是也可以存在其他的形式。再次，借贷主体非银行机构与自然人。民间借贷的参与主体并不是银行机构组织，在借贷关系产生的过程中并没有金融机构参与其中。最后，以民间自有资金来借贷。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人们手中的自有资金会持续增加。在此种情况下，民众愿意将自有资金转向低风险、高回报的民间借贷活动中。另外民间借贷行为产生的前提条件是将个人信用为借贷行为产生的基础。也就是说，民间借贷产生的关系主要是在“熟人”之间发生。
二、民间借贷中的民法问题
无论是从性质还是从行为根本性来看，民间借贷受到我国民法的调整与约束。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民间借贷属于典型的民事法律关系。
（一）民事立法的缺失与冲突
在民事立法方面，民间借贷关系适用的法律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及《借贷意见》。从我国民事立法的层面就可以看出，这几个法律就民间借贷问题产生与解决措施方面的规定层次较低，并且分布于不同的部门法中。民间借贷一旦出现了问题，能够查询到的法律依据多为原则性的规定，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实施细则。同时，利息、高利贷等相关问题方面的法律体系严重落后，没有统一、详尽的法律来规范民间借贷行为。从这就可以看出，民间借贷在立法方面由于制定部门以及效力之间的关系，使得民间借贷案件在审理的过程中，适用法律范围不同，产生的效果也就不同。较为严重的情况就是《合同法》中关于民间借贷行为之间的适用的规定与《借贷意见》中的内容具有冲突性。虽然有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指导原则，但是在实践中《借贷意见》更体现出民间借贷行为的客观规律。
（二）利率问题
在民间借贷行为产生的过程中，利率是民间借贷关系中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关于民间借贷的利率问题，主要体现在这么几方面。首先，利率确定问题。民间借贷利率的产生主要是由借贷双方自由约定，以现有的借贷事实作为利率产生的前提条件。在利率确定问题上，国家对借贷利息的最高数额有相关的规定。在《合同法》与《借贷意见》上，都明确民间借贷利息限制在一个规定最高数额的限度内。虽然国家在这方面有较为明确的规定，但是从市场经济运作的自然性而言，这种规定干涉了民间借贷市场化运行。与此同时，民间借贷属于自然人、法人以及组织之间的自由行为，国家的这种规定违背了民事法律关系的公平原则与意思自治原则。其次，高利贷问题。在民间借贷行为运行的过程中，不能杜绝有部分的民间借贷行为存在“合法借资”行“高利贷”之实的行为性质。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为规避某种风险或者是相关部门的监管，为追求高额利息，借贷双方以某种名义将实施将资金出借给借款人，而实际上却是高利贷放贷行为。
（三）借贷合同问题
借贷合同中存在问题。民间借贷合同其实就是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之间，贷款人将手头资金出借给借款人，在合同到期归还本金的合同。依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要想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必须符合订立合同关系的条件。在合同有效的基础上，才能够确认双方之间的债权关系。但是从现今的民间借贷合同就可以看出，借贷合同问题主要有债权金额的认定、借贷合同担保效力以及诉讼时效等。这是民间借贷合同中主要问题的表现。如诉讼时效问题方面。借贷双方之间诉讼行为是否正确将直接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自身利益具有紧密的联系。如果诉讼行为时效确定，还能节约成本和司法资源，提高洗发司法行政行为的效率。但是在一些民间借贷案中，借款人并没有事先申明存在诉讼时效已过的事由，贷款人却主张自己的债权已经过了诉讼时效的期间，这就会在此问题上产生分歧。从这就可以看出，民间借贷诉讼时效确定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
三、完善民间借贷民法制度的措施
从前文的分析中就可以看出，民间借贷存在的民法关系不仅影响民间经济市场的自行运转，同时还会对借贷双方产生较为严重的法律纠纷。在经济市场提逐渐完善的过程中，民间借贷中存在民法问题应从制度方面着手，尽快完善民法中民间借贷制度。
（一）从法律角度明确民间借贷的法律地位
如果民间借贷的定义模糊不清，就难以从制度方面来规范民间借贷行为。依据制度来保护民间借贷行为，就可以促使民间借贷认识方面的宽泛性或者是狭窄性。首先，加快民法典的颁布行程。民法对保障民权、经济运行以及人民利益的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已经颁布民法典的国家来看，通过民法典更能保证秘法作用的发挥。其次，通过立法直接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民间借贷从行为本质就可以看出，从立法层面来规范借贷双方之间的行为，促使民间借贷行为步入金融监管的范围中。同时，通过立法能够更好地维护借贷人员的合法权益，制约民间借贷的发展。最后，有效防范因民间借贷引发的经济犯罪行为。要防范因民间借贷产生的经济类犯罪行为，就应当对过去强制性的刑事处罚做出相应的调整，将民事法律规范应用于民间借贷行为中。针对发展规模逐渐扩大的民间借贷行为，但依赖于刑事处罚并不能防范经济类犯罪行为的产生。将民事调解作用应用到民间借贷中，就能够打破过去对金融犯罪以刑法为主的防控体制。同时，针对由于民间借贷产生的经济类犯罪，可以从多角度多领域完善经济类犯罪处罚的相关规定。
（二）区别对待利息，制定灵活的利率政策
在民间借贷利息这一方面，可以根据借贷人员对本金的适用途径不同，将利息划分为生活消费型借贷与生产性借贷，也就是针对具体用途来制定不同的法律政策。在此方面，可以针对生产借贷利息调整为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6倍。生产借贷利息高于同期银行利息，就能够促使企业在优胜劣汰的经济环境中，更合理的配置市场资源。但是生活消费性质的利息不能设置过高。这样可以帮助生活困难的人顺利度过困难时期，同时还能限制贷款人不正当的谋求利益。由此可见，这样区别对待利息，制定灵活的利息政策，就能够维护借款人的争取当权益。当然，在民间借贷中，利率的计算方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利息计算的过程中，应当综合考虑各种实际情况、生活条件以及当地的发展水平，做出相应的调整。但是在具体实施操作的过程中，应当明确规定，防止出现计算方法不一致使得合法利益受到损害。
（三）防范民间借贷合同风险
当前，我国在个人信用体制建设方面还不是非常的完善，法律法规也不是很健全，因而民间借贷存在一定的风险性。针对民间借贷中风险，可以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首先，实行公证制度。公证制度的实行对民间借贷后续风险的防范具有重要的作用。经过公证的民间借贷合同，不仅能够说民合同的真实性，还可以帮助当时完善相关的合同条款，避免风险的出现。其次，规范书写合同，明确还款期限。民间借贷合同是借贷行为的凭据。因而在书写的过程中应当使用规范性的语言文字，不用或者少用容易产生歧义的词语。随后双方当事人应当妥善保管合同，在欠款结清后销毁合同。最后，规范借贷双方之间的权益义务关系。在民间借贷行为成立的过程中，也就是合同签订的时候，应当在合同中载明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保证双方当事人都能够依照合同的规定行使自己的权利与义务。
第2篇：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范文
【关键词】民间借贷；法津特征；法律类型；完善立法
一、民间借贷的定义
关于民间借贷我国立法到目前仍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不同的法律文件对民间借贷也都存在着不同的阐述，其中《民法通则》第一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合同法》第一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显而易见，上述两部法律都未对民间借贷的概念做出明确具体的界定，也未曾规定何种民间借贷模式应予禁止。
二、民间借贷的法津基本类型
（一）一般性私人无营利目的民间借贷
一般性私人无营利目的民间借贷指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民事性借贷。这种借贷关系是建立在血缘关系、朋友或者同乡等较为亲密的关系。这种亲密的关系的连接点往往是时空上的联系点，并具有很强的信任意味。一般来说，亲戚朋友、或者邻居在生活遇见短暂的困难，基于一种道德感相互帮助。由于这种短暂的困难具有短时性、紧迫性和偶然性，借贷双方基于相互的帮助的群体感意识，借贷方即使规定利息，但是往往一般较低，更多的是无息的借贷。这种借贷关系的形成，贷方往往不以营利为目的，并往往处于私人借贷的关系当中。随着经济的房展，部分行业内出现互助等行为，也是基于相互信任的关系。
（二）具有营利目的特殊性民间借贷
具有营利目的的特殊性民间借贷，主要是指商业性民间借贷。这种商业性借贷是经济逐步发展的一种新型的民间借贷。商业性民间借贷容易受到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如：金融市场的成熟度、市场经济的孕育度。借贷双方作为一个平等的主体，将国家承认的金融机构排除在外。出借方往往会像银行一样，以营利为目的进行重复放贷，会对金融机构造成不小的冲击。
三、加强《民间借贷法》立法的完善建议
（一）坚持民、商分离
在我国的现今传统的中，坚持民、商分立的思路，将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整合，并制定一部单行的法律，对专门性从事放贷业务的行为进行规范，并与其他法律进行有效地进行衔接，发挥其他部门法律的调整作用，规范个人的小额借贷活动。对相应的配套制度进行修订，废除部分不符合现今要求的制度，建立担保、健全征信体系、建立个人破产等商事制度。
（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民间借贷法》
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民间借贷法》。出台本部法律方面需征求多方意见，并发挥相关部门专家与学者的智囊团的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避免了层级上的混乱，可以有效地协调政府、检察、法院部门的各自主张，也有效地避免了行业监管、银监会、商务部等规范性文件冲突的弊端。建立一部统一的《民间借贷法》，废除相关的部门条例、规范性文件和冲突的司法解释是十分必要的，也是规范民间借贷的首要选择。
对于收贷的行为，禁止采用恐吓、威胁或其他暴力方式讨债，禁止采用软暴力等非法拘禁手段讨债。资金来源上，禁止非法吸收非法融资、吸收公众存款，但是可以允许商业银行贷款和私募资金。借贷合同采用规范的书面格式合同，对借贷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人的权利义务进行设定，强化对借款人的利益进行保护。监督管理上，可以采用政府部门成立专门的金融管理办公室负责监管，部分职权可以成立协会进行管理。在法律责任的承担上，对于高利贷款行为、非法讨债等违法行为与刑法进行有效的衔接。
（三）建立与《民间借贷法》相配套制度
首先，由银监会成立民间借贷监测制度，并确定相应的监测范围，以防止民间借贷对宏观的金融市场进行冲击，并损害正常的金融秩序。可以利用人民银行已经建立的民间定点监测的平台，与工商、税务等部门建立协调的监测信息共享，并可以提高监测的准确度。通过对民间借贷的预判，来调整我国经济的宏观政策，以保护金融的安全。
其次，完善征信制度。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出台《民间借贷征信条例》，将民间借贷的个人或者企业作为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归为征信系统，并可以由其进行开放性登记，并将出借人、借款人的信息进行采集。允许同城的民间借贷行业管理者也可以自行建立相应的征信的子系统，并通过行业自律来淘汰部分不合格的放贷企业或者放贷人。这样不但可以较好地防范了民间借贷的风险，而且可以有效地降低了管理的成本。
最后，民间借贷问题的有效解决，还需要配套的相关市场退出制度。这样的配套措施完全可以使民间借贷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权可维，既能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打击、遏制“高利贷”和非法集资行为的发生，又能合理引导社会资金的有序流动，有利于经济金融的稳健运符。在立法完善的过程中，国外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发展中国家的可行做法可以给我们以启示，条件成熟时也可以考虑因地制宜的移植和借鉴。
四、结论
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会减少社会上许多民事纠纷，有助于社会的安宁与稳定，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二是通过对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的研究能够准确地对民间借贷的法律地位予以承认，发挥民间借贷的机动、快速、便捷等优势，进一步打破金融的国家垄断，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培育，并带动经济增长，促使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因此，民间借贷问题的解决不仅涉及到金融法律法规的完善，还涉及到提高司法实务中审判工作效率，能够更能保护好借贷方与出借方的合法利益与期待利益。
参考文献
[1]陈蓉.中国民间融资法律规制理念的反思与改进[J].西南金融，2011（08）.
第3篇：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范文
论文关键词 民间借贷 法律规制 监管
民间借贷是指发生在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或其它组织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借贷活动，其本质上是一种金融运营模式。在经济发达地区民间借贷是公民和企业投资理财的重要途径。新经济形势下民间借贷行为日趋复杂，因此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对其进行重新的定位。
一、民间借贷的现状
（一）民间借贷处于合法与非法的边缘
民间借贷机构在我国地位尴尬，没有明确的民间借贷管理部门能够对民间借贷这类中介机构进行有效监督和管理，同时由于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来明确民间借贷的法律地位，民间借贷大多数处于秘密状态而游离于正规的金融体系之外。这种状态下的民间借贷存在着交易隐蔽、监管不到位、法律地位模糊、风险不易监控以及易滋生非法融资、洗钱犯罪等诸多问题。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金融体制对于民间借贷一直是以行政管制为主，特别是近来，中小企业的融资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相较于中小企业，银行更愿意贷款给经济效益可观、有发展前景的大公司。另一方面，银行借贷难度提升导致投资渠道匮乏，民间借贷很自然的进入到了拥有较多闲散资金的公民的视野，这一实际情况带动了民间借贷的繁荣。近年来国家也相继出台一些政策例如：2012年“两会”，温家宝总理强调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健康发展等。遗憾的是这些政策仍旧处于制度层面，具体落实情况不乐观，再加上司法实务部门对民间借贷进行的行政管制和刑法打压，更使民间借贷处于合法与非法的边缘地带，阻碍其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
（二）民间借贷风险类型多样
1.主体风险。主体风险主要是指民间借贷主体在缺乏合法经营资格的条件下却从事放贷业务、吸储业务。或者虽具有合法资格但超越经营范围等而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的可能性。简单的说就是主体不适格，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类型：
（1）民间借贷中间人的风险。其一，自然人型民间借贷中间人。通常不涉及第三人的自然人之间的民事借贷行为是被法律所允许的，然而当下民间借贷大部分都存在于陌生人之间。自然人型民间借贷中介人应运而生且趋于专业化。很多中介人违法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超越一般性的介绍借贷，其行为在缺乏法定程序、申请合法资质的情况下，发生主体不适格的风险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其二，法人型民间借贷居间人。民间借贷居间人机构化已势在必行，然而我国法律对民间借贷中介机构的法律地位没有进行有效确认，对权利义务的限定模糊等现实情况都使民间借贷风险加大。
（2）非金融企业间的风险。一般工商企业间的借贷主体风险。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是被我国法律所禁止的。即所谓的禁止企业之间的资金拆借。如若企业之间进行借贷且约定利息的，法院则根据具体情况对利息依法进行没收，另一方当事人则受到相当于银行利息的罚款，因此，企业缺乏放贷资格是引发这一类主体风险的重要原因。
当下，民间借贷主体机构化的趋势越演越烈。民间借贷主体范围也在逐步的扩大，包括地下钱庄、典当行、拍卖行、中小企业贷款公司、资产评估公司等，甚至包括一些基层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也变相成为民间借贷的主体之一。
2.行为风险。民间借贷行为风险是指在民间借贷实施过程中，因行为不当而引发的风险，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一层面上的风险是指会产生风险隐患的借贷行为引发的风险。换句话说是可能导致风险主体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的行为引发的风险。民间借贷行为风险分为以下三类：
（1）约定利率超越国家认定标准。所谓高利贷是指放贷人以获得高额利息为目的，放贷人与借款人约定借款利息高于银行同期利率4倍。对于利率约定未超越银行同期利率的4倍标准的民间借贷行为一定程度上有其制度上的合法性的，而对于利率约定超越国家认定4倍标准的民间借贷行为的判定则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法律后果。首先，不以放贷为业的放贷人，其放贷行为可以说是偶然性的，性质上仍然属于私法自治范畴，故而并不需要国家干预，最终的结果是超出合理利息的部分无法获得法律上的支持。其次，以高利贷为业的放贷人，通常其放贷行为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持续时间长、业务进展频率高，因此不仅仅以放贷行为还要以放贷资质来评判其违法性。例如那些缺乏放贷资质仍然进行高利率放贷的放贷人所面临的是应承担刑事责任风险；对于那些已经获得国家批准的放贷主体，如小额贷款公司，如果违反法律规定从事高利放贷业务，不可避免的是承受行政责任风险，如果情节特别严重，对于其法定代表人及相关人员的责任应该上升到刑事责任。
（2）非法从事金融业务引发的风险。非法从事金融业务引发的风险是指因行为人的行为脱离了有关部门的批准、未按照法定程序而以不确定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的行为。非法从事金融业务持续时间长、范围广，如果这种金融类型肆意扩张势必会影响货币正常的流通渠道，影响央行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宏观调控的效果，给和谐金融秩序的发展带来阻碍。
（3）恶意借贷引发的风险。恶意借贷引发的风险强调的重点是恶意，所谓恶意具体来说是可以分为单方恶意行为和双方恶意行为。单方恶意表现在借款人采用欺诈、胁迫等非法手段，或乘人之危，违背贷款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借款人则是出于恶意，在善意的伪装下寻求借款；双方恶意行为表现在，行为双方为逃避第三人债务，名义上以借贷行为为幌子，暗地里进行诸如权钱交易的非法活动，行不法勾当之实。换句话说就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此种恶意借贷容易为行为双方带来矛盾引发纠纷，甚至还会引发其他恶性犯罪。
（三）民间借贷纠纷类型多样，数量呈上升趋势
伴随着民间借贷的活跃，其所引发的纠纷也越来越多。民间借贷纠纷主要发生在以下三类群体：一是可支配的闲散资金多的群体，其放贷对象主要是经济困难户和个体工商户；二是以从事放贷为职业的群体，即所谓的“职业放贷人”。其放贷对象主要是中小企业且民间资本更多的投入在于生产经营领域；三是一些非法或者涉黑性质的中介机构。以非法集资等形式取得资金去放高利贷，或以贷养贷，放贷对象涉及面广。这些人在索要借款无果的情况下，会通过到法院诉讼的方式来回收资金。
二、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研究
民间借贷绝非经济落后的表现，相反民间借贷的繁荣恰恰说明了金融市场的活跃和自由。在金融自由化程度相当高的发达国家民间借贷也是广泛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政府要做的是重视民间借贷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引导其朝着有利于社会的方向发展，因此，民间借贷问题的法律规制，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促进民间借贷合法化，形成多层次，多形式的民间融资体系
一方面，给予民间借贷合法性地位，对民间借贷法律法规进行全面完善，做到体系健全。尽快制定专项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的法律法规，如《放贷人条例》赋予民间借贷主体、民间借贷行为合法的法律地位，使民间借贷具有明确的法律关系归属，从而能实现有法可依。对于那些不符合金融市场内在规律的相关规定，予以修改或废除，将民间金融活动尽可能地纳入信用可控的范围，降低金融风险、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为民间借贷创设良好的氛围，实现在法律制度层面下的稳定发展。
另一方面，积极引导民间借贷与金融机构的功能衔接顺畅。对民间借贷的压制性的法律制度，使其大部分规制依靠行政命令以及政策指引，民间借贷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金来源问题。由于其行为与非法集资的行为方式模糊不清，大部分民间借贷行走在非法集资的边缘，法律风险空前提高。与此同时，对中小企业和农村地区加大金融扶持力度是当前经济形势对正规金融机构的要求，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该政策落实的效果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因此，可以考虑将民间借贷行为与正规金融机构的职能进行合理有效的对接，发挥民间借贷的比较优势，解决上述主体的融资不足的问题。
综上，在当前形势下，首先要做的不是对个别形式的民间借贷进行合法性认定，而是从整体上概括确认。对于现有诸如企业与企业之间、自然人之间等民间借贷形式给予支持并鼓励新型民间借贷的出现，从而建立一个多层次、多形式、全覆盖的民间融资体系，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对民间借贷进行正确的引导，严格的金融监管，防范其风险
在促进民间借贷的规范化发展时，以当前民间借贷的现状所反应出的弊端为切入点，综合分析，进行正确的引导和规范。其一，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对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的深入理解旨在让广大人民群众重视防范投资风险。比如出借人在借款之前要把对方的经济状况、信誉、借款用途、偿还能力等因素作为参考因素，对于大额借款，要设立抵押、担保，完善抵押、担保的手续，确保自己应有权利的救济。再者，借款合同的订立要规范。对借款合同的主要内容或者说最重要的内容要做到合理的约定。其二，对民间借贷业务进行规范，通过对民间借贷实行严格的金融监管来确保对投资者效益的保证。比如相关职能部门在保护金融市场方面要发挥监管和打击的作用。具体来讲，工商管理部门加强对民间借贷宣传广告的管理以及严格把控放贷人的登记管理，其次，银监会行使监管职责，严厉打击诸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集资等违法行为。最后要建立完善的监测系统，实现对民间金融业的密切监管。比如健全信息披露机制、能够让借贷主体根据充足可信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借贷决策。
（三）加大借贷关系合法性的审查力度，拓展纠纷解决途径
作为行使审判职能的法院，在审理具体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法院要对借贷关系是否合法以及是否涉及违法犯罪行为进行重点关注，比如是不是高利贷、预先扣息后出具借条等。对事实的严格把控是对违法或犯罪行为依法处理的前提，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合法的借贷关系。
第4篇：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范文
【关键词】：民间借贷合同；合同制度；法律制度
1、民间借贷合同定义
民间借贷合同这一概念涵盖的范围有较大的伸缩性。最狭义的也是传统的民间借贷合同仅指自然人（个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又称个人借贷合同）；次狭义的民间借贷合同指个人之间、个人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款合同；最广义的民间借贷合同指个人之间、个人与非金融企业之间以及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款合同，也就是借贷双方均非金融机构的借款合同。
2、民间借贷合同的特点
民间借贷合同的提法本来就是相对于银行借款合同而言的，所以民间借贷合同的特点也主要是相对于银行借款合同而言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2.1民间借贷合同贷款人非特定性
银行借款合同的贷款人是特定的，只能是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而民间借贷合同的贷款人是非特定的，虽有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不得做贷款人的限制，但此说法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受到质疑。
2.2民间借贷合同为实践性单务合同
银行借款合同是诺成性双务合同，合同双方自签订合同之日起就具有互付义务，贷款人有放贷的义务，借款人有还本付息的义务。民间借贷合同属实践性单务合同，《合同法》第 210 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贷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故贷款人并不承担任何义务，而借款人有依约还本付息的义务。
2.3民间借贷合同无偿性为主
银行借款合同为有偿合同。银行作为金融企业，盈利是其企业属性决定的，虽然有部分指令银行执行国家计划的无偿合同关系存在，但为赚取利润的有偿合同关系才是银行贷款活动中的主流。民间借贷合同分为有偿合同和无偿合同，大额的有偿民间借贷往往更吸引人们的眼球，但存在于邻里、同学和好友之间的小额无偿借贷行为才是民间借贷的主要形式。
3、完善民间借贷合同的法律途径
3.1规范民间借贷合同的形式要件
加强对于民间借贷合同的书写规范要求，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在立法上明确提出对于民间借贷合同形式要件的要求。但是，由于民间借贷在其发展的历史上总是处于法律法规规制的边缘地带，因此在实际生活中，民间借贷合同的书写都是比较随意的，而且在不同的地域，关于民间借贷合同的书写往往有着不同的习惯。
然而这些习惯都是约定俗成，流传已久的，要在一时间加以改变确有困难。从法律层面上讲，即使制定出关于民间借贷合同书写要求的法律法规，也可能因为缺乏实际操作性而被淘汰。所以规范民间借贷合同的形式要件是必须的，但是推动民间借贷合同书写规范化的进程必须循序渐进。各个区域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生活经验、日常习惯制定出规范本地区民间借贷合同形式要件的实施细则。
3.2推广借贷合同公证与登记
民间借贷行为由于其合同在多数情况下是有效的，故其风险其实主要来源于该借贷行为背后的内容，即借贷双方所从事的一系列活动都可能会影响到该个借贷行为在日后的还本付息，因此，建议推广对单个的借贷合同进行公证或登记。第一，公证与登记需要专门机关对借贷行为双方的相关资质进行一定程度的审查，这样可以较为有效的避免欺诈、隐瞒实情、非法吸放贷行为的发生；第二，这种公证或登记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起到公示作用，即告知其他借贷人此一借贷行为的存在，而已然公证或登记的借贷合同也可以为将要签订借贷合同的双方提供对方的有关借贷信息。
3.3建立有效征信体系
信息不对称是民间借贷纠纷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借贷双方由于故意或无意的对自身有关情况的隐瞒很可能会影响对方的判断。而这些被“忽略”的有关情况中，最为各方关注的就是对方的不良借贷记录。在银行系统中，有专门的征信系统用于记录具有不良借贷记录的主体的相关信息，因此在这些主体再向银行申请贷款的时候，银行只需要向征信系统查询其信用情况，即可较为明确对其信用度、偿债能力做出判断。民间借贷较之于银行贷款更加迅捷、频率更高，因此简历有效的民间借贷征信体系可以帮助借贷双方更直接的了解对方的相关情况，以更准确的做出是否进行交易的判断。
结语
随着金融市场自由度的不断扩大，民间借贷的规模也急速膨胀。时至今日，民间借贷己然成为市场经济背景之下不容忽视的融资渠道。民间借贷依靠自身手续便捷、成本低廉等优势，在推进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任何事物总有两面性，民间借贷亦是如此。民间借贷最大的优势在于其方式简便灵活，但恰恰是这种高度的灵活性给民间借贷合同的履行以及纠纷的产生带来了深深的隐患。因此，出于预防民间借贷合同纠纷的产生以及解决已经发生的民间借贷合同纠纷的目的，必须加强法律对于民间借贷行为的规制。
参照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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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武龙.民间借贷的风险管理的对策研究[J].商场现代化.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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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易玉琴.我国民间借贷利率法律问题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 2014
第5篇：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范文
关键词：民间借贷；影子银行；监管困境；监管措施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4-0174-02
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见表示真实，即可认定为有效，但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相关利率。近几年，民间借贷发展迅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填补了正规金融的空白。同时，民间借贷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如出借人组织化程度较高，资金供给能力强等新特点，成为难以监管的“影子银行”。“影子银行”，一般是指那些有着部分银行功能，却不受监管或少受监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民间借贷作为影子银行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长期游离于监管之外。据中国金融网的2012中国影子银行报告，2012年狭义民间借贷余额约为4万亿左右，可见我国民间借贷中的影子银行规模还是很大的，如果对民间借贷缺乏足够的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市场可能发生“异化”，成为非法集资和高利贷滋生的土壤，因此，应该加强对其的监管。
一、民间借贷迅速发展的原因及作用
（一）民间借贷迅速发展的原因
首先，一方面，由于央行为了应对日益高涨的通货膨胀，推行了紧缩信贷的货币政策，再加上我国严格的利率管制，使得商业银行不愿贷款给风险相对较大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而是把款项贷给优质大型企业；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贷款手续繁杂，审批的程序较多，借款企业等待的时间也比较长，不能及时满足中小企业的借款需求。相比之下，民间借贷手续简便，形式灵活，办理的时间非常对，正好适应了市场需求。因此，在从银行渠道获取贷款无门的情况下，中小企业正被迫求助于民间借贷。
其次，由于我国发生通货膨胀，实际存款利率为负数，因此为了使资产保值增值，存户不愿继续把钱存入银行，转而寻找其他高收益的投资渠道。而民间借贷所提供的利率较高，有时甚至达20%—60%，受到高利益的诱惑，大量的民间资金甚至是国企、上市公司和商业银行的资金也涌入到了民间借贷市场。
（二）民间借贷的作用
1.积极作用。民间借贷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有力地支持了中小企业的投资需求，推动了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虽然政府一再强调，要求金融机构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但是，商业银行出于风险问题考虑而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惜贷”，而民间借贷则成为中小企业主要的融资渠道，也弥补了正规金融体系服务的空白。通过民间资金的调剂，进一步发挥闲散资金的效益，优化资源配置，加速资金周转，促进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2.消极作用。首先，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部分社会融资需求的同时，也伴生了一些违法犯罪行为，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高利转贷、洗钱等，已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其次，民间借贷利率水平高，提高了中小企业的成本，加大了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的难度。同时，由于高额的利率，吸引了大量投机性的资金投入，甚至有部分企业通过“以贷转存”，把钱从银行搬到民间借贷市场，有相当比例的资金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流入“钱生钱”的投机性利益链条中，这将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甚至可能会产生危机，使民间借贷的风险随时有向正规金融转移传导的可能，这也是影响地区金融稳定的潜在风险隐患。
二、民间借贷影子银行的监管困境
（一）监管对象难以确定
传统的民间借贷双方之间多为亲戚、朋友、同事关系，借款数额较小。而新型民间借贷主体较为复杂，参与者分布全国各地的各行各业，借款人为个体工商户和公司的占较大比重，且债权人与债务人互不相识，只是通过中间人、保证人、证明人的参与和介绍形成借贷关系，甚至出现了P2P。民间借贷关系更趋组织化、多元化和复杂化，使得监管对象难以确定。此外，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使得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的民间借贷之间的界定不清晰，也使监管对象难以确定。
（二）民间借贷规模难以统计
由于民间资本的多环节性和隐秘性特性，加上借贷双方的不配合，借贷数据很难统计，还有可能所统计到的数据都是假的。而且，很多担保、信托、小额贷款公司表面挂各种牌子，私下都在经营民间借贷，甚至是非法集资，发放高利贷。此外，民间借贷资金的来源也更加隐蔽，更加复杂。例如，有的企业主先以100%的保证金到本地银行向关联公司开立国际信用证，再拿国际信用证到新加坡、香港的银行去融资，由于信用证做的是买方代付业务，中国与新加坡、香港有时间差，企业主便可在时间差内进行跨境的资金套利，通过在境外融到的资金存入本地银行作为开立国际信用证的保证金，进一步循环开立信用证赚取利差，这些都使得民间借贷规模难以统计。
（三）多头监管主体的存在，也使监管变得困难
我国目前对正规金融行业实行“一行三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专业监管体制，“一行三会”各司其职。但是，民间借贷活动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的多个环节，涉及不同行政管理部门，再加上民间借贷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使得民间借贷游离于监管之外。如上市公司参与民间借贷的影子银行由谁管？P2P、PE现在谁来监管？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都在变相贷款，银监会怎么去监管？而且民间借贷所表现出的区域性、地方化色彩非常强，民间借贷的这种区域性差别决定了中央层面的统一监管难度较大。
（四）我国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目前，我国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条文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司法部关于办理民间借贷合同公证的意见》、《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法律文件中，现有法律中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过于分散和宽泛，可操作性不强，且判断标准模糊，已不能满足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活动的现实需要。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健全，致使监管当局在监管过程中没有有效的标准参照，监管工作很难展开。
三、民间借贷影子银行的监管措施
（一）确定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实施联合监管机制
1.通过法律法规确定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及其职权、监管程序。可以考虑在中国人民银行内部专门设立一个关于“影子银行”的监管部门，并通过相关的法律法规赋予其监管的职权及监管的程序。然后，在这一部门下设“民间借贷监管处”的职能部门，专门负责民间借贷的监管和协调工作。其他部门如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人民法院、检察院及其他金融监管部门既要要各司其职，又要相互协调和配合监管。只有先确立了监管主体，才能解决民间借贷监管到底由谁主要负责的问题及由多头监管而导致的民间借贷监管“真空”的问题。
2.针对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比较突出、民间借贷地域色彩浓的情况，可以把地方各级政府金融部门纳入到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中来，并赋予其一定的监管权力，充分调动其监管的积极性。地方政府监管机构负责收集整理信息、处理问题及危机预防，可以根据本地的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监管措施，并与中央监管部门相互协调配合，参与地方民间金融的立法，为合规民间借贷机构颁发合法牌照。
3.充分发挥民间借贷行业自律和社会公众的监管作用。首先，培养和发展一些民间借贷行业的自律组织，发挥其对民间借贷的自律功能。民间借贷自律组织必须依法接受政府监管部门的指导，并负责检查规则的执行情况、公布民间借贷相关的信息、协调民间借贷中出现的纠纷等，逐步形成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的良性互动。其次，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可以通过报刊、电台、网络等渠道公布已备案的借贷机构名称，并设立举报电话和网络举报系统，接受全国人民的监督。
（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尽快颁布《民间融资法》、《私募基金管理办法》、《企业委托贷款管理办法》等专项规范的法律法规，适时修改《民法通则》、《合同法》以及《担保法》等民事法律，注重对民间借贷交易的合同规范。尽快出台《放贷人条例》，加强对民间借贷市场主体的监管。制定一部专门的《民间借贷法》或“民间借贷管理办法”，确立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金融的区别，规范民间借贷用途和利率，以规范、保护正常的民间投融资行为，引导民间投融资走上正常的运行轨道。同时，坚决打击和取缔非法集资、高利转贷、金融传销、洗钱的高利贷者，防范和降低民间借贷的潜在风险，以维护社会的稳定。
（三）建立健全信息披露制度
1.建立信息采集、共享平台，加强信息披露。可以由上述“民间借贷监管处”的部门建立信息采集及共享平台并负责采集民间借贷活动的有关数据，例如资金规模、资金来源、资金运用及运用效益、利率水平、交易对象等情况，并通过这一平台进行处理和及时将相关的信息向社会投资者公开，让投资者人及时了解相关信息，提高投资者风险识别、判断能力，以便于民间借贷主体进行自主的投资决策，从而避免债务纠纷的发生。
2.建立科学的民间融资信息监测体系。首先，建立健全民间借贷登记备案制度。明确规定民间借贷的备案登记部门，建立健全各级地方政府民间借贷的登记备案制度。建立民间融资登记备案管理信息系统，加强对民间融资资金使用的检查和跟踪。其次，可以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监督职能，各地州、市、县设立民间借贷的信息监测点，专门负责收集辖区内的民间借贷信息，并定期向汇总上报到省人行，各省人行汇集辖区内的信息分析整理后上报至总行“民间借贷监管处”，“民间借贷监管处”汇总全国民间借贷的信息通过分析整理，为相关部门加强民间借贷管理和制定宏观政策提供信息支持。还可以通过上述信息共享平台这些信息，让投资者人及时了解相关信息，从而进行自主的投资决策。
参考文献：
[1] 刘长雁.民间融资信息监测体系亟待完善[J].中国金融，2012，（6）.
[2] 王瑞，唐博超.我国民间借贷中的影子银行现状及其发展出路[J].兰州学刊，2012，（12）.
[3] 杨秉龙，岳金禄，刘庭兵.建立民间融资备案制度的构想[J].中国金融，2012，（24）.
第6篇：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范文
关键词：民间借贷；法律规制
我国的经济建设之成就与民营企业的的发展壮大是密不可分的。民营经济的迅速崛起，推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但“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使得我国的民营经济在近几年陷入低迷，而大部分为中小型民营企业。他们在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进行进一步经营。而民间资本在近三十年来却积累到了一定规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上述企业的借贷需求。二者相遇成为必然。由于，我国缺乏相适应的法律规范来对这种借贷关系进行规制，所以近年来民间借贷纠纷大量涌现。
民间借贷是发生在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以及法人与法人之间的金钱借贷，这里的法人并不包括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从行为主体上来讲，借贷行为发生在民事主体间，行为性质也属于民事法律行为。结合实际情形来看，民间借贷在市场的催生下已经由最初的单纯借贷向着大规模民间融资方向发展。而目前民商事法律方面缺乏系统明确的规范，最终导致用刑罚手段来解决此类案件。所以，伴随着民间资本的崛起，民间借贷的发生已经是必然，单纯依靠刑罚手段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规制民间借贷首要还应当是从民商事法律的角度入手，构建良性公平的规范体系，促进民间借贷的良性发展。
综合来看，发展民间借贷的正当性主要从以下几个方来考量。
第一，民间借贷发生是由于民营企业在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那里告贷无门。在正规金融机构办理借贷，手续繁杂，耗时比较长。民间借贷则反之，让银行以民间借贷的方式来对贷款额度本就不大的中小企业进行放贷，不利于银行的健康发展。因此，借助于民间资本的力量来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是上选。其作法也不外乎是通过非金融经济体的作用来弥补。
第二，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迅速，民间资本规模扩大。现在民间借贷不限于最初熟人间的拆借，不论是资金规模还是涉及到的主体，都已经较最初变得复杂。但它还是一种发生在民商事领域的民商事行为。因此，对民间借贷的规制应更多地依靠民商是法律规范来调节。制定相关的法律规范时应当充分的考虑民商事法律的基本原则。
对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可将其主题类型进行一定的划分，针对不同类型的主体所进行的相关的借贷行为进行规制。越是复杂的的借贷主体其所为的借贷行为也越复杂，因而可能对社会与经济带来的负面作用也比简单的借贷行大。
具体而言，现在社会上出现的借贷主体大致为以下三种：一公民，多以个人身份为相关借贷行为；二非金融机构的企业法人，多为企业法间拆借，但不以此为主营业务；三从事相关借贷业务并以此作为主营业务但是不属于正规金融机构的企业法人，这类主体最为复杂，有寄售行、典当行也有融资公司、理财公司等。
一，对于借贷关系并不复杂的民间借贷，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借贷双方，如果是以公民个人的名义借款，则双方达成合意及可以基本认定。对于借贷关系复杂、涉及多方当事人的民间借贷，应考量更多的因素。在当事人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时，应当对借款的有效性给予肯定。并且可以参考《民法通则》中与有关的法律规定。
二，对于偶尔为借贷行为的企业法人主体，则应比照上述对公民类主体的处理方式。只要不违公共利益以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双方法人意思表示真实，则应按民商法规范确认其借贷行为的有效并给予相应的法律保护。
三，对于第三类则应对其进行较前两者更为严格的法律规制。因为，第一，这一类主题句客观上具有吸纳公众储蓄的能力，其借贷行为失当，造成的损失影响巨大，甚至会引起局部金融震荡；第二，这类主体是以借贷为主业，那么此类主体必然会对相关借款主体的资质进行审核，形成一个评估结果。随着这类主体在借贷市场权威性的树立，必然带来对相关实体经济的有力掌控。因此不能不对其严格监管以防止其运用其在借贷市场中的影响力来不当的左右相关实体经济的发展。
对于第三类主体，大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法律规制。
1、仿照国内设立商业银行或者村镇银行的方式来设置准入门槛，报相关行政机关进行备案审核。这方面可以借鉴香港地区《放债人条例》中有关放债人资质的规范。
2、对于取得相关资质的主体，可以令其组织行业自治组织，加强行业自律。并且对于房贷利率方面可以给予比商业银行更为灵活宽松的范围。
第三，对于借贷主体的借贷行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尊重当事双方的合意。并按照商事行为注重外观的特点，促进相关借贷的进行，加速民间资本的流通，使其能够起到为民营企业输血的作用。
3、注意发挥第三类主体的信息平台作用，使相关借款与贷款主体能够及时完成借贷，且筛选过滤掉不实信息以保证借贷的真实与有效。
虽然民间借贷自身存在许多缺点，比如利率过高，手续不规范。但是这些是可以通过建立相关制度来克服的。尽管民间借贷现在游离于国家正常金融监管之外并且尚且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但通过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的有益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依靠市场主体的自我调节与以民商事法律为基础的法律规制，建立起适合于我国的民间借贷制度，使之能够服务于国家经济的发展。（作者单位：吉林大学）
参考文献：
[1] 秦艳敏：《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的法经济学分析》，载《法制博览》2012年第08期
第7篇：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范文
一、民间金融利率概述
利率，又被称为利息率，是指借贷期满所形成的利息额与所贷出的本金额的比率。西方经济学著作中也称之为到期的回报率、报酬率。从借款人的角度看， 利率反映了使用资本成本的高低， 反映了借款人使用贷款人的货币资本而向贷款人支付的价格的高低; 从贷款人的角度看， 利率是贷款人借出货币资本所获得的报酬率。因此，民间金融利率也就是民间金融活动中的利率。
与正规金融利率相比, 民间金融利率具有层次性、区域性、对象性、高利性四个特征。首先，民间金融利率有较为明显的层次，有学者将其分为零利率、中间利率、高利率三个层次。完善发达的民间金融利率不可能是统一的利率， 一定是应不同需求而设置多层次的利率区间。其次，民间金融利率与地区经济发达与否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这与正规金融的存贷款基准利率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适用有着明显差别。一般来说，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利率较高，经济发达地区的利率较低。再次，民间金融利率还与交易对象和用途密切关联。相对而言，如果贷款用于商业用途， 其具有鲜明的营利性， 则利率较高;如果用于生活消费，具有一定的互助性质，则利率较低。最后，民间金融利率相对于正规金融利率而言是比较高的。美国甚至还有(发薪日贷款)高达455%的年利息。由于民间金融往往具有高利的表征， 因而有学者认为，民间金融就是高利贷。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存在一定的误区。一方面，要看到民间金融往往是针对通过正规金融渠道无法贷到款项的主体的融资需求，因此，一般会设定比正规金融高的利率标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还有很多的民间金融形式是具有互助性甚至公益性的， 这种类型的民间金融的利率并不比正规金融利率高。
同时， 高利贷作为一种已经具有特定含义的民间金融形式， 其内涵是设定利率明显违反一般社会正义的民间借贷，因此，法律所许可的高于正规金融利率设定的民间借贷不能一概被称为高利贷。民间金融的高利性，在激励民间资本进入市场， 满足不同行业和主体对资金融通需要的同时，也容易引发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二、我国民间金融利率法律规制的不足
目前， 关于民间金融利率的法律规定比较零散， 多部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虽均有涉及， 但民间金融立法与社会实际需求较脱节。
(一)法律规制现状
⒈我国《民法通则》第90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民法通则》中仅有此条文作出了比较原则性的规定，但对于何为合法、何为非法，却未明确，缺乏操作性，尤其是没有规定明确的利率标准。
⒉我国《合同法》第12章专章规定了借款合同， 对民间借贷的规定仅限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 并采用了无息推定原则。《合同法》第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 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
⒊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对于民间借贷利率的有关问题作了规定， 包括第122条、第123条、第124条、第125条等。但2015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规定》)已经明确：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不再适用。故这些规定现已不再适用。
⒋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第6条明确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 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这一利率的强制性规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了我国民间金融的运行， 已成为区分民间金融活动合法与非法的重要界限。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也做了同样的规定，并将超过四倍利率标准的，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这些民间金融利率方面的法律文件在我国民间金融法律规制领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⒌ 《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民间借贷的利率、本金、复利、逾期利息、利息约定不明等问题都作了规定。如第26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 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 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27条规定了本金的认定，第28条规定了复利率，第29条规定了逾期利率，第30条规定了出借人可主张的利息和费用， 第31条规定了自然债务， 第32条规定了提前偿还的利息，等等。自此，民间借贷利率与银行贷款利率脱钩，四倍红线标准废止，并且国家承认复利，明确了复利、逾期利息、利息约定不明情况下利息的计算方法。
(二)我国民间金融利率法律规制存在的问题⒈利息、利率计算标准不统一。例如：对借贷双方利息约定不明确时的处理规定不统一。《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要求：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民通意见》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息而《合同法》则是视为不支付利息。从效力上讲，《合同法》为法律， 优于作为司法解释的《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民通意见》。
⒉对民间借贷的分类规定不一。《民通意见》就利率区分了生产经营性借贷和生活性借贷，但缺乏具体的规定。而《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合同法》则未区分借款性质。在以往的民间借贷案件中，借款的用途大多是生活性消费或救急，主要是为解决个人生活困难，其互助成分居多;而当前我国现阶段的民间借贷则以经营性用途为主，营利性成为民间借贷的主要特征。对民间借贷高利率进行规制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对弱势借款群体的保护， 防止其因自身紧急的财务资金需求而深受放贷者的剥削。在生产性借贷中， 借款人借款的目的主要是满足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一般来说借款人通过借贷是能够从生产经营效益中获得利润收入的， 在借贷交易中并非如生活性借贷的借款人一样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因此，法律是否要设定特别严苛的利率上限对其进行倾斜性保护， 需要进一步探讨和论证。
⒊对于利率的规定缺乏灵活性。与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出台的《若干意见》中有关民间借贷利率的第6条相比，2015年的《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的相关条款有了较大进步。具体表现为：一是不与银行利率挂钩。二是将民间借贷的利率划分为三档。其中将24%-36%的利率区间设定为自然债务，法律仍然予以承认。这就使得有关民间金融的利率规定更加明确，并且提高了上限，放松了利率管制，促进了民间金融的发展。但由于进行动态调整，缺乏弹性空间，也会存在与社会实际要求脱节的问题。所以，此规定的施行效果有待实践的检验。民间金融的发展目标，是要建成多层次、多元平衡的民间金融市场体系。民间金融包含多种形式且各具特点。就民间借贷关系而言， 也要根据其目的的不同区分为生产性借贷和生活性借贷， 根据贷方的身份不同而区分为一般性、偶发性的民间借贷(即简单形态的民间借贷)与职业贷款人从事的民间借贷(即中间形态或复杂形态的民间借贷)，其具体利率都应有所不同。不对民间借贷的类型进行区分，统一规定一样的利率水平， 显然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同时，强制适用这项法定的利率标准，有悖于民间融资短、快、灵的属性，既无法反映市场对资金需求的真实状况， 也压制了资金的自由配置，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自由天性。因而，要通过法律规制，建立分类引导、动态调整的民间利率管制体系。
⒋超出利率上限的高利贷仍然仅是不予保护，惩戒力度不够。根据之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相关《通知》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相关法律文件， 民间个人借贷利率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4倍以上部分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若干问题的规定》，对高利贷仅是不予保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对高利贷采取的是较为谨慎、温和的态度。高利贷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会解决个别借款人的资金急需，但从总体和长远看，高利贷弊大于利，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甚至引发诸多经济、社会问题。我国学界和实务界多有呼声应将高利贷界定为犯罪行为。 这既有利于打击高利贷活动和相关犯罪行为， 也能够保障合法的民间融资行为和正常的社会秩序。
三、加强我国民间金融利率法律规制的路径
民间金融利率存在区域性和多样性， 与实体经济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利率设定取决于多种因素。所以，对于我国民间金融利率进行法律规制，要在考察民间金融利率的实际情况和影响其波动的主要因素的基础上，明确法律规制的理念原则、制度举措，构建起适应多元化金融市场、动态灵活、多层次的民间金融利率体系。
(一)我国民间金融利率法律规制的理念原则
⒈设定实证化。民间金融具有复杂性，在加强利率管制时，必须进行实证分析。民间金融本身的地域性特点和自身类别的多样化， 自然要求利率法律规制必须建立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之上，进行分类动态规制。如果没有数理实证作为基础并对不同情况下的利率加以区别， 只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民间借贷的高利率进行严厉打压，这种利率规制不仅没有效率，也难以令公众真正信服。同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不但不会有促进作用，反而会产生一定的阻碍。
⒉稳步市场化。所谓利率市场化，是指政府完全或部分放开对利率的直接管制， 使利率由金融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关系决定， 按价值规律自发调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发展的经验和现状表明， 利率市场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同时也应当认识到，利率的基础是社会平均资本利润率，换言之，是经济效率而非资金供求。利率市场化并不是完全的利率自由化，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因此，在坚持利率市场化方向的同时，要遵循市场规律，通过法律规制让利率以社会平均资本利润率为基础，根据不同的民间金融的状况， 合理分类设置利率上限，确保民间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⒊利率区分化。民间金融的法律规制必须是区分规制， 不同类型的民间金融不能适用同等的法律规范制度。在民间金融利率领域，同样适用这一原则。对于不同类型的民间金融利率规定应当有所不同， 对于不同区域的民间金融利率规制也应当有所不同。目前，我国有关民间借贷利率仅仅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若干问题的规定》划分为三个区间，并没有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对之予以规定。经济社会的发展从来都是多元化、多层次的样态，这是由于各地自然条件不同，行业、部门之间存在差异，还有经济活动的各类主体的群落、层次、偏好不同使然。因此，金融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自然也就是多元化、多层次的。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若均按照整齐划一的利率水平要求， 会有损于公平正义的实现。而且，民间金融行为本身的复杂性和类型的多样化也要求对不同的民间金融活动适用不同的利率限制标准。
(二)完善民间金融利率法律规制的具体制度设计
⒈区分简单形态、中间形态和复杂形态的民间借贷，进行不同的利率规制。对民间金融的利率规制必须区分不同形态的民间金融形式。根据民间金融行为是偶发性的还是经常性的、是否吸收公众存款以及是否可能引发系统性的风险，可以将民间金融区分为简单形态、中间形态和复杂形态的三种形式。简单形态的民间金融是发生于直接当事人之间的金融行为，其具有规模小、偶发性、平等性、个性化的特征，行为人使用的往往是自有资金，不会引发系统性的风险。其主要奉行契约自由、责任自负的私人治理原则，应当纳入民商法进行调整。法律强制性的干预应当尽量减少，尽可能将利率的决定权交给民间借贷的双方当事人。对于那些急需资金短期调度、资金需求量不大、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的借贷行为，在民间往往以月利率甚至日利率进行约定， 立法没有必要进行过多干预。
复杂形态的民间金融即吸收和经营公众存款的组织或机构的金融行为。中间形态的民间金融是介于简单的民间金融和复杂的民间金融之间的金融形式。相比简单的民间金融来说，中间形态和复杂形态的民间金融的资金融通行为是经常性的而非偶发性的甚至是经营性的，贷出资金的人将借贷活动作为其职业。此类民间金融主体的贷款活动类似于银行的贷款业务，对其利率的规定就要施以法律的强制性干预，应当适用一定的利率限制和一定的利率区间，当然这种利率的上限规定应当比正规金融的利率规定宽松。对此，我国在制定《放贷人条例》或类似功能的法规规章时， 应该对职业放贷人的利率进行限制性规定。借鉴发达国家民间金融的法律规定，其利率的上限设定基本上都是针对经营性的借贷行为，对于纯粹的私主体之间的偶发性的借贷行为，其利率应当更多遵循私法自治的要求，由当事人自由决定。目前，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的相关规定，对于私主体之间偶发性的借贷行为限制过于严格，其规定实际上应当适用于经营性的借贷行为。
⒉区分生产性借贷和生活性借贷进行利率上限分类规制。当前，我国法律法规中并未对民间借贷依照其借贷目的的类型进行系统划分，只是在《民通意见》第122条的规定中涉及到了生产经营性借贷和生活性借贷的内容。其具体规定为：公民之间的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生活性借贷利率。如因利率发生纠纷，应本着保护合法借贷关系，考虑当地实际情况， 按有利于生产和稳定经济秩序的原则处理。由此可以看出，该规定在制定之时已经意识到了生产经营性借贷与生活性借贷中借贷人身份、财产状况的不同以及借贷目的的不同，从而导致其借贷利率的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应该完全一致。只是该司法解释没有对此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虽然关于民间借贷的类型划分及不同借贷类型应适用不同利率上限标准的观点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赞同， 但以后的立法上却没有对这一要求予以呼应。
笔者认为， 民间金融利率立法应该合理制定利率上限的指导标准， 对于从事经营活动的商业融资， 由于商业经营活动以获取利润为目的， 其偿付能力有一定的保障且商业活动中对于资金的需求刚性不强， 经营者可以根据成本收益进行理性分析， 因而可以适当提高利率上限。另外，实业生产领域的利率更多体现的是借贷双方之间对预期利润的分配，为鼓励、引导巨额的民间资金进入各个实业生产领域(但应防止其进入楼市、股市等造成泡沫)，这类利率应相对较高。利息管制的唯一合法性前提是借款一方仅仅是为吃饭而借贷的普通农民， 企图将该管制扩大到资金充沛的市场上， 从而固定工业资本价格的任何尝试必定归于失败。而对于生活性的借贷，由于不产生利润，不创造附加价值，因而从公平正义的角度出发，应当照顾到借款人的利益，适当降低最高利率上限。因为生活消费类借贷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财富积累，且多属于居民生活上的刚性需求，法律应严格采用较低的利率上限以保护金融消费中的弱势群体。有学者认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州消费信贷利率管制的放松有直接关系。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尚处于萌芽阶段， 所以不能仓促放开消费类利率上限，以免引发过度的负债消费。
⒊构建多层次民间金融高利率法律责任体系。从发达国家利率规制情况来看，民间借贷高利率的规制应有一个民事、行政、刑事逐级递进的责任体系。我国其他领域的法律规制也有类似的层级。这样的责任体系设计可以对不法行为进行及时、适度的规制，有效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正如有学者所言，在立法上出现了对经济活动领域的一些无序、失范行为，在没有取得规律性认识、没有动用民商法、经济法和行政法手段予以有效调整的情况下， 就匆忙地予以犯罪化，纳入刑罚圈的现象，使刑罚的触须不适当地伸入到经济活动的某些领域。这一现象在民间集资领域体现得最为明显。但在对民间金融利率的法律责任确定上， 却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不合理的现象，即只有民事责任，缺乏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了年利率36%的上限，超过此上限不予保护，但对于高利贷放贷人没有采取其他的监管措施或者明确其应承担的刑事责任。
笔者认为，对于高利贷行为，应当秉持分层次的立法思路。首先，寻找高利贷泛滥与金融秩序紊乱的原因， 利用经济法律政策对制度缺陷进行修复与调整;其次，通过民事、商事、经济与行政法规的作用对违法行为进行消解， 避免蔓延和升级;最后，经过分层处理，通过刑法惩治犯罪行为。即对于高利贷行为应当设置行政监管和刑事责任。如果在利率越滚越大的情况下设定行政管制的界限， 及时为借款人或放贷人预警， 会大大降低高利贷引发社会问题的可能性，降低刑事犯罪的比例。建议借鉴美国的经验，设置一个禁止利率，这一利率界限应高于目前我国司法解释中所确立的36%这一标准，以此作为政府监管民间借贷高利率的标准。超过此利率进行放贷，可以对放贷人进行行政处罚，以平抑民间高利贷无人监管、借款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的局面。设置政府干预的利率上限，可以改变过去月息1成、年利超过100%也没有任何干涉的局面。
第8篇：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范文
>> 民间借贷的税务探析 民间借贷的无序性探析 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探析 民间借贷路在法治 从民间借贷乱象谈民间借贷治理 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探析 疯狂的民间借贷 民营企业软法治理问题探析 民间借贷危机成因的行为金融学探析 促进中国民间借贷发展的对策探析 基于登记制度的民间借贷阳光化路径探析 我国民间借贷的利率规制问题探析 探究民间借贷的众筹融资模式 香港民间借贷与监管模式对中国内地民间借贷合法化的启示 温州民间借贷利率问题探析 民间借贷高利率问题探析 民间借贷中金融犯罪问题探析 民间借贷风险及其防范探析 对民间借贷的思考 民间借贷富豪的摇篮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揭示了软法在降低法治与社会发展成本以及回应公共治理方面具有的积极作用[1]338，这对于在民间借贷领域发挥软法的规范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民间借贷和软法治理在社会实践中早已普遍存在，但民间借贷的合法化和软法治理受到关注却发生在进入21世纪初期以后，二者在同一时代背景下相互呼应。
其二，民间借贷的发展和监管缺位的矛盾为软法治理提供了空间。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民间借贷的规模发展迅速，但由于民间借贷活动在方式、额度等方面相对自由，因此，目前国内尚无关于民间借贷规模的准确数据。仅据央行的调研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民间借贷规模约为3.38万亿元，如按照年增长率20%计算，截至2012年底，我国的民间借贷余额约为4万亿元[8]。由此可见，民间借贷的发展速度十分迅猛。然而，正如社会学家贝克所说，当代社会与工业化社会初期不同，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是“风险性”[9]。就防控金融风险而言，人们在面对“民间借贷热”时，理应进行客观的“冷思考”：民间借贷游离于正规金融之外，现有金融监管体制难以对之进行有效规制，民间借贷的监管领域存在着制度供给不足、监管缺位等问题；在系统性制度欠缺和民间借贷发展需求旺盛的双重作用之下，软法治理方式介入民间借贷领域的必要性日益凸显。
2.民间借贷的正外部性与软法治理价值取向的契合
所谓民间借贷的正外部性，是指民间借贷在运作过程中所产生的促进民生发展、打破金融垄断、完善金融法治等溢出效应。民间借贷在其发展历程中几经波折却没有被禁止，反而逐渐获得认可，究其原因，除了符合社会发展需要之外，在更深层次上，是因为它的正外部性与一些重要的价值取向相吻合。这些价值取向也是软法治理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1）维护金融自由。自由是软法治理的重要价值取向，软法治理作为一种多元、动态、开放的治理模式，它对参与和协商的强调有利于对自由的维护。软法治理的自由价值取向在金融领域体现为对金融自由的维护，而民间借贷的发展和繁荣正有力地推动着金融市场的自由竞争。我国金融垄断问题严重，正规金融机构占有绝对的市场支配地位，金融市场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结构失衡。民间借贷制度的发展及其合法化趋势促使法律赋予民间借贷主体更多的自由，民间借贷主体因此拥有一定程度自由配置金融资源的权利，这就有助于维护经济主体在金融市场中的自由竞争。目前，关于打破银行业垄断的政策转向可以说是引入竞争的一个很好的开端，这将为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协同发展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 （2）维护金融公平。软法治理模式要求多元主体的参与和协商，其程序保证了各主体的利益都能得到主张，而各种利益博弈的结果虽然不可能达到绝对公平，但至少是在各利益主体都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软法治理的公平取向反映到金融领域就是维护金融公平，金融公平要求金融领域的资源配置不仅应当是高效的，还应当是公平的。民间借贷的迅速发展，要求消除金融法律制度中违背公平理念的规则，营造公平的制度环境，为各种金融主体提供公平的融资渠道，公平地保护金融主体获得金融资源的权利。简而言之，民间借贷的发展和繁荣所引发的一系列制度创新能够促进金融公平，这与软法治理的价值取向不谋而合。
3.软法规范的治理方式与民间借贷的特点相契合
前文中提到民间借贷具有地域性、灵活性特征，这就要求金融治理充分考虑地方特色，并及时回应民间借贷领域各种情况的变化。就此而言，硬法因在自身普适性、程序性、稳定性等方面有更高的要求，故在适应民间借贷领域的地域性、灵活性特点方面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作为包容、开放和动态的治理模式，软法治理方式恰好能够结合民间借贷的特点发挥作用。软法治理主要是通过多元主体的参与和协商来完成对新秩序的构建，强调社会系统中经济子系统内部以及经济子系统与法律子系统之间的自我调适。因此，民间借贷主体能够充分参与金融秩序的构建，其地域特色也因治理主体的多元和治理事务的丰富而得到彰显。同时，因为软法治理致力于系统内部和系统之间的自我调适，所以能够充分回应民间借贷领域内各种情况的变化。
二、民间借贷软法治理模式的运作现状（一）民间借贷领域内软法规范的渊源
民间借贷领域内软法规范的渊源，是指民间借贷领域内软法规范的创制方式和表现形式。从学理角度看，民间借贷是一种市场领域的融资活动，因此，经济领域内软法渊源的划分可以作为民间借贷领域软法规范渊源划分的参考。具体而言，民间借贷领域内软法规范的渊源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1.民间借贷领域内的部分国家立法
国家立法既包含具有强制性效力的法律规范，也即学界通常所说的硬法，也包含不具有强制性而具有宣示性、号召性、鼓励性、促进性、协商性、指导性特征的法律规范，后者即可纳入软法的范围[10]。目前，民间借贷领域内的硬法规范主要散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担保法》、《刑法》等法律之中[11]，而有关民间借贷的软法规范也可在这些法律中寻见踪迹，典型的例证如关于“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民法通则》）、“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合同法》）、“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刑法》）等规定。值得期待的是，随着我国民间借贷立法进程的加快，作为民间借贷领域内软法规范的国家立法将与相关的硬法一起，在调整民间借贷关系中发挥更为直接、有效的作用。
2.民间借贷领域内的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一般是指政府所为和所不为的所有内容[12]。其通常以纲要、计划、规划、规程、指南、指导意见、建议、要求以及示范等形式发挥作用，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1）国家政策。这是指由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为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达到公共治理目标而制定和实施的政策措施，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之外的规范性文件，如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央和国务院及各部委的指导性文件，如银监会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省级和省级以下地方人民政府及其下属部门的行政规章之外的规范性文件，如《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2）政党政策。为了实现执政或者参政的政治目标，政党经常制定各种政策，或者向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以及民众就各种公共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深化金融企业改革，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发[2002]5号）。此类政策是政党对内规范成员行为、对外宣示政治主张、以期赢得民意支持和实现施政目标的方式之一[13]。
3.民间借贷领域内的自律规范
自律规范是权利主体为了实现自我管理目标而制定并由自己保证实施的规则。其主要有三种类型：（1）社会团体的自律规范。在经济领域内，社会团体的自律规范主要表现为行业协会自律规范。行业协会作为公共治理的重要主体，享有一定的自，表现之一就是规章制定权，其可以制定包括基本规范、行为规范、惩罚规则和争端解决规则在内的自律规范[14]。（2）企业、事业组织的自律规范。此类自律规范是指由企业或者事业组织制定的、旨在自我管理、其效力通常仅及于组织成员的自律规范，如公司章程、企业生产守则等。（3）基层自治组织的自律规范。这一类型的自律规范主要包括村规民约等。在民间借贷领域，上述各类自律规范均能够发挥积极的规约作用。
4.民间借贷领域内的专业标准
在经济领域内，专业标准的表现形式繁多，因此理解专业标准须依托一定的分类尺度，如依照制定主体的不同，可分为国家机构制定的标准、协会行会制定并得到国家机构认可的标准、社会自治组织制定的标准；依照适用范围的不同，可分为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依照强制性的不同，可分为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指导性标准；依照专业标准指向的不同，可分为商品生产销售与服务提供两个领域的标准等[13]200。目前，我国已经在致力于建立和健全金融业的标准体系，这将为民间借贷的规范化运作提供重要的指引。中国人民银行在其的《中国金融标准化报告2010》中指出：“‘十二五’时期我国金融标准化的工作重点是建立和健全科学的标准体系，加快重要标准的研制和，并通过加大金融标准实施力度，提高金融行业服务质量和运行效率。”可见，金融业专业标准将成为民间借贷领域的一项重要软法渊源。
5.民间借贷领域内的交易习惯
交易习惯是指在商品或服务交易中当事人普遍知悉并且愿意遵守的一种非正式制度。正如《1932年华沙——牛津规则》所指出的：“本规则所使用的‘特定行业惯例’，是指在特定行业中已形成的普遍通用的习惯，从而可以认为合同当事人已经知道这一习惯的存在，并且在签订合同时参照了这一习惯。”[15]民间借贷领域的交易习惯长久以来一直作为各地信贷系统中不可忽视的一种现成的约束办法，维系着借贷关系的稳定与平衡[3]235。
6.民间借贷领域内的指导性案例
指导性案例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在处理相类似的案件时可作为遵照、遵循的裁判尺度和裁判标准的模范案例。指导性案例有助于人民法院以先进的司法理念、公平的裁判尺度、科学的裁判方法审理好相类似的案件，从而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确保案件裁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 对于进入到司法环节的民间借贷纠纷的解决，目前虽然尚没有可供参照的指导性案例，但不能忽视未来此类软法规范出现后在民间借贷纠纷化解中的作用。目前，民间借贷领域内虽无指导性案例一类软法，但各地（特别是作为民间借贷改革前沿的温州等地）金融审判庭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过程中日渐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必将形成具有普适性指导价值的经典案例，从而为形成民间借贷领域内的指导性案例准备条件。 一旦有了此类软法，民间借贷纠纷的解决就应当参照这一重要的软法标准。
（二）民间借贷领域软法治理的现实困境
民间借贷领域软法规范的渊源以上述形式存在和运行，更为重要的是，将之作为参照系来考量现有的民间借贷软法治理模式，可发现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1.民间借贷领域软法资源不足
民间借贷领域软法资源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自律规范发展缓慢。我国民间借贷及其行业自律传统虽然历史悠久，但由于诸多原因，适应当前自律需要的民间借贷行业性组织尚未广泛形成，相关自律规范发展缓慢。近年来，尽管一些地区的民间借贷行业开始注重自律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是：在鄂尔多斯市，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发起成立了民间借贷协会，积极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作用，配合人民调解机构调解投诉问题。（参见：《鄂尔多斯市规范民间借贷暂行办法》，鄂府发[2012]40号。） ，但从总体上看，借助自律规范来调整民间借贷行业的运行仍然不尽如人意。（2）过于依赖交易习惯。我国民间借贷的运作也多依据在其长期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交易习惯进行，但交易习惯本身有其固有的缺陷，例如，正当性难以保证、容易被优势主体利用等。因此，对交易习惯的过分依赖使得民间借贷的风险系数大大提高。
2.民间借贷领域软法的实施缺乏组织保障
软法的实施并不依靠强制力，而是倚重社会组织所形成的约束力，此种约束力的强弱直接影响软法的实施效果。因此，要确保软法能够有效实施，首先就要确保软法拥有足够的约束力。影响约束力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有：（1）社会组织的权威性。权威性表明一方对另一方的服从程度，因此，当不同的组织拥有不同的权威时，其获得服从的程度也是不同的。（2）社会组织内部联系的紧密性。社会组织对其成员的约束力与社会组织内部联系的紧密程度成正比关系，社会组织内部联系越紧密，成员之间就越容易达成共识，社会制裁手段就越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社会监控也就更容易实现，社会组织的约束力也就越强，反之，约束力就越弱。目前，我国民间借贷领域尚未形成大规模的行业组织，除国家政策外，其他形式的软法多依靠分散的个人或松散的、临时的组织以自愿的形式来实施，存在着随意性强、分散化和不稳定等问题，实施效果难以保证。
3.民间借贷领域软法的正当性存在不足
我国民间借贷领域的很多软法规范由于层次较低，其正当性难以保证。“不正当软法”的存在不但不能使民间借贷得到有效的治理，还会导致社会公众质疑甚至否定软法治理的正当性，形成“软法非治理”的悖论[16]。因此，如何保证软法的正当性——通过多元主体的参与和协商制定出能够有效维护公共利益的软法规范，是亟需探讨并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无论是什么形式的软法渊源，其正当性主要取决于相应制度对多元利益的平等保护程度。软法治理的形成首先必须保证软法对私权利和公权力的共同尊重和利益维护，也就是说，必须把保证软法的正当性放在第一位。
三、构建以保障民生为旨归的民间借贷软法治理模式（一）民间借贷软法治理模式的构建思路
1.确立民间借贷软法治理目标的民生旨向
将保障民生作为民间借贷软法治理的基本目标，有两个方面的考量：其一，保障民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民生问题是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长远性问题。在我国，有关民生的思想源远流长，诸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二程文集》卷五）等保障民生的主张历来都为执政者所重视，成为其治国安邦的重要方略。在市场经济建设已取得显著成就的今天，保障民生已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只有将保障民生作为基本目标，才能在社会治理中作出总体性和长远性的规划，才能以“善政”的方略达致“善治”的目标。其二，保障民生的基本目标对民间借贷软法治理模式的构建具有指导作用。民间借贷领域的软法治理是一个新课题，完成这项课题需要进行大量的理论探索和制度创新。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急于构建新的制度体系而降低对制度合理性的重视，不能因追求效率而以临时性举措代替长远的制度考量。长期以来，民间借贷领域的制度缺失致使我们在构建新的制度时缺乏经验指导。因此，为确保民间借贷软法治理方案的合理性，笔者主张，将保障民生作为其基本目标，并作为检验该制度方案是否有效的一项重要价值标准。
2.突出民间借贷领域的治理重点
不以营利为目的有偿或无偿转让资金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民事行为，一般公众在生活中发生的民间借贷多属此类民事行为。以收取利息为目的的货币流通则具有资金融通的功用，具有商事行为的性质[17]。如果某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以营利为目的，经常并且反复地发放贷款，那么就可以将其定性为一种经营活动，应属商事行为。民间借贷行为性质的多重性决定了规制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因此，需要在各种民间借贷行为中确定规制的重点。根据这样的思路，规范民间借贷的重点应当是那些以营利为目的、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所进行的商事性借贷。对其进行规制的内容包括：民间借贷主体的市场准入、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民间借贷主体的资金来源等。在规范商事性民间借贷的软法运行成熟后，应抽取其中适用范围广、形式稳定的规范经由立法程序实现软法的硬化，形成民间借贷领域的硬法规范，构建起该领域“软/硬法混合规制”[1]441的治理框架。
3.鼓励民间借贷行业加强自律管理
我国民间借贷行业规模庞大，在各地分布广泛，建立相关行业协会的社会基础较好。在实践中，民间借贷领域的行业协会应在自律管理中发挥以下作用：首先，行业协会能够成为市场主体之间以及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的中介，以其拥有的专业知识、信息为市场主体提供服务，协调各方关系，降低交易成本；同时，在政府对市场主体进行干预以及市场主体参与公共活动的过程中发挥沟通和传导作用。其次，行业协会属于非政府组织，以实现和维护本行业的利益为宗旨，为本行业提供公共产品，以弥补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最后，行业协会是民间自发成立的社会组织，其成员之间容易达成共识，因而行业协会的行为具有较高的公信力，有利于维护市场稳定。综上所述，鼓励民间借贷主体成立行业协会，将有助于民间借贷健康、稳定地运行，并促使民间借贷的软法治理规范更趋合理和完善[13]155-157。
（二）民间借贷软法治理模式的构建方案
民间借贷软法治理是解决民间借贷领域诸多问题的一个新视角，但并不是对既有制度的绝对否定，也不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因此，在构建具体治理模式时，应当将现有的社会治理结构作为参考标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的二元结构体系（即“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理论框架）已不足以反映社会结构的现实，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大量涌现更是加速了它的崩溃。在此背景下，传统的二元研究范式也转变成“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三元研究范式，民间借贷的软法治理应当在此三元研究范式内构建起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有机互动的治理模式。其相互联系和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1.民间借贷软法治理的宏观层面
民间借贷宏观层面的软法治理是指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者通过制定包含软法规范的国家法和公共政策来规范民间借贷。民间借贷的发展需要国家法与公共政策的规范，二者能够为民间借贷提供更好的市场环境，其中，公共政策包括国家政策和政党政策两种类型。就国家政策而言，其制定主体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及各部委。民间借贷的宏观治理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公共政策制定者之间的职能协调问题。笔者认为，软法治理本身强调系统的自我调适，加上民间借贷属于金融领域的问题，因此由我国金融系统中的高层管理部门比如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来制定规范民间借贷的公共政策，是最符合软法治理精神的选择。另外，就民间借贷领域现存的公共政策而言，多集中于对民间借贷在制度层面上的合法性地位的确认，而鲜有对民间借贷发展的具体指引2012年，温州、珠江三角洲、泉州等地虽然获准建立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但是其相关的改革方案仅为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提供了框架性的设想。与民间借贷有关的政策措施需要在试错中逐渐成熟，并逐步发展成为具有可行性和操作性的软法规范与硬法规范。 ，这也使得民间借贷的发展受到限制。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民间借贷行业形成能够有效维护行业利益的中间层主体来连接政府与市场，以中间层主体为媒介向政府表达其利益诉求，促使政府制定符合民间借贷发展需要的公共政策。民间借贷行业中间层主体的建立，涉及中观层面的问题，体现了民间借贷软法治理宏观层面与中观层面的联系。
2.民间借贷软法治理的中观层面
民间借贷中观层面的软法治理，是指以社会中间层为主的民间借贷治理。在三元治理结构的社会里，社会中间层主体具有监督政府、完善公共政策、协调政府监管与市场调节关系的功能。在民间借贷领域，社会中间层主体的治理主要是指行业协会的治理。由于我国民间借贷的发展长期受限，目前还没有广泛建立起能够有效自律的行业协会。因此，民间借贷中观层面软法治理模式的构建，需要依靠民间借贷主体成立自己的行业协会，只有这样才可以实现民间借贷行业的独立和自律，民间借贷才能够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笔者认为，可由不同类型的行业协会对不同类型的民间借贷行为进行自律规范，比如，针对民间借贷领域个人之间借贷这类分散的借贷关系， 可以建立个人借贷协会对其进行规制；针对中小微企业进行的民间借贷，可以建立企业借贷协会予以规制。不同类型的行业协会，因其规制的对象不同，规制的重点也应有所区分。民间借贷行业协会的成立，要以民间借贷市场主体能够达成共识为前提。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民间借贷市场主体由于其自身发展的成熟度不高，利益追求难以统一，很难达成共识。因此，民间借贷市场主体的利益追求必须通过各方权利义务的明晰及其行使来实现，而这是微观层面的民间借贷软法治理所要解决的问题。
3.民间借贷软法治理的微观层面
民间借贷微观层面的软法治理，是指以民间借贷市场主体本身为对象的治理，治理的内容是市场主体所从事的民间借贷交易活动。这一层面的治理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明确民间借贷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借贷主体的权利义务是对民间借贷进行治理的依据，长期以来，民间借贷各方的权利义务多由交易习惯确定。由于社会的变迁与时代的进步，对交易习惯的依赖已经越来越不利于民间借贷的发展，因此，制度设计者应当寻求更加符合现代交易需要与法治精神的软法形式来弥补传统交易习惯的不足：应当鼓励民间借贷主体采用更为确定的软法规范来明晰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以减少争议的发生。就目前而言，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借贷主体倾向于订立书面协议来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而一些民间小额信贷机构也通过内部规章和章程来规定资金的流动方向与流动数量。规章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既影响着民间信贷资金流动、使用、收益、管理的效果， 也关系到民间借贷的可持续发展[18]。
结语民间借贷的软法治理方式并非是舶来之物，其在我国民间早就以交易习惯这一软法规范形式长期存在。在金融业日益兴旺发达的今天，民间借贷治理已经成为关系到金融体制改革和民生事业发展的重要经济社会问题。对此问题的求解，既要致力于挖掘传统的软法治理工具，又要善于借鉴和移植域外金融制度中有益的软法治理方案，同时，发挥好政府、社会中间层主体、市场主体等各方的作用，以保障民生为目标来构建民间借贷的软法治理模式。在此意义上，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的一段话于今仍然不无价值：“建立一个新的信贷系统需要有一个新的约束办法。在当地的信贷系统中，对到期不还者有现成的约束办法。如果能利用传统的渠道，再用政府的力量将其改进，似乎成功的机会会大一些。”[3]235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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