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狟先森
近段时间，东非遭遇了数十年最严重的蝗灾，蝗群不仅吞噬着肯尼亚、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农作物，而且还远渡重洋入侵着巴基斯坦和印度，这可能将造成印度粮食减产30%—50%的后果。
抗战后期，华北地区发生了多次旱涝灾害，这给蝗虫孳生、繁殖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空间。1941年至1942年，蝗灾就在山西和河南部分地区出现了。到1943年，蝗灾更是蔓延至河北、山东等多个省份。飞蝗蔽天的场景让许多亲历过的人都无法忘记，山西晋城一个老大爷回忆“蝗群下落比下鹅毛大雪还要密集，就是现代化的大型收割机也无法与蝗虫比速度、比干净”。
面对汹涌而至的蝗虫，抗战时期的华北敌后根据地是如何应对的呢？
01 各种方式齐宣传
直到这个时候，民众还存在蝗虫当成神虫的观念，相信“不能打，越打越多。”所以他们还是沿用以前的老办法，在田间地头祭拜、搭台唱戏，或者抬神游街来酬谢神灵，让蝗虫消失。有个村的村长喊了一班唢呐又吹又唱，领着村民唱神符、还有的小学老师帮着村民求神。
利用群众学校、集会做各式各样的宣传是改变传统观念的有效办法。
首先各地的干部用活生生的例子来打动民众。林北县一个干部在千人大会上提着五串蚂蚱说“去年秋天一对蚂蚱，今年五月就变成了五千个了”底下的百姓“心里着了慌”；其次，政府还派宣传员贴一些接地气的标语，比如“要吃麦子面，快刨蚂蚱蛋，要换尽快换，不换能顶饭”、“蚂蚱会跳，哪里都到，各顾各打，大家糟糕”爽朗接地气的口号标语不仅能很快让人记住，而且还能鼓舞士气。
报纸这时也充分发挥其影响作用来了。为了应对蝗灾，专门登载打蝗的报纸就有25种之多，比如“剿蝗战报”、“剿蝗捷报”等等，内容又生动有趣。村中的积极分子利用冬学（冬天农闲时办的群众学校）领着大伙儿读报纸，让村民们了解蝗虫的习性和灭蝗的知识。
02 成立专门指挥部
为了应对蝗灾这种季节性的灾害，敌后根据地各级政府特别成立了专门的灭蝗机构。其中最高的权力机构是边区级别的灭蝗总指挥部，负责发布各种灭蝗的指令、召集灭蝗会议和交流各地的经验，起着宏观统揽的作用；边区下面的县政府成立灭蝗指挥部，主要组织本县区域的灭蝗工作。这还没完，县下面的区、乡政府也设置对应的灭蝗机构，管理本区域的灭蝗工作，一层一层地落实属地责任。
没成立指挥部前，即使是干部，也对蝗灾的灾害不清不明，村干部嫌麻烦，随便应付上级检查。各个层级的专门机构成立后，各级干部和百姓才认识到消灭蝗虫可是件大事情、陆续有效地开展灭蝗工作。负责灭蝗工作的干部“亲自动手，直接参加打蝗。”安阳县的县长就亲自上阵，带领大伙儿开展刨卵工作，有了干部带头，一下子就把百姓的积极性带动起来了。
03 各式土法灭虫法
在一次生产会议上，邓小平和边区农林局长张克威商量灭蝗的法子。张克威留过洋，知道科学防治，说可以用化学药品兑上白糖灭蝗。可白糖在根据地，就连一般的干部也吃不着，更别说把糖拿来灭蝗了。邓小平这时做了个拍手的姿势，讲“用手打”，就这样，以人力为主的各式土法灭虫法就登场了。
有最原始的“捕捉法”：每个人拿着一根绑着鞋底的木棍，追踪扑打；有“火攻、水攻法”：许多人把蝗虫赶到一个包围圈中，再点燃圈内的麦秆，一举全歼；在小河边，人们摆成“一字”型，把蝗虫赶到河里；还有“坑杀法”：人们在田地里挖一条宽度和深度适宜的小沟，然后把蝗虫赶至沟里掩埋。
面对捕获的蝗虫越来越多，边区政府还采取了“以蝗换粮”的政策来继续调动民众的打蝗积极性。晋鲁豫地区规定“捕蝗一天兑换6两小米。”；太岳地区规定“1斤蝗卵换1斤小麦，2斤蝗虫换1斤小米。”在抗战时期，粮食绝对是硬通货，这种“换粮”效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敌后根据地从各种接地气的宣传、成立专门的机构到采用各种各样的土法捕蝗法，最终的灭蝗成绩如何？
有人做了个统计，仅从1944年2月至5月，太行地区打死蝗蝻910余万斤、挖蝗卵11万斤、打飞蝗1824万斤。在缺乏现代化设备、被日军封锁的困难条件下，敌后根据地取得这样的成果不可谓不大。
参考文献：
1、张同乐：《1940年代前期的华北蝗灾与社会动员》，《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1期。
2、马维强、邓宏琴：《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的蝗灾与社会应对》，《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7期。
3、张昆明：《抗日根据地军民打蝗虫》，《文史博览》，201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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