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做自我检讨，这么久了，也承诺过了，小说还是没写出来，主观原因是懒病发作，迟迟没有真正进入状态，客观方面是从去年以来，本人和家里大事小情不断，光是医院就跑了七八趟，实在没心情、没精力敲字。
好在一切都得到妥善解决，在我的预期中，未来一段时间应该不会再有意外发生，我可以踏实写作了。
未来的计划是这样：今天先发一篇胡言乱语，然后再发四篇比较长的短篇，是小说的前传，至于什么时候能发布正式的小说，我不敢又做承诺，要等一段时间再向大家报告。
至于下面的这篇文章，我构思许久，结果真写的时候才发现完全超出自己的能力，进行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已经失去方向，可又舍不得放弃，于是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我对这篇文章的态度是反正已经写了，不发白不发，但我不想再提它，就当是被迫上台献艺，表演自己不擅长的节目，效果是灾难性的，能坚持到下台就是最大的胜利，过后只有一个念头——往事莫提。
所以，如果有人真的勉强读完本文，不管心里有多少疑问，请不要问我，因为我回答不了，真的回答不了，我已经忘记了敲字时在想什么。
名与实
《史记》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汉文帝出宫前往上林苑虎圈游玩，询问圈中养了哪些禽兽，主管官员上林尉左顾右盼，回答不了，反倒是他身边的一名小吏答对如流。
汉文帝做出“正常”的反应，当场决定给小吏升官，任命其为上林令。
随行的大臣张释之不那么“正常”，寻思了好一会，上前进言，劝说皇帝放弃任命，理由是长者多不善言辞，哪像小吏“喋喋利口捷给哉”，如果因此给小吏越级升官，就是鼓励天下人“争为口辩而无其实”。
汉文帝竟然被说服了，没给小吏升官，回宫之后将张释之升为公车令。
读到这里，我心中很替小吏感到不平：业务专精的人非但没有得到奖赏，还被贬为“口辩而无其实”！
在史书中，类似的故事并非个例，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保留了上述记载，又选取相隔数百年后的另一段故事，以“臣光曰”的形式亲自做出点评，为之辩解，在这部书中，司马光亲自出场的次数不是特别多，长篇议论更是罕见，这一段尤其值得注意。
魏明帝曹叡打算对官吏进行业绩考核，方法已经制定出来，召集群臣廷议的时候遭到诸多责难，最后不了了之。
大臣的反对意见多种多样，司马光在点评中站在他们这一边，原文如下：
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是故求之于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混淆；考之于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要之，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为人上者至公至明，则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无所复逃矣。苟为不公不明，则考课之法，适足为曲私欺罔之资也。
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状者，迹也。己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难乎？为人上者，诚能不以亲疏贵贱异其心，喜怒好恶乱其志，欲知治经之士，则视其记览博洽，讲论精通，斯为治经矣；欲知治狱之士，则视其曲尽情伪，无所冤抑，斯为善治狱矣；欲知治财之士，则视其仓库盈实，百姓富给，斯为善治财矣；欲知治兵之士，则视其战胜攻取，敌人畏服，斯为善治兵矣。至于百官，莫不皆然。虽询谋于人而决之在己，虽考求于迹而察之在心，研核其实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书传也，安得豫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
或者亲贵虽不能而任职，疏贱虽贤才而见遗；所喜好者败官而不去，所怒所恶者有功而不录；询谋于人，则毁誉相半而不能决，考求其迹，则文具实亡而不能察。虽复为之善法，繁其条目，谨其簿书，安能得其真哉？
或曰：人君之治，大者天下，小者一国，内外之官以千万数，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独任其事哉？曰：非谓其然也。凡为人上者，不特人君而已；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属官之上，三公居百执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为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太守，奚烦劳之有哉？
或曰：考绩之法，唐、虞所为，京房、刘卲述而修之耳，乌可废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专，其立法也宽，其责成也远。是故鲧之治水，九载绩用弗成，然后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然后赏其功；非若京房、刘卲之法，校其米盐之课，责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实异者，不可不察也。考绩非可行于唐、虞而不可行于汉、魏，由京房、刘卲不得其本而奔趋其末故也。
司马光的意思大概是这样的：任何成文的规则都有漏洞，小人求名不求实，见洞就钻，善于矫饰，凭表面功夫获得上司的认可，往往成为规则的最大受益者，君子求实不求名，迎难而上，明知有漏洞而不避，短期内难以符合条文的要求，因此得不到上司的赏识，甚至成为背锅的人。
司马光的这段点评是对是错，放在后面再论，站在他的角度，完美的“考察之法”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有个核心，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二是具体方法“不可以口述，不可以书传”。
这正是名实体系的基本准则：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核心手段，但是实施办法不可言述。
在古代的文章里，“名”与“实”的说法数不胜数，名副其实、名不副实、名过其实、名存实亡、循名责实、名同实异、有名无实、实至名归……
可以说，在古人的观念里，小到个人的内心活动，大到治国平天下，都能在名——实的框架内加以解释。
谈论名实，不能不提名家，有趣的是，名家不是真名家，恰恰相反，公孙龙在著作中用归谬的方法论证了“名”的不可靠，他更像是一位“反名家”。
他的论证过程大概是这样的：
马厩里有一匹黑马，某人问：厩里有马吗？回答是“有”；又问：厩里有白马吗？回答是“没有”，由此得出结论——“白马非马”。
这是一种诡辩术，用现代的逻辑学很容易驳倒，其实在古代它也没有说服力，以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真正试图证明的不是“白马非马”，而是纯粹的“名”极不可靠，在特定情况下会与“实”完全背离，得出极其荒谬的结论。
民国时期的李宗吾用同样的心态写出《厚黑学》，表面上他在书中极力推崇“脸皮要厚、心肠要黑”的哲学，其实是一种愤世嫉俗的宣泄。
可惜，反讽从来不是一种完美的表达方式，在世人的眼里，公孙龙仍是“名家”的代表人物，《厚黑学》也还是被许多人当成学坏的教科书。
在我看来，名家真正的宗师不是公孙龙，而是归到道家门下的庄子。
《庄子》这本书无论每一章的真正作者是谁，所表达的含义大体上是一致的，就是去除“凭借”，从而达到纯粹的自由状态。
“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但是要“凭借”海水才能游动，“鹏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但是要“凭借”风势，才能直上九万里，在庄子的眼里，鲲与鹏都不够大，必须更大，大到无所“凭借”，处于无何有之乡，以至于毫无用处，才是极致之大、自由之大。
如何才能去除“凭借”？一层一层地割除，最后只能剩下纯粹的名。
庄子所谓的名与各家都有所不同，比较接近老子的“常名”，在他看来，“可名”，也就是具体所指的名，仍然有所凭借，比如“白马”这个词，依赖于“颜色”和“物种”才能表达出完整的含义，产生用处的同时，也失去了自由。
脱离“实”的“名”将会失去控制，陷入不可思议的荒谬境地，公孙龙所担心的事情，正是庄子所追求的完美自由：白马非马又能怎样？在庄子这里，白马既要脱离“马”的定义，也不需要“白”的描述，自由自在，白马之名与白马之实彻底割裂，心中有物但又叫不出名字才是至高境界。
所以庄子要在无何有之乡，植一棵大而无用之树，人不肯砍伐，兽不愿啃食，甚至不会有人指着它说“瞧那棵树”，有常名，而无可名，于是乐得逍遥，一定要定个名字的话，可以勉强称之为“混沌”，好心人为了让混沌能看能听，于是日开一窍，七窍成而混沌死，开窍意味着有名有用，于是失去了自由。
公孙龙的担心和庄子的自由从未成为现实，芸芸众生往往嘴上说着空话，脚下踩着实地，名与实以无法言述的方法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束缚关系，用儒家的话来表达，就是“中庸”，就是“过犹不及”，就是孔子编《春秋》述而不作的原因，就是司马光试图用鸿篇巨制《资治通鉴》所要表达的理论。
名与实在中国拥有特殊的地位，它不止是一种学说，更是一个架构，能用来容纳几乎一切。
《道德经》虽然与《庄子》同归为道家经典，在倾向上却截然相反，庄子倾向于名，追求无需凭借、不受束缚的极限自由，老子留名向实，但要将名实之间的束缚压缩到最小程度。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从比较简单的字面意思来看，这句话可以这样解释：一条成形的道路，是具体的道路，不再是概念上的道路；一件被赋予确指名称的事物，同样不再能代表该事物的整体。
所以“白马非马”这样的诡辩，完全可以用老子学说来反驳：白马是“可名”，马是“常名”，正因为被命名为白马，所以白马不能代表全体的马、概念的马，从这一点来看，“白马非马”没有错，公孙龙将这句话塑造成诡辩，因为他故意混淆“常名”与“可名”的区别。
“可名”归属于“常名”，但不能代表“常名”，同样，白马属于马，但不能代表全体的马，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在日常的话语体系中，也就是在“名”这一层次，概念与具体所指往往共用同一个字词，比如“冰临神下是人”和“冰临神下不是人”这两种说法都没有错，前一个“人”是具体所指的人，后一个“人”则是人类的概念，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这样：冰临神是某一个人，冰临神下不是全体的人。同样，“白马非马”的真正含义是“白马并非所有的马”、“白马是某一种颜色的马”。
《道德经》注意到了日常生活中“常名”与“可名”之间的混乱，所以开篇就要指明两者之间的区别。
实与实互相凭借、彼此束缚，牢不可破，名与名之间却总是若即若离、时有时无，这会带来许多混乱现象，公孙龙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没有提出解决办法，大概也没有这个意愿与能力，这是其学说香火不盛的原因之一，《道德经》提出一个解决思路，那就是尽可能减少名的数量与范围，回归名与实相亲相爱的初始状态，所以要小国寡民，要绝圣弃智，要大音希声……
庄子所要摆脱的“束缚”，老子视之为宝贵的财富，正因为名与实之间存在着某种束缚、某种纽带，才有可能通过名，来影响实、改造实，但“名”的数量不能太多，多则泛滥，反而会损害纽带的强度，直至名不副实。
比如“江”与“河”，最初这两个字各自单指一物，没有这个江河、那个江河，只有一条江、一条河，如此一来，江即是江，河即是河，不会出现“某江非江”、“某河非河”的混乱，每个人在表达的时候都不会犯错。
等到江、河不再是专属名词，涌现大量的某江、某河，混乱就会出现，事实上，在现代，江与河已经没有方位、大小、长短的严格区别，命名原则完全遵循习俗，除去专家，很少有人能够记住所有的名称。
在治理团体时，如果人数够少，少到管理者能够认识每一个人，那么就不需要那些复杂的称呼与管理体系，张三就是张三，李四就是李四，君就是君，臣就是臣，民就是民，漏洞自然会减少许多。
《道德经》的治国理念大体如此。
思路或许没错，但是很少有王侯能够自愿放弃扩充的野心，尤其是在群雄争锋的时代，守成往往意味着弱小，收缩总会带来灭亡。
思路既然有了，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修正，这是法家的工作，所以也就不奇怪，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自认为是道家的继承者与阐释者。
法家的核心观点有两条：
第一是减少“名”的干扰，《道德经》提出“绝圣弃智”的思路，法家则给出具体的实施办法，比如禁止百家立论与争辩，只向百姓教授必要的知识，严禁私斗，鼓励在战场上立功。
即便将名的数量减少到最低限度，它与实也没办法完全合一，仍会产生些许混乱，所以法家提出第二条观点，对《道德经》做出根本性的修正，就是“立信”。
名会带来混乱，名也会产生巨大的效益，由名入实是人类文明的必经之道，所以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后，《道德经》又提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有名才有万物，无名万物尽失，关键是达到一种平衡，名的数量足够表达万物，同时又不会泛滥到让多数人产生困惑。
《道德经》觉得这种平衡状态只有小国寡民才能达到，法家做出推论，即便是大国，甚至是整个天下，也可以达到平衡，最佳手段就是立信，立信的内容是法律。
法律是典型的人类思维的产物，所以它是“名”的具体表现之一。
最初，法律只是一些条文，如何通过条文治理众多臣民呢？法家认为条文应该简单明了，易于理解，百姓应该奉公守法，多劳少思。
如何实现这样的理想世界呢？方法是立信。
名与实不可能完全统一，但是可以借助于“立信”形成更稳固的纽带，名与实要像实与实那样互相凭借，从而减少甚至彻底消除所有不必要的混乱。
通过“立信”，可以开创更大的疆土，治理更多的臣民，无需小国寡民的状态。
如果说老子与庄子在某些方面尚存契合，那么法家与庄子则是背道而驰，庄子希望去除名实之间的束缚，法家则在道家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希望加强而不是减少束缚，由此一来，就能通过相对简单的名（法律），操控相对复杂的实（天下）。
从商鞅到韩非，法家在立法方面没有提出开创性的观点，著作的大部分都在谈论如何“立信”，“立信”的过程就是让臣民相信“名”——在这里主要是指法律——并不虚妄，能够产生实实在在的效果，从而加强名实之间的纽带，当然，在法家看来，所谓纽带是名对实的束缚，而不是相反。
法家学说的主要贡献就在这里，它提出一种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法，有时候会过头，导致国破家亡，但是除此之外，在当时及以后的大部分时代，谁也没有找出更好的替代方案。
墨家学说衰颓的原因众说纷纭，但有一条不可忽视，就是缺少法家的“可行性”，兼爱、非攻都很好，但是如何实现呢？墨家没有给出任何具体方法。
诸家当中，儒家对“名实”的探索可以说最为长久与深入，在思想根基大致不变的前提下，历代流派侧重点各不相同，方向总是一步一步加强“名”的实用性。
名必须对实产生影响，才有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这是孔子学说的基本前提，“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器与名可以统称为名，它们不是权力本身，而是公认的权力象征，“公认”在这里很重要，是名发挥作用的原因，类似于法家的“立信”。
名有很多种，对孔子来说，最重要的是礼。
礼是人际交往的规则，尤其是在公开场合，礼不可或缺，身份地位各不相同的人物，执行不同的礼仪，展现在众目睽睽之下，造成强烈的印象，达成“公认”，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约束力。
这是孔子的期望，最终没能实现，“公认”确实强大而有力，但是“公认”的对象却在发生剧烈的变化，礼仪被武力所取代，天子之器落入诸侯甚至家臣的手中，不再是最高权力的象征（这正是‘名可名，非常名’的表现之一），不再具有公认性。
孟子继承孔子的学说，进一步提出仁义之说，以为仁义能得人，得人则国泰民安，国泰民安则能招徕四方，至于武力，属于整个治国过程中的副产品，自然会有，无需刻意追求。
仁义之说同样不受欢迎，与礼仪一样，仍显得虚浮，但孟子发挥了儒家的一个重要体系，即“修身治国平天下”，日后成为儒家的支柱之一。
名看不见、摸不着，如何影响他人，从而改造现实世界？孟子认为应该由内而外，推己及人，以润泽之势实现名的力量。
可仁义是人类的本性吗？孟子没有对此加以论证，各方诸侯则以实例告诉当时的儒家，答案是否定的。
时至秦汉，各家学说开始比拼实实在在的影响力，诸子陨落，幸存者寥寥无几。
法家最先发力，也最先成功，它提出的方法简单而直接，很容易被统治者所接受，也能够向下推广，秦朝灭亡，汉室几乎全盘接受秦法，只是将法网变疏一些。
道家避开法家的锋芒，在更高和更低的层次内蓬勃发展。
在高层，道家的部分学说被皇室贵族所接受，战乱之后，“守慈贵柔”因为不提倡各种“折腾”，确实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在底层，“小国寡民”、“使民无争”很能吸引普通百姓，道家反对名的滥用，更是深得民心，在诸子百家的学说里，无论名的具体所指是什么，通常都是治国手段，百姓用不着、看不懂，也不关心，他们在意的是五谷丰登与身强体健，都能在《道德经》里找到相应的理论依据，这些理论可能似是而非，却不影响道家经文的传播。
除去道、法两家，在西汉初期，其它学说都不受待见，儒家的命运没好多少，叔孙通依靠礼仪为儒家争得立足之地，仅此而已，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的口号，历经两汉也没有实现，他的其它观点，同样缺少实用性、可行性，难与法家竞争。
可儒家还是逐渐兴盛起来，大部分功劳不属于某位宗师，而是汉朝的皇帝们“自投罗网”。
从开国皇帝刘邦开始，前几任天子对皇权的来源十分在意，抛出并吸收各方观点，董仲舒也是因此受宠一时。
在巩固皇权的诸多学说之中，最简单直接、最牢不可破的支柱来自于刘氏自家，就是孝道。
孝道早已有之，到了汉朝才被提升到至高地位，在史书记载中，但凡关系到皇帝的家事，无论正反双方的观点是什么，必须以“孝”为前提，即便是最在意“立信”的法家，也要在“孝”面前做出一定的让步，承认皇帝在“孝”的方面拥有独断权，可以不受法条的束缚。
典型的事例是如何对待外戚，汉代皇帝登基掌权之后，大都在第一时间封赏外戚，根本的理由就是孝顺太后。无功而赏这种行为违背诸子百家的所有学说，与法家尤其不合，却得到容忍，因为“孝道”不可违背，大臣们唯一的反抗就是希望能够制定规则，将“法外开恩”纳入到条文之中。
孝道是名，与法家一样，具有简单易行的优点，从皇室到百姓之家都可以施行，刘氏皇帝们自己找出一条固权治国之道，法家对此勉强接受，道家不闻不问，儒家则趁势而入，不仅提供理论依据，最后更是喧宾夺主，将孝道变成自家的核心学说之一。
孔子的学说当中确实多次提到孝，但都是作为礼仪的一部分而产生作用，既非无足轻重，也不能独挡一面，正是从西汉开始，孝道在儒家体系中所占的份量越来越大，从分枝成长为主干，使得儒家学说第一次脚踏实地，能与法家分庭抗礼。
孝道与法律相似，也有总是堵不住的漏洞。
在法家的构想里，法律必须简单易行，能够取信于下，然后一切水到渠成，皇帝、大臣、百姓各司其职、各行其道，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得以垂拱而治。
作为统治理论，孝道源自天性，皇帝要做的就是推而广之，将君臣、官民、天朝与外邦等诸多内容统统纳入孝道的体系当中，在孝道中，治理与服从都是自然而然存在的，仪式是它的一种外在表现，最终的目的仍是垂拱而治。
即便只看理论，两者的漏洞也显而易见，孔子的弟子尚且做不到完整地守丧三年，给出的理由也很现实：三年时间太长，足以耽误许多重要事情，可能导致礼崩乐坏。
进一步推论，如果守丧期间发生敌国入侵呢？如果官僚体系因为某些人缺位而难以运转呢？更进一步推论，君子守丧三年，周围的小人呢？需不需要强迫他们守丧？强迫的话就会失去先天的优势，不强迫的话，小人会不会失去控制？这些问题直到封建帝王制度终结，也没争出个所以然来。
法家的漏洞更明显一些，一句话足以概括——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法律对民众的“束缚”是有极限的，有可能完全断裂。
有观点认为中国的统治理念是“外儒内法”，这话没错，但是仔细观察的话，两家其实难分内外，它们的关系更接近于一种争夺中的动态平衡，在所有具体事务上，两家都会进行激烈斗争，谁更有效谁就占据优势，最后形成犬牙交错之态。
行文至此，应该对名实体系给出一点更具体的描述了。
宽泛地说，名包括人类主观世界里的一切情绪、思想与观念，小到个人的感情与欲望，大到法律、道德、学说等等，全都囊括在内。
对实下定义要比较复杂，简单一点说，实就是客观的物质世界。
个人的力量极其有限，对物质世界的影响微乎其微，与同等体型的动物没有多少区别，必须团结更多个人，形成集体力量，才能超出动物的范畴，对自然进行真正的改造。
形成集体的过程，就是在名实之间建立纽带的过程，思想观念是名，人本身是实，改造自然就是名实纽带发生作用的证据。
有些人可能不服气，觉得单独的个人也能造出房屋、开垦荒地，大量短视频足以为证，这些人的能力远远超出动物的水准。
其实个人建房仍然是集体力量的体现。
首先，工具是由别人造出来的，在看不见的地方，建筑者接受了大量帮助。
其次，有些短视频主打风格是不使用工具，完全依靠双手，用泥巴造出避难所，这算是纯粹的个人力量吗？仍然不算，因为此人所掌握的技巧，从规划方案到制作泥块的手法，还是由别人开创的。
在人类社会中，已经不存在纯粹的个人力量，从我们学习说话与沟通的那一刻起，就在一步步加入某个集体，这个集体有身边活生生的亲人，也有远在天边从未见面以后也不会见到的陌生人，还有死亡多时留下某些知识的先人。
名，就是这个集体的粘合剂，人类社会依赖名而存在，名在人类社会中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十分亲密，这种亲密既有先天因素，也需要后天建立，父母对子女的养育，子女对父母的反馈，都是建立过程，一次次强化，逐渐形成牢固的纽带，可以相互提出要求并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
爱情、友情等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莫不如此，总是先有一个培养过程，然后才能发挥影响，在这里，感情是名，能将不同的人整合在一起，从而突破个体的力量限制。
整合的范围可能很小，小到只限于两个人，也可能很大，大到可以推广至整个社会，汉朝对孝道的使用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我们看美国的影视剧，会注意到一个词——，它频繁出现，像是一条咒语，能用来解决一切问题或是解释一切动机，从平民百姓到美国总统，从顶尖科学家到黑帮老大，嘴里时不时总要冒出一句“”。
我看过一些老电影，感觉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剧中角色普遍在说Hope、Love、Free will，这个词带有意大利黑帮的色彩，使用范围有限，不知从哪一年开始，它取代其它流行词，霸占屏幕。
由此可以推测，这是美国社会的一种努力，希望将推而广之，用来解决某些复杂的问题，迹象之一就是的内涵明显在扩大，已不局限于血亲，朋友、战友、同事在特定情况下都可以囊括进来，电影《速度与激情》就是例证。
我猜这与美国人薄弱的历史、民族观念有关。
汉朝的皇帝们钦定孝道的至高地位，由博士们提供理论依据，然后推而广之，美国也在用自己擅长的方法撒播的种子，差异很大，但是从名实的角度看，两者在根本上存在相似之处，都是试图建立名与实之间的纽带，从而形成对某个观念或某个群体的认可。
名实纽带的建立很难，不同的方法往往意味着不同的学说，法家靠立信，汉帝靠钦定，美国靠宣传，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依赖于人类的天性。
法家相信人性乐赏而畏罚，通过一视同仁的赏罚体系，足以立信。
孝道，尤其是儒家化的孝道，更是直接将“孝”放在先天的位置，后天建立的仅仅是仪式而已。没错，孝道的形式非常复杂，但是孔子早已留下解释：孝由内及外，父母去世，作为子女的君子“食脂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因此心甘情愿守丧三年，如果觉得心安理得，那么守丧一年甚至不守丧也是可以的——后面的话显然是孔子的反讽。
美国的电影里从不解释为什么那么重要，假设这就是人性，假设观众完全能够理解剧中角色的台词并且感同身受——“We are ”。
名实纽带源自天性，想要发生作用，仍然需要后天建立，建立之后仍然需要不断经营。
之所以这么说，证据如下：如果名实纽带先天存在，那么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类，就该拥有相同、相似的纽带，可事实正好相反，各时、各地的名实纽带不能随意互换。
中国人重视家庭，但是像美国电影那样挂在嘴上，当成重大转折的动因，中国人做不到；孝道曾经占据至高的地位，如今是一种重要但是普通的情感，严格限制在父母与子女之间，无法向其它领域引申；法律，早已被许多国家的人民视为寻常，在另一些国家（数量不算少），只是一纸空文。
只有将后天建立、经营的纽带消除之后，剩下的部分才是天性，天性也是一种名，但是影响范围很小，通常局限于身边的寥寥数人，但是具有普遍性，不家时空的影响，如前文所说的各类感情，它们是基础，而不是基础之上的建筑，无法互相取代。
名实纽带的建立非常艰难，成功之后，人人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更加习惯之后，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而在从未经历建立过程的外人看来，这种纽带虚无缥缈，没有任何价值，甚至是个笑话。
巫术也是一种名实纽带，用现代人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不成功的纽带，它一头连着名（各种咒语和仪式），另一头抛向某些人心目中的实，目标从未达成，但是纽带却实实在在地建立起来了。
乞雨往往包括大量模拟降雨的动作，以期得到上天的回应，是顺势巫术的一种表现，当代已经很少有人相信这一套，类似的心理却没有消失，即便是最执着的无神论者，可能也有一些私人的小习惯，心中盼望着它能带来些许好运。
巫术的思维演化到极致，就是以为名无所不能，可以改造实，而且可以反复地以同样形式改造实，由于名的另一头实在没有着落，于是神的概念诞生了，名实纽带变成了人与神之间的纽带。
名实纽带有大有小，有强有弱，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我们去市场买几根菜，背后也有许多纽带在起作用，首先，我们要相信公平交易的规则，其次，我们要相信货币的价值，再次，为达成交易，我们还要使用共同的语言，以及对某些习俗的共同理解，比如对方竖起一根手指，它代表一角、一元，还是十元、一百元，认知先要一致，这些都非一时、一人之功，而是经营多年的“名”在起作用。
某些名实纽带过于常见，大家习惯之后，察觉不到它的建立与存在。
有一个悖论，说凭宇宙之大，星系之多，应该能够诞生众多智慧生物，其中一些肯定存在已久，有能力进行星际殖民，可是地球人从来没有观测到外星人，目光所至，全无文明的迹象，两者互相矛盾。
这里面蕴藏着人类忽略掉的一个名实纽带——寿命对思维的影响。
从远古至今，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许多，但是仍不够长，我们总是觉得人生苦短，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全是白驹过隙，几乎所有地区的人类都会产生类似的感慨，不知不觉间，这种感慨影响了我们对许多事物的看法，比如速度与距离。
一名只能活到三十几岁的原始人，通常不想离家太远，双脚的速度与群山以外的距离，是一种令他恐惧的挑战。
预期自己能活到五十岁，又有骏马代步，一名古代人有可能想要走得更远一些，甚至产生云游四方的壮志。
而一名现代人，年过六十，刚刚退休，有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可供选择，可能觉得这正是游览世界的好时候。
寿命长短影响我们对速度与距离的看法，对那些渴望星辰的人来说，现代技术所能达到的速度太慢了，慢到令人绝望。
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有这样一群外星人，建立文明已有上亿年，高度发达，钻研各种技术，用来增加寿命，甚至达到不死不灭或者死而复生的程度，那么他们会特别在意提升速度吗？会着急看到几百、几千光年以外的星球吗？
人类的寿命太短，文明诞生的历史不过上万年，我们以为的悖论，可能只是一种感觉误差，就像看不到冬天的夏虫，对一切关于冰的描述提出质疑。
名实纽带的建立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也不会有功成身退之时。
法律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重任，要在广度和深度上超过一般的名，但在法家思想确立之前，法律的作用范围十分有限，作为后起之秀，它必须向几位前辈低头，包括但不限于道德、习俗和家族。
道德论者不喜欢法律，至少不喜欢法律的过度使用，一个人为父报仇，当街杀死仇家，这样一桩简单的案子，审判起来却不容易，越是在历史早期，官方越倾向于无罪判决，个别时候甚至会奖励这种行为，视之为勇敢，即便是在现代，法庭较少受到道德的指引，但是判决结果必然在社会层面引发争议，“有仇不报非君子”的道德理念，仍然扎根于普通人的心中，向法律发起挑战。
习俗对法律的挑战有时候更加直接，古代的官员大都遵守这样的准则：不要用法律打压当地习俗，越是在偏远地区越是如此，移风易俗需要耐心，开设学堂是比严格执法更好的选择。
家族对法律不只是挑战，而是要凌驾其上，诸侯与他的儿孙们，随意地赦免某人或是惩罚某人，懒得从法律条文中寻找依据，刺客豫让行刺赵简子失败，赵简子不仅放人，而且称其为义士，几次之后才终于将他杀死，在当时及以后的史书中，豫让与赵简子的行为都被称为高尚。
法家思想的核心，就是要改变法律的从属地位，从一种管理平民的简单低效手段，一跃而升为治理天下的理念，这种理念强大无比，不仅要压服一切的道德、习俗与家族，甚至暗暗地向国君本身发起偷袭。
商鞅变法，第一件事就是改变秦国百姓的旧俗，分析为一个个单独的家庭，方便管理，同时严禁私斗，为谁报仇都不行，然后他惩罚一些贵族，在成功立信的同时，也得罪了整个贵族体系。
法家对国君的权威没有发起直接挑战，而是隐藏在一系列的奉承话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垂拱而治”。
垂拱而治是当时几乎所有政治学派的共同理想，通往这一理想的道路则各不相同，在法家的思想里，法律高于一切，包括国君，国君最好永不干涉法律，让法律自行生效，坐享其成即可。
推论下去，垂拱而治不仅能让皇帝轻松治国，在某些时候，甚至可以不需要皇帝。
与其它各家一样，法家版的垂拱而治从未成为现实，在后世，法律的地盘还要从商鞅时期收缩许多，向道德等老对手们做出一些让步。
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究竟该居于怎样的地位？这是一个永远无解的难题，尤其是它与道德的关系，错综复杂，随时变动，令所有的立法者和执法者头痛。
我小时候学的政治课本上有这样一句话“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现在可能也没过时，这是试图梳理并规范两者复杂关系的一种努力，初看上去没有问题，用在具体问题上，却没有多大意义。
比如简称为“常回家看看”的法律条文，既然立法了，那么它是最低的道德吗？如果是，那么不常回家但是保证赡养老人的行为算什么呢？
本文不讨论这个问题，只是以此举例，说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十分复杂，永远值得研究。
从名实的角度看，单有法律之名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种种方法，在法律与受众之间建立牢固的纽带，唯有如此，法律才能跳出虚无，影响实体世界。
反面的例子非常多，比如有些公司的制度与文化。相信很多工作过的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公司的规则手册厚厚一大本，文化标语挂在每一面墙上，可是有多少内容真能落地呢？看似百花齐放的规则与文化，最后生效的总是相同的几条：不准迟到早退，必须完成业绩，有事要提前请假，服从领导安排……
每一本从未有人通读过的手册，每一句无人当真的口号，都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意味着名实割裂，意味着一个名从出生开始就成为孤魂野鬼，无力与活生生的人类进行沟通。
还有一些名，曾经建立起强大的名实纽带，却没能坚持下去。
在历史上，法律若干次失去它的效力，再严密的条文也挡不住民间的反抗，法律是幸运的，失效之后还能重建，总体来说奔着更强大的方向发展。
作为一种治国理念，孝道失去至高地位之后，再也没有恢复元气，但它也是幸运的，至少仍在道德领域占据一席之地，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作用不小。
传统的王道没有那么幸运，它曾经被认为是宇宙真理之一，《道德经》里也说“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焉”，看似不可动摇，是各家学说仰视的目标，一朝被废除，立刻显示出虚弱无力的本质，纽带断裂，修复的希望微乎其微。
对中国人来说，最具生命力的名实纽带既不是法律，也不是道德，而是“看人”。
所有的名实纽带，终极目标都是将更多的个体凝聚成为集体，从而超越个人力量的限制，既然如此，判断某人是否值得凝聚，就成为名实纽带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
“看人”大体上分为两个层次，在普通人层面，就是看其他人的观念是否与我一致，在管理者层面，就是看谁能为我所用，也就是所谓的“选人、用人”。
我不了解外国的具体情况，根据有限的信息来判断，在 “看人”这件事上，我们中国人的热情最为高涨。
在好莱坞电影里，各类角色总是说“Don’ me”，给我的感觉，他们不喜欢别人Judge自己，也尽量避免去Judge别人，Judge带有冒犯性。
中国是Judge的自由国度，我们最喜欢的娱乐活动之一就是互相评判，当面评判，背后评判，评判亲朋好友，评判历史人物，上级要评判下级，群众也要评判领导，谁也逃脱不掉，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某某这个人哪……”
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诸侯与贤臣互选，公子与死士互选，朋友与朋友互选……除了亲戚不能选，一切人都要先看一下，然后决定能不能交往。
一开始，看人尚属玄学范围，人人都有想法，但是谁也描述不出来，用司马光的话说“不可以口述，不可以书传”。
大概从西汉开始，看人逐渐脱离玄学，具备了某些标准。
《史记》是一部史学巨著，也是一部“看人”佳作，司马迁本人的观念颇为有趣，最接近儒家，同时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在少部分世家和大部分列传里，他不厌其烦地点评人物，对他来说，记述一件事情的最重要原则，不是写清来龙去脉，不是深挖背后的原因与规则，而是展现此人的某种性格，性格则预示着最终命运。
在现实生活中，司马迁还曾因为“看人”而惹下祸事，他坚信李陵不是叛国之将，结果遭受腐刑，这丝毫没有阻碍他“看人”的热情，继续挥洒在著史的事业中。
先秦时代的人们已经认识到名与实的奇妙关系，创造出大量的相关词汇，主要目的就是看人，循名责实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方法之一。
名是指这个的外在表现，实是指这个人的实际能力与道德品质，古代人相信，由此能够找出最合适的人做最合适的事情，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与关键，正如司马光所言，在上位者若能“至公至明”，那么选人、用人自然不在话下，考核标准有亦可，没有亦可。
利用名实体系用来看人，对诸多先贤吸引力极大，道理很简单，看准一个人，能够预测他的命运轨迹，看准一群人，就能把握住历史发展的脉搏。
早在战国时期，荐人就是一项极受尊崇的工作，侯嬴向信陵君推荐朱亥，田光向太子丹推荐荆轲，传为一时佳话，推荐者与被推荐者功劳相等，有时候还要更高一些。
儒生叔孙通在儒家最不受重视的时候，通过向汉王荐人，为自家学派赢得一席之地，这对儒家日后的发展至关重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混乱持续了四百年，背叛如家常便饭，看人由此变得更加重要，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度，任命专门的选人官员，分布天下，招徕人才。
看人如此重要，于是兴起一股民间力量，互相点评，然后推荐给官府，《太平广记》、《人物志》等大量书籍应运而生，它们现在被当成文学读物，当时却是“鉴人谱”，使用的基本方法正是循名责实，一个人的外在表现，哪怕是儿童时期的举动，也能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他未来的人品。
“人品”这个词现在还是日常用词，它的本意是对人品分高下，曾经是一门显学，衰落之后，仍留下大量遗迹。
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对应从前的“人举制度”，影响深远，一直到如今各国大都采用的公务员考试制度，科举的影子仍在闪现。
科举并非立刻得到重视，很长时间里它都与人举并行，所占比重逐渐增加，在唐朝，诗有两种，一种是自娱，另一种是写给别人看，主要目的就是得到赏识与荐举，留下许多佳话。
司马光是北宋人，在那个时代，看人仍是门显学，人举制度远未消失，但是越来越显迂腐，既然讨好某人就能飞黄腾达，那么沽名钓誉就是更便捷的选择，甚至出现这样的极端情况：某人苦心经营名声，做到极致之后，给官都不做，只要赞美。
科举制度也不够完美，在选出一批人才的同时，也选出大量庸才，这些人擅长考试，却不擅长解决实际问题。
司马光点评曹魏皇帝的用人制度，其实是在向当时的北宋皇帝进谏，觉得任何制度都有漏洞，人举、科举莫不如是，只有皇帝“至公至明”，才能堵住最大的漏洞。
中国的看人历史如此悠长，轻易不会消失，即使相关制度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或者面目全非，影响仍在民间流传，我相信每个中国人从小到大的生活中，都曾经听过类似的话，“这种人不能交”、“那种人值得交”。
我们想方设法通过某个细节判断人品，相声里说“打车坐后头的，别交”，“洗澡最后出来的，别交”，“在饭店吃饭，要结账时上厕所的，别交”。（大学刚毕业，对社会规则所知甚少的我，曾经做过后一种举动。）
在书籍上，在网络上，类似的段子层出不穷。
我们不仅喜欢评判别人，也喜欢评判自己，我猜这就是算命这种古老巫术总能焕发新春的原因之一，许多人算命可能不是想了解未来，而是喜欢听对方极为认真地谈论自己。
设想一下，如果大师极为敷衍，背首含糊不清的诗，三两句话就将你打发，哪怕他说的全是好话，你大概也不会满意。
反之，大师身板笔直，一脸严肃，时不时捋下胡须、咂摸下嘴，然后缓缓开口，先来几句专业术语，再说你的个人状况，接着是未来的命运，无论命运是凶是吉，某种程度上都是你的性格所造成，也能由性格来改变，“你啊，眼瞅着就有好运临头，但是你这人太要强，强则易折，可能会错过好运。”“你啊，事业上会有阻力，但是你人缘好，朋友多，如果能听我的指引，自有贵人相助。”
即便是朋友闲聊，许多人也爱听这样的话，“冰临神下，我觉得你这个人就是太怎样怎样，何必呢？”
或许这就是我们不太需要心理医生的原因，我们已经互相替对方化解了许多心事。
有点跑题了，我想说的是，名实纽带无处不在，既有高大上的治国之道，也有日常生活中就能使用的交往之术，无论大小，纽带需要建立，需要经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习惯的纽带，在外人看来可能很奇特。
在现代社会，我们仍在建立新的名实纽带，其中一些非常强大，可以与老一代的法律、道德、习俗相提并论，比如金融制度。
金融这种东西早已存在，但是真正成为强大而可靠的名实工具，其实没有多久，整个建立过程与法家思想颇为吻合。
想让法律发挥重要作用，光有条文是不够的，远远不够，必须通过“立信”这样的手段，在条文与被治理者之间建立稳固的纽带，才能实现“以名控实”，这种纽带越是紧密，“名”的作用越是显著，处于名这一端的治理者越是轻松，如果人人都能遵守法律条文，那么君王只需要下一条旨意，就能指挥所有人统一行动，只需要对条文稍加修改，就能带动整个国家调整前进方向。
金融也是一样，在成为强有力的名实工具之前，必须先与社会中的经济实体以及个人建立联系，联系越是广泛而深入，金融的影响越是随之而增强。
在整个古代，金钱的用处没有一般现代人想象得那么大，大多数平民缺少金钱，需要进行大量的物物交易，金钱的拥有者则往往倾向于积攒，以至于埋藏起来，连皇帝都不例外，金钱一旦流出，立刻各自为政，互不信任，由于名实纽带不够牢固，朝廷进行的货币改革总是达不到预想的目标，反而带来更多的混乱。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之前，中国进行过一次重大改革，内容很多，给普通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大概是国企职工下岗、政府机构精简人员和清理“三角债”，但是从本质上看，以上内容是改革的副作用，而不是目的。
那场改革的核心目的是建立现代金融体系。
在改革之前，大部分企业仍处于某种程度的“隔离”状态，它们或是自成一家，或是依附于某一部门，彼此之间的联系很少，金融水平更低，大量的经济活动甚至不需要通过货币进行。许多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更像是一个个半独立的王国，中央对企业的管理仍然主要依赖于传统的手段——选人与用人、晋升与贬退、奖励与惩罚，所面临的问题与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那个时候，国家的货币政策对经济活动影响甚小，百分之十几的利率变动也激不起多大的水花，必须通过行政命令（将国债指标分配给各家企业）和道德宣传（借助影视、标语等手段宣传存款的好处与必要）以达成目标。
二十多年前的那场改革对经济影响之大，怎么描述都不为过，经常有人说加入世贸给中国带来经济腾飞，这话没错，但不是核心原因，在中国之前之后，有许多国家加入世贸，并没有因此进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中国能够成功，是因为在外部机遇到来之前，已经在内部做好准备。
这个准备就是现代金融制度，在这个制度下，货币在经济活动中的使用度越高越好，可追溯货币（比如银行转账比现金交易的追溯性要强）所占的比重越高越好，它使得企业与个人对金融政策的变动越来越敏感，央行利率升降零点几个百分点，也会推动大量资金改变追逐方向，而不需要对具体企业或个人下达具体指令。
这是另一种“垂拱而治”。
实现这一点并不容易，即便是发达国家，也是在逐渐完善金融制度，并非一开始就有。
相比之下，我们会发现，那些加入世贸组织而没有出现经济爆发的国家，或多或少都与金融制度的不健全有关，典型的例子是印度，巨量不受监管的现金交易，极大地影响了央行金融政策的有效性，过去几年的多次改革都不算太成功，会是印度经济的顽疾之一。
名实纽带建立之后并不能高枕无忧，有建立自然就有断裂，有经营自然就有失败，需要不断地进行修复。
在中国，儒家和道家的修复性最强，发展到今天，可以说是包罗万象，而且还在不断引入新鲜内容。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孔子的《论语》不过是一些常见的道德训诫，不值得研究，话没错，但是并不全面。
从名实的角度看，没有任何一句话从字面上值得深究，因为它是无根之木，在与实产生纽带之前，名的价值接近于零，在《康熙字典》里存在大量已被废弃不用的汉字，它们的含义被记录下来，但是因为无人使用，于是成为博物馆角落里最不受欢迎的文物，偶尔有人会来观看，过后可能炫耀一下，激不起任何水花，极个别时候也能起死回生，某个怪字又被赋予新的含义，重新进入现实生活。
单字如此，思想流派也是如此，在历史上，彻底消亡的学说成千上万，能在某些书籍中保留片段，就已属于幸运儿，只有极少数学说能够完整地留存下来，经过后世学者一代又一代的解读，保持燃烧状态，仍能照亮众人。
《论语》的内容确实多是一些道德训诫，但是对它的解读早已大大超出这一范围，那些文字与中国人形成的纽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任何力量所斩断。
按照黑格尔的标准，所有的宗教典籍不过是一些神话故事，而所有的哲学著作，包括黑格尔自己的著作，不过是一些文字游戏。
黑格尔等人长期的学院经历导致他对人类的日常生活缺少感知，推论虽然严谨，往往是从一个名词走向另一个名词——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从未完整地阅读过德国哲学家的著作，只是单看第三方的介绍，觉得康德哲学与佛教唯识宗颇具相似之处，都是精英主义的，充满学院气息，感性与六识、知性与末那识、理性与阿赖耶识就像是失散多年的孪生兄弟，都在试图从人类的本性之中寻找知识的来源（认知之源），层层推进，通往唯一，离现实则越来越远。
名实体系只有一个评判标准，就是名实纽带的强韧程度，康德影响了许多人，这是他的最大价值，同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也影响了很多人，所以也有其价值。
儒家的影响并不全是正面，历代都有人对这种学说进行批判，近代尤甚，名实体系评判不了谁对谁错，但是能提供一个观察角度：哪怕是批判，也让中国人找到一个共同的话语环境，可以彼此争论，互相交流，这种行为本身就存在巨大的价值。
康德对孔子的看法，再次证明，普遍性的名实纽带是由后天建立并经营，从未经历过这一过程的人群，互相难以理解对方的重要性。
关于儒家还可以多写一些，经历多年的沉淀，儒家早已超出春秋的时代限制，孔子作为开创者和代表人物，不过是个符号。
王阳明心学可以说是儒家超越性的典型之一，它经常被拿来与禅宗对比，在此一并谈论。
（我不是佛教徒，佛经看过一些，不多，我也不是儒家信徒，经典著作看的稍多一些，但也不全，《传习录》从没读完。名实体系只是一个观察角度，绝非认真的解读。）
单从名实的角度来看，心学与禅宗在根本上确有相似性。
禅宗讲“立地成佛”，心学说“知行合一”，这是它们最为统一的地方。
“立地成佛”并不是当时当地成佛的意思，禅宗的修行方法是从一开始就找准方向、走对道路，从而直达彼岸，在这个过程中，时空被消解，此时与彼时、此地与彼地，全无区别，所以才有“立地”的说法。
比如我从长春出发要去北京，方法有许多，或是乘火车、飞机，或是自驾，或是搭车，或是骑摩托车、自行车，或是坐公交车，一站一站地换乘，可供选择的道路也有许多，铁路、高速、各级公路、乡间小路、无路的荒野。我决定选择高铁，最守时，也最保险，买到票，找到自己的座位之后，心里会非常踏实，因为我知道接下来什么也不必做，这趟列车不会走错方向，很少晚点，极少出现事故，我只需要让时间点点流逝，在我预期的某一刻，我会到达目的地。
如果我很有耐心和计划，那么在列车尚在行驶的过程中，我可以通过电话与北京的某人联系，我们都对“到达北京”这一点深信不疑，所有的计划据此安排，如同我已在北京。
对于修行的人来说，时间更是无关紧要，如果相信自己走对了路，途中也不会出错，未来肯定会成佛，那么早一天晚一天，甚至早一万年晚一万年有什么区别呢？如果对时间尚存执念，则意味着这位修行者没有选对路。
这大致就是“立地成佛”的意思，所以禅宗才要讲究“金刚不坏”和“勇猛精进”，戒律可以逐条遵守，但绝不能破戒，不允许中途犯错，不允许停下休息，做到就是做到，做不到就是做不到，不可以反悔，不可以绕路，无论走出多远，一朝失误，就要从头再来。
“知行合一”是心学的前提，而不是最终目标，在王阳明看来，这就是由长春前往北京的高铁，坐在这趟列车上，心中最为坦然。
在外观上，心学十分符合名实体系，知行合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直接说成“名实合一”。
前文说过，《道德经》认为名实相符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知行合一大概也是这个意思，个人的行为（实）与个人的内心（名）越是契合，那么修行越是简单。
王阳明提出这个口号，是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世上的人，至少绝大多数成年人，表里不一，虚伪成性，连自己都被骗过，所谓修行，不过是自欺欺人，试图用一层更加浓重的色彩来掩饰内在的花里胡哨。
一个连自己去哪、该采用哪种交通方式都不确定的人，自然无法顺利到达目的地。
知行合一是修行的前提，做到这一点以后才能上路，由此内心能直接影响外在，外在也能直接影响内心，修行才有意义。
一个人性格软弱，却总是装出强硬的样子，是没办法修行的，因为表里不一会将名实之间的联系撕裂，无论外在表现得多么刻苦，内心仍然不为所动。
哪怕这个人十恶不赦，他若是能认清这一点，做到“知行合一”，那么在修行时也比虚伪者更有效果。
一个人深处谷底，执着地向上爬行，一步一个脚印，比坐在谷腰处茫然四顾者，更有可能逃出生天，大概是这个意思。
知行合一带来某些问题，一个恶人，认识到自己的恶，但是不想改变，无意修行，反以作恶为荣、为乐，也不对外掩饰，那么这算知行合一吗？
王阳明认为不算，还要“致良知”，这不是本文讨论的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禅宗与心学的思想在根本上确有相似之处，但这种相似不是谁师承谁，而是因为两家有着共同的渊源——名实体系。
正如司马光总结的那样：有一个核心思路；具体方法“不可以口述，不可以书传”。
王阳明的学说确实是对儒家的继承，在《论语》中，多条“道德训诫”都指明一点，如果心中无感，那就不要假装坚持了，对守丧无感，那么无需守丧，如果不是像曾子一样醉心于学习，从中感受到纯粹的快乐，那么无需刻苦，孔子本人研读易经、编写诗乐春秋，是因为他真心喜爱这些东西，留下“韦编三绝”、“三月不知肉味”的成语。
孔子在推崇礼仪的时候，是真心相信复古能够拯救当时的混乱状态，所以没分到祭肉，才会那么伤心。
用王阳明的眼光来看，孔子虽然没有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但是毕生都在践行这一理念。
禅宗在思想内核方面，确实更偏向本土化，难怪一些佛教徒否认它是佛教宗派之一，但这种否认很不“佛教”，佛教声称有八万四千法门，不同的人尽可选择不同的门，禅宗应该也是一道门，它由某些人自发建设而成，但是门内依然是同一片风景。
佛教宗派众多，不同的只是外表，比如净土宗，看上去简单易行，只需要念“南无阿弥陀佛”，但是真的入门之后，净土宗并不比禅宗更方便。
念佛多遍自觉效果不明显，怎么办？念佛只是嘴上的动作，还要心诚才行。
如何心诚？可以学一点戒律，约束心猿意马，可以读一点佛经，增强信心。
看不懂怎么办？没关系，相关的解读文章浩如烟海，挑简单的看，或者听别人读。
……
禅宗在用惊世骇俗的言论吸引信徒之后，还是要引导他们遵守戒律进行正常修行，与其它佛教宗派差别不大，与心学反而各行其道，没有多大关系了。
入门只是一个引导过程，纠结于门口景象的同与不同，不利于前进。
名实体系的建立十分艰难，建成之后也并非高枕无忧，使用时需要极为谨慎，还以法律为例，让臣民相信法律、遵守法律，过程曲折，商鞅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他特别看重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在立信的过程中，这两条起过重要作用，但是稍一过度，则会出现“民不畏死”的反结果。
度究竟在哪里？司马光这时候又有资格站出来表述自己的观点了，“不可以口述，不可以书传”——度是变动的，我们要么是追不上，要么是追过头，可还是要不停地追逐，以免距离它太远。
金融也是如此，它的作用比法律还要广泛而深入，执行难度却要低得多，真正达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境界，可它也像法律一样，有不足的时候，也有过度的时候。
美国正在进行的加息，很多人担心过高的利率会破坏全球经济，但这其实不是最差的结果，更严重的是全球经济反应不大，甚至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也不受影响，对美国来说，这才是致命问题，它意味着金融制度的失效（名实割裂），意味着霸权最强有力的支柱已经崩坏。
美元利率变化影响全球经济，各家经济体对此做出反应，完美状态下，变化与反应都在可预测范围内，经历一轮波峰、波谷之后，经济恢复正常。
完美的身边总是伴随着危险，变化与反应都有可能超出预测，从而导致无法挽回的结果。
即便金融政策的每次变化都在预测范围内，频繁的使用也会使得效应下降，直到失效，这一特点也与法律相同——法律的本意是经过执法之后，能够阻止或是减少违法现象，再反过来减少执法，所以频繁执法要么意味着苛政，要么意味着法律正在失效，都不是好事，表明名实纽带正在受到割裂的威胁。
完善的法律制度应该是这样：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拥有法律常识，自觉地遵守法律，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要出台新的法律，旧的法律也要修订，每一次改变，无论大小，都能在社会层面引发正面的反应。
在这里，名与实深度结合，纽带牢不可破，人民不是单纯地守法，还要知法、懂法，是法律的真正载体，唯有如此，法律条文才有实际意义，条文的变动才会具有指导功能。
在法家的思想里，是包含这些内容的，但在古代的大多数时候，朝廷对普法不感兴趣，觉得只要法律条文简单一些就够了，不足的地方由道德和习俗来弥补，这极大地损害了法律与百姓之间的纽带，带来的后果是：上层改革（大部分改革都要借助法律才能推广）热火朝天，下层无动于衷，逼得过紧，甚至会引发暴动。
单从字面上看改革内容，历代变法都有积极意义，如果成功的话，对改善民生也会有所助益，但就是很难推行下去，最大的阻力不是来自朝廷内部，恰恰是得不到底层百姓的支持。
这就是名实纽带不够牢固的后果，当法律条文必须依靠足够简单、足够严厉才能推行的时候，它就是一种威慑工具，百姓既不懂得太多的法律条文，也不关心法律理念，面对任何改革，他们只看到“变动”本身，而不理解变动的意义，所以本能地加以反对。
在这样的时代，法律比某些公司积灰的规则手册强不了多少，所谓的执行全靠蛮力，失去了名实体系最大的好处。
即使一切顺利，名实体系得以确立，每一次使用的时候也要小心翼翼，务必认识到名的优缺点，轻易不要越界。
美国去年的一桩新闻，可以拿来说说。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去年推翻多年前的一项裁决，导致堕胎不再受到宪法保护，而是交由各州自行制定规则。
这一事件引发极大的争议，这里单从名实的角度做一些讨论。
与实相比，名具有易变性，就像庄子的文章，恣意挥洒，创造出许多超越现实的景象，早在秦汉时期，就有不少人因此批判庄子，觉得他破坏了名实之规，遗祸无穷。
易变的不只是庄子，任何一家学说，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变形，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完全背离本意。
面对这种状况，解决方法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坚持初始观点不可改变，此后的解读只能算是解读，在内核与外延之间必须划清界线，另一种是与时俱进，解读如果得到多数人的认可，那就可以被视为内核的一部分，没必要分得太清。
官方往往倾向于采取前一种方法，从汉朝开始，皇帝们就喜欢指定经典唯一的版本与注释，在宗教领域，此类事情尤为常见，现代的《圣经》是某次宗教大会的指定版本，佛教中的上座部，坚持如来圆寂之后，谁也没有权力改动或是解读佛经。
民间的一些学者则喜欢后一种，有人提出“六经注我”的极端观点，世界上的各大宗教则纷纷涌现反对权威的自我解读运动，因此产生大量宗派。
从名实体系的角度看，这两种办法各有利弊：
内核不变，意味着简单，意味着沟通时比较方便，双方哪怕观点不同，也能进行针锋相对的争论，不至于鸡同鸭讲。最大的问题则是跟不上时代，拒绝解读就是拒绝建立更新、更广泛的名实纽带，终有一天，不变的内核会彻底与时代脱节，名存而实亡。
内核可变，会引来更多对某种学说感兴趣的人，参与的人多了，意味着载体也多了，这是生命力的体现。最大的问题是可能出现反客为主的现象，如果是一家反客为主还好，无非是改一种学说，最怕也最可能出现的是多家同时反客为主，都自认为是正统，某一学说内部派别之间的差异，会大到无法调和，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同样会导致名实割裂，与滥用法律的结果是一样的。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面临同样的问题，宪法诞生于二百多年前，从稳定性的角度出发，应该坚持原意，不可增删，严格限制解读与引申，所以不能直接引用宪法条文来支持堕胎。
可今天的美国早已面目全非，大量现象远远超出当初宪法制定者的预料，如果还是坚持原教旨主义，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宪法将变得毫无用处，反而失去本意。
鉴于在美国，宪法作用极大，原教旨主义者与重新解读派之间的矛盾很可能会越来越大，参照佛教、基督教的粗略历史，分裂怕是不可避免，如果美国能找到一种方法调和两派的分歧，倒是非常值得参考与研究。
发生在中国的一件小案子，也可以拿来讨论一下。
多年前的彭宇案，现在还有许多人记得，普通人往往纠结于彭宇究竟撞没撞人，从名实的角度看，这一点反倒无足轻重，此案的核心问题是法律如何影响现实。
前文说过，完善的法律体系是人民知法守法，政府知法用法，在这里，“用法”的意思是必须使用法律手段来解决实际问题，唯有如此，才能令人民更加相信法律，也让政府在引导人民时更加方便，这是一个不断强化名实纽带的过程。
比如某人被拖欠工资，到法院起诉，最好的结局是法院通过判决，帮助某人要回工资，最差的结局是法院拒绝受理此案，令某人投告无门，失去对法律的信任。
还有一种结局，看上去是好的，实际上问题很大，那就是法院觉得拖欠的工资不多，工作人员干脆用自己的钱代支工资，免去一桩案子。
对某人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他想要的就是工资，别无所求。
对法律来说，这是一件坏事，工作人员的一时善举，令名实纽带短暂地断裂，如果这样的新闻传播出去，人们在维护自己的利益时，会更依赖于道德而不是法律。
回到彭宇案，只要判决书中有类似于“不是你撞的为什么要扶人”这样的话，它就是失败的，因为它绕过了法律，直接用常识来解决问题。
法律必须遵守常识，这是无可争议的，但在具体执行时，绝不能用常识代替法律，法律讲证据，要让这一点深入人心，就不能有任何一次例外。
等到彭宇案成为新闻热点，对法律的伤害已经极深，当人们对法律的具体条文不感兴趣，只想寻找真相时，名实既已割裂。
当然，一次割裂不会造成致命效果，法律仍然有效，但是不能不加小心。
还有一种情况，名实没有割裂，执行者却出现问题，即，由不应该的人越界执行了任务，用儒家的话说就是“器与名”落入他人之手，用法家的话说就是君王失其辔，将天下这驾马车让给他人，用道家的话说就是反自然之道……
比如立法这样的事情，不能随意授权，必须由某一机构单独负责，比如美国总统，核武器箱必须总是留在身边不远的地方，不能转交给他人负责。
往小处说，最近几年关于“口袋罪”的争论比较多，从名实的角度解读，这是法律的“器与名”在下降。
理想状态下，当社会上出现某种新的现象，需要由法律进行约束的时候，应该专门立法，然后颁布实施，这样做的好处是，立法者可以进行充分的调研与争论，这本身就是一次名实结合的过程，少数立法者得以与广泛的现实产生联系，与此同时，通过立法来约束社会现象，也会令人民更加信任并依赖法律，又是一次名实结合。
“口袋罪”的问题就在这里，它将某条法律条文的解释权，下放给地方，这样的下放是不会及时终止的，会一路往下延伸，最终达到基层。
当一条法律可以被个别人解释并使用时，它对名实纽带的危害不言而喻。
“口袋罪”减轻了立法机构的负担，可以迅速地对社会新现象做出反应，这确实是一个优点，坏处也很明显，由于是个别解读，一人、一地的成功经验，很难推广到另一人、另一地，作为社会整体，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解决，反而导致立法机构对社会问题失去敏感性和立法积极性，更会导致人民对法律条文的困惑。
“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这句话用在这里并不为过，最差的结果就是地方对法律的随意解释成为惯例，民众对此习以为常，届时国家再出台新的法律时，有可能成为空文。
从名实的角度看，“口袋罪”是典型的用一时之巧坏一世之功。
对名实纽带的使用还有一种现象，就是随意建立或割裂纽带，歪曲名实之间的关系，从而达成私愿，这更多地发生在社会领域。
最近房地产业不太景气，部分专家呼呼政府尽快出台救市措施，某些文章的观点特别清晰地显示出此种混乱。
这些文章大量篇幅讲述房地产业的重要性，这没有错，然后话锋一转，开始讲述救市的重要性与急迫性，这里面隐藏了两个问题：第一，虽然没有明指，这些文章的“救市”通常是指救企业，行业的重要性悄悄地变为企业的重要性，这也不能说是错的，但是需要论证，至少需要论证哪些企业需要救、值得救，哪些企业不需要救、不值得救。第二，同样缺少论证，专家们似乎一致认为救市的内容就是尽快出台有利于企业融资、有利于刺激购房消费的政策，我不是经济学专家，单从理论上也能推论出来，救市的方法并非只有一条，让企业活下去是一种救法，让某些企业消亡也是一种选择，中国上个世纪走的就是后一条路，无论哪种选择，都需要经过充分的论证，在救市这件事上，不存在不证自明的环节。
相对于严格遵守物理规则的“实”，“名”性格乖戾，当人们以为它空虚无用的时候，名总能创造奇迹，当人们满怀希望地准备再造奇迹时，名又消失不见。
名也有自己的规则，而且不少，违背这些规则不会立刻显现影响，要等到最终结果出来时，才让人后悔莫及。
在关键环节隐藏论证，是一种极为常见的名实混乱现象。
再举一例，前些年，有位中国女士在欧洲参加贵族宴会，接受管家与仆人的服务之后，在社交媒体上为中国贵族传统的丧失而大发感慨，于是在本土设立一家机构，专门教授贵族礼仪。
这里同样缺失了至少两次论证：第一，中国真的需要恢复贵族传统吗？那位女士未加思索就给出肯定的回答，其实存在很大的争议；第二，那位土生土长的中国女士，当时毫无障碍地接受了管家与仆人的服务，这一经历充分说明，中国不缺被服务的贵族，缺的是提供服务的仆人，没有理由她能坦然享受的礼仪，其他人却要专门学习，如果要开设培训机构的话，主要内容也应该是培养欧洲式的管家与仆人，可是从新闻来看，学员们似乎都在学习当贵族，学成之后，他们去哪里聘请合适的管家与仆人呢？
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虽是谬论，确实抓到了名的主要特征之一。
名的混乱不至于此，由于名的规则可以任意违背而不会立刻受到惩罚，所以人类往往滥用这一特点，甚至视为一种权力。
智商一词出现已有一百多年，早已成为日常用语，它有个显著的特点，既精准又混乱。
说它精准，因为我们都能感觉到身边的人在聪明程度上确实存在差异，有时候差异还很大，用智商来描述这一现象再合适不过，智商测试可以精确到个位数，谁高谁下一目了然。
说它混乱，因为我们说不清智商究竟是什么，学习能力？反应能力？抽象思维能力？智商涵盖的领域十分广泛，但是每一子项都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比如学习能力，不同的人确实存在强弱与快慢的差别，但是细究的话，在学习能力强的那批人当中，有人一学就会，也有人需要再思、三思，哪种是智商高？哪种是智商低？那些伟大的科学家，有人少年时期一鸣惊人，也有人大器晚成，甚至死后多年才得到同行的认可。
至于智商测试本身，有人接受，有人拒绝，还有人会质疑每一道题目的用意。
这种精准与混乱同时存在的特点，在名的世界中多有体现，本质上，是因为这一类名与实的纽带比较薄弱，还不能直接使用，只能用来谈论，在纯粹的名的世界里驰骋。
所以，我们在日常交谈中经常用到“智商”这个词，也有许多机构进行各个年龄段的测试，却极少有大学或是研究机构在招生、招人时参考这项数据。
与智商相似的词汇非常多，比如情商、逆商、领导值、亲和力、意志力等等，这一类词汇的共同特点是通常以商、力、值、度等字结尾，暗示它们能被量化，也确实有许多测试将它们量化到极致。
这些量化只有在数值相差巨大的时候，才有意义，比如智商140和80的人，确实在各方面都表现得不同，问题是，这种不同已经明显到根本不需要测试，所谓的专业测试，不过在证明一个无需证明的现象。
科学领域也有许多量化词，如速度、质量等等，它们能够列成等式，互相影响，再微小的数值变化，也会在等式的另一边产生影响。
社会领域的量化词没有这个本事，智商就是智商，情商就是情商，领导力就是领导力，没办法将它们组合成为任何形式的等式，勉强为之，准确率也是惨不忍睹。
所以这些词汇没用吗？结论是有用，在名实体系中，它们的用处很大，一头连接精准，一头连接混乱，它们是人类思维正在进行扩张的象征，通过它们，人类坚信某种东西确实存在，但是仍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不是时刻需要精准，“白马非马”就是过度追求精准所产生的谬论，“智商”作为一种描述，足够我们使用，只是要小心，不可过度引申。
名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人人都用，各自的解读却不相同，然后也不影响彼此的沟通，这类名的典型词汇是“民族”。
民族的精准性比智商要高得多，几乎达到不证自明的程度，其实这个词出现得比较晚，拿破仑在十八世纪提出这一概念，迅速烧遍整个世界。
这不是因为拿破仑的文治武功有多厉害，而是“民族”这个词一针见血地描述了许多人心中早已存在的族群归属感，用名实体系来描述是这样的：某种实存在已久，却从未得到准确的描述，终于遇到一个合适的名，双方一拍即合，立刻形成牢固的纽带。
族群的存在与人类本身一样古老，但是划分标准常有变化，在“民族”之前，“归属”总是指向个人与个别家族，在“民族”之后，“归属”真正指向群体。
当然，在古代，“归属”同样也有群体性，但是排不到第一位，“民族”出现之后，群体性成为独一无二的特征，但是每一个民族所蕴含的群体性有着极大的不同。
是否拥有同一种语言、同一种习俗、同一种信仰、同一种文化、同一个地域、同一种血统、同一种制度……民族能塞进许多个变量，具体的某一民族，只会从中摘取少量几个。
汉族能从几千年前的文化中找到本民族的内涵，宗教信仰不在其中，至少份量不重。
在中东地区，民族总是与宗教紧密相关。
在欧洲，民族众多，引入的变量也比其它地区要多，还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在语言、习俗、信仰之外，同一个敌人也成为某些民族产生归属感的重要原因。
非洲的民族概念尤其混乱，在那里，一切变量都很重要，又都不够稳定，在卢旺达，说着同一种语言的图西、胡图两族，仅仅因为外貌的细微差异以及身份证明上的一个注明，就自动分为两个民族，发动大屠杀。
几年过去，经过一番改革之后，两个民族快速融合，未来很有可能成为同一民族。
神奇的是，虽然每个民族的具体内涵都不相同，在彼此交流的时候，这些差异却几乎没有影响，在多数场合中，我们仍然可以将民族当成一个极其精准的词汇进行各种讨论。
名就是这么复杂而有趣。
名的复杂不止于此。
有些思想实验特别关注道德困境，比如“妻子和母亲同时落水，先救哪一个”、“着火的博物馆里，先救名画还是先救猫”、“两条铁轨都有危险，是否要扳动拉杆”、“一名囚犯知道定时炸弹在哪，是否要对他进行拷打，虽然这种拷打是违法的”等等。
从名实体系来看，这一类思想实验都设置了同一个前提，即名实纽带的牢固，具体来说就是道德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能够推动人类做出选择，因此在某种特定场景中，会产生两难选择。
如前所述，名实纽带其实没那么稳固，割裂现象时有发生。
提出道德困境的人，过于相信道德的力量，以至于得出“两难”的结论，在现实生活中，“两难”很容易在名实体系中得到消解，我们总是先做出“选择”，然后给这个“选择”寻找理由，再一遍遍强化，从而心安理得。
面对上述的几个问题，每个人事到临头时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过后也都会找到理由解释自己的行为，完全不存在困境。
准确地说，所有的道德困境其实都是“社交困境”，人们的选择各不相同，在道德上也没有愧疚，难以回答仅仅是因为不想在外人面前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尤其是预料到真实想法会引发争论的时候。
当着领导的面，你要怎么回答“家庭与事业哪个更重要”？当着爱人的面，你要怎么回答“我与某某明星哪个更好看”？当着父母的面，你要怎么回答“更爱妈妈还是更爱爸爸”？当着大众的面，你要怎么回答“你是否支持全面封禁特殊行业”？当着本地人的面，你要怎么回答“这道特色菜好不好吃”？
类似的问题数不胜数，它们意味着存在某种道德困境吗？根本不是，这一切全是社交困境，有答案，但是不想说。
急于破案的警察，会毫不犹豫地对知情者施加严刑，逼问出定时炸弹的信息，对警察影响最大的不是道德，而是来自上司的压力有多强，但是面对公众，尤其是道德论者，恐怕没有警察能够如此直白。
名实纽带确实存在，确实有用，但若是认为它无所不能，就会陷入极端，得出许多“白马非马”的谬论。
倒回来再说那段“臣光曰”，司马光认识到名实体系的不可琢磨，声称它“不可以口述，不可以书传”，他也认识到名的运动性，声称任何成形的条文都跟不上形势的变化，原意是挑选贤臣，最后招来的往往是小人。
但司马光太过于“不想犯错”，给出的方案是上位者“至公至明”，以为这样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选人、用人的问题。
他对“运动性”的认识不够彻底，以为条文会过时，没料到思想也会落后，“至公至明”在他看来不是特别难以做到，是一种选择，只要上位者选择“至公至明”，就能做到“至公至明”，但是人们越来越看到，“至公至明”并不容易，它更接近于神性，而不是人性，作为凡人，我们受限于自身的种种局限，“至公”还可以勉强追求一下，“至明”肯定无人能够做到。
那么解决方案应该是什么呢？
按照名实体系的特点，我要说，希望制定考核条文的大臣与反对条文的“臣光曰”都对，是一时的对，不是永远的对。
条文是必要的，没有具体条文，就不会有所谓的执行，名实若是割裂，自然不会产生相应的作用。
条文肯定会被“聪明人”利用，所以条文应当与时俱进，与“聪明人”一同进化，谁能精准地改变条文呢？应当是那个“至公至明”的人。
某种意义，上一段是废话，等于什么都没说。
其实我提供不了真正有效的解决办法，当时的大臣至少制定出一套条文，司马光至少提出一个核心理念，都可供一时之用。
而我只是一名观察者，看到一些问题，但是解决不了问题。
在名实体系中，观察者角度比较特别，当一部分人认为它很有用的同时，另一部分人则会视其为空洞无物。
这正是《道德经》的特点之一，单纯从字面上来看，整部书很容易解读，即便部分文字曾遭到篡改，对整体思想的影响也不大。
一旦脱离字面，进入引申的领域，《道德经》也最容易被误读。
俗话说“有一千名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用在莎士比亚的著作上，这话有点夸张，一千个哈姆莱特的差异性不是很大，诸多读者的观点总会有一些共同之处。
对《道德经》的解读经常会出现截然相反的局面，极端情况下，两个人的解读甚至互不相关，彼此之间根本无法沟通，隔阂比两种不同的语言还要严重。
所以在先秦著作当中，《道德经》的容纳性最强，任何一派学说都能从那五千言中找到理论依据。
《道德经》的实用性也最差，墨家至少尝试着寻找落脚点，名家的归谬至少能用来辩论，庄子的文字至少词藻华丽，启发了无数文人墨客。
《道德经》的内容经常被引用，贡献了大量成语，但是可以这么说，从古至今，对《道德经》的每一次引用都是错的，每一种解读都有合理的一面，就是很难找到大量志同道合者。
“小国寡民”在字面上很简单，引申时却各不相同，我说小国寡民就是小国寡民，可《道德经》里还有一句话，“治大国若烹小鲜”，两者结合在一起，意思立刻发生变化：大国也可以像小国一样治理。再引申下去：顺其自然吧，如果国君的本事就那么一点，国家越小越好，国民越少越顺，如果国君的本事很大，能够轻松治理大国，那么也是可以的，在轻松程度和结果上，庸君治小国与明君治大国能有多大区别呢？
还可以继续引申下去，差异性会越来越大，直到互不相关。
你可以说这是缺点，也可以认为是优点。
文章的最后，我挑战一下自己的能力与胆量，对科学界的一些思想实验进行名实角度的分析，比如有名的“薛定谔的猫”。
举个例子，“亡”这个字，具有多重含义，1、死，2、逃，3、失去，不加任何前后定语，单说一个“亡”字，至少有这样三种意思。
如果一篇上万字的文章里有亡这个字，能不能说文章也有三重含义呢？显然不能。
如果是一段很短的句子呢？绝大多数时候也不会有歧义，特定语句中，比如“某某亡”，可能会有不同解读，但是一旦放入具体语境中，歧义仍会消失，除非是刻意营造的文字游戏，双关含义几乎不会存在。
一个具有多重甚至矛盾含义的单字，放在任一语境中，只会有一重含义生效，由字到句、由句到段、由段到文，整体的复杂性逐层递增，其中的单字却越来越简洁。
又回到“白马非马”、“名可名非常名”这里，常名含义丰富，但是一旦被具体使用，进入可名领域，含义就会收缩，直到只剩下一种确定性。
量子也在遵循同样的规则，微观量子的矛盾特性，在形成宏观世界的过程中，只会剩下一种特性，并不会影响到开关，甚至影响不到一根猫毛。
我怀疑，量子与名的相似性，是不是意味着它并非实体，而是观察的产物？
算了，写到这里吧，我的胡说八道已经越界，就此打住。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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