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西北名城兰州解放伊始，发生了一起“第一野战军团政委诈骗案”。该案惊动了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员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的彭德怀，怒令严查严惩。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兰州市公安委员会奉命进行缜密侦查，最后真相大白……
一
1949年8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野部队第二兵团、第十九兵团共5个军的兵力与国民党军马步芳部激烈战斗22天后，终于解放了西北名城兰州。当天，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宣告兰州市军管会成立，由一野副司令员张宗逊兼任军管会主任。
国民党军队在败逃前，破坏了著名的兰州黄河铁桥，企图以此阻止一野部队的追歼。当时的一野大军，由于从国民党军那里缴获大量新式火炮、坦克和摩托车，因此已经组建了炮兵、坦克和摩托部队，在歼敌战斗中发挥了强大的作用，一野为迅速西进，决定迅速修复黄河铁桥。兰州解放后的次日，张宗逊主任即以兰州市军管会的名义，下达了征召社会技术力量抢修黄河大桥的命令。经过整整十个昼夜的奋战，终于圆满完成了抢修任务，黄河铁桥抢修完竣，一野部分部队于当夜过桥西进。
与此同时，根据彭德怀司令员的提议，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位于自由路原马鸿逵公馆的军管会本部举行便宴，宴请抢修黄河铁桥的24位工程师和技师。开宴前，彭德怀和张宗逊致祝酒词，对技术人员参加抢修黄河铁桥并发挥巨大作用表示感谢，并对知识分子参加新中国建设表示欢迎。
宴会进行时，外面忽然传来一阵隐隐约约的吵嚷声，张宗逊听见后让人去查看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位姓丁的参谋匆匆而去，他出去后外面的声音就停止了。大约过了十分钟，参谋返回悄声向张宗逊复命。因为宴会在进行中，所以，丁参谋的话说得很是简略，匆匆数言就结束了。可是，张宗逊的眉峰却在一瞬间不由自主地皱了一下。这，竟被坐在另一席上的彭德怀那双敏锐的眼睛捕捉到了。
宴会结束送走客人后，彭德怀留下跟张宗逊商议一些重要事情。正说着时，丁参谋突然出现在门口，见彭德怀在，匆忙间显出一副欲进又退的样子，被彭德怀叫住，说小鬼你有什么事要向张主任报告的就说吧，我正说得口渴了要停下喝水呢。张宗逊也点头示意让“但说无妨”。丁参谋于是说还是刚才那事儿，人家那老百姓不肯离开，还掏出了一把刀子说不解决就自杀呢！
彭德怀一听，想起刚才宴会进行时张宗逊的皱眉，于是便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张宗逊说小丁你正好把这事儿详细说一说吧，我刚才只听了个概略，正好让彭总也听一听。丁参谋于是便把情况诉说了一遍，只听得彭德怀勃然大怒——
兰州大学附近有一家清真饭店名叫“德鑫馆”，老板是个回族人，名叫马德鑫，是个世代居住在兰州的老实商人。马德鑫有个独生儿子叫马光业，自幼喜欢撒野，15岁辍学后跟着一伙社会闲人四处混世界，抗战胜利那年和几个把兄弟投奔了马步芳部队，因为喜欢骑马舞弄刀枪，就当了一名骑兵，跟长官混得好，一年后还升了班长。马光业原先的打算是想一直混下去的，时间长了折腾个军官做做倒也能耀祖光宗，但渐渐就觉得吃不了当兵的那份苦头，于是就在1947年11月来了个不辞而别，开小差回到了兰州家里。
马德鑫对于儿子当初的选择一直是持反对态度的，可是这小子从小就不是个善主儿，软硬不吃，好坏不识，也就无法管教了，只好让他随波逐流。现在见儿子开小差回来了，自是高兴，寻思看来是迷途知返了。于是就问马光业回来后打算做何营生，是否有兴趣跟着老爸经营饭馆。马光业的回答出乎马德鑫的意外，他不想子承父业经营餐饮业，而是想学开汽车，吃四个轱辘的饭。在当时，汽车司机绝对是一个风光的行业，但要想入其门槛也蛮犯难，非得大大花销一把不可。但马德鑫想不管怎么说，这总是一条正道，比当兵吃粮要好得多，于是也就不计较了，宁可出资也得成就儿子的心愿。
就这样，马光业终于如愿当上了一名卡车司机，虽然有些辛苦，但毕竟风光神气，而且收入也不低，所以他还是干得很高兴的。不过，马光业有个嗜酒的习惯，尽管他能忍着不在开车前喝酒，但开车后喝个半斤八两那是少不了的。这主儿原本就性格暴躁，喝过酒后就更不是个善主儿，动不动就吵架，开口闭口“老子吃过马家军的粮”。“马家军”在西北几省可是窗户里吹喇叭——名声在外的，一般百姓听见这人当过马步芳的兵，那就得有理让三分，无理点头哈腰充孙子。碰上对方正好也是嗜酒朋友，喝多了连皇帝老子的账也不买，那就热闹了，马光业二话不说，抬手就打！敢还手？抄起家伙就干！马光业练过武术，又当过兵，身手不凡，出手必胜，对手往往不是鼻青脸肿，就是满地找牙。
马光业的这副德行，在胡宗南、马步芳“当政”兰州一片暗无天日时还不算什么，告到警察局一是不管，二是即使有警察想管，他也不怕，因为他在警察局有的是熟识的哥们儿，发个话就行了。可是到了1949年兰州解放后那就行不通了。偏偏这小子不识时务，兰州解放后没几天，竟然还在一个朋友家里喝酒时耍了酒性，以一敌二大打出手，结果是把对方双双殴伤，吓得女主人大喊救命。正好有二兵团的巡逻队从外面经过，听见后进来查看，偏偏马光业还不识人头，竟异想天开似的要跟解放军过过招，于是就给人家制伏后带走了。
马德鑫得知消息时，已是次日上午了。自是大惊，马上四处打听消息。花了大半天时间在多个亲友处转了一大圈，无果而返。家里倒有马光业的消息在等着了，那是马光业托人捎来的一纸条子，说他已被解放军集训队收容，正在接受教育，让家人给送日用品去。马德鑫于是赶紧把被子等日常生活必备用品按照条子上所说的地址送去，心里指望着最好能够跟儿子见个面，叮咛几声，让他按捺性子，再也不要惹事。可是，马德鑫未能见到儿子，接待他的那个解放军班长态度倒还算客气，收下了送去的东西，还给打了收条，详细开列，一样不落。但对于他提出的见儿子一面的要求却予以拒绝了。
马德鑫忐忑不安地回到自己开的饭馆，从此一颗心就一直在儿子身上，生意也不大有心去考虑了，全交给账房先生去折腾。账房先生姓王，见老板终日忧愁，便予以劝说。说看情形人家解放军那集训队不是个好去处，怎么管得比囚犯蹲大牢还严似的，送东西去还不让见个面，建议还是赶紧设法把马光业弄出来，否则夜长梦多最后还不知是个什么样的结局哩。马德鑫深以为然，于是就到处打听如何结识解放军，好把儿子弄出来。
马德鑫经营饭店几十年，跟四面八方三教九流都还算搭得上话，可是尽管如此，他一连折腾了数日，还是没有找到一个能够跟解放军方面牵线的人。正当他大失所望时，一个意外喜讯降临了：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位一野二兵团的军官姜志清！
三天前，姜志清如约来到马德鑫的“德鑫馆”。马德鑫定睛一看，此公三十四五岁样子，说一口湖南话，穿着一身解放军干部服，胸口佩着一野二兵团的标志，显得气度不凡，一看便知非寻常人物。马德鑫将其请入设于饭馆后院那个专供身份了得的贵客才能使用的包房，吩咐好酒好菜只管送上。姜志清酒量颇好，连饮数杯面不改色，神情言语丝毫不减。他说话不多，连自己的身份也是陪同他前来的介绍人告诉马德鑫的。马德鑫听了不禁一惊，原来姜志清是一位老革命，跟着毛泽东闹秋收暴动走上了革命道路，然后又上了井冈山，属于中国第一批老红军。只因曾经乱杀俘虏而犯过错误，所以，至今也还不过在二兵团许光达司令员麾下坐着一把团政委的交椅。
马德鑫没有料到竟然有缘结识有着如此经历的一位解放军团政委，又惊又喜，招待上自是又增添了几分殷勤，还把自己的妻子叫来拜见姜政委。马德鑫的妻子是续弦，比马德鑫小十多岁，陕西米脂人，唱秦腔出身，这时不过三十岁出头，长得颇有几分姿色，陌生男子见之都觉得眼前一亮。但那姜政委只是朝她点了点头，目光就再也没有朝其扫一下。马德鑫在旁边见了，不禁暗自感叹：难怪共产党要得天下了，看人家团政委硬是作风正派，真正是一位真男儿！
马德鑫在酒席即将结束时才谈到了儿子马光业的事情，央求姜志清政委帮忙打个招呼，请求从轻发落。因为担心姜志清是共产党干部对儿子那段当马步芳骑兵的历史产生仇视心理，因此，他就故意隐瞒不说了。姜志清听了说集训队是由二兵团司令部直接管着的，不是他的职权范围，但他可以去了解一下情况，只要能够帮忙，他自会帮的。姜志清告辞时，马德鑫奉上一个包袱，里面是“大前门”香烟两条、西凤酒四瓶、高级点心两盒，请姜政委笑纳。姜志清初时推辞，连介绍人相帮着说也未能说服得了。直到马德鑫使个眼色让妻子上前了，姜志清生怕她靠近过去这才勉强收受了。出门时，姜志清说24小时内一定会把打听到的情况告知马德鑫的。
姜志清很守信用，不到24小时就让介绍人捎来了消息。介绍人说，姜政委有点恼火，说没想到马老板竟然隐瞒了他儿子曾经参加过马步芳军队的重大历史问题，正是由于这一问题，所以，马光业在集训队的情况有点不大妙，集训队部队已经将其列入了逮捕名单，两天之内就要送往兰州市军管会审核，然后收监。另外，按照共产党的一贯做法，每解放一个城市肯定先要镇压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歹徒，一是替老百姓出气，二是替死难烈士报仇，三是维持社会秩序。按照马光业的历史情况和现行表现，集训队首长估计很有可能会将其列入镇压名单。
马德鑫闻听之下，闹了个目瞪口呆，好一阵才定下神来，苦苦央求介绍人千万帮忙，请姜政委设法跟集训队方面打招呼，把马光业的名字从上报名单上撤下来。为救儿子一命，他宁可花大钱，哪怕把饭馆盘出去也是心甘情愿的。马德鑫一边说着，一边摘下手上的金戒指塞给介绍人，介绍人这才答应跟姜政委去说说看，如果人家有难处，请马德鑫不要见怪。
两小时后，介绍人带来了回音，说姜政委先是坚决不肯，说这样做是违反纪律的，在他的反复求告下，这才有点松口，答应跟集训队教导员说说看，教导员是姜政委的老乡，又一度当过部下，不知是否肯看在这两点上卖个面子。马德鑫是生意人，知道这种大事在这节骨眼上应该添一把火的处世准则，于是就请介绍人再把姜志清请来喝酒。
当天晚上，姜志清再次来到“德鑫馆”，受到了比上一次还热烈、殷勤的款待。马德鑫又当面求告了一番，姜志清终于勉强松口，答应“尽力相帮”。马德鑫根据事先的构想，拿出了珍藏着的5两黄金赠送。姜志清这回倒没有推辞，说他不贪图钱财，但是得向集训队老乡以及老乡的那些部属打点一番，所以，确实需要经费的。马德鑫于是又拿了一箱西凤酒让姜志清带走。
这次，姜志清没有说他几时给消息。但因为他说过两天之内集训队要向市军管会上报逮捕名单的，所以，料想次日最迟后天应该就给回音的。哪知，这回却是石沉大海，姜志清再也没有露过面，连那个介绍人也没了音信。
马德鑫在焦急之中等到了第三天，果然接到市军管会公安委员会的书面通知，称马光业已被移至看守所接受审查。
马德鑫这下顿时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这不是赔了钱财又折人吗？他越想越气，对姜志清产生了一股愤恨之意，寻思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求见市军管会主任张宗逊，一是要反映姜志清诈骗钱财，二是要为儿子鸣冤叫屈，全兰州市当过国民党兵的人何止成百上千，解放后十来天内耍酒疯打架的事情又何止发生了几十上百，凭什么别人不捕而偏偏要逮捕他的儿子马光业？马德鑫是开饭馆的，消息灵通，事先打听得张宗逊今晚要在军管会宴请抢修黄河铁桥的技术人员，于是就赶来求见。门外的岗哨自然不肯放其入内，他就吵了起来。没想到竟然就惊动了张宗逊主任本人，让人出来查看，于是马德鑫就有了一个向丁参谋反映情况的机会。
当下，彭德怀就拍了桌子，说没想到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张副司令你兼着军管会主任，人家是来向你反映情况的，你看这事如何处理？张宗逊稍一沉思，说这件事我看还得调查，我不大相信我们的干部会这样做，我想马上下达给公安委员会就此事进行专门调查，不管是何人涉及此事，都得一查到底，弄一个水落石出！
彭德怀点头说这话说得对头，要把这件事当做一个重要案子来进行调查，一定要迅速查明真相，如果确是我们的干部做了此事，那就必须严肃处置，甚至枪决！如果是不法歹徒胆大妄为竟敢冒充我军干部诈骗，那就有必要查明是否有后台背景，视情严肃处置，同时要向当事人说明真相，退还被骗钱物。这事，就这样定了吧？当然，我在军管会没有担任职务，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不过是一个建议，具体工作得由你这当主任的布置下去。
张宗逊说我明白，这就布置下去，连夜着手进行调查。
二
当天晚上，兰州市军管会公安委员会就奉命组建了一个调查“团政委诈骗案”真相的特别调查小组，随即连夜着手开展工作。
就在调查组举行首次案情分析会议的时候，兰州市东稍门旁边的一条名叫“胡麻巷”的小巷子内的一所建于清代咸丰年间的老宅院内，几个人影正在昏黄的灯光下举杯邀饮，个个一脸喜色地欢庆“首次出马成功”。
这伙人，正是策划并制造这起“一野团政委诈骗案”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张大娟和她的下属。张大娟一伙的作案，是根据台湾方面下达的密令而进行的。一位当年曾在“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担任机要工作的将级官员在其回忆录中有一段以下内容的回忆——
1949年8月18日，中国台湾省台北市。
午夜时分，一辆黑色“福特”轿车在一前一后两辆美制吉普车的护卫下，悄然来到位于台北市南侧的一幢日本式园林别墅。这幢别墅，是蒋介石从大陆败逃台湾后的几个临时居住点中的一个。
三辆汽车驶抵该别墅后，两辆吉普车停在大门外，几个警卫检验过“福特”轿车内的那位特殊乘客后，予以放行。
这位特殊乘客，就是接替坠机身亡的戴笠出任军统局(当时已经改名为“国防部保密局”)局长的国民党大特务毛人凤。今晚，毛人凤是接到蒋介石侍从室打来的紧急电话后，从床上爬起来前来觐见蒋介石的。
蒋介石紧急召见毛人凤，是为了跟毛人凤商议如何在大陆西北进行破坏活动的有关事宜，这是蒋介石在形势逼迫之下不得不决定走的一步棋。
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十九兵团发起了著名的扶(风)眉(眉县)战役，该战役歼灭了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四个军，使胡宗南主力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其残部被迫退守秦岭。据守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被孤立，随即匆忙北撤，西北战场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一野随后集中三个兵团分路乘胜追歼“二马”，经固关战斗、任山河战斗、三关口战斗和六盘山战斗，歼灭马步芳骑兵第十四旅和马鸿逵部5000余人，相继解放了陇东、陇南重镇平凉、天水，从而打开了进军兰州的大门。8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员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政委彭德怀发布了进军兰州歼灭青海马步芳部的作战命令：以许、徐兵团(即由许光达、徐立清分任司令员、政委的二兵团)之三个军和杨、李兵团(即由杨得志、李志民分任司令员、政委的十九兵团)之两个军分两路包围并进攻兰州，由王震兵团(即由王震任司令员兼政委的一兵团)主力沿渭河北上，经天水、临洮进占临夏，直扑青海。
一野各路大军深入甘肃腹地之后，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兼甘肃省 “主席”马步芳随即逃往西宁，指定由马鸿逵接任甘肃省“主席”，但马鸿逵不肯接受这个烫手山芋，拒绝到任。这样，兰州的国民党军政官员自是一片混乱，兰州的解放已是指日可待。
蒋介石在台湾获悉西北局势后，情知其“坚守西北”的命令已是一纸空文，于是开始考虑西北失守后的“善后问题”。这天晚上，蒋介石服了安眠药也还难以入睡，于是索性起床，传令召见“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
毛人凤匆匆而至，向蒋介石行礼问候后，在对面的一张沙发上落座。蒋介石不想让毛人凤看出他的烦躁，脸上故意显出一层笑意，寒暄似的聊了几句，这才把话题切入本意，首先是问毛人凤是否了解西北局势。毛人凤寻思这等于是没话找话，当时的“中统局”已经易名为“内政部调查局”，其势力和活动能力已经远远不及“保密局”了，大陆方面的情报几乎都是“保密局”所提供的，西北局势的情报先是经我毛人凤过目，然后再送呈上来的，怎么我会不了解呢？当然，想归想，说是不能说出口的，毛人凤于是点头说了解一些，可能不全面。
蒋介石这话不过是开场白，他要表达的是在后面，于是简单地说了一下西北形势，最后下了结论：“由此看来，兰州的失守就在眼前了。不单是兰州，整个青海省、宁夏省的失守也快了，而且新疆省也会落入共产党之手！唉——真是想不到！绝对想不到的！”
毛人凤也是一脸悲哀，无话可说。片刻，蒋介石把话题一转，说西北之战，看来在军事上是失败了，但是在政治上不能失败，要在政治上取得部分的主动权。因此，要跟毛人凤商量如何实施这个设想。
就这样，蒋介石和毛人凤密议许久，最后达成共识：立即布置对西北地区已经被中共攻占的城市实施破坏行动。蒋介石特别强调：兰州看来是保不住了，必须乘中共刚占领这座省会城市伊始人心未稳之际，抓紧机会进行包括暗杀、爆炸、纵火、投毒以及以扰乱民心为目的的“政治心理战”在内的破坏行动。说到这里，蒋介石猛然地站起来，神色凝重地说：“毛局长，此事就交办保密局了，你好好去安排。”
毛人凤立正：“是！我一定全力去办！”
西北战场的形势诚如蒋介石所估料的，国民党军队在一野的猛烈进攻下，节节败退。1949年8月26日，西北名城兰州解放。
同一天，国民党保密局安插在兰州的“保密局西北区兰州工作站潜伏处主任”季易仿在已被解放的西安市与从成都秘密潜赴陕西的“保密局特派员”军统老特务高群纯秘密接头。高群纯向季易仿传达了来自台湾保密局总部的密令：迅即在兰州实施包括暗杀、爆炸、纵火、投毒以及以扰乱民心为目的的“政治心理战”在内的破坏行动。
季易仿在落网后交代，他原是一名热血青年，抗日战争前期怀着拯救民族危亡之心参加了当时以国家名义出面招收学员的军统局特务训练班，成为一名军统特务。他最初是很崇拜蒋介石甚至戴笠的，这种崇拜体现在训练和特训班毕业后的特务工作中，得到了军统的肯定，因此升迁很快，到抗战胜利那年他已是军统少校了。在之后的解放战争期间，季易仿目睹国民党的腐败行径，心里已经认定蒋介石必败。局势的发展果真如此，国民党败退前，季易仿受命潜伏兰州，军衔升一级为中校。
季易仿在从西安返回兰州的途中，一直在考虑如何落实上峰命令的问题。他知道以一野对彭德怀等高级将领的警卫措施，若无可靠内线，要想搞行刺那简直是痴人说梦，所以，心里先就擅自取消了暗杀一野高级将领的念头。至于其他行动，爆炸、纵火、投毒等，那也要看情况才能决定，因为在季易仿掌握的潜伏特务中，真正如他本人那样在军统局正规特工训练班中接受过行动术训练的可以说是空白，总不见非得他这个中校主任亲自出马行动吧。所以，季易仿对于这些内容的破坏行动也没有兴趣，觉得毛人凤的命令只是一种一相情愿的空想化念头。那么，就不执行保密局本部的命令了？季易仿自问还没有这份胆量，想来想去，最后决定还是先拣简单的去做，弄点“政治心理战”方面的内容跟共产党方面捣捣蛋。
就这样，当季易仿抵达兰州时，他的头脑里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指派特务冒充共产党一野军官向老百姓行骗的阴谋。季易仿从自己掌握的保密局潜伏特务中挑选了一个估计能够胜任这个使命的小组——“保密局西北区兰州第14小组”，通过秘密联络渠道向该组的组长下达了行动指令。
“保密局西北区兰州第14小组”组长是一个30岁的女人，名叫张大娟，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兰州一家大车店的老板娘。张大娟是河南洛阳人，出身于洛阳市的一个流氓头子家庭，初中文化。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一个女子能拿得出初中毕业文凭，已经算是一桩很了不起的事情了。正因为如此，张大娟在1941年国民党军统局在洛阳举办一期特务训练班时，拿着她的毕业证书前往报名，竟然连考试也没有进行，当场就决定录取了。她是这期特务训练班中仅有的四名女学员中的一个。
张大娟从特务训练班毕业后，被军统局派往郑州进行“地下工作”，主要是以色相勾引日军军官和汉奸，以获取机密情报。起初她干得还算顺利，但不久就被日本宪兵队发现了，幸亏在逮捕她之前消息泄露，于是连夜逃离郑州，回到了洛阳。直到这时，张大娟才知道吃特工饭是不容易的，于是她就生了“退隐”之心。好在张大娟的父亲在洛阳有很大的势力，于是改行做了警察。
但是，一个流氓头子的势力再大也大不过军统。须知军统局是有“团体纪律”的，那是戴笠亲自制定的。这“团体纪律”中有一条就是：一旦参加军统，那就是终身的事，除非获得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脱离“团体”，否则就按“叛徒”处置，严格执行“团体纪律”。张大娟警察没当多少日子，就被军统局洛阳站深更半夜一根绳子绑去“谈话”，张父闻讯马上四处托关系积极营救，军统方面说念其在郑州“从事地下工作有功”，暂可不作叛徒处置，但得去兰州工作。
张大娟知道这是别无选择的事情，只好点头，于是就去了兰州，还是当情报特务。不过，兰州不像郑州那样，没有日本人，她的工作对象是国民党军官，主要是收集军队内部的情况，看他们之中是否有人“通共”。为了开展工作的方便，张大娟根据上司的布置，跟一个也是军统分子的当地男子叫李福清的结了婚。那主儿开着一家大车店，这样，张大娟对外的身份就是大车店老板娘。
张大娟在兰州一待就是6年多，到了1949年春，局势对国民党大为不利了，已经由“军统局”改名为“国防部保密局”的这个国民党最大的特务机构遂开始在西北布置潜伏事宜。像张大娟这样既没有背景靠山，又是已在兰州待了多年且有家小的特务，自是潜伏名单的首选人员。直到这时，上司才宣布将张大娟的军衔提升为上尉，她的特务丈夫李福清从来没有单独执行过任务，更谈不上立功了，但是当时也不知怎么的是上面下错了升迁通知啊还是另有原因，竟然已经是少校了。不过，这“少校”是归张大娟这个“上尉”领导的，上司另外还给了张大娟一个“保密局西北区兰州第14小组”组长的头衔。14小组就张大娟夫妇两名成员，不过可以无限制地扩编，以后根据成员人数决定提升与否和提升到哪一级别。
张大娟接到潜伏指令后，向丈夫兼下属李福清作了传达。李福清颇有些害怕，说兰州成了人家共产党的天下，咱太太平平端着大车店的饭碗就算了，何必再替老蒋卖命。张大娟因为有过一次擅自脱离军统而被深夜绑架去接受谈话的经历，知道“团体纪律”的厉害，马上疾言厉色制止了丈夫的念头，说上了这条船就没有下去的自由了，咱还是遵从上峰命令吧，否则，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哩！
季易仿为保护自己，从未在张大娟前公开露过面，他对张大娟的发号施令，都是通过密函进行的，密函的传送方式也显得极为神秘、隐秘，体现着专业特工的职业素质。往往是张大娟还没有察觉过有人贴近过自己，她的口袋里就已经突然出现了一个折成梅花形的纸条；有时，当她打开上了锁的账台抽斗时，“梅花”竟已待在里面了！纸条是完全空白的，必须涂上特工专用的密写药水显示液后再经过一番特殊的处理，方能显示出来。而显示的内容必须在几分钟内牢牢记住，否则，就会自动消失，任凭你再怎样涂显示液也没有用了。
张大娟是在兰州解放后的第三天即8月28日晚上接到季易仿以“洛水”的化名下达的指令的，内容为：
按局本部命令精神，兹令你组务须于接到本令后，即行发动一至数次意在败坏共党声誉以引起百姓厌恶情绪的非暴力型政治性行动，如制造谣言、冒名共军干部诈骗、敲诈等，限令一周内必须见效。(洛水)
张大娟一见之下，顿时一个睖睁：这个上峰是怎么的？难道不知道咱是情报特工出身，怎么把这种使命下达到咱14小组来了？心里一盘算，更是犯愁：14小组就一对夫妻两口子，开一家大车店还有点勉强，如何去执行这等使命？这造谣、诈骗的内容，那是属于特工心理战的范围；而敲诈则又是属于暴力型的，应该让搞行动的特务去干才对头。我们两口子，一个是搞情报的，另一个虽然凭着参加“军统局”的资格有着少校军衔，但事实上是土牛木马一个，什么也干不成的。这咋办？
李福清见老婆接到密令后闷头不语，情知遇上难题了，便问上峰下达了什么使命。张大娟一说，李福清说如今这兰州地面虽是共产党的天下了，可干咱这一行的还是得听国民党的，国民党让朝东咱不能朝西，朝西就得受团体纪律制裁，那还有好果子吃？张大娟说那也不能胡乱指派呀，咱是搞情报的，怎么让咱干这种事儿呢？李福清说我的好老婆啊，都什么年月了，老蒋都已经逃到台湾去了，你还跟谁去说该干情报还是行动还是心理战什么的？这是上峰的命令，咱照办就是了。你说他下错了令？也许这正是他的用意所在哩，你不干，他就来一个满门抄斩，回头在内部发一个通告说这就是违抗命令者的下场！
张大娟被丈夫说得一个激灵，寻思这也倒还真难说呀，没准上峰是动着这个脑筋呢？于是就想只有照办了。她跟李福清商量，说你看这事该怎么弄。我真的一点脑筋都动不出呢！李福清说造谣还不简单，就是胡说八道瞎说一气嘛；诈骗？也不难啊，跟造谣差不多。咱开着大车店，正好是有利条件，找个由头折腾一把就是了，一周之内向上峰交差就是了。张大娟对着丈夫看了又看，说我倒还真是没发现，原来你老兄也是一块小小的料哩！好吧，就依你说的，咱折腾一把就是了。干了就是干了，干得质量如何，那就不能怪罪咱了。
大车店还有着一项供应过往旅客伙食的业务，这归李福清负责料理，所以他得天天跑菜市场。菜市场跟茶馆、大车店一样，也是一个传播真真假假小道新闻的场所。这天，李福清还没打听，就听见卖牛肉的王屠户说到了“德鑫馆”老板马德鑫的儿子马光业出事被弄进解放军集训队之事。李福清的脑子没有妻子活络，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完成“洛水”使命的机会，但回到大车店后还是告诉了张大娟。张大娟闻听之下，马上拍掌叫好，说这真是天助我也，咱何不在这件事上做一做文章。一边说着，头脑里竟然已经有了一个方案，对李福清一说，那位就只有五体投地的份儿了。
按照张大娟的打算，要做这件事先得物色一两个能够出面的人，因为这是诈骗，不能把大车店扯上，否则回头人家“德鑫馆”马老板还不要找上门来？更危险的是，解放军也还会登门拜访，那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只怕要把颈上的吃饭家伙玩掉哩！找人出面，回头完成了使命往暗地一躲，不管是马老板还是解放军，就都只有两眼摸黑的份儿了。
张大娟主意打定，便开始物色人选。这方面，她是有经验的，搞情报的特务讲究的就是人头熟，不认识也得见面就混熟。况且，张大娟出身洛阳大流氓家庭，从小就见惯了其父如何玩弄江湖义气那套把戏，耳濡目染不学也会了，在兰州待了这些年头，好歹也交了一些靠得住的朋友。当下，稍稍想了想，就把两个人请到了大车店。
这二位，一叫武高贵，一叫俞文彪，都是当时兰州地面兜得转吃得开的混混，兰州各区的地痞流氓，势力小些的见了他们都得点头哈腰，就是势力大的也得让他们三分。这当然跟他们和“军统”方面有着一份微妙关系有关，人家知晓他们背后有人，遇事就只好退让几分了。武高贵和俞文彪跟张大娟的关系，先得往李福清身上套，因为李福清跟他们是有过对天八拜仪式的盟兄弟，他们管李福清叫大哥。这样，张大娟就是嫂子了。张大娟给他们的印象是为人豪爽，出手大方，乃是一个“女中豪杰”。因为有着这一层关系，武高贵和俞文彪在1946年曾经把一个河南商人骗到李福清的大车店里秘密杀害后以急病为由深夜悄然运出去抛尸灭迹，劫夺了其随身带着的三百大洋。这件事，他们以为李福清张大娟夫妇不知不晓，却不料人家早已心知肚明。现在，张大娟要以此隐秘让武高贵和俞文彪就范钻入她的圈套了。
张大娟吩咐李福清将武高贵和俞文彪叫来大车店，亲自下厨给两人炒菜，夫妇俩陪同他们喝酒。这二位这些年来不知来大车店喝过多少次酒了，哪知这次是“鸿门宴”？毫无戒心地喝着，不觉就有七八分醉了。张大娟按照事先的安排将两人分开，让李福清跟武高贵待在一起，自己还是跟俞文彪喝着说话。过了一会，李福清进来把张大娟喊了出去，就在窗外窃窃私语了数言。张大娟马上返身入内，一把将俞文彪从炕上扯了下来，先赏了一个大耳光。俞文彪被打得莫名其妙，万分不解地结结巴巴问道：“嫂子……你……你怎么打人哪？”
“打人？打你还是轻的！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嫂子？嗯？”
俞文彪大觉委屈，问嫂子我什么地方得罪您了，请您明言！张大娟于是就厉声诘问你和武高贵两人三年前在我这店里谋财害命之事，说武高贵刚才已经向李福清吐露了，还哭着说对不起大哥大嫂。俞文彪闻之大惊，寻思武高贵真的喝醉了，怎么连这事都敢说？其实他自己也已经醉了，当下听着什么就是什么，不会像平时那样脑子里转个弯，一时间被张大娟的疾言厉色惊得说不出话来。这时，李福清进来了，说老弟你嫂子其实不是恼你们在这里杀了人，谋得了大洋没有分给咱们，而是恼你们竟然把咱俩当外人看，做了这么大的事儿也不告知一声，这不是太不仗义了吗？你小子忘记了——咱们好歹也是有过对天八拜之约的嘛！
如此一说，俞文彪心里就一松，当下就顺坡下驴，向这对夫妇赔礼道歉。张大娟说这个态度还差不多，咱今后还是一家人。不过，你得留下个字据向我们表示歉意。一边说着，一边让李福清拿过纸笔，俞文彪神志已经有点糊涂，听张大娟说什么就写下什么，无非是他和武高贵于某年某月某日在大车店谋财害命杀了河南许昌县商人某某，获大洋三百，将尸体运往黄河滩某处掩埋灭迹，因怕惊动主人，故有意隐瞒此事，现特向店主李福清、张大娟夫妇郑重道歉，云云。
张大娟手里有了俞文彪的这张亲笔供词，随即就去找另一位凶手武高贵。武高贵还没有俞文彪那样醉得厉害，一听张大娟说此事，又惊又疑，自是抵赖，说俞文彪是“胡说八道”。张大娟冷笑说，如此也好，咱就请共产党军管会来调查俞文彪胡说八道了没有，反正人家下面设着公安委员会的，相当于以前的警察局，专门调查各类案子的，像这种命案当然是放在首位的啰。说着，作势就要让李福清去报告。武高贵知道这可不是耍着玩儿的，而是要脑袋落地的大事，于是只好伏地求饶，也像俞文彪那样写了一纸供词。
张大娟于是吩咐重新安排酒席，四个人又喝了一阵，这才让伙计把已经醉得行走都已困难的俞文彪、武高贵两人搀扶到后院一间空房住下。
当晚一宿无话，次日中午，待那二位已经睡醒后，让李福清再摆酒席。席间，张大娟说到命案之事，俞文彪和武高贵对于昨晚之事已经迷糊，被她一提重新想起，心里只是暗暗叫苦，思忖大车店老板夫妇决定要敲他们一笔了。哪知，张大娟却没有这个意思，反而问他们最近是否缺钱花了。两人没有思想准备，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应答才好。
张大娟哈哈大笑，让李福清拿出60块大洋，每人给了30块，说二位兄弟先花着，回头咱再给一些。那二位便知道张大娟有事要商量了，一齐拱手说请大嫂吩咐要我们办啥事，兄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张大娟到这时候方才摊牌，让武高贵、俞文彪参加保密局特务组织，从事地下工作，说待“国军收复失地”重新执掌政权后，按功论赏自然有一份荣华富贵等着二位。武高贵、俞文彪以前原本就跟“军统”分子有着若干瓜葛，对于那一套并不陌生，当下寻思这么大的把柄已经捏在人家手里了，除了乖乖就范再也没有其他选择了，于是就点头表示愿意追随大嫂一同为“党国”效力。
张大娟于是就把目前需要做的事——找人冒充一野干部利用马光业之事进行政治诈骗——说了一下，说根据上峰的命令，这件事就交给二位去干了，行吗？武高贵和俞文彪原本就是以敲诈勒索、造谣诈骗谋生的，当下听说了都笑了，说如此简单的事儿，要我们去做那简直是大材小用了，如果不是大嫂您吩咐下来，我们还不屑接受哩。行！这事交给我俩就是了，您和大哥听好消息吧。张大娟说二位的精神可嘉，我知道你们做此类事情也是行家里手，不过，上峰规定此事只准成功不能失败。所以，我们还是得好好计议一下，看如何进行方可万无一失。
4个人于是就开始密议，首先是应当以一野哪一级干部的名义出面行事合适。议了一阵，最后决定以团级出面为好，找一个合适的角色出面冒充团政委。其次是这个冒充团政委的角色需要一些什么条件。籍贯最好是江西或者湖南、湖北，因为到1949年做到野战军团级军官的大都是红军出身，以江西、湖南、湖北人为多；如果找不着这3个省份籍贯的，那就从安徽、河南这两个省籍中找。本来陕西或者四川人也行，但因为兰州地面这两个省的人比较多，人家马老板可能会引起怀疑的。最后就是冒充者的具体条件了，这人必须见过世面，最好在军队干过，具有军官气质，善于随机应变，还要知晓若干共产党军队的情况。
武高贵便说他正好认识符合上述条件的一个人，那人名叫洪曦，36岁，湖南临湘人氏，其祖父是当地有名的富豪，到其父亲手里家道败落，但还是将其供养到高中毕业。洪曦高中毕业后曾去日本留学，学的是警务。毕业前因涉及一桩日本女人的命案，不敢再在日本待下去，在日本警方还没有发现前匆匆逃返中国。之后，在衡阳当了一名教师。这人色心重，喜欢拈花惹草，因此又为占一当地美女而毒死了其丈夫，案发后被警察局通缉。洪曦这回干脆远走高飞，一跑跑到了青海，当兵吃粮，因为有文化，在马鸿逵部队给一位团长当文案，混了几个年头。到了1944年，那团长已经升到了骑兵旅长，娶了一位戏子出身的姨太太。正新婚得意时，不料就戴上了绿帽子，那第三者自然就是其时已经升至旅长副官的洪曦了。
不久，骑兵旅长发觉后院起火，当即采取措施。哪知洪曦早已得知消息，这回干脆一竿子到底了，竟把旅长的姨太太也带走了。一走走到了兰州，以夫妻名义开了家杂货铺子。露水夫妻做不长，两人没多久就都已不约而同各自另外有了目标。初时互相隐瞒，后来女的跟着一名国民党军需官去了北平，从此就没有音信了。之后，洪曦一个人守着杂货铺子，逛逛窑子，进进赌场，吃喝嫖赌抽，五毒沾上了四毒。最近，听说他的运气不佳，赌场上连连败北，债台高筑，杂货铺子也让债主给夺了。
张大娟听武高贵如此这般一说，不禁大喜，说如此最好了，这个人我要了，兄弟你去把他找来，准保一说就成。
武高贵于是就找到了在外躲债的洪曦，说有一大车店老板娘想请你吃饭，不知你是否感兴趣。洪曦是个闯过三关六码头的主儿，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当下就觉得奇怪，说自古有言“酒无好酒，宴无好宴”，那老板娘我素不相识，怎么请我吃饭，料想其中必有原因吧？武高贵说你去了就知道了。
洪曦到了大车店，见张大娟有点姿色，眼神不由得就不安分起来。张大娟便判断这主儿好拉，不过不大牢靠，得注意控制使用。当下便请武高贵作陪喝酒，席间东拉西扯地聊了一阵，洪曦就说到了他欠了多少赌债之事。武高贵说你这点债务在人家开大车店的老板眼里根本不算啥事，江湖上的规矩你也知道，只要你对得住人家，人家肯定不会亏待你的。洪曦便说大姐你摊牌嘛，有啥事要使唤咱的，只要做得到，准保办得圆满！张大娟说这件事不大，不过需要有特殊能力的朋友才能办得下，听武高贵介绍你是一位很有能力的朋友，也懂江湖规矩，因此就把你请来商议一下。然后，就把冒充一野团政委行骗之事说了一下。洪曦笑道，就这事？那大姐您还真找对人了，兄弟就是办这种事情的料儿，没问题，保证给您办得圆满。
张大娟说，既然这样，那我们就说定了，具体如何去办，你跟武高贵商量就行了。你那些债务，统统转到武高贵身上，有人问你讨债，你就带着人家去找武高贵。武高贵说，对，债务的事儿由我处理就行了，保证从此以后没有人再问你讨债。不过，兄弟咱们说清楚了，这是旧债，新债你可不要扯到我们头上来。张大娟让李福清把一摞大洋放到洪曦的面前，说这是给你日常花销的，先花起来，办完了事儿咱再按功论赏总结账。你如若有本事骗得了人家“德鑫馆”老板的钱财，我这里分文不要，全归你们自己。
离开大车店之后，武高贵就把洪曦带到俞文彪家里，三个家伙根据张大娟的指使密议如何冒充团政委诈骗的行动方案。这三位对于干此类事情都不陌生，当下很快就形成了方案：武高贵以介绍人为名去跟“德鑫馆”老板马德鑫接触，把对方说得有意向后将洪曦介绍过去，然后就由洪曦唱主角了。从马德鑫那里骗得的钱财，就按张大娟所说的三人平分。
接下来的一切果然如他们所预料的，马德鑫立马儿上当，洪曦冒充一野团政委还算到位，顺利骗取了钱财，然后，洪曦就玩了消失。
张大娟听说洪曦已经完成使命，就把三人召去，庆贺带勉励了一番。
张大娟不知道，就在她作布置的同时，兰州市军管会下设的公安委员会按照彭德怀、张宗逊的命令，已经连夜组建了专案调查组，开始着手对该案进行调查。
三
这是兰州市解放后的首起专案调查，那时缺乏这方面的经验，这个由5名成员组成的专案组连名称也没有，直接就叫调查组。这里为叙述方便，以下一律称为“专案组”。
专案组组长名叫劳胜焘，刚从一野保卫部参谋的职位上调入军管会。他是山西人，当年红军东渡黄河时参的军，是最后一批红军，之后不久红军就改编为八路军了。劳胜焘入伍后，当过首长的警卫员，后来被调往中央社会部搞侦查，一段时间后又奉调前往延安市公安局工作。因此，在当时来说，劳胜焘是一名中共自己培养起来的侦查员。专案组未设副组长，四名组员是老朱、大罗、小任和小孙，其中老朱、小任是中共地下党员，大罗、小孙是地下共青团员，老朱、小任之前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兰州市警察局的刑警，大罗、小孙都是青年学生，兰州解放后刚被组织安排到军管会来做下面的具体工作。这个专案组由上述五名成员组成，其特点是政治可靠，业务熟悉，精力充沛。
专案组在案发后两小时就迅速组建，并且立即开始工作。当天深夜，劳胜焘主持举行了首次案情分析会议，他简单介绍了案情后，大家就七嘴八舌议了起来。起初议得不是完全着边际，几个年轻人讨论的是一致认为那个行骗的姜志清绝对不会是一野的团政委，这是有人冒充我军干部行骗，故意往野战军脸上抹黑。劳胜焘听几人议了一会儿，说同志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不过我们搞调查，需要的是切实的行动，通过行动了解掌握到真实的证据，那个姜志清究竟是何等角色，是需要证据来表明的。彭总、张主任他们都等着我们尽快拿出证据，所以，我们还是讨论一下如何获取证据的问题。这样一说，众人这才回过神来，于是就正式开始分析案情了。
从所了解的情况看来，这起诈骗案的案情似乎并不复杂，当时还没有人想到这是一起由国民党保密局特务策划的政治性案件，因此，侦查思路也显得简单。众人经过一番讨论，最后形成了一个顺藤摸瓜式的侦查方案：从案子源头开始查起，第一步先找“德鑫馆”老板马德鑫，让马德鑫提供线索寻找那个把“团政委”姜志清介绍给他的介绍人；找到介绍人后，再从其那里获取姜志清的线索，将其找到，那时，真相就可大白了。
案情分析会结束时，专案组长劳胜焘接到一野保卫部打来的电话，告知说经查，整个一野营以上干部中没有一个叫“姜志清”的。
次日上午，侦查员大罗、小任前往“德鑫馆”找老板马德鑫。马德鑫听说来人是市军管会特地派来调查姜志清行骗之事的，不禁为共产党办事的雷厉风行而感动，张罗着要安排酒饭，被罗、任谢绝了，说我们聊一下情况吧。两人听马德鑫把全部情况如此这般述说了一遍后，就问那个介绍人是谁，怎么个情况。马德鑫说介绍人叫什么名字不清楚，他自称姓林，就以“林先生”呼之。大罗说请马老板把这一节情况给我们详细说一说行不。马德鑫说当然行，于是就作了一番详细的介绍——
马德鑫的儿子马光业出事被扣继而进了集训队后，马德鑫自是大急。作为一个生意人，他在遇到这种情况后没有其他选择，只有设法托人打探情况，设法营救。马德鑫开着饭馆，按说结交了三教九流四方八面的人物，应该是能够获得朋友相助的，可是他那些以前在国民党统治下兜得转的朋友，这会儿改朝换代到了共产党管理下一个个全都没了能耐，泥菩萨过江，自身也难保哩，哪里还敢出面替他去打听马光业的消息。话说回来，即使有人敢出面，恐怕也是徒劳的。马德鑫白白奔波了一阵，心焦火旺，满嘴燎泡。但是还不死心，只要有一线希望，他就要作十分努力。
那位林先生，就是在这当儿自己撞上门来的。那天傍晚，天空飘起了蒙蒙细雨，“德鑫馆”受天气影响，顾客比平时少了一半。十几副座头只有六七副被人占着，有的还是独斟独饮的。有客人点了一道“爆炒羊肚”，点名必须是马老板亲自上灶炒。这道菜肴是“德鑫馆”的看家菜，只有马德鑫亲自掌勺才炒得好。可是，这天马德鑫炒的这道菜却跟以往两样，味道不怎样，于是客人就嚷起来，说这不是马老板掌的勺。跑堂上前解释，说确是老板亲自上灶炒的，客人不信，双方声音就响起来了。于是，马德鑫就出面证实，还说如果觉得味道不好，就不收钱了。客人犹是不依，嘀咕着不好听的话语。这时，旁边一桌客人中有人看不下去出面说话了，说这几位朋友可能有所不知，这几天马老板家发生了大事，他心绪不佳，您几位得体谅点。这时，马德鑫已经进后面厨房去了，这边就有人说起了马光业之事。姓林的客人，就是在这当儿得知马光业的情况的。
当时，林先生也不吭声，只是一个人坐在靠窗子的那副座头上独自喝酒，两眼望着窗外的夜雨出神。直到其他客人都结了账离开了，他才让跑堂通知厨房来一碗面条。这时已是10点多钟，厨师已经回家，面条是马德鑫下的，因为跑堂已在收拾店堂准备打烊，所以，下好后是他亲自端送出来的。林先生唤住马德鑫，说您是老板？听说您家公子出了点事儿？不知您是否需要我助您一臂之力？马德鑫自是驻足打量，一看之下觉得对方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物，处在那病急乱投医的当儿，自是要撞一下运气。马德鑫把情况简言了一遍，对方于是自我介绍说姓林，干什么营生住哪里都没有说，只是说您这个忙我可能还能帮得上，请让我打听一下，明天您听我回音好吗？马德鑫求之不得，连连作揖致谢，又要免了对方的饭钱。但林先生执意不肯，说这怎么行，最后还是坚持按市价付了。林先生此举，使马德鑫对他平添了若干信任。
次日午后，林先生再次来到“德鑫馆”，说他已经找到了一位一野的团政委，跟他是多年前的老朋友了，当初人家刚折腾革命时，遭到国民党的追捕，他还帮过一把忙助其成功脱险哩。巧得很，这位团政委的一位老部下，现在正好是集训队的教导员，所以可能能够帮一点忙。马德鑫闻之大喜，要求直接跟对方见个面。林先生说没有问题，已经约好了，晚上请人家过来一趟。马德鑫马上说请那位长官赏脸吃个饭，也好从容听敝人说清楚儿子的事情。林先生说也好，那我去约约看，瞧人家是否有空。到了晚上，林先生就陪同姜志清来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刚才已经先说过了，这里也就不再啰唆了。
大罗问：“那后来你没去找过那位林先生吗？”
马德鑫说：“我想找的，可是没法找啊。姓林的也不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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