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高考的考场，人生的大考才刚刚开始，等待我们的往往是一个接一个选择。
无论你是即将成为“过来人”，还是已经成为“过来人”多年，一份更早“过来人”的分享或许听听也无妨。我们借此专访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和他聊了聊阅读和爱情这两件美好的事。
对很多读者而言，这个名字并不陌生。2017年6月，他在网络节目“一席”中发表了题为“在单身的黄金年代，我们如何面对爱情”的演讲，引发热议。自此，梁永安的爱情课成为许多年轻读者的慰藉，也由此开启了他与青年群体的广泛对话之路。近日，这些分享被整理成书出版，《梁永安：阅读、游历和爱情》《梁永安的爱情课》陆续与读者见面。采访中，梁永安说他从不觉得自己是青年的导师，而是在与青年同行，去尝试拼出一幅更丰富的地图。在书籍之外，未竟的对话依然在继续。
就高考而言，梁永安确实是位同行者。1970年代，他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还拿到了当年云南省高考语文单科的最高分，今天听来，颇有几分“学霸”的意味。不过，在谈起高考经历时，他坦言自己也经历过考场上差点答不完试卷的惊险一刻。面对进入大学后的落差，他也曾反思该如何完成自我定位，重新出发。走出应试教育的束缚后，我们又该如何打开自我生命的存在方式，去体验一种真正属我的人生？在梁永安看来，经由阅读延展世界，在爱情中重建与外部的对话，这些都是有益的尝试。
以下为对梁永安的专访。
采写丨申璐
梁永安，复旦大学人文学者，文学博士，教授。曾任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美国波士顿大学、日本冈山大学、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等院校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比较文学、现代城市文化、青年文化和现代电影等。著有后现代文化研究专著《重建总体性》、历史小说《王莽》、传记文学《那朵盛开的藏波罗花》、文学评论《梁永安的爱情课》、《经典小说新读》、文化评论《阅读、游历和爱情》、《工作之苦》、翻译文学《大白鲸》等。主编“与西方思想大师对话”丛书。
高考作文的题面可以“简单”些
新京报：今年的高考刚结束。语文考试的作文题目又如往年一样率先成为大众热议的焦点，你曾在复旦大学指导中文系创意写作课，今年的这些作文题目中你会比较喜欢哪一道？
梁永安：这些题目我还没有全部看完，但也注意到了一些被讨论比较多的，比如有的从《红楼梦》大观园试才切入，有的去讨论围棋的“三手”等。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些题目都有些“太绕了”，光是消化题目的意思就要花很多时间，这很容易让学生有种压缩感，还没落笔，心中就已经疑虑重重。实际上，题目描述得越详细，它给学生的限定就会越多，学生也就不得不顺着这个轨道，写出符合题目背后要求的那个东西。但今天的高中生成长于信息时代，17岁的年龄可能要比47岁的人积累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都更多。如何让他们将各式各样的想法、观念甚至是疑问都表达出来，这是很值得重视的。
87版电视剧《红楼梦》（1987）剧照。
在我看来，高考作文题目在题面上其实可以“简单”一些，这能给考生留出一个比较大的自我表达余地。以往的考题有时候就两个字，给出一个概念让你去发挥，或者就是高中学过的某篇课文或某个成语的“新解”。因为课文教学是比较偏重语文性的，高考时就可以适当加强一些人文性，让学生回应课堂的同时，又能够去做出一些独立判断。比如春秋时期泓水之战中，宋襄公不肯在楚军渡河到一半时发动进攻，结果反而导致大败。“宋襄之仁”历来被视为一种“愚蠢”，但其中的契约精神是被忽视的，今天的人又会怎么去看这个问题呢？
另外，高考作文题目本身一定要尽可能面向未来，未来的中国迎接我们的将是非常多的新问题。走出考场的学生面对的也将是各种新的不确定，如何做出选择，如何去应对，这些根本上依靠的是每个人的独特价值，而不是原先农业时代的那种集体性和共同性。全球化的世界里你一定要有原创，有想法，你才能做得好你想做的事情。从这个角度，高考作文题就不是说要让学生的脑子变得很精细，像计算机一样在既有的内存中寻找最优解，它是需要鼓励独立表达的。
新京报：你提到的语文性和人文性分别指的是什么？
梁永安：语文性适合在一元化的文化中，有一个为社会所认可的主流定论或价值。比如瞎子摸象这个典故，我们会讲看待一个事物要全面，这就是从语文性的角度出发，它侧重的是一种“求知”。但如果从人文性角度，这里面的意味就大了，可能会读出人应该如何去与个体的局限性对话。人活在世界上永远就像是瞎子在摸象，不可能摸到一个完整的象，只有通过每个人的局限，互相对话，像做一个拼图，去凑出一个相对完整的世界。一方面，既敢于承认个体的局限，也不至因局限而沮丧，停止不前。另一方面，也许每个人的观点既互相对立，实际上也有很大的互补，尤其是面对全球化这个大象更是如此。这就是从人文性的角度认识这个问题。
新京报：如今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教学是否语文性方面明显强过了人文性？
梁永安：2004年我参加过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筹划工作。我们倒也是主张多加强人文性，这也是当时重编教材的出发点。编审组一直在讨论“什么样的课文适合儿童心灵成长”。比如小学语文教材的篇目选择上，我们当时觉得《小英雄雨来》应该放弃，以前的课本中有这一课，小小年纪的雨来将日本鬼子引向埋伏圈，最后在枪林弹雨中牺牲了。这样的故事放在18岁后的国民教育是可以的，但放在小学课本就不太合适。因为不同阶段的培养各有侧重，小学阶段更加培养孩子们热爱生命、热爱世界，比如《司马光砸缸》这样的课文就很合适，既救了人，又机智地保护了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出于人文性角度的考量，注意到不同年龄段的差异性。
但是，人文性语文教学的门槛也是比较高的，它需要授课老师有比较大的文化视野，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形形色色有宽阔的知识，才能在具体课堂中从多个侧面去讲。而且更重要的是，归根到底，人文性还要讲出一种选择，面对如此复杂的世界，你究竟选择什么？这个选择不是先天的认定，是需要有思想支撑的。这是理想中的语文教育应该给学生提供的东西，先把复杂和多样讲给他们，再带学生去看看过往人类历史中都曾出现过哪些选择，在此基础上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去形成自己的选择。
这非常不容易，对老师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当时有关主管部门指出，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育也不能步子太急，太偏向人文性。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人文性语文教育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有较好的基础，教师的知识储备较高，他们可以多讲出一些复杂性。县级以下的学校，当然其中有很多好老师，但语文师资确实会出现问题。在一套语文性更强的教材体系中，老师们可以按照规范去讲解，有非常稳定的教学参考书，对多数学校而言，也更好推进。我们不能忽视，理想层面和现实的实施环境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我刚才提倡在高考语文题目的选择上，一方面要充分考虑中学语文教材和教师的现状，但另一方面也不要低估学生本身的吸收能力与思想储备，高中生的信息接收和思维多样性是远远超出课本的。高考作文题目也如此，在考虑普遍教育现状的同时，也要敢于把学生的创造性能量释放出来。具体地说，评判一张语文写作卷，可以多从言之成理的角度去衡量，而不是用标准化的答案去衡量。
没有很好的自我认识，
“勤奋”反而让路越走越窄
新京报：说起来，你是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据说，还拿到了那年云南省语文卷的最高分。你还记得当年语文卷中的一些考题吗，作文写了什么呢？
梁永安：我记得当年的作文题是有两个，从中选一个写。一道偏议论文，题面是“读书莫畏难”，这其实是从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叶剑英元帅的诗中选出的一句；另外一个叫“青松赞”，相当于是状物的角度。
拿到题目后，我第一反应就觉得“读书莫畏难”好写。相关的道理可以一直讲下去，还可以举很多例子，于是不选“青松赞”，开始写议论文。大概已经写到三百多字的时候，突然发现不对劲。这个题目的个性不强，它的大框架已经限定了，你不能去讲“不读书”，也不好讲“人生糊涂读书始”，这就有点像规定动作，不可能有大发挥。当时立刻做了一个如今看来非常重要的决定，果断放弃了写好的三百多字，回头又去写“青松赞”了（笑）。
电影《高考1977》（2009）剧照。
新京报：这可能是很多人曾在考场上感受过的“惊险时刻”。
梁永安：确实是的。不过如今回想，我其实特别感谢之前写废的那三百字。当时的时间太紧张了，根本没有余地多想，前面的一道题目是古文改写为白话文，花了一些时间，所以当时转头写《青松赞》，思路特别集中，那些岔七岔八的思绪完全来不及纠结，顺着感觉一气到底。那次高考也让我有个终身难忘的体会，人生做选择的时候，最好的决定往往不是在一个时间很充裕的情况下做出的，左想右想反而越想越复杂，越没有行动力。而且，三百字似乎也是个很好的节点，如果前面已经写了五百字了，那就可能舍不得放弃，只好将就写下去；如果只写了一百字，回头另写时觉得时间还有余地，流云般的各种想法可能就纷纷跑出来了。
考场上写完《青松赞》后，心里觉得很有底。后来高考结束，这篇文章就登在《云南日报》上了。考入复旦大学之后，我去找到了复旦大学去云南招生的那位老师，物理系的。他一见我就笑，说看到你的那篇作文，马上决定录取这个考生。
新京报：进入复旦后，你当时读的是文学。注意到你曾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大学期间几乎每周都有阅读任务，周中完不成的，周末也要“加班”补上？
梁永安：对，因为大学前后其实有很大的落差。高中阶段也发表过小说，给剧团写过话剧剧本。那时老师们都觉得我适合搞文学，给了很多鼓励。当时的校长教语文，他很有资历，之前还在报社做主编。新学期第一节语文课上，他就说所有人上课都要集中精力，不准开小差，但是“梁永安除外，他可以自己决定去看什么书”。我听了很感动，知道他不是真的让我不好好上课，而是一种激将法。
但是到了复旦之后你发现，不得了啊，能人太多。有的同班同学来宿舍串门，简直是高级凡尔赛，手里捧着一堆杂志，都是自己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的小说，说让大家“提意见”。印象很深的就是，老师讲了鲁迅的《祝福》之后，布置课后每人写一篇短篇小说。同班同学卢新华，他就写了小说《伤痕》，写完贴在宿舍墙报上，立刻引起全校轰动。后来发表在《文汇报》上，每天他都收到几百封读者来信，盛况空前。回想起来，我们班的同学都特别优秀，所以一来到复旦，氛围和中学大不相同，自己只是个需要急追猛赶的人。
纪录片《新华书店》（2017）画面。
新京报：这种氛围在当年对你而言也是一种压力吧？
梁永安：是的，我当时就觉得，要首先防止一个误区。人家是坚持文学创作多年，他们中还有很多是老高中生，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我的基础知识跟他们比要差得远，所以还是要打基础。什么叫基础呢？包含好几个方面。
一个是观念基础。简言之，你是否觉得人在世界上的活法就只有一种？就是高考有个好成绩，甚至读研读博，找个好工作，挣大钱买房子等？很显然，堂吉诃德他不会这么想，徐霞客也不会这么认为。观念上你能否接受生活世界有各种活法，也各有价值？这是最重要的。
第二就是思想基础。任何事情都有过程和历史，都不仅仅发自先天本能，这之中就涉及思想。每一种历史都有细节，个中前因后果复杂纠葛，你只有了解了其中的多样逻辑，才会有思想，才会疑问，才会思考为什么面对多种选择时，有些人走了这一步，而另一些人走了那一步。光有观念没有思想根本不行，很容易只是在表层上转来转去。
第三，还要有知识基础。从自然到社会，方方面面都包括在内，知识丰富，内心才扎实。尤其是专业领域，一定要精耕细作，不能只了解知识的骨架，而没有饱满的细节。例如文学专业，历史上搞写作的有那么多人，有形形色色的风格，有各自不同的叙事方式，对这些是否有清晰的了解？
总之，我当时就衡量，大学与高中不同，光是努力与勤奋是不够的。没有一个很好的自我认识和基础，勤奋和努力只会让自己越来越固化，路也越走越窄。
旅途中的梁永安。（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这几类概括都相对宏观，在这些底层判断下，大学期间你具体的阅读面向是怎样的？
梁永安：当时我觉得最需要赶紧弥补的是世界史方面的知识。以前看的都是革命史，“文革”时期出版的《世界通史》，基本上都是按照阶级斗争来梳理。后来进入改革开放，我感觉光这样看是不够的，需要去看一些不同的人写的世界史，这些帮助我从多个角度回到历史的现场，做一种还原性的阅读。
另一方面就是哲学类书籍，哲学给人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非常重要。大学时代我系统地读过一些哲学书，最大的感觉不是让你通过读这些书掌握哲学知识，而是培养独立思考的意识。读哲学史之后会知道，哲学家们都是沿着“否定之否定”的思想道路向前走。最初你读赫拉克利特，你可能觉得特别妙，他说任何事物都是有此才有彼，“上山的路和下山的路是一条路”。
但是后面你进入柏拉图的世界，会发现一种新的认识，关于理念、关于事物的本质等，更加有一种深层的思考。此后以此类推，哲学史的整体特征是后代对前代提出质疑，在思想的革新甚至革命中建立新认识。尤其是德国哲学家康德，他将我们的注意力拉回对人的认识本身能力，思索人的认识的边界。读哲学史的这一路旅程会让人自然意识到独立思想的重要性，不会相信任何试图让你被动接受的东西。
康德题材电影《伊曼努尔·康德最后的日子》（Les jours d' Kant 1996）剧照。
还有就是专业学习方面，读了不少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大学前也读过一点儿内部出版的“黄皮书”，出版说明里面提示这些西方文学作品是“供批判用”。进入大学文学专业后，系统读了各种现代派文学，比如荒诞派戏剧，超现实主义小说等，忽然觉得对文学理解和原先不太一样。我们以前是靠向现实主义的路子，而现代派直面的是我们的内在感受，释放的是对世界的想象，以及心灵深处的生命意识。人的价值在哪里？从文学世界中都能有所体会，多元化的文学呈现出个体价值无比丰富的多样性。
大学期间，我每个星期都给自己做一个读书日程表。不能按每天算，那就太固化了，我都是按一周去计算，计划这一周必须看完书。除了书目之外，也长期订一些杂志，比如当时社科院哲学所主办的《外国哲学研究》等。读书计划都是要保证完成的，当时还不是双休，如果没有完成，星期天也不休息，熬夜也要看完，心里才觉得踏实。
大众阅读：
起于同质化，走向个性化
《梁永安：阅读、游历和爱情》，梁永安 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2年5月。
新京报：你在近来出版的两本新书（《梁永安：阅读、游历和爱情》《梁永安的爱情课》）中，都谈到很多对于当今全民阅读情况的思考。其中，你提到，今天我们回望中国以往的文学作品，到底应该选择读哪些，这是我们以前一直忽略的一个问题。可以具体谈谈这个观察吗？以及在你看来，哪些作品可能是被遮蔽的？
梁永安：这实际上是一个大问题。中国的地理环境就全球而言，样态最丰富，这也形成中国的地理与人文差异巨大。所以阅读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时，要放置在不同的人文地理脉络中，有一个清晰的分期和划段。
从我自己的理解，在阅读这些时，还要根据每个人的文化气质、成长历程去选择，看看哪一个分期的文学作品跟你最有亲缘感。我个人一直很喜欢唐以前的文学，尤其是先秦两汉的文学，非常大气，有大生命观。总的来说，要选择对自己的精神成长有打开感的作品，而不仅仅是大家都说好的那些经典。不要用我们崇拜的经典遮蔽自己的独特选择，这相当重要，一旦关于文学的阅读陷入同质化，只有集体记忆没有个性化的感性互动，它反而会禁锢今天的人们，阻挡人们通过文学阅读去打开自己的创造性生命。
《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 著，[南朝梁]刘孝标 注， 徐传武 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8月。
比如东晋的志异随笔《世说新语》，展现的都是那些有灵性的人是如何对待生活。像那个名士王子猷，半夜睡不着，发现外面下雪了，一时兴起，就要去看望远方的一位朋友。叫上童子，连夜划船。天快亮时终于快到朋友家了，却感觉太阳出来，整个意境大不相同，于是又掉转头回家去了。一般我们过的都是目的性生活，既然来到了朋友家门口，无论如何也进去看看。但王子猷不同，他是看心境，发现环境和自己的心境之间失去了美的契合，毫不犹豫掉头，尽兴而来，尽兴而去。
那种自由感和挥洒感让今天的人大为惊叹，但也模仿不来。尽管书中描述的可能更多是昔日贵族的生活，但放在今天，我们取其精神层面，仍然可以倾慕他们的坦然和从容。
新京报：你刚刚谈到同质化的文学记忆对今天的人们可能会形成禁锢。这是当下我们需要警惕的一个倾向吗？
梁永安：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提倡全民阅读。但这种集体化的阅读确实需要避免千人一面的问题。尽管今天的人们在物质生活方面相较于以往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我们的生活世界中大量存在的还是农业社会的观念，全民阅读中那种一元化的价值观念还是把大家约束在一个价值判断系统里。这和如今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对应的，如何去面对那些与我们有差异，甚至是很大差异的文化？阅读中需要注意这一点。
另一方面，同质化阅读可能还会催生很多趋同的选择。比如毕业生对于稳定性生活的过分追求等。很多趋同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强度不够，所以去追求自己熟悉的东西，想从中去获得一份认同和依靠，尤其是人生的确定性。
新京报：这种同质化阅读是推进全民阅读过程中必然会经历的环节吗？
梁永安：尽管存在可能的问题，但这个环节是很正常的。甚至从历史来看，还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因为它推动了全民阅读。
我们经常说中国历来是诗书大国，但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古代社会真正买得起书的人是极少数。从全民角度看，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全民阅读阶段，1949年的统计表明，中国人当时小学毕业的人才六十分之一，文盲是大多数，这怎么可能有普遍的阅读呢？时代终究是往前走的，今天我们终于达到小康，温饱问题解决了，这时候中心问题转移到“精神温饱”，精神文化消费逐渐获得重视，全民阅读也在普遍启动。而在这一过程中，大众阅读肯定是从同质化起步，先有同质化，后有个性化。
例如读文学名著，每个作品前面往往都有一篇序言，普通读者就沿着序言指引的路径去理解作品。如此这般，名著的传播越来越广，对读者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强。很少人会想到，其实名著中的大部分描写也和其他作品差不多，只是很小的部分超越了一般水平。这是名著最有价值的核心，是阅读的关键点。只有生命体会到达一定的阶段，阅读中对这些关键点才有痛切的感应，个体生命的那些独特体验才能与书中的深层价值链接起来，才会发现以前的阅读与作品之间有很大的断裂。
因此，从全民阅读的起步阶段看，同质化是这个阶段的必然特点。但我为什么还要在书中提出同质化的潜在风险呢？因为个体的人生是有限的，也许社会层面的同质化阅读还会持续几十年，但作为个体的人耽误不起这么长时间。这种风险就是希望大家有一种紧迫感，尽早跳出同质化阅读去体验自主阅读的广阔。
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第二季（2022）画面。
新京报：如你所言，全民阅读整体而言的趋势是从同质化向新阅读过渡。你怎么看新阅读的前景？
梁永安：我现在觉得出版界也需要提倡一种新阅读，广而言之，所有的好作品都有重新阅读的必要。这种新阅读一方面是还原性的，比如读简·奥斯汀的小说，需要去返回那个时代的生活细节，以私人生活史、社会生活史的角度，看看这些小说产生的时代土壤。这是克服同质化的一种努力，让人获得新鲜生动的历史质感，进而由此出发去重新熟悉小说中的各种角色，观察形形色色人物的生活选择。在阅读的“活化”中，人会渐渐摆脱抽象的印象，等于是在重构作品中的世界。
另一方面，新阅读不只是对经典的重新理解，更是一种观念的重塑，需要改变很多社会固有的偏见。我很喜欢美国作家薇拉·凯瑟的作品，她的小说《啊！拓荒者》《我的安东妮亚》等，其中那种女性的力量感令人鼓舞。文学阅读中如果能够藉由历史还原去引导一种自我探寻，那就不仅仅是还原历史，也是在面向未来，打造未来精神的支撑点。这个特别重要。
恋爱，
要和内心中最天真的那部分谈
电影《芙蓉镇》（1987）剧照。
新京报：关于阅读我们已经谈了不少，接下来跟你聊一些相对轻松的话题。对于大多数考生而言，高考的结束也意味着新生活的起点，意味着中学期间一些无法被公开谈论的东西似乎一夕之间获得了某种正当性，比如青春期时的悸动。我在你近日的一则视频中看到你提到“恋爱要趁早”？
梁永安：主要是我观察到很多年轻的朋友恋爱晚了，现实的压力性太大。我一直在说，现在的很多人不是在谈恋爱，而是在谈婚姻。他或她始终考虑的是各种外部标准，这都是婚姻的前设。虽然听着庸俗，其实不是，而是悲哀。一生中相当于没有恋爱阶段了，只获得了生活的条件，而失去了生活本身。
话说回来，什么是现代人？现代人面临的是一个又一个选择，恋爱和婚姻也是其中之一，是去寻找自己情感层面的伴侣，是判断自己是否热爱对方向往的那种生活，彼此间能不能相互打开。每个人都有与世界的对话关系，比如有人喜欢乡村音乐，有人爱好手绘，你是否愿意与对方去分享彼此的世界，甚至是共同重建一个新的世界？概括来说，恋爱本质上是热爱你的热爱，喜欢你的喜欢，是很美好的事情。
一旦把外部条件加进来，这些外部来自什么地方？都属于社会分工中获得的劳动报酬。在中世纪的欧洲，那些骑士是不结婚的，还有一些男子因为长子继承财产的规定，没法构造出生活的条件，一般到三十五岁左右才勉强有经济能力买一颗钻石，去单腿下跪求婚。我们都是现代人，生命中不能没有恋爱阶段，如果你忽略恋爱直接去谈婚姻，那你的年龄可能一夜进入到四十岁，按照四十岁的心情去结婚，失去的是一整个青春。误区就在这里，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如果没能在恋爱中体会那种青春感，这个人的今后生命会缺少一个最重要的心灵阶段。
《梁永安的爱情课》，梁永安 著，北京日报出版社·理想国，2022年5月。
新京报：今天的很多人其实是不敢谈恋爱了。
梁永安：没错，所以我说恋爱要趁早，趁你还没有完全被婚姻的逻辑驱赶的时候，尽早像一个年轻人一样去恋爱。生活总是涌来新的问题，越长大越现实。应试教育体制下养成的那种“趋利避害”的习惯，可能会让你失去恋爱的勇气，失去内心的单纯。
我有时候会随想，在今天，最好的恋爱年龄可能就是初中那个阶段了吧。在爱情这件事儿上，有些浪漫是很年轻才拥有的，看起来好像是“没脑子”，但日后回想起来都是美好的记忆。现在很多人成熟得太快，工业化那种合理化思维消解了很多内在的冲动。虽然初中生的恋爱99%都不会走到底，但它充当了一种生命的底色，哪怕日后分了手，也至少知道不谈房子的恋爱是怎么回事儿。如果两个人的恋爱真的修成正果，那会有很多共同的回忆，变老了面对一年四季都会勾起以往的共同岁月，哪怕相顾无言也有一种默契暖暖地存在。
我所说的“恋爱要趁早”还有一种精神气质的含义，倒也未必都是指生物层面的年龄。有的人可能三十岁也很“中二”，对恋爱来说这不是什么坏事，谈恋爱一定要拿出点“中二”精神。归根到底，谈恋爱就要和人内心中最天真的那部分对话，是童心的舞蹈。
电视剧《想见你》（2019）剧照。
新京报：不知道你是否听闻一些高校“简历相亲”局，或者有大学生用excel表去筛选匹配的例子。这是否也反映出恋爱在自然萌发时被压抑，到了被鼓励的年龄反倒失去了爱的能力？你会怎么看这种“反差”？
梁永安：这现象背后其实有很深的历史遗留。在传统的男权中心社会，很长时间里女性归属于男性，是男性权力的延伸。所以男性在长期的进化中，形成一种固化思维，他不是找女性精神伴侣，也不重视女性的精神价值。古代说“女子无才便是德”，这话根本不真实，传统设置从来不重视女性的“才”，要的只是服从性的“德”。这就造成男性选择女性时，没有精神的对应，没有唯一性，只要能做饭生娃，为人温柔善良，都可以。既然男性对另一半的选择不是唯一的，那就可以从高到低定一个范围，从高到低选，最高的选不到，就选相对最高。很难想象一个追求精神伴侣的人会采用这样的方式，因为真实的恋爱不可能替代。
新京报：你会怎么看如今热播的各种“甜宠剧”？
梁永安：“甜宠”这个事儿，其实不论爱与不爱都能做到。我们在很多影视剧中会有一种误导，觉得爱是无限提供和无限满足对方的需求，这就忽略了特别重要的东西。爱情中一定要有选择，有些东西是不能满足的。
还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甜宠”的内涵中有交换的意味在。今天的甜宠可能就是明天最深的伤害。人不可能永远是无条件的贡献者，彼时的甜宠可能是为了获得明天的回报，获得之后对方可能就认为轮到你付出了，我的甜宠可以结束了。
新京报：可以说很多甜宠剧只是拍了追求的过程，但并没有去拍追求后的生活。
梁永安：我观察中是这样（笑）。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学时代正好是人成长的黄金期，也是恋爱中最好的精神互相打开的时候。彼此互相看到对方的珍贵，甚至是缺陷，在这个基础上互相爱护，陪伴成长，这是最好的“甜宠”。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对于爱情的看法为什么会受到当下年轻人的追捧？
梁永安：很认真地说，其实很多人可能并没有真正理解我谈这个问题的出发点。一方面，恋爱在人的一生中当然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经历恋爱就去谈婚姻，是个太大的社会层面的问题。中国古代社会的后期为什么创新性比较差？当然有很多原因，但其中不能忽视的是，古代社会中我们的道德太模式化，缺乏人的自由成长。汉代开始，女子十六不嫁，就收你双份人头税，甚至有“女大三抱金砖”这样的说法，男子还年龄更小些。双方互相不认识，婚礼上初次见面，一下子就拜天地进洞房。没有恋爱经历的中国人，经过了成百上千年。这漫长的历史中，人生中很多东西没有被激活。而恋爱本身是最大的激活，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是认识对方更是认识自己。相互之间是一加一等于无穷。千万不要小看这个过程，能走到哪一步，对每个人而言都不是定数。
在这个选择过程中，如果你是以物为锚定去量化，那么精神属性就被物化了，人也随之走向衰老且无法再成长。卢梭说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其实恋爱的过程就是一次心灵解放，你走出应试教育多年深植于内心的框定，体会一次人生。我们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有个人和世界的关系，因为他或她自己就是世界中被同化的那一部分。有了真切的恋爱，才有两个人彼此建构出的精神小世界，这个小世界和外在的大的世界间才有对话关系，个体既在其中谋生，亦在其中创造，真正的生命由此开始。归根结底，我想谈的是人的存在与价值。
电影《北京爱情故事》（2014）剧照。
新京报：在爱情观上，你觉得是你走在了前面，还是说如今这一代的恋爱观念趋于保守了？
梁永安：主要还是我比较幼稚（笑）。说实话我从小到大基本都是在校园里，对人情世故这些真的不太通。不过人还是天真些好，而且这种天真一定要坚持到底。大概我的分享给大家的感觉像是坐在长满向日葵的田地，比较轻松吧。
另外，相比于导师型的言说，我觉得我属于伴随型，只是说相比年轻人多了些阅历，过去是什么样子我看到过，能讲一点，也能对比出些现在的变化是什么。而年轻人也有很好的新经验，尤其是亚文化的体验。我们就互相做拼图，构成一个更丰富、更多元，不同生灵都能够徜徉其中的世界。
电视剧《聊天记录》（ with 2022）剧照。
新京报：关于爱情，你有很多金句在社交媒体传播，会担心谈多了，流于“鸡汤化”吗？
梁永安：不担心这个问题，我谈爱情主要是为了导入背后更关键的价值思考。我以后爱情问题会逐渐少谈些，更大的精神领域话题会放大。
新京报：那很多读者大概会觉得失落了。
梁永安：确实很早就有这样的打算（笑）。之后想逐渐做一些由浅入深的东西，比如接下来会用对话方式系统谈谈欧洲启蒙运动的故事，甚至是启蒙思想家个人的一些精彩经历，用这些细节去推动读者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我还会抓紧开始做一个跨越六省的系列访谈，从舟山群岛一直到拉萨，去走近文明变迁中的中国人，贴着地表观察当下的“文化三明治”——成长于农业社会如今仍健在的老人、改革开放创造工业奇迹的中年人，以及信息社会下的90后新一代。他们之间互相有冲突也有融合，通过他们的曲折经历将当代中国人的故事推向世界。
新京报：谢谢你接受采访，最后追加一个问题吧。在公共对话中，多数时候你都是回答者。不过，我很好奇，作为一个常常在提供解答的人，有没有什么是你一直在思考的？
梁永安：值得思考的问题太多了。我一直比较关注的是，黑格尔哲学中关于悲剧的定义，不是善恶之间的对立，而是善与善的对立，这是最大的悲剧。大学期间我对这一点就很迷惑，如今越发感到沉重。
这世界有那么多矛盾与冲突，但是分开看的话，每一方都觉得自己有充足的理由。放大了看，人类文明现在有不少困境。工业革命推动了全球化进程，不同的欲望站在自己的利益本位上，按照一定的规则交往交换。可一旦全球化扩张到了整个世界，很大程度上会走向内卷，不产生新的效益，只有冲突。如果要走出一条新路，中国青年一代一定要创造出一种新文明，超出资本或利益的逻辑，容纳不同的人共存共生。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吧？当然这个问题很大，可能要从每个人自己开始，活出生命的宽度，努力去克服自身内部的单一与割裂。
采写/申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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