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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邗江区文联副主席陈庆贵:敢为苍生说人话(2)

有人感叹当今杂文有衰落之势,陈庆贵对此颇有同感,他一直以为,时评与杂文作者群出现一个分水岭,50岁以下写时评,而50岁以上则对杂文感兴趣,这个判断虽然未必百分之百准确,却也是不争的事实。亦即时评作者年轻化,杂文作者老年化。杂文之所以风光不再,一方面与杂文平庸与世俗有关,另一方面与发表的空间萎缩有关,许多报刊的杂文要么阵地收缩式微,要么干脆被完全取缔,公民想表达话语权成为一种奢望。他认为,要振兴杂文,只有靠杂文家自己,不能屈服于当下的现实,坚守表达立场,坚守杂文理想,做到不放弃、不抛弃,即便发表的平台没了,照样可以公民表达,因为你还可以发表在博客上,这同样也是一种发表,也可以吸引自己的受众群。

屈指算来,陈庆贵已参加了六届全国杂文联谊会年会,不仅在杂文界混了个脸熟,而且个人隔几年便出版一部专著,之所以热衷于收录自己发表过的作品,基于以下两个考量,一是发过的东西至少可以用来证明自己的思想已经在阳光下公开暴晒过,并非信口开河离经叛道的犯忌之作;二是时评与杂文亦具“易碎”属性,新近抑或不太久远的东西或许可以让受众避免或减少陈芝麻烂谷子、“今夕是何年”的幻觉。

记者问他下一步有何打算,他说有一个远期规划,想出版一部“三合一”的专著——集诗歌、杂文、摄影于一体,因为这三个都是他的特长,果真出版了,那将是一件开风气之先的新鲜事。我们祝愿他厚积薄发,早日心想事成。

专访人物档案:关于陈庆贵

陈庆贵,癸卯年三月出世于古城扬州瘦西湖畔,现供职于税务部门。高级职称,中国摄影艺术家协会会员,扬州市邗江区文联(社科联)副主席、杂文协会主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表作品,以杂文时评为主,兼及诗歌散文。散见《人民日报》、《新京报》、《法制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环球时报》、《新华每日电讯》、《经济日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杂文报》、《杂文月刊》、《经典杂文》、香港《大公报》、《成报》、美国《侨报》及各大网站,多家网站开设个人专集。获得过全国、省、市级奖数十次,组诗《走进西藏》荣膺“2011扬州年度诗歌佳作”,杂文《痛打“狗心理”》入选《2012中国杂文年选》,杂文《救救大人》荣膺2013年江苏省报纸副刊杂文类一等奖。已出版杂文集《红楼关得很沉重》、《鹰眼守望》、《苍生人话》三部。以“理性、血性”为写作理念,秉持“只为苍生说人话”写作态度。嗜自然,好摄影,常藉镜中“真善美”释和笔下“假恶丑”。

在中国的时评圈抑或杂文界,陈庆贵的名字时常在报章上出现,此名虽非如雷贯耳,却也属窗户眼吹喇叭——名声在外。至今他已出版三本专著,可谓知名时评人、杂文人。记者也算是一个同道人,于是萌生了采访他的念头。

陈庆贵是一名公职人员,现供职于税务部门,采访之前,记者先给了他一个简要的提纲,十分睿智的他几乎不加思索,回答了记者关心的几个问题。

说起对码字耍笔杆子的爱好,这要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的陈庆贵只是对诗歌感兴趣,处女作一首四行小诗于1984年发表于一家文学期刊,为此还拿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笔稿费,虽只区区三元钱,却让他足足兴奋了数日,暗暗发誓要写出名堂来。此后,他的信心更足了,写诗到了痴迷的程度,不断地写、不断地投,在从1984年开始的第一个十年里,他先后在《北京文学》、《芒种》、《青春》、《扬州文学》等文学期刊以及多家报纸副刊上发表了近百首诗歌,在当地也堪称一个诗歌青年了。

时光进入到1994年左右,陈庆贵开始对言论产生兴趣,因为很多报章都设立了此栏目。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吸收其营养,开始尝试有感而发,恰好那时他在一家商贸单位工作,灵感出奇地多,一篇篇小言论隔三岔五地出笼。随着一次次投稿失败,他并不气馁,坚信只要持之以恒必有回报,很快他的言论作品在省内媒体上发表了,《新华日报》、《扬子晚报》、《现代快报》、《江南时报》、《江苏商报》、《扬州日报》等媒体常有篇什面世。在省内崭露头角之后,他出手的稿件又有了新的飞跃,《人民日报.市场报》、《中华合作时报》、《中国商报》、《中华工商时报》等国家级媒体也不时采用他的稿件。

随着自信心增加,他开始尝试大部头作品,而且敢于投向高端报刊。数年间,《人民日报》、《经济日报》、《法制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杂文报》等国内近百家报刊都被他攻克。有些评论还上了头版头条,尤值一提的是,《中国青年报》的“青年话题.冰点时评”和《杂文报》头版,也有他的作品。他出版的第一部时评专著书名《红楼关得很沉重》,就是发表在《中国青年报》“冰点时评”上的一篇力作,当年这篇评论发表后,迅即被全国近百家媒体竞相转载,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入选花城出版社出版、著名杂文家、时评家鄢烈山编选《2012中国杂文年选》的《痛打“狗心理”》一文,就曾发表于《杂文报》头版头条。

随着第三个十年开始,也就是2003年之后,网络评论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写手们换笔尝试用电脑写作,陈庆贵也没有落伍,紧跟上时代步伐。那时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网络评论非红网莫属,其“红辣椒评论”红遍大江南北,陈庆贵追寻着红辣椒的足迹,一头扎进了网络评论里。其涉猎的题材无所不包,尤以评论公共治理、经济现象、法治话题、社会人文与吏治腐败等重大题材见长,写出的评论更具理性与建设性,发表了一批深度评论,形成了一个创作小高峰。

与红网相识相知的这十年时间内,他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评论,最多一年被红辣椒采用近160篇,先后五次获得年度佳作、优秀评论员等殊荣,成果之不俗,在当地圈内也并不多见。

如今,陈庆贵已年逾知天命,随着创作生涯的第四个十年开始,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写作之路,并对三十多年的写作之路进行了一番梳理,形象地概括为三步曲:第一步是纯时评写作,第二步是时评与杂文结合体,第三步则是转而走向杂文创作,亦即现在的奋斗方向。谈及为何要转向,他给出的答案是,当下有一个怪现象,写时评的人比读时评的人多,而且时评界已形成了小圈子,换稿和因人用稿成为公开秘密,利益联盟结成之后,你(大多是时评新手)时评写得再好,恐怕也难入一些编辑法眼,“精英”们垄断了话语权,加之时评快餐化,观点陈旧老化,只不过换个由头而已,纯属新瓶装陈酒,一些时评人浮躁、急功近利等倾向十分严重,为挣稿费而评论,久而久之使得时评更像一个“脑残的文体”。

由此,陈庆贵决定淡出时评圈,转而主攻杂文写作。一来资历与阅历就摆在那,已具备某些写杂文的底气;二来他崇尚为快乐而写作,在他看来“真金总会发光”、“彩虹总在风雨后”。他对记者坦言,写时评或者杂文的目的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表发”,所谓的“表发”,亦即表达思想和发泄情感,别无他意。换句话说,想写的时候不发表无稿酬也写,不想写的时候开专栏开出高额稿酬也不写;想写的时候什么都写,不想写的时候什么也不写。

陈庆贵在他专著的自序中,写下了一段极为经典的话,记者实录如下:我为什么痴迷“公民写作”?其实这压根儿不是个问题。活在当下,人各有乐,我写杂文就像别人打牌喝酒泡吧飙歌一样,庶几获得一种取乐方式而已;所异只是,我不经意间已将写作杂文植入骨髓,并由生活方式向生命方式升腾。我对王小波“行吟诗人,浪漫骑士,自由思想家”的人生至境推崇备至,写作不求成名成家的入世境界,唯求“我思故我在”、“我手写我心”的出世旷达。至于我的杂文有没有、有多大启蒙功能和正能量、能否唤醒“沉默的大多数”,甚或能否影响改变丁点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曾想不屑想不暇想;我不敢奢望我的“产品”有多大的思想意义和认知价值,因为文学巨擘泰戈尔吟唱过:“鸟的翅膀一旦绑上了金子,那么它就再也飞不动了。”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独。于我:为“一个人的狂欢”而写,这便是我痴迷“公民写作”的全部动力和理由。

锣鼓听声,听话听音,陈庆贵的风骨由此可见一斑。

在中国的时评圈与杂文界,陈庆贵最崇拜或者说对他影响最大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鄢烈山,一个是李方。他说:我先知道了鄢烈山才知道了时评为何物,我先知道了李方才知道时评怎么玩。在他看来,设若说鄢烈山当属中国当代时评立足扎根的奠基人,李方则堪称当代时评发扬光大的浇花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鄢烈山笔下“纵横谈”的拓荒开天就没有《南方周末》一纸风行天下,没有李方“青年话题”的推波助澜就没有《中国青年报》今天的地位与影响,没有《南方周末》和《中国青年报》的引擎引领就没有中国当下时评的枝繁叶茂。

陈庆贵的时评与杂文,其穿透力往往不是靠疾言厉色或辛辣讽刺,而是靠贴近现实贴近人心的大实话来实现的。业余时间陈庆贵爱好读书,他家里的藏书颇丰,盘点下来竟然有五千册之多,仅各种诗集就达到百多本,这为他提供了强劲的写作动力。看他发表的时评与杂文,极具生活底蕴,因而显得很有深度与厚重感。应景文章、官样文章、隔靴搔痒、不疼不痒的时评或杂文他从来不写,有人说他是“老愤青”,他并不反感,相反乐于接受这样的称谓。他一直以为,杂文的力量来自于批判,而批判的力量来自于理性的分析。他写出的评论,标题往往特别辛辣醒目,引人入胜,立场分明,没有半点矫揉造作,故作煽情,说到底是为了读者阅读方便,观点新颖,角度刁钻,往往能激发读者阅读欲望,而不是无病呻吟,卖弄关子,那样只会浪费读者的宝贵时间。这是陈庆贵一贯的写作风格,正如扬州著名学者丁家桐在为他第三本杂文集《苍生人话》作序中写到的那样,作者的理性在于理解今天的时代,理解今天的时代需求,力求打老鼠但又不伤瓷器。作者此集文字均标有曾经发表的处所,读读这些处所所在地域也很有意思,“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这也叫理性。理解今天的时代,巧妙地拓展了血性文章的传播空间。

著名杂文家阮直有一句名言“声音是有温度的”,具体说来,当声音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表达时,那就是生命气息的音频与节奏。一个人专门说给你的话是有温度的,就算是说给公众的声音,也比一条标语更有能量。陈庆贵对此话铭记在心,付诸于实践,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力避时评或杂文的平庸化与世俗化,在追求痛快淋漓的表达方式上取得了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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