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演义》是我国明代产生的一部长篇小说，在它问世后一段时间内，曾对当时小说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但是，由于目前的文学史著述缺少对该书成书年代的准确认定，致使该书文学史地位无形受到贬低。概略地说，国内文学史一般认定《封神》产生于百回本《西游记》问世（1592年）之后，而复旦新版《中国文学史》则认定其产生在天启年间(1621)，即《金瓶梅词话》亦已问世之后。这样，论者无意中自然要用《封神》与“先出”的两部小说名著比较，着重的只是该书本身的文学价值乃至缺点。于是它不可避免地受到贬抑。因此，要客观地评论《封神演义》的成败得失，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必须准确地认定它产生的年代。然后才能论及它的文学史价值。
一、《封神》可能成书于天启年间吗？
在中国小说史研究中，鲁迅先生最早提出了关于《封神》成书年代的判断：“日本藏明刻本，乃题许仲琳编，今未见其序，无以确定为何时作。但张无咎作《平妖传序》，已及《封神》，是殆成于隆庆万历间（十六世纪后半期）矣。”（《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八篇《明之神魔小说下》）这个论断审慎清晰，所以现行文学史一般均采纳沿用。
但是，近年复旦大学章培恒教授发现了鲁迅先生引用资料上的一点失误，即张无咎在泰昌元年为《平妖传》作序时实未提及《封神》，提及《封神》是在崇祯年间重修此序时补加进去的。章先生据此提出逆推断，认为泰昌元年作序未提及而几年之后补加进去，说明《封神》应成书或出版于此期间，即天启年内。从此基点出发，章先生进一步探讨《封神演义》卷首李云翔序，根据序中“余友舒冲甫自楚中重资购有钟伯敬先生批阅《封神》一册，尚未竟其业，乃托余终其事”一语，断定该书在天启年前仅有许仲琳编写的一册十回左右，系未完成稿，后经李云翔修改补写，而且补写的是主要部分，尔后方才出版。章先生不仅把自己观点写进《封神演义》前言《江苏古藉版》，而且经过压缩郑重写进自己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产生了广泛影响。
章先生的论点，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它是不能成立的。首先鲁迅先生误引资料可以纠正，但其推论却是不能逆推的。某些人在某年提及一本书，可证书必出版于某年前，这是必然判断；但某人至某年尚未提及某书，则既有该书尚未问世的可能，也有已问世而该人没有看到，甚或已看到而有意不提的可能，不顾及并彻底排除二、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孤立片面站不住脚的，以此为基础去考虑问题就缺乏推断应有的必然性。今日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我们还会遇到出版已久而自己竟无所闻的小说、书籍，四百年前的明代怎么可能每一小说出版后都是尽人皆知呢？何况章先生涉及的张无咎余家斗等人都是在写序做评论，不是搞类编目录，了解不到的也就无意去追寻提及，这不是正常不过的事情吗？
由这种不充分推断出发，章先生引出的推论颇为惊人：“李云翔序中明说‘自楚中重资购有钟伯敬先生批阅《封神》一册’，而《封神演义》这样的大书，在当时绝不是‘一册’的篇幅所能容纳的，这一册显然并非《封神演义》全书，既然不全也就必须续写。因此，所谓‘尚未竟其业，乃托余终其事’这一段文字，是说舒冲甫购来的《封神演义》并未写完，托李云翔续成。”（《封神演义的性质•时代与作者》，《献疑集》311页）细一琢磨，章先生此论颇近呓语：因为《封神》不同于《三国》、《水浒》那种先在民间形成全部故事的小说，任何一段都可以抽出来称之为《三国》、《水浒》；《封神演义》书名已经直接指明了小说的内容所有，今本是三十五回方始出现封神榜，九十九回才完成了“封神”工作，如果没有这一部分内容那它只能称为“商周演义”（《封神演义》第一回回首古风），绝不能称为《封神演义》，而李云翔笔下所透露的却恰恰是“封神”二字，工作已经完成了他又由何补起呢？再加上舒冲甫购买的显系印本而非手稿，那么请问“一册”未完成稿在流入舒氏手中之前是如何出版的？打着“封神”招牌却只有一册非封神的内容，读者会答应吗？仅只一册，批者钟伯敬（不管是否托名）怎么批阅，难道也删头略肚仅仅抓住书“脖子”（10～20回仅十回左右）就来批侃吗？只要思索，相信人们会得出结论，章先生的解释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一册”二字呢？合理的解释是，舒冲甫重资购买的《封神演义》一部，内中有钟伯敬已经批阅的一册，尚未完成全部工作，余下的批阅由李云翔续成。只要不胶柱鼓瑟吹毛求疵，相信人们会接受，而且几百年来人们也正是如此看待这段文字的。退一步讲，册部形近，笔误或讹刻也并非没有可能。总之，仅仅抓住“一册”二字，就硬要再为《封神》添上一位“续写者”，实在牵强，再把这种猜测写进一部整体水平很高很严肃的文学史著作，给人感觉至少是不够慎重，为此白璧之瑕而惋惜。
二、《封神》成书早于万历的铁证
其实，当年鲁迅先生断定《封神》“殆成于隆庆万历间”，除了前述推断外还有潜在理由，可惜章先生忽略了鲁迅先生的整体论断，思考只及一隅反造成自己推论的偏颇失误。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及明代另一长篇神魔小说《西洋记》时说到：其“所述战事，杂窃《西游记》、《封神传》而文词不工，更增支蔓”，言外之意即二书产生在《西洋记》前，为其抄袭。《西洋记》有明确出版年月，作者罗懋登自叙署期为“万历丁酉岁菊秋之吉”，即万历二十五年(1597)秋天；叙中提及该书写作目的是因“今日东事倥偬”，即日本丰臣秀吉于万历二十年(1592)发动的侵略朝鲜威胁中国的战争，则其写作开始可能即在此时。产生于万历二十至二十五年间的作品已经杂窃到《封神传》（封神演义），则其出版一定远在此前，这道理简单明确。所以鲁迅先生将《封神》定在隆庆万历之间，并在评述中把《封神》安排在《西洋记》前。可惜章先生并未领略鲁迅先生全部意图，以至造成失误。
至于《西洋记》杂窃《封神传》的证据，我们来看两书中一些对应抄传的诗歌。这是非常简单明了而又无可辩驳的事实论据。《封神演义》十三回有一首太乙真人劝阻石矶娘娘追赶哪吒时自我分剖身份的诗歌，诗曰：
交光日月炼金英，一颗灵珠透室明。
摆动乾坤知道力，避移生死见功成。
逍遥四海留踪迹，归在三清立姓名。
直上五云云路稳，紫鸾朱鹤自来迎。
此诗诗意符合元始弟子太乙真人的身份，特别是“一颗灵珠透室明”，关系到哪吒是“灵珠子化身”，一出生即“满地红光”、“金光射目”，是“金光洞里有奇珍，降落尘寰辅至仁”，和书中人物情节配合无间，绝对是《封神演义》特定情节中的原装诗歌，不可能在另种情况下写成。许仲琳因为是自己写的诗，所以在四十五回将其抄充为同等身份的惧留孙“作歌”时，下意识将“一颗”改为“二粒”，这说明他充分了解自己诗意。但在《西洋记》十二回回首，我们也看到这首诗，仅仅改动了几个无关紧要的字：
交光日月炼金英，一颗灵珠透室明。
摆动乾坤知道合，逃移生死见功神。
逍遥四海留踪迹，归去三清立姓名。
直上五云云路稳，紫鸾朱凤自来迎。
两相对照，罗懋登连“一颗灵珠”的含意都没有捉摸到，只顺手改了莫明其妙的几个字，就把一首有针对性的诗变成“这都是说道家的诗儿”，其强抄硬挪的手法实在无可避讳，由此即充分证明了鲁迅先生的《西洋记》“杂窃”《封神传》，言之有据不可移易，换言之即要《封神》出版一定在《西洋记》前。
考虑到章先生的“一册”说，此诗正在“一册”数内，为避口舌之争，我们再看一个对应传抄例证。《封神》四十七回赵公明追赶燃灯道人，路遇萧升曹宝搭救，赵询问“尔是何人”，二人笑答：
堪笑公明问我家，我家原住在烟霞。
眉藏火电非闲说，手种金莲岂自夸。
三尺焦桐为活计，一壶美酒是生涯。
骑龙远出游苍海，夜久无人玩物华。
此诗结合答问，流畅完整地表达了两位道者的生活风貌，诗意雅驯，在《封神》中不失为好诗。但在《西洋记》十三回回首，它以另一种面貌出现，诗曰：
你是僧家我道家，道家丹鼎煮烟霞。
眉藏火电非闲说，手种金莲不自夸。
三尺太阿为活计，半肩符水是生涯。
几回远出游三岛，独自归来只月华。
后诗抄袭套用至为明显，由于不敢改动韵脚，竟然让道家的丹鼎去“煮烟霞”，烟霞若能煮成金丹，道家岂不真成了喝风吃烟的人物？而罗懋登自注此诗为“这一首诗也是说道家要胜僧家之意”，可是除了抄袭者强行改造的第一句外，哪里有一点僧道相争的意思？联系罗懋登的其他抄改手段，如“西洋那识绮罗香，未拟良媒自主张”（四十八回回首诗，全篡唐秦韬玉《贫女》诗），他的杂窃抄袭者身份定在那里，是谁也无法为之辩解的。
由于这两首诗明显的抄袭行为，“杂窃”说论据至为有力铁定不移，还有一些琐碎论据我们就不一一交代：如《西洋记》十二回张天师自夸道法的诗句是从《封神》中很零碎地“倒”过来的；二十三回“响冬冬陈皮鼓打”照抄《封神》六十回诗赞；《西游记》的许多人物身份面貌法宝乃至故事明显留有《封神》独有的痕迹等等。这里我们就不赘述了。
三、《西洋记》与《西游记》关系试探
证明《封神演义》一定早于《西洋记》即早于万历二十五年。实际上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鲁迅先生说《西洋》杂窃《西游记》（此指百回本）、《封神传》，后者可以证实，前者却是初刻于万历二十年，这几年工夫它可能影响到《西洋记》吗？笔者对比了这两本可说先后出现的小说，发现它们事实上是两部平行著作，互相之间并没有因袭关系。证据是：凡《西洋记》中与百回本《西游记》有所重合的地方，罗懋登采用的都是绝难想象的与百回本大异的说法，现将主要例证列举如下：
(1)《西洋记》提到唐僧四众的名字叫朱八戒（这是很早的写法）、淌来僧（把唐僧小名加在沙和尚身上），这绝对不会是从百回本中吸收来的；
(2)《西洋记》写到取经原因时，泾河作金河；鬼魂要求唐太宗亲自取经，后因“国不可一日无君”才选了“替身”唐三藏，这明显是传说异变造成；
(3)《西洋记》五十六回与《西游记》二十一回有一首立意相同、词句大意也相近的“风赞”，开头结尾句子甚至都相同（“冷冷飕飕天地变”），但前面的《西游记》句子较为雅驯：“这风吹倒普陀山，卷起观音经一卷”，《西洋记》却作“一刮刮倒了补陀岩，直见观音菩萨在磨面”，其粗俗戏谑明显来自民间，如果罗懋登读过百回本，相信不会再坚持这些“土”不可耐的词句；
(4)《西洋记》中称“匹毛枝草俱是载不起的‘软水洋’”被齐天大圣换了硬水，唐三藏方得过去，其实这是《西游记》“鹅毛飘不起”的流沙河变种，但罗懋登竟然不知沙和尚，足见他并未研究过《西游记》；
(5)《西游记》六十九回曾论及“无根水不是井河中者，乃是天上落下不沾地的才是”，《西洋记》十三回却偏说：“那长流的活水通着江海，这就叫做是没根”，坚持的正是《西游记》批判的“俗论”；
(6)《西游记》同一回还搞过孙悟空“悬丝诊脉”，《西洋记》却说是张三峰用百丈红丝把永乐帝的灵魂传回去，“号脉只是衍文，故此流传至今”；
(7)《西游记》里无底洞是洞穴名称，《西洋记》却变人名；鹰愁涧的名称来源据《西洋记》讲的是因为龙虎杂交生下的“妖神”连天上飞的鹞鹰，身上没有肉，也要拢他几根毛，才叫做鹰愁涧。
总之，在两部书可以重和相交的十余处故事、名物中，我们找不到完全结合的地方，《西洋记》总是异端突起出人意料，如用无底洞做人名，按读过《西游》的正常思维来说，简直无法想象。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罗懋登在写《西洋记》时并未读过百回本《西游记》。他在小说中涉及到《西游记》的地方，一是可能来源于一种较早较简单的《西游》传说；二是来源于一些与百回本同源，后来被百回本吸收改造的传说，但罗懋登还保存了这些传说、赋赞较为原始的面貌。由此，我们倒可以窥见到百回本《西游记》成书的另一个侧面，即吴承恩除了从古籍（如唐传奇）、小说（《释厄传》、《封神传》）中吸收养料之外，亦从当时的民间传闻中吸收了不少养份，踵事生华，巧妙安插，使它们成为百回本很合理的组成部分。
比较一下两书情节或细节元素相同而立境却差异极大的部分，我们即可知道作家与作家之间艺术思维的差异，也真是不可道里计算。
(1)《西洋记》中有一个作者很自负的幻想，就是燃灯古佛用一颗凤凰蛋，把撒发国江山人民都装了进去，避难三年；大约就是这类传闻成了《西游记》中孙悟空要有葫芦装天的幻想，因这幻想实在不现实，小说改成哪吒与玉帝合谋，用闭天术瞒过了小妖，充满了灰谐趣味。同一故事元素，在不同作者手中实虚各异效果却大不相同，从中正可以看出作者的功力。
(2)《西游记》中红孩儿曾假扮观音，前提是猪八戒正要到南海去找观音来降妖；《西洋记》中是两位战将到妖仙洞口探听军情，妖仙出洞后他们一男一女匆忙扮成观音，妖仙就祈祷并透露了自己的身份、行动计划，可见罗懋登连起码的联贯情节所需的逻辑思维都没有。
(3)《西洋记》中僧道斗法祈雨，张天师用49张桌子迭起来，站在上面连烧了48张飞符，却被燃灯古佛用一钵盂水淹了南天门，神将未曾接到不能下雨；《西游记》中孙悟空是每当道士令牌响后就迎头堵住下雨的神灵，告以情况阻止下雨，49张桌子转变成“云梯显圣”高台坐禅。总之《西洋记》中活动的是“法术”，《西游记》中活动的却是人物，《西游》显然更多了一番情味。
(4)《西洋记》写女儿国时，故意让从不见战阵的郑和到国中“倒换通关牒文”，就此展开太监耍弄女王的恶作剧。文字已经走入下流。《西游记》的同一内容却写得唐僧等人既有坚定信念又不伤害女人，一点不沾邪念，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吴承恩与罗懋登思想品质的差异。
(5)《西游记》中孙悟空被小雷音寺假佛祖用“金铙”扣住，好不容易逃脱后立即将其打碎；《西洋记》中是燃灯用金钵盂盖住火母，惊动玉皇大帝观音菩萨同时来讲和。前者活动的是性格，情节细节都是为性格服务的，后者却只是宗教神话的无聊改写，两者应同出于《鬼子母揭钵记》，应用上却有天渊之别，《西游》就好像妖怪应有之宝悟空必经之难，丝毫不见牵强，《西洋》却只是为凑数而硬性搬用改写。
诸如此类的事例还多，本文不再比较。有比较才能鉴定优劣，同时代平行的两本神魔小说，告诉我们的绝不仅是考证问题，而是两个思想差异，艺术思维差异，语言文字功力差异的作家，如何在差不多的基础材料上，一个创造出一流的世界名著，另一个却做出除了考证之外，大体上只能博人一哂的的三流作品来。此中道理是值得探讨深究的。本文暂不及此，还是回到考证正传——
四、《封神演义》成书年代考实
1995年，笔者曾作《两部神魔小说成书先后考》一文（《载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95年第1期），以《西游记》曾大批抄袭沿用《封神演义》的赋赞事例，证明了《封神》出版一定在《西游》之前。现在，我们再通过《西洋记》袭用《封神演义》诗赞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封神演义》不仅早于《西洋记》，而且也早于《西游记》，因为以古代的印刷条件，不可能在五年（万历二十～二十五年）间完成三本书的叠相抄袭沿用，这就为我们判断《封神演义》的出版年代提供了必要条件。因为我们实在无法想象，如果《封神》没有正式出版的话，后两部神魔小说的作者，如何能都从它那里抄用诗文。
那么《封神》出版在哪年呢？《西游记》百回本在万历二十年出版。写作时间却在隆庆至万历初年(1567～1580)间。（参见笔者《再论西游记的作者与性质》一文）根据古代小说出版、传播至被消化袭用的一般规律，这中间至少应有十五～二十年的间隔。比如百回本《西游记》，它独有的诗歌被袭用。据笔者了解，第一次是《金瓶梅词话》中续补的53～57回部分，该书57回回首诗直接袭用了《西游记》三十五回回首歌颂“孙大圣的道妙”的诗，这时约为万历三十五年，此时百回本出版已十五年了；第二次即已到了《隋史遗文》，（万历四十二年）其中有关蹴踘的赋赞描写完全连抄《西游记》七十二回“盘丝洞七情迷本”。如果这个推断有道理，从隆庆元年(1567)上推15年，则《封神演义》的出版至迟应在嘉靖三十年(1552)年完成，其时正当明皇帝迷信道教宠信道士的高峰，出现这么一部宣扬道教法力法统的作品，完全是正常应当的。至天启年间，此书出版已历半个多世纪，不仅小说文种本身面貌已大变，小说出版的面貌如“出相”、“评点”等等也已出现，此时有人认为此书“未有缮本”，乃至出重资购得这么“一册”尘封已久的“古”本小说来重刊营利，就是没有什么可怪的事了。至此，我们已将《封神》成书出版的有关材料考察完毕，结论与章培恒先生的文学史迥然不同。正确与否，晚辈不敢自专，祈请章先生等学界长者赐教为幸。
如果笔者的论点论据能够成立，那么相应地必然会引起文学史真正应该关心的问题：《封神演义》有哪些文学史价值？在它之前我们可以考清的长篇小说只有《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即使出现也只能是简本，比起这些书来，《封神》的情节组织、结构安排直至语言文字功力，绝不会稍逊一筹，这两部书是又经过几代人的磨砺改作才成为名著的，《封神》则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它始终是许仲琳“编辑”出来的原汁原味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第一部群众创作与文人创作相结合，而文人创作的比例远远超过群众创作基础的作品，应该是非《封神演义》莫属了。仅仅为此，我们在文学史上也应该为《封神》书上一笔，何况《封神》在写法上有许多比《三国》、《水浒》新鲜的地方呢？比如对闻仲愚忠的刻划描写；姜子牙虽属传统的仁义方代表，《封神》也写出他的奸诈无能乃至与“夫人”马氏间的一段趣事，这些都是小说新变中的现象；再如妲己，这是长篇小说第一次出现贯穿全书的女主角，她的出现不正预示着《金瓶梅词话》中潘金莲的行将登场吗？从某种意义上说，《封神》的艺术价值虽比不上四大奇书，但它处于前两种奇书向后两种奇书转变的关口，没有它，至少《西游记》的出现是不好想象的。换言之，《封神演义》究竟是明代嘉靖中叶以后社会文艺思潮变化的迎春第一枝，还是一部后起的无关大局而有着众多疵病的宗教宣传小说？这是我们新文学史必须考虑的问题。以此向学术界请教，不知然否？希望能听到争论与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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