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末尾有彩蛋
公元1978年，论干支为戊午，属马，大旱。
初春，天气乍寒，山东菏泽东明县在地委书记周振兴的带领下率先大胆尝试联产承包，将10万亩撂荒地分给农民自种自收，为了让百姓吃饱饭，他喊出了“分地政策若有错，我周振兴一人扛”的豪言壮语。
年末的一个夜晚，400公里外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一间破草屋里，一盏灰暗的煤油灯忽明忽暗，18个衣衫破旧、面色饥黄的农民在一张契约上，瑟瑟发抖地按下血红的手印，灰暗的灯光看不清他们的表情。
在通讯几乎隔绝的年代，他们在能否活下去的命题面前选择了相同的答案，但这两种选择却是截然不同的路径。
就在凤阳农民摁下手印后的一个月，一个决定中国历史重要转折的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而在此之前的半年时间里，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自上的纠错与自下的觉醒找到了最佳结合点。从此，风骤起，云汇聚，中国涌入了时代的大江大河。
由于中国过于庞大，在这段历史进程中，不同地区在不同时期充当发展领导羊，有时独领风骚，有时交错发展。在40年的发展中，山东曾经屹立潮头，甚至在某个阶段引领风向，比如东明县联产承包比凤阳还要早半年，比如村镇集体经济崛起，比如海尔管理哲学走上哈佛课堂，直到今天GDP依然高居全国第三。
但，为何近来唱衰山东的论调甚嚣尘上，从渤海岸边到大明湖畔，茫茫齐鲁大地上充满着危机感和恐慌感。
那，山东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山东的未来在哪里？
看似末端的细节，却会成为掀起波澜的机缘。我们想从山东经济发展的大潮中，抓起点滴细微的泥沙，在积沙成丘的岁月中，寻找那些被忽略的细枝末叶，探寻演变成为今天大病前兆的症结在哪里？这其中是否隐藏着破解今天困局的良方？
一
1978年，力量蓄积，等待破土。
即将登上山东经济舞台的农民企业家们还在蛰伏中。
宋作文刚刚当上烟台龙口市东江镇前宋村第三小队队长，为了改变“要吃前宋饭，得拿命来换，女人往外跑，儿大娶妻难”的现状，开始与朋友一起从东北贩运木材。
张士平在邹平的一家油棉厂当工人，他在三年后被提拔为厂长，在这之前他度过了十几年推车工、扛棉工的平淡岁月。
罹患直肠癌的王乐义在家人的反对声中被推举为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但如何带领乡亲致富还苦无门路。
此时，邹平西王村的王勇则在令人羡慕的单位——邹平电业局工作吃着公家饭，27岁的李建华已在广饶县大王镇造纸厂干了两年车间主任，临沂的王廷江在拉地排车搞瓷器贩运……
这些未来在山东经济舞台上赫赫有名人物的早期岁月几近空白，即使在之后的公开资料中也是寥寥数语带过。
在艰苦的日子里中，他们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经历着怎样的喜怒哀乐，如何完成最原始的资本积累，均无从得知。
可以推断的是，早年这些原生态的生活经历影响着他们未来的经商理念和处世之道。无论宋作文带领前宋村改名南山村声名鹊起，张士平旗下的魏桥集团高居全国民营企业排行榜第二名还是王乐义推广的反季节蔬菜响彻全国，王勇、李建华、王廷江早早带领自己公司上市甚至不止一家，但是他们依旧格外的低调沉稳，操着山东各地方言指挥千军万马，善于把握大势，却又不声张。
在山东农村，家家都有一个高大封闭的院落，院子又俗称“天井”，关上大门就自成天地，外面任尔东西南北风。不知道这种院落文化是否影响了鲁商这个团体，在浙商日益壮大的今天，而鲁商更多的是各自为战，独守着自己的天地。
改革开放早期，一大批这样的企业家形成了鲁商这个群体的整体性格，厚实、低调。雄心仍在，但青春逐渐老去。
此时，放眼全国，后来名震全国的华西村、大邱庄也看不出任何不一样的地方，那些未来中国著名村庄，除了大寨外也都默默无闻。此时，还有几个人不得不提。
29岁的张瑞敏，中学毕业之后就进入工厂当工人，后来又调进青岛市家电公司工作，对管理还一无所知；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按点上下班，走进办公室的第一件事是先到传达室拎一个热水壶，拿一份人民日报；而35岁的任正非作为解放军代表，因建设辽阳化纤总厂突出贡献出席了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还有一大批登上中国经济舞台的人依然在默默的生活和工作着……
与他们不同的是，还有一批人因为一场考试改变了命运。
1977年到1978年全国性高考正式恢复，受益于这场考试，中国第一批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家有了再次学习的机会，29岁的辽宁锦州铁路局工人马蔚华圆梦吉林大学经济系；黄宏生、李东生、陈伟荣成为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大学同学，来自湖北天门的陈东升考上武汉大学政治经济系，山东滨州的宁高宁结束了三年的军旅生活，考入山东大学经济系。湖南涟源的农民梁稳根，走进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的大门，周厚健考上了山东大学无线电系。在这些名字中大概周厚健你最不熟悉，他后来成了青岛海信集团的董事长。
这即将发生的改变，都与一个人有关。
这一年10月，邓小平赴日本访问，坐上新干线的小平说：“快，真快！就像后边有鞭子赶着似的！这就是现在我们需要的速度”，参观松下电器展览室时，讲解员把一盘烧麦用微波炉加热后，请小平观看，谁都没有想到，他拿起一个烧麦看了下放到嘴里，边吃边说：味道不错，微波炉很好。
更令这位老人难忘的是，乘飞机回国时，看到夜幕下的日本列岛好像水晶宫一般灯火璀璨，而北京等待他们的却只是沉寂的夜色。
黎明前的夜格外静，但是内心早已万马奔腾。
二
黑夜终究是要被光打破的。
在小平回国后的两个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的中心议题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确定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报告批转后的第11天，邓小平来到山东青岛，下榻八大关山海关路9号，在接见山东主要负责同志时讲了三个问题：思想问题、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
邓小平说：“真理标准的讨论，越看越重要，越看意义越大，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好。没有解决好，就要好好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思想不解放，实现四化的思想基础是不牢固的。”
此次是建国以后小平在山东住得时间最长的一次。以后虽然有九次路过山东，但来去匆匆。
虽然在今天的山东高层看来，思想解放的问题依然没有完全解决好。当时小平在山东的谈话极大促进了经济发展，特别是胶东乡镇企业开始异军突起，1979年山东GDP超越辽宁排名第3，前两名是江苏和上海，广东则位列第5名，而浙江远在10名开外。
1978年后的6年，改革开放事业一直在“姓资姓社”的争论和政策摇摆中艰难推进。终于，在一首激荡人心的《我的中国心》歌曲声中，人们步入了1984年。
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满怀深情地描述：“一个真正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在这种关键的时刻，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1984年就是这样一个决定中国未来的关键时刻。
新年刚过，由于对改革速度不满意，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再次担当起“扳道工”的角色，悄然南下，倾尽80岁余力将中国这列缓慢摇摆的火车扳上正轨。回到北京，他又坐回“驾驶员”的位置，吹响号角，宣布改革开放全面提速。
1月22日至2月17日期间，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和上海。在珠海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在广州补写“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的评语。
小平此次南巡，让一大批先知先觉得人们嗅到了与过去不同的味道。
鲁冠球、何享健、吴仁宝等“史前创业家”完成从农民向企业家的转变；以刘永好、曹德旺、李书福为代表的乡镇企业家开始快速生长；柳传志、张瑞敏、王石等体制内边缘人下海创业……
在齐鲁大地上，前文提到的几位主人公也伺机而动。
宋作文带领全队56户村民先后建起了玻璃纤维厂、棉纺厂等副业， 1983年到1987年间，前宋村三队的集体积累达到5500多万元，户均占有近100万，家家都住进了166平方米的小别墅。富裕起来的三队对前宋村其他生产队的村民产生了很大吸引力，他们也希望能过上同样的富裕生活。全村党员主动找到上级党委，推举宋作文当上了村党支部书记。
干了3年厂长的张士平，抓住国家对棉花市场统死、对油料市场放开的有利时机，果断进入油料加工领域，从而改变了棉花加工企业“半年开工半年闲”的窘况，到 1984年企业利润就跃居全国棉麻行业第一，引得各地棉花加工厂竞相学习仿效。这一年他被选为全国商业劳动模范，首次进京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李鹏总理的亲自嘉奖。
离着魏桥不远的西王村的王勇从电业局离职开始创业，他与村中几位伙伴共同投资20万元开了家面粉厂，又创办了棉籽油厂，当上了西王村党支部书记，把自己的面粉厂无偿捐献给村集体。
这一年，全国造纸市场疲软，形势萧条，别的纸厂都停产倒闭。广饶的李建华在认真分析市场后，大胆买进了本地区两家造纸厂停产的两台纸机，使企业生产能力一下扩大了5倍。
此时，青岛电冰箱总厂也迎来了他们年仅35岁的厂长张瑞敏，他上任后就制定了13条规章制度，其中第一条是“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在第二年，张瑞敏就干出了震惊全国的“砸冰箱事件”。
同城的海信集团还叫青岛电视机厂，当年成功引进世界一流彩电产品与制造技术，并成为此后中国获得历届国家优质产品荣誉的彩电企业。
远在济南的山东小鸭集团从意大利引进了滚筒洗衣机技术，制造出了亚洲第一台全自动滚筒洗衣机，彻底从生产拖拉机转变为洗衣机厂，而后"小鸭小鸭，顶呱呱"的广告语响彻全国。
1984年，在北京中科院计算所的一个小传达室里1柳传志带领10位科技人员创办联想，创业之初，卖旱冰鞋、卖电子手表、帮别人检修机器，后来，中科院研究员倪光南的加盟及其汉卡研究成果的引进之后，联想才开始了真正的科研产业化道路。
在联想成立之前，第一台浪潮微机在济南诞生，成为中国IT发展的新起点。
1984年，山东一大批像海尔、海信、南山、魏桥、西王等企业已经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反映到经济数据上，1982年，山东GDP以395.38亿元超越江苏坐上全国头把交椅，到1984年领先优势进一步加大。
这一年国家政策也格外眷顾山东。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14个沿海城市为对外开放城市，山东就占到了两个，那就是青岛和烟台，由此把山东推向了对外开放最前沿。
1989年，王廷江在临沂市罗庄镇沈泉庄村的村民大会上，宣布把价值600万元资产的白瓷厂捐给村集体，这一年，王乐义带领村民率先在寿光试验成功了日光温室蔬菜种植生产技术。
1984年至1990年的6年间，主导未来山东经济发展各种经济形式都逐步找到了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发展节奏。
除了GDP一度跃居榜首外，其他数据也格外亮眼。1990年山东省交通部门公布数据显示：全省公路已达3.9万公里，其中一、二级公路6000公里，居全国之首；已建成港口25处，各种泊位141个，港口密度为全国第一。
雄心勃勃的山东，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海洋工作会议上，作了《开发保护海洋，建设海上山东》为题的汇报，首次提出“海上山东”的概念，一场跨越世纪的海洋开发潮在山东半岛风起云涌。“海上烟台”、“海上青岛”、“海上威海”、“海上日照”、“海上东营”、“海上滨州”……沿海海洋经济建设“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迅速，不断吞并周边村庄扩大范围；制造业企业不断引进先进技术，那时虽然没有转型升级的口号，但是各种先进生产线从国外不断落地山东，各种硬件建设走在全国前列，各种新观念更是层数不穷……
渐入佳境的山东，前途一片星辰大海。
三
1992年2月4日春节，农历新年恰逢立春。
春节前，南方的暖意已初现端倪。
邓小平乘坐一辆有8节车厢的专列离开北京，开始了最后一次“南巡”。
先于他到达南方的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份绝密电报，上面只有两行字：“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
这位来南方“休息”的88岁老人，到了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后，邓小平一直在不停地走，不停地看，不停地思考。向来并不多言的他，几乎没有停止过谈话。最激动的一次，从深圳坐船到珠海一个小时，他整整谈了一个小时。
在一个月之后的2月28日，经中央和小平本人亲自审阅，被作为1992年中央第二号文件下发，并发出通知，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自此，邓小平这次“不要专门汇报，不要陪餐，不题词，不见记者，不摄影，不报道”的南巡，开始广为人知。
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整个中国进入了进入了漫长的春天。
春江水暖鸭先知。华西村的吴仁宝，在看到新闻联播报道小平南巡的讲话后，连夜组织村干部开会，下令动用一切资金囤积原材料，四处借高利贷、要指标，跑铝锭，三个月后，每吨铝锭就翻了三倍。
这一年，山东魏桥在张士平带领下已经走上了利用外资道路，先后开工合资企业8家，不但直接利用了外资，而且提高了技术档次，拓展了国际市场，并将魏桥创业的产业链条延伸到色织、印染、服装等深加工领域，当年利税达1260万元。
1993年到1997年棉纺织市场两次跌入低谷，全行业连续亏损6年，张士平却先后投资3.3亿元，使棉纺织能力扩大到28万锭，带领魏桥一路实现了逆势增长，创造出了魏桥的标准，这个标准甚至远远高于行业标准，张士平也成为了世界的纺织大王。
1992年开始，海尔进入多元化发展阶段，通过持续的兼并整合，从一个产品向多个产品扩展，到1998年时海尔的产品已经达到几十个。通过向并购企业输出海尔的管理模式，以无形资产盘活有形资产，最终把兼并企业做强。海尔把这种被兼并的企业称为“休克鱼”。张瑞敏的解释是，鱼的肌体没有腐烂，比喻企业的硬件很好；而鱼处于休克状态，比喻企业的思想、观念有问题，导致企业停滞不前。
正是凭借休克鱼理论，张瑞敏也成为第一位登上哈佛讲坛的中国企业家。
早两年，山东浪潮发布汉字寻呼标准，推出全球第一台汉字寻呼机，瞬间风靡一时。晚一年，浪潮在孙丕恕带领下开发出中国第一台小型机服务器，后来他成为浪潮集团董事长，被誉为“中国服务器之父”
1992年，山东省商业厅在全国商业行政系统第一家整建制转体为山东省商业集团总公司，转制之初就提出了“不留退路”、“不搞翻牌公司”、“不等、靠、要”的“三不原则”，这种不等不靠不要的思想引领一时国企改革风向。
还有一个人要提一下，1992年卢恩光在老家已是个小有名气的私营企业主，当年生产的诺亚双层玻璃杯畅销全国，让他迅速攒下上亿身家，卢恩光看到乡里有的企业老板名片上印着“公司党委书记”的头衔，深感羡慕，萌生了混入党内的念头。
都说山东人爱当官，恰巧卢恩光是一个例子。后来卢恩光一路升至司法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直到2016年12月16日，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在检察院起诉他的罪名中第一条是：请托相关国家工作人员，为其违规入党、谋取教师身份、荣誉称号、职务提拔、工作调动提供帮助。
还有一个著名的人物把全国人民的春天变成了自己的冬天。盛极一时的大邱庄，1992年发生审讯致死案，1997年非法抵制执法的禹作敏背叛20年刑，仅服刑4年的禹作敏病亡。
上天欲让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据说膨胀的禹作敏盛气凌人，大邱庄没有法律，只有禹作敏的“指示”，这“指示”如同封建帝王的“圣旨”一般“统治”着大邱庄，但最终入狱后，于举国上下正大张旗鼓地开展建国50周年的盛大庆典之际，吞食大剂量安眠药，并于次日凌晨一时许客死天津天和医院。
天津与山东虽隔着河北省，最近处不足200公里。在山东，关于禹作敏各种故事在今天仍然能够耳闻，山东类似大邱庄这样的知名村镇企业数量很多，他们也都有一个强势的领导者，但与禹作敏不同的是，他们低调，外界形象也少有盛气凌人。
1993年12月9日18时15分，夜幕初降，邓小平同志的专列又一次停在了济南白马山车站。这次经山东去上海，是邓小平同志生前的最后一次外出视察。邓小平向前来汇报工作的姜春云说：我很注意你们的工作，你们山东搞得好，发展快，我很放心，前几年对你们就很满意。
可见90年代山东的发展得到了中央高度认可。90年代，无论是集体经济、民营经济、国有企业改革还是城市建设和政府服务，山东都几乎走在全国前列。
1992年12月17日，青岛、烟台、济南、淄博、威海5城市进入中国城市综合实力50强行列。同时，中国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中心在北京公布了“首批投资硬环境40优城市”，山东省的济南、青岛、烟台、威海4城市名列其中。
1995年10月15日，时任总书记江泽民为济南交警题词：“严格执法热情服务”，将济南交警推向全国公安的标兵，济南交警成为一面旗帜举国学习的榜样。
1998年底，山东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914公里，跃居全国第一，甚至流传起“全国公路看山东”的美誉，第一的桂冠一直持续到2006年。而今天，山东高速公路以限速多、摄像头多、罚款多等诟病被群起而攻之。
这10年左右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后面还会提到，山东还要享受一段辉煌的日子。
甚至在今天，山东羡慕广东、浙江等地的互联网、大数据、电子商务等产业，那时候的山东都已经崭露头角，走在了前列。
1996年7月5日，中国电信国际计算机互联网济南网正式开通。这是继北京、上海之后，全国第一个建成并开通使用国际互联网的省会城市，经国家信息产业部批准，济南市成为全国第一个电子商务试点城市。
而在距离济南800公里外的浙江杭州，3年后，才在一个叫湖畔花园的小区，16栋三层，一个叫马云的人把18个人聚在一起开了一个动员会。这年圣诞节那天，当所有东方、西方穷人和富人在家祈祷上帝时，李彦宏正在飞回中国。同样，1999年对腾讯也是非常关键的1年，这一年2月，腾讯开发出第一个“中国风味”的ICQ——QQ前身，受到用户欢迎，注册人数疯长，很短时间内就增加到几万人。
但人们不知道的是，这一年在山东由三联集团联合中国银行等单位共同承建的山东省电子商务系统开通试运行，是全国第一家最规范的真正实现全程网上购物的电子商务系统。
7月7日，由浪潮集团承办的大型电脑节——“’99浪潮电脑节”在济南拉开帷幕。
经济文化不分家，1999年，山东鲁能足球队首夺双冠王。
绝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比鲁能夺冠更精彩的是鲁能集团改制三部走，1998年，山东电力集团撤销“山东鲁能集团总公司”，成立“山东鲁能集团公司”，职工持股和国有股共存。1999年9月以后，鲁能由此进入第三阶段：鲁能控股由山东电力集团全资拥有，将本已试行职工持股的鲁能重新全数纳入国有轨道，并大量注入山东电力所属国有资产。而在之后，一系列运作更让人看不懂。
这一年，山东水泥厂、小鸭集团、轻骑集团、中国重汽发展都蒸蒸日上，而20年后，他们会是截然不同的结局。
这10年，山东做对了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要提一下的是，1992年3月，山东省主要领导同志带队分赴广东、福建、海南取经，回来后立即召开全省对外开放工作会议，“哪壶不开提哪壶”，一口气列出山东相比南方沿海省市的“五大不如”，提出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筹集搞活资金、老企业嫁接改造和乡镇企业利用外资、转变政府部门职能等八大方面实现新突破。
这一幕和今天山东去广州、浙江、江苏学习的情景一模一样。
改革开放的前20年的山东斩荆披棘，砥砺前行，虽然山东没有处于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但山东多个领域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在20世纪末，甚至流传着这样一句话：80年代看广东，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山东。
然而，事实是进入21世纪后的山东各种问题缠身，山东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20年快速发展过程中，历史给山东埋下什么伏笔，请看下回分解。
四
在20世纪最后3年里，中国频有大事发生。
小平同志怀着要到香港去“走一走、看一看”的遗愿，于1997年2月19日病逝，4个月后，香港回归；1998年洪水肆虐，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999年举行完盛大的50周年国庆阅兵式，2个月后又迎来了澳门回家。
除了诸多的大事，有一件小而重要的事情容易被忽略。那就是，1998年湖南卫视播出了一部电视剧名叫《还珠格格》，火遍两岸三地，剧中一句普通的台词“皇上，您还记得十八年前大明湖畔的夏雨荷么？”，18年后，在网络上莫名其妙地火了起来。
看似毫无逻辑背后却代表了两个时代的分道扬镳。
18年后，大明湖畔风景依旧秀丽，然而18年前济南的明星企业却如昙花一现。
1999年3月25日，持续了一年多的三株口服液致死案宣判，以三株胜诉告终，但是法律上的胜诉已无法挽回三株帝国倾覆的命运。
1996年，济南商人吴炳新凭借电视媒体铺天盖地的广告和庞大的地推营销团队把三株销售额做到了80亿元。这一年，遭遇危机的巨人集团史玉柱北上济南向吴炳新取经，后来凭借“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的广告语东山再起。而吴炳新被湖南常德一名老汉打的一败涂地，崛起之日遥遥无期。
上市5年后的济南轻骑在1998年经营业绩一泻千里。曾经凭借“踏上轻骑，马到成功”广告语响彻全国，连续三年成为全国摩托车行业的“霸主”不得不走上重组道路。后来复盘时，有一个标志性事件不断被人们提起。20世纪90年代末，济南搞蓝天保护工程，防治机动车尾气污染，限制市区内摩托车过度发展。1999年4月，济南市对摩托车实行"禁牌令"。
轻骑的衰败原因之一归咎于政策影响，之二是由于摩托产业已经开始进入夕阳期，汽车产业开始兴起，但根本是自身战略和经营的问题。比如轻骑集团早就布局的汽车产业没有开花结果，而同样靠摩托车起家的李书福把吉利发展壮大，10年后更是鲸吞沃尔沃，收购宝腾莲花。
在此说一句题外话：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搞蓝天保护工程的济南，在20年后几乎每年都位于全国污染城市排行榜前列。
1999年，“顶呱呱”的小鸭电器上市成功走进资本市场，从此开始了多元化之路，从洗衣机到热水器、冰柜、空调、灶具，从家用电器到ERP、电子商务、纳米材料，小鸭的视野越来越广阔，然而路却越走越窄，多元化经营的小鸭从2000年开始业绩下滑，4年后被中国重汽买壳。
此时，与小鸭并驾齐驱的无锡小天鹅也因巨亏被迫卖掉。
无论是丑小鸭还是白天鹅，都成了他人的下酒菜肴。
提到喝酒，山东人以酒品正、酒量大、酒桌礼仪多闻名全国。
1996年全国收入前十名白酒企业，山东占了四家分别是秦池、兰陵、景芝、孔府家，鲁酒集团风头正劲。
出身临朐小城的秦池曾经在1996年、1997年两次拿下中央电视台广告招标“标王”，第二次更是达到了惊人的3.亿元， 至于这个数据是如何计算的，秦池掌门、退伍军人姬长孔回答是，这是他的手机号码。
任性的背后往往是万丈悬崖。一则关于“秦池白酒是用川酒勾兑”的系列新闻报道，把秦池推进了无法自辩的泥潭，直至退出人们的视野。
比秦池标王更早些时候的1994年，在首届中央电视台广告竞标中，“做天下文章”的孔府宴酒一举击败“让人想家”的孔府家酒。然而在2002年被转让给山东联大集团，2010年被凯利集团资产重组。在21年间几易产权，官司缠身，逐渐没落。
到2001年，鲁酒无一进入全国白酒前十名，随后略有起色，但是距离全国前十名的差距越来越远。时至今日，山东白酒产量位居全国第三，早已没有了秦池般一统六合的霸气，孔府宴、孔府家更是已无天下文章可作，让人想不起他们的存在。
在这些品牌短暂辉煌背后，是他们的创始人都把电视媒体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但由于过于依赖广告效应而管理涣散，最后落得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当然此时的山东并未危机四伏，更多中坚生力量发展壮大。村镇集体经济蓬勃发展，将企业捐给村集体的王廷江带领集团跃居全省村镇企业纳税排行榜第一名，第二名是淄博万杰，1994年成立的金锣集团超越南山集团跃居第三名。
1999年，南山铝业在上交所的挂牌上市，两年后，曾经因为穷出名的前宋村改名为南山村，从此南山集团叫响全国，在此之前，南山集团已经陆续兼并了周围8个村庄，石泉寺也改名为“南山禅寺”，南山大佛也在筹划之中。
1999年，山东纳税百强企业出炉，位于东营的全国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位列榜首。此时，胜利油田已俨然一个功能完备的社会，比1982年才建市的东营设施还要完善、职能还要健全。
两年后，胜利油田重组改制为胜利石油管理局和胜利油田有限公司，很快拉开了“国退民进”的序幕。
2003年4月，陈同海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总经理，他在中石化任职时说过，中石化集团要想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去枝强干，把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用于石化主业发展。并表示，在2到3年内，凡不符合中石化集团石油化工主业发展方向的产业，要一律退出，然而他的宏图大志没有完全施展开，5年后被双规。
在陈任职期间，依附于胜利油田的一大批三产企业被逐渐剥离，有石油装备、石油化工、工程服务、医药等产业，后来达到74家之多。在改制初期，借助我国石油工业乘势而上东风，新体制释放了员工活力，改制企业的日子红红火火，一度让留在主业的人羡慕不已。
在“国退民进”的大背景下，东营市一大批民营地炼化工企业雏形初现，广饶县一大批村镇轮胎橡胶企业如日中天，凭借着这样一批企业，200万人的东营在山东省百强企业名单中占据了五分之一强，东营人均GDP位居全国前列。
1999年，距离东营300公里外的烟台一家叫杰瑞的公司成立，在2000年进入了石油装备领域，而烟台并不像东营拥有胜利油田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然而10年它却成了山东第一家上市的石油装备企业。
这一年，德州的黄鸣接到了中美可再生能源发展论坛参会邀请，第二年参会后黄鸣便成为了国际环保会议的新宠。他一手创办的皇明太阳能正如日中天，他提出的“微排地球战略”让人耳目一新，并趁机借打造全球“太阳谷”，进军房地产行业。2010年，微排大厦落成，蔚来城剪彩，投资数十亿的太阳谷好不风光。
其后，黄鸣当选为国际太阳能学会副主席，成为中国当选国际太阳能权威机构领导职务第一人，并举办第四届世界太阳城大会，盛况空前。
高盛、鼎晖全球最著名的私募基金也锦上添花地埋下了IPO的种子，期待开花结果。
暴风雨到来前的海面上金光闪烁，现实和虚幻在远处的薄雾中忽隐忽现。
五
2000年，农历庚辰龙年，千禧之年。
步入21世纪，中国国门越开越大，重要的标志就是“复关入世”。经历了黑发人到白发人的漫长谈判后，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第143个成员。
在谈判的关键时候，时任总理朱镕基给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打电话说：“你一定要和美国人谈成，不要让美国人跑了。”
中国拥抱世界的迫切心情跃然纸上。虽然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关于“世界需要中国还是中国需要世界”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但从以后的发展来说中国入世的影响仅次于23年前那场决定国运的大会。
2001年8月，来自中国的海尔集团以1400万美元的价格在美国纽约曼哈顿购买了一幢办公大楼并改其名为“The Haier ”，成为了海尔美国总部。其实，海尔早在1998年就提出了国际化战略，张瑞敏更是中国最早提及国际化的企业家。
此时，任正非却在企业内刊上发表了一篇《华为的冬天》，整篇文章力透纸背成为经典，"冬天"自此超越季节，成为危机的代名词。
2004年，海尔全球销售收入达到1016亿元人民币，与海尔同时成立的格力和美的销售收入突破1000亿还要经过8年的努力，而这一年华为是400亿，不及海尔二分之一。
同样在市值上海尔也是遥遥领先。海尔与美的同在1993年上市，格力在1996年上市。在2006年之前，海尔的市值一直领先于格力和美的。在2006年年末海尔的市值为110.31亿元，是美的的1.5倍，格力的1倍。
经历了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洗礼后，2004年，腾讯在香港上市，晚一年百度在美国上市，早一年非典期间，阿里巴巴旗下淘宝问世，从此中国互联网企业BAT格局初步形成，北京、深圳、杭州三城三分天下。
由于成功上市，马化腾获评2004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新锐人物奖，在颁奖典礼上，主持人陈伟鸿邀请马化腾向张瑞敏推销QQ。
马化腾介绍说，“QQ是一种新的互联网沟通工具，提高了沟通的便捷性，互联网以后肯定会深入人们的生活，这种新的沟通方式将成为他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张瑞敏微笑婉拒：“现在没有说服我，谢谢你刚才精彩的介绍”。当时的马化腾显得有点尴尬。
令人不解的是，张瑞敏早在2000年就提出了“不触网，就死亡”的口号，而4年后他却又拒绝了QQ。
这一次对话，不知道是节目组有意安排，还是张瑞敏的真实反应。没有说服张瑞敏的QQ，后来说服了十亿中国人。
张瑞敏这样具有超前眼光的企业家尚且看不清互联网的未来，何况别人。
山东根本就没有参加互联网这场比赛，十多年后想重新登场已错失风口。
这一年获得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的有马云、杨元庆、侯为贵、周小川等，他们的获奖预示着新经济的崛起。
他们在这里短暂交汇，然后又踏上了殊途未必同归的征程。
此时的马云还未如日中天，年轻的少帅杨元庆因联想收购IBM电脑业务而春风得意。侯为贵领导下的中兴由于押中小灵通而风生水起，然而13年后，一场关乎中兴生死的封杀令，让年近7旬的他再次出山斡旋，一张匆忙赶路的背影令人感动，然而却无法改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窘境，令人唏嘘不止。
周小川从2002年开始了执掌央行16年的漫长任期，到2018年才卸任，在他就任后的第二年中国开启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后来人们往往忽略这场银行改革意义的重大，在经济偶染风寒时反而引起更多的诟病。
2005年，英国《金融时报》在全球读者范围内展开了一项“中国十大世界级品牌调查”活动，从品牌影响力、市场领先性、品牌价值、海外品牌影响力、海外市场领先性、海外品牌价值等多个维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衡量，选出了十大品牌，山东的海尔位列榜首，青岛啤酒亦夺得探花，第二名是联想，其他依次为平安保险、中国银行、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华为、新浪和搜狐。
这个时期内，青岛不止孕育了青岛啤酒和海尔，还有澳柯玛、海信、双星与二者并称“五朵金花”，由此被誉为中国的“品牌之都”，在1992年至1997年主政青岛的俞正声也获得“品牌市长”的美誉。
到山东取经的兄弟省份踏破了齐鲁大地的门槛，他们想搞明白，为什么山东能成长出这么多名牌，而我们为什么不能？最憋屈的是济南，作为省会他占据了充足的政治优势，他搞不明白济南的名牌却稍纵即逝，纷纷凋零。
同期，对于济南来说只有浪潮一根独苗。2004年9月，位于济南的浪潮集团，其研发的服务器刷新世界商用智能TCP-H世界记录，这是中国服务器首次打破世界纪录。迄今为止，浪潮已先后六次在世界服务器领域打破或创造世界纪录。
而浪潮快速发展的起点源于3年前的改制，孙丕恕正式成为集团掌门人，并启动了对浪潮影响深远的高性能服务器研发战略——“天梭”工程。
孙丕恕是青岛人，18岁那年，他考入了山东大学电子系，当时他的一位师兄正在这里读大二，毕业后被分配到青岛电视机厂，就是前文提到的海信董事长周厚健。
甚至，距离济南不足百里的小县城内，一个巨无霸正在形成。此时，魏桥第一热电厂建成投产，电厂发电的第三天上午，魏桥就接到淄博电网通知，要求其必须从大电网中解列。
张士平回忆，“县长亲自找到我，说淄博电网警告了，如果魏桥的自备电厂不解列，将对整个邹平县的用电安全产生威胁。”
县长登门，反而让张士平强硬的性格更加坚决，他告诉县长，一定要争口气，同意解列。
其后的故事已为业界所熟知。13年来，魏桥通过不断扩张的自备电厂获得了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这一模式也成为魏桥降低纺织和铝业两大核心业务成本，增加利润和加速扩张的一台发动机。
2005年，实行了40年之久的全球纺织品配额制度寿终正寝，先是美国三次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入数量，接着欧盟设限威胁接踵而至。
面对如此动荡的国际市场，魏桥再次投入70亿元巨资，扩建纺织印染服装系列项目，生产能力的猛增不仅没有把魏桥拖入滞销困境，反而带来各项指标年均 50%以上的迅猛增长。1997到2003年，魏桥出口创汇年均增长超过70%。
业内称纺织早已是夕阳产业，但在张士平看来，衣食住行是永恒的需求，而穿衣排在第一位。
最好的商业模式一定是满足人类最基本的需求。
目前，魏桥已是拥有企业14家，员工16万，下辖7个生产基地，10个工业园，十几个大型纺织工厂，10个电厂和8个铝厂，总资产达937亿元的庞然大物。
2011年以1615亿元的营收杀入财富世界500强，后面一路攀升。与之伴随的是张氏家族以数百亿元的财富登上各类排行榜，成为“山东首富”。
然而在魏桥繁荣背后，一个人早已洞悉一切。他是张首富的父亲——张钝河。这位老人生前，经常蹬个小三轮，戴着席帽子转悠。赶集就买个大南瓜。村头同辈份的人和他开玩笑，“你儿子能了（本事大了），你也直起来了。”“我不直，直起来倒了怎么办，哪天倒台了呢。该咋着咋着。”
2003年3月31日，山东日照，来自河北衡水的农民杜双华陪同政府领导挥动铁锹为日照钢铁项目埋下奠基土，矮胖身材的杜双华站在奠基的人群中，平静的脸上看不出太多的兴奋。
项目奠基半年后出铁出钢，2006年，钢产量达到355万吨，销售收入达到110亿元，几乎一年一个台阶，开始爆炸式地发展。2007年，钢产量就增加了6倍达到775万吨，销售收入286亿元，上缴税金13.78亿元。
同样在2003年上马的江苏铁本，在次年就因“铁本案”被重点查处，戴国芳却因涉嫌虚开抵扣税款发票锒铛入狱，这其中的奥妙值得玩味。
在日照钢铁成立前，杜双华于2003年2月成立京华创新集团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一个鲜为人知的关键人物——刘凤岐，对杜前期事业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刘凤岐与前文提到的大邱庄庄主禹作敏颇有渊源：刘凤岐曾任天津尧舜集团副总。天津尧舜集团是禹作敏于1992年11月将华大集团分拆设立的四个集团公司之一。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焊管业主要集中在大邱庄一带。自从禹作敏入狱后，大批制管人才外流，其中就包括刘凤岐。
他后来在大邱庄创办岐丰集团，2014年因资金链断裂破产。
你不知道历史在行进过程中，留下什么来拯救你，留下什么来埋葬你。
六
2008年，一部由李幼斌主演的电视剧《闯关东》大火。清朝末年，朱开山一家因为生计由章丘朱家裕迁至东北，凭借鲁菜馆在东北站住了脚。
闯关东是中国近代史上三大移民潮之一，另外两大移民潮是走西口和下南洋。闯关东的主角是山东人，贫苦的山东农民冒着生命危险一路北上。然而2008年的现实比电视剧剧情更加惊心动魄。
年初，南国大雪覆盖，5月12日汶川地动山摇，到了8月8日，北京奥运会又在美轮美奂的开幕式中拉开帷幕。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这一年爆发了让国人愤怒的奶粉三聚氰胺事件，10年后东北企业长生生物生产的不合格疫苗案爆发。
有人说时代在进步，然而我们却总觉得瞬间又站到历史的原点。
这一年年初美国大选尘埃落定，奥巴马当选。影响更为深远的却是看似离我们很遥远的美国次贷危机正在蔓延。
北京奥运会落幕后的20天，美国当地时间9月14日星期日，雷曼兄弟在美国联准会拒绝提供资金支持援助后提出破产申请，而在同一天美林证券宣布被美国银行收购，然后拉开了全球股市大崩盘的序幕，中国股市更是从6124点跌到1814点。
为了应对危局，中国政府迅速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初步匡算，实施这十大措施，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称之为“4万亿计划”。
中国经济增速在2008年第四季度下降了4个百分点，2009年一季度的GDP增长率只有6.2%。
冷冰冰的数字下是更残酷的现实。
元旦刚过，在山东的韩企40多名韩国高管半夜从我国多个机场出境回国，烟台世刚纤维有限公司3000多名职工一夜之间下岗。
据韩国产业资源部设在青岛的代表处统计显示：2001年到2007年间，未正常清算撤离的韩国企业有206家，仅2007年就有87家，以上统计还不包括胶州、烟台等韩资企业集聚地。
由于地缘毗邻，山东一度被认为是韩国中小企业的投资天堂，2007年底，国内约有韩资企业46000家，1/3在山东，其中青岛就有4000多家。
不仅韩资，日资企业也大规模撤离，2005年，山东省的日本企业近2000家，截至2014年11月，这一数字变为1000家左右。
在日韩大规模撤离的同时，国内企业日更加难过。在1999年推出山东省首家电子商务网站的三联集团，2月14日，其持有的三联商社2700万股权被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拍卖，三联集团自此失去了第一大股东的地位，而背后的举牌者是国美集团，而蹊跷的是历经五轮拍卖，国美每次拍卖前都声称不会参与竞拍，但每次的竞买人当中都有国美的影子公司。
2008年黄光裕三度登顶胡润百富榜。更戏剧的是，11月27日9点30分，黄光裕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警方带走调查。第二天，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人在回答关于黄光裕案件时说，黄光裕涉嫌三联商社、中关村股票异常交易案被稽查。
最终2014年，三联集团破产清算。
曾经的三联集团，是山东最早一批计划单列企业，商业销售曾连续十年排名全国第一。在国家863计划中，三联被科技部确定为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示范工程唯一企业。高峰期拥有几万员工、160家公司，业务横跨房地产、商贸流通、电子信息技术、旅游文化和传媒等五大产业。
而从巅峰跌落则源于1998年押宝房地产，操盘省直机关福利房，演变成旷日持久的纠纷，在房地产最辉煌的时期，由于战略执行上的一系列失误以及与政府关系处理存在问题，导致了最终破产清算。
而这一年初夏，马云突然离开杭州，来到重庆北碚缙云山白云观住了下来，这一住就是三天。在这三天里，他唯一的目的就是不发一言，他禁语了。
2008年，“国进民退”声音再起，而山钢重组日钢被普遍解读为“国进民退”强制收购的标本。
3月26日山东钢铁集团挂牌成立，山钢集团一成立就着手推进山东省钢铁工业整合。按照山东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钢铁工业结构调整的意见》，山东钢铁将投资1300亿元建设2000万吨日照精品钢基地，其中，新建项目规模1500万吨，收购民营企业日照钢铁公司保留其500万吨钢生产能力。
11月5日是杜双华人生中的另一个分水岭，这一天，山钢与日钢宣布正式签署重组意向书，由年初就开始计划的山东钢铁行业整合终于啃下了日照钢铁这块“硬骨头”。11月10日，日照钢铁启动裁员，杜双华发出《致全体员工的一封信》。杜双华在信中写道：“这是我们日照钢铁生死存亡的关头，进一步就会加速走向死亡，退一步或能求得生存。”
而同样是兼并，1997年齐鲁石化兼并淄博化纤总厂、淄博石化厂，这一被称为“建国以来最大的一起企业兼并案”，被打造为国企兼并的样本，此案因涉及债务总额30多亿元，盘活存量资产20亿元，堪称当时国企兼并之最。
虽然兼并案很成功，但也不无声音质疑，有人指出在兼并过程中政府作为国有企业出资人代表的权利界限过于模糊，政府行为的依据不是私法规范。
但10年后，山钢兼并日钢对于这样质疑声音早已经充耳不闻。
同样是因为钢铁，曾经全省纳税明星企业淄博万杰也陷入困局，6月17日，万杰集团所持万杰高科所有股权在淄博被司法拍卖，鲁商集团以每股1.03元拍得1.6亿股。走到今天的困境，则是由于过于迷信政府的力量，万杰集团才会在地方政府授意下，在不恰当的时机进入钢铁行业，后来政府又无力协调企业与银行关系，最终整个集团资金链陷入困局。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说：2008年的中国已经走出改革初期的浅滩阶段，正站在大河中央，选择彼岸到彼岸的位置。
仍然高居全国GDP第二名的山东，此时矗立大河中央，望着彼岸，而水下却已是暗潮奔涌。
2008年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暗潮越来越汹涌，山东如何涉过险滩？除了思想保守、文化传统之外还有哪些因素阻碍山东的发展？在互联网经济兴起的时代，没有参赛的山东是否还有进场并弯道超车的机会？
七
2009年，盘踞全国GDP排行榜第二名5年之久的山东被江苏一举反超。
这次排名上的变化，当时并未在山东引起大的波澜，稳如泰山的山东人在老三位置上待了近10年后，才惊慌失措地发现追兵越来越近，标兵越来越远。
虽然，今天以GDP作为主要指标来衡量地区发展程度受到越来越多的诟病，但排名变化背后是经济实力此消彼长的现实。
这10年间，广东、江苏、浙江做对了什么？山东又错过了什么？
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愈演愈烈，日益开放的中国面对来势汹汹的金融危机匆忙应对，地处开放最前沿的广东、毗邻日韩的山东更是首当其冲，在危机的漩涡中，两地采取的应对策略在实践中成色如何愈发分明。
广东一大批中小企业从改革开放初期“三来一补”业务发展而来，凭借廉价劳动力获得比较优势，在出口突然下滑后无力应对，一时哀鸿遍野。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了“双转移”和“腾笼换鸟”战略，培育“吃得少、产蛋多、飞得远”的“好鸟”，中小企业似乎成了广东“最不受欢迎”的“坏鸟”。
在“稳定”作为我国最底层政策设计的观念中，这种看似不管企业死活，置工人失业于不顾的做法被群起而攻之，有人讥讽说“腾笼换鸟、鸟去笼空”，《人民日报》甚至刊发了一篇题为“扩大就业须善待中小企业”的时评直指“腾笼换鸟”的粗暴。但《南方日报》随即“还击”，称“中小企业永远是广东的座上宾，倒闭的中小企业是落后生产力”。
改革开放初期，这种南北媒体唱反调颇为常见，但在改革开放形成共识的30年后类似舆论对峙已十分罕见，可见面对危机的社会割裂之明显。
面对舆论的讨伐和金融海啸冲击，汪洋和广东省委省政府没有打算退让，立场一直相当坚定，持续推进“腾笼换鸟”，中小企业的存亡、大批农民工失业等考量居次。
国家和地方政策的博弈源于双方高度和统筹区域不同，单纯的评价是非对错有莽撞之嫌。虽然广东的强劲手段一时没有获得中央的正面支持，但是中央的宽容也给了“新鸟”丰满羽翼的空间，没有凭借权威把幼鸟扼杀。在保持底线和维护核心的基础上给予地方发展经济最大的探索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重大的政治收获之一。
然而，令人扼腕的是敢于叫板《人民日报》的南方报系在互联网的狂潮中日益衰落，20年前那句“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依然在耳边嗡嗡作响。
离北京更近的山东，在金融危机中迅速推出了以保增长为目标的21条政策措施，祭出1.6万亿的投资计划。省政府成立专门三大指挥部应对危机，工业经济运行指挥部就是其中之一，这个集中了40个部门工作人员的临时机构日夜不停地运转，对重点产品、重点企业、重点技改项目、重大节能项目、大型商场十天调度一次，对煤电油运情况每天进行调度。
指挥部以期通过能源的实际耗用变动来掌握经济运行的蛛丝马迹，单纯的统计数字已经无法满足当局对经济形势的判断。
指挥部在了解到492户中小企业和350户大型骨干企业急需流动资金时，他们立即组织企业与金融机构对接，仅用20天就落实流动资金39亿元、贸易融资和票据贴现等其他形式信贷42.3亿元，及时解决了个别企业出现的资金链风险问题，稳定了企业的生产经营。
这些数字只是冰山一角，一大批银行贷款在政府的背书下注入企业，山东的“保鸟”策略让无数企业侥幸续命。
这样的举措不可谓不有力和迅速，甚至副省长在全省大会上亲自为“魏桥倒闭”的传闻辟谣说：“山东魏桥创业集团16万名职工无一人下岗，其中有14万名是农民工”，这些数字背后是16万个家庭的生计和稳定，他们的工作不单单是生活需要更是政府的政治任务。
实际上，金融危机中魏桥确无破产之虞，在短暂受挫后重拾快速发展之路，2011年进入高精铝板带箔、新材料领域；2014年甚至进入了采矿领域，其在非洲几内亚开采的第一船18万吨铝土矿石在2015年冬抵达山东，2016年销售收入达到3750亿。
同样位于一个小县城（临沂临沭县）的山东常林集团更是逆势而上，投资26亿元，设立中川液压公司建设国内最大的机械动力流高端产品项目，引进世界顶尖设备，该项目因核心技术的突破被列入“国家火炬计划”和“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常林在管理上更是大手笔投入，引进曾在博世力士乐公司任职的钟默担任总裁，力推改革。
危机中，以白色家电闻名的青岛企业因“家电下乡”政策获益匪浅，据媒体报道，该政策实施一年，海尔仅此一项就实现了超过500亿元的销售额，同时，成功扩大了销售网络，成立了10年之久的“日日顺”物流发展壮大，在香港成功上市。
对于“家电下乡”，擅长写文章的企业家黄鸣态度一直复杂而多变。2009年，黄鸣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呼吁，将太阳能纳入“家电下乡”之列，试图借助政策提高市场占有率，但不久由于坚持“高价”商业模式被迫退出，并为此，他写下万言书力谏“下乡谨慎而为”。
时间证明了黄鸣的远见，随着政策深入实施，实际操作与制定者的初衷偏差越来越大，批评意见越来越多，在坚持了6年后决定退出江湖。
就在山东“家电下乡”政策结束前2个多月，省商务厅发布公告称将取消423家填报虚假信息销售网点、2172家无销售纪录网点的“家电下乡”销售资格，被取消的销售网点中，不乏知名企业，获益匪浅的海尔旗下日日顺电器，皇明太阳能也名列其中。
关于黄鸣的故事，9年后，随着黄鸣文章日益犀利而高潮迭起。此时，一个人在高潮中走向谢幕，那就是风光一时的顾雏军，顾在2009年终审宣判获刑十年，这一切源于5年前面对“国退民进”的质疑拍案而起的冲动，他的对手是出生于台湾的经济学家郎咸平，祖籍山东潍坊。
这样的乡土之谊并没有让郎咸平放过山东企业，在将矛头对准顾雏军的格林柯尔前，他首先炮轰的是海尔，以“四问”的形式，质疑海尔正进行着“曲线MBO”，与顾雏军针锋相对不同的是，海尔仅仅一句“郎先生发表的文章是以‘海尔是国有企业’为前提的，众所周知，海尔不是国有企业”作为回应，苦无对手的郎咸平遇到了暴跳如雷的顾雏军。
面对危机，张瑞敏的沉着应对与顾雏军的针锋相对，二者高低判若云泥，后来者聪明人以此为鉴，不服者重蹈覆辙。
海尔集团2010年实现全球营业额1357亿元人民币，同期华为的销售收入是1852亿，而就在6年前还不及海尔二分之一。
5年前，没有被马化腾说服的张瑞敏提出了：“海尔不是要成为一家跨国公司，而是要成为一家真正的互联网公司。”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海尔内部组织体系、管理理论创新从未停止，人单合一、小微创业等变革推陈出新，毕竟这是海尔最擅长的。
与海尔同城的“五朵金花”，除海尔外，海信集团旗下海信广场正在全国遍地开花，双星集团主业从做鞋转向为汽车做鞋，并成为山东唯一一家上市轮胎企业，从2006年开始二次创业澳柯玛进军电动车等行业，前几年大规模收购的青岛啤酒此时展开第二轮的快速扩张。
此时，远在浙江杭州的阿里巴巴刚刚度过10岁生日，其旗下的阿里云计算刚刚成立，在未来几年，阿里巴巴开展了收购、拆分、香港私有化等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操作，此时的马云越来越让人捉摸不透。
与郎咸平批判“国退民进”相呼应的是，此时的山东正在大力推进国有企业重组整合，先后组建了山东钢铁集团、山东重工集团、山东海洋投资公司、山东海运公司、泰山财产保险公司等。
山钢集团甫一成立就以雷霆手段兼并了日照钢铁，消息传出后，全国媒体和专家用脚投票，称其“实乃霸王硬上弓”，多数为此抱不平的专家认为，山东省国资委不应该让民营钢企感到心灰意冷，而济南的压力被称“每一小时都在增加”。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早已淡忘了政府的强势与杜双华的无奈，但资本不会忘记。
距离日钢不足1小时车程的晨曦集团此时正踌躇满志，在邵仲毅的指挥下进入了一段急速扩张期，2012年投资37亿元用于莒县县域十大项目建设，在西双版纳、陕西、江苏、青岛、临沂等地投资了30多亿元的建设项目，根据邵仲毅的预期，这些项目将在两三年内全部建成投产，“届时等于再造一个晨曦集团，使销售收入过千亿，上缴税金突破200亿，跻身全国企业500强”。
山东重工集团的成立更是担负着振兴山东装备制造业的重任，主要领导悉数出席揭牌仪式对其寄予厚望。
山东重工的核心资产是潍柴动力，潍柴的快速发展始于借壳湘火炬，2004年，德隆系崩盘，在争夺湘火炬斗争中，谭旭光连夜拜访鲁冠球，潍柴逆转万向，成功拿下湘火炬，成功借壳A股上市。此后，2009年，潍柴收购法国博杜安公司，2012年，潍柴再下两城，先是拿下全球最大的豪华游艇制造企业意大利法拉帝集团，紧接着又战略重组德国凯傲集团，2015年海外收入占比57%。
值得一提的是，德隆系的崩盘与郎咸平有极大关系，而德隆系的创始人唐万新曾在华东石油学院(山东东营，现为中国石油大学)工业经济系就读，一年半后退学。
唐万新曾求学过的东营拥有独特的油地军校四维共建模式，经济对油价涨跌极其敏感。2008年曾经创下了147美元/桶最高纪录的国际油价，在2009年跌至33.20美元/桶，受此影响一直盘踞全省纳税排行榜冠军的胜利油田逼近亏损边缘，依附于油田的一大批改制企业销售额下滑。与此同时，美国再次举起反倾销大棒，东营市两大支柱产业石油管和轮胎中招，数十家企业被波及。
就在山东大举推行“国进民退”时，与山东毗邻的江苏境内，苏州工业园区迎来了它开发建设十五周年庆典。这个工业园区一诞生就自带光环，它萌芽于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启动于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15年的发展使其成为了全国工业园学习的典范。
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曾多年担任苏州工业园区工委书记，后来他谈起苏州工业园的成功经验说，当年新加坡和中国的合作中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苏州所有乡一级以上干部，江苏省各部门、中央各部门有关该项目的干部，全部到新加坡去培训。
人是干事创业的最关键变量。
2010年，蔚为壮观的南山大佛正式对外开放，这一年，她的投资建设者宋作文家族被山东当地媒体评为“山东首富”。
坐落于北京月坛南街38号的国家发改委和能源局是我国数以万亿计的投资项目的审批和审核权力机构，刘铁男在这个单位工作了将近30年的时间，从02年到12年他的事业逐步进入到巅峰状态。
此时，山大毕业的宁高宁正带领中粮集团四处出击锐不可当，自称放牛娃的他降服蒙牛，2009年当选中国经济十年商业领袖，业内称之为资本运作的高手。宁高宁出生于山东滨州，先后执掌过华润、中粮、中化等国企。
村支部书记出身的朱新礼，刚从德隆系崩盘危机中全身而退，打算把一手创办汇源集团当猪一样卖掉，但是政府否定了这一计划。
这十年间，虽然颇受金融危机影响，但是山东总体经济活跃度依然高涨，无论是村镇企业还是国内外知名企业，在危机中他们想抓住政府放宽融资的机会快速扩张，在寒冬到来前攒够足够的粮食，也想攒够与政府谈判的筹码。
然而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得手”角力中，究竟谁能够坚持到最后？
八
200年前，英国诗人雪莱写下了：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然而，我们正在经历最漫长的深秋。
2011年一位连续三年没有回山东老家过年的记者，在南方的艳阳里写下一篇文章在家乡掀起了巨大波澜，他因此成为家乡人眼中的仇人，县委书记甚至在全县干部大会上，脱稿斥责其“恩将仇报”。
这名记者的名字叫柴会群，他的家乡叫邹平，他的那篇文章题目叫《高利贷狂潮中的“成功者”样本——非活不可》，刊发的媒体是《南方周末》，斥责他的时任县委书记叫王传民。
“众叛亲离”的柴会群在2014年继续推出《血债——山东邹平“高利贷”命案调查》， 更露骨地揭开了邹平民间高利贷的黑幕，把业界享有“民间借贷，全国县级城市看邹平”评价的小县城推上了风头浪尖。
内情我们且不去详述，但相关人员未来结局颇有意味。2014年柴会群被评为南方报业年度记者，3年后因医疗虚假报道被判败诉，败给了现在赫赫有名的王局——王志安。2018年曾斥责柴会群的县委书记王传民在山东省粮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任上被查，其前任刘士合不久后亦被调查。
邹平本来是默默无闻的小县，远离其所属滨州市区，离省城济南更近。20世纪30年代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在这里进行乡村建设运动，后因日军侵华中断，其执意身后埋骨于此。70年后，民办教师出身的刘士合担任县委书记，在刘主政期间，奠定了“邹平模式”的工业基础，使这座县城日后拥有了世界五百强魏桥集团等9家上市公司，成为山东第一。
刘士合治下的邹平，可谓“无政不商，无商不政”。全县的党政干部都要围绕企业为中心，政府密切介入企业扶植中，甚至直接进入企业肌体内部。县里根据企业纳税额论资排辈，交税越多，企业家在县里的地位也就越显赫。
一位退休的政府工作人员透露说，邹平县每年都会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第一个发言的企业家必是张士平，“不用多说，张总只要很平淡的说出今年又交了几十亿的税，我们坐在下面的人都会心中一凛，那可是县里税收的一半，很震撼。”
其后继任者承袭了这一战略，被认为“利于保持发展思路和政策的稳定”。但刘士合及王传民沿袭的发展方式，带有强烈创业初期的草莽习性，模糊的政商关系极易为腐败埋下祸端，2018年王刘的纷纷落马印证了这一判断。
在全国百强县排行榜中，山东一直位列第二。县级区域经济的发达离不开众多大中型企业支撑，而这些企业的快速崛起无不与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有关。他们大多属于纺织、钢铁、轮胎、造纸、石化、有色金属等重工业，这些传统行业多是高耗能、高污染、劳动密集型产业，看似不需很多高科技核心技术也能运转，在沿海大城市并非优势产业，但在资源丰富、劳动力相对低廉的农村还能施展开拳脚，而市场需求也大得惊人。
但早期由于缺乏法律和制度上规范，政府角色的定位模糊，合法与非法的界限不清晰，为后面执政者与企业家的命运埋下了暗雷，历史的原罪永远无法功过相抵。
柴会群报道邹平高利贷案时，情况已十分严重，到2016年，聊城辱母案更令山东高利贷乱相为全国普通民众所关注，高利贷的背后已是众多中小企业生存难以为继的现实。
2014年，青州一家民企的董事长跑路更是引爆了担保圈，青州、淄博、滨州、济宁、东营等地也爆发了企业联保危机，多地陷入恶性循环：亏损——高管被查——跑路或被抓——资不抵债——无力清偿到期债务——联保企业拖下水—破产。
恶性循环的源头是互相担保。国有银行改制后，银行更多回归企业属性，控制风险是重要考虑因素，为了解决贷款难问题，企业之间担保、互保成为普遍现象。对于中小民营企业而言，由于受到自身可抵质押资产稀缺、银行与企业间信息不对称、第三方担保机构成本较高等因素制约，通过同区域内相识企业或上下游企业间互保既可节约融资成本，流程又相对简单，且成功率相对较高，设立互保、担保机制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贷款难的问题，这种模式极大地促进了企业发展。
然而这种引以为傲的民企“抱团取暖”模式在危机到来时却瞬间变为“火烧连营”势不可挡。
企图挽救企业于水火的政府也不得不做出“壮士断腕”的决策。东营广饶县以轮胎、造纸位列全国百强县行列，自2015年轮胎企业德瑞宝倒闭后，盛泰轮胎、永泰轮胎、沃森轮胎、奥戈瑞轮胎、国风轮胎、奥隆炭黑、正顺车轮、汇通刹车片等一大批企业被接管、重组、破产清算。
广饶轮胎产业仿佛被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曾经被推崇的村镇企业“西水模式”也传奇褪去，能否度过危机还是未知数。
2017年，曾经的中国500强企业山东天信集团陷入债务泥潭，7家关联公司天信集团、天圆铜业、天信光伏等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其中负债最多的山东天圆有限公司负债总额高达104.52亿元，负债率高达180.77%。
2018年6月27日，大公国际又突然下调了试图托管天信的山东大海集团主体评级到A+，从AA评级骤降到A+，展望调整为负面，其再融资压力倍增。
这些企业曾经庞大到位列全省乃至全国民营企业前列。此时，甚至全国排名第二的魏桥因境外机构一则报告乱了阵脚。2017年3月初，做空机构 突称，魏桥集团旗下中国宏桥存在财务业绩异常、虚报电力成本、漏报81亿氧化铝成本、且存在大规模关联交易利益输送等。
一时江湖风声鹤唳，魏桥发出紧急求援令。
然而魏桥的危机不止这些，其面临的环保压力也空前增大，其违规自建电厂、电解铝等多个项目被中央叫停，超乎寻常的高压态势已不是地方政府所能庇护。
与魏桥同城的齐星集团爆发百亿元债务危机，债务链中，除了有超70亿元的银行债务外，还有40亿元左右的社会融资。危机伊始，邹平县政府、西王集团、齐星集团三方签署托管协议，西王集团开始实施对齐星集团托管，副省长召开风险化解专题会议。随着时间推移，无论是“齐星集团自救”还是“西王集团托管”，均没有挽其危局，最终选择“合并重整”。
有形的手此时已经颤颤抖抖，无力承担更多的压力。
899年前春节后不久，曾经的“山东首富”西门庆倒在了在毕生最爱的事业上面，他一手创办的商业帝国顷刻崩塌。
2018年，曾以190亿元成为《2016胡润全球富豪榜》上的山东首富邵仲毅创办的晨曦集团申请破产，在3年前信誓旦旦要再打造一个“新晨曦”的邵仲毅连“老晨曦”也没有保住，地炼大面积亏损成为了压垮晨曦的最后一根稻草。
山东是全国最大的地炼集聚地，明星企业众多。据路透社报道称，已有近40%的中国民营炼厂处于亏损，市场占有率节节败退。按照一种统计口径，6月地方炼厂处理每吨原油平均亏损约300元人民币。而在2016年初时，每吨原油的加工利润尚有900元人民币。再加上国家堵上征税漏洞，地炼企业步履维艰。
在危机中逆势而上的常林集团在2015年底陷入资金链断裂危机中，2017年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同时媒体曝出，其依靠“国家级鉴定”的光环通过涉嫌科研造假、财务造假的手段接连获得来自国家以及省市多个部门给予的十多亿元的科研资金支持以及数十亿元的银行贷款支持。其引进的高端管理人才，也因观念不合被束之高阁。
除此之外，临沂江泉集团、西王集团、菏泽洪业集团和玉皇化工等企业也接连出现资金问题，这些企业资金规模远远超过了政府承受能力。
山东之外，电信届双雄中兴和华为命运迥异，中兴因美国制裁而不得不接受屈辱的条件，而华为因任正非超前远见影响较小，2017年收入达到6036亿，海尔销售收入为1593亿元，仅为华为的四分之一，甚至被格力和美的远远超过。十年前布局云计算的阿里巴巴成为新经济龙头，市值一度超过5000亿美元，平均每天纳税超过1亿元。腾讯近来虽然受到各方质疑，但是其社交领域的地位仍然无法撼动，百度在被质疑后凭借人工智能快速反弹，物联网、共享经济、区块链等概念层出不穷。
与此同时，一大批独角兽企业快速崛起，蚂蚁金服、滴滴、小米、阿里云、美团点评、宁德时代、今日头条、菜鸟网络、陆金所、借贷宝等位列前十名。2017年入选榜单的中国独角兽企业共有164家，分布在全国20个城市，其中，北京、上海、杭州、深圳成为独角兽的主要聚集地。
尴尬的是，山东无一家入选。
10年间，广东“腾笼换鸟”，新鸟已经羽翼丰满，蓄势待发；江苏“凤凰涅槃”，苏南模式再次焕发新活力；总量位居山东之后的浙江更是凭借阿里巴巴抢占互联网高地，经济含金量已远超山东，而以“群象经济”自居的山东迷失在昨日的星辰大海中，深陷在涌动的暗流中。
九
俺曾见，金陵玉树莺声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过风流觉，把五十年兴亡看饱。
孔尚任《桃花扇》中这一段唱词广为流传。孔尚任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他在继承儒家的思想传统与学术基础上，对历史兴衰颇有研究。
孔子和儒家文化是山东人永远绕不过去的话题，成功则从中寻找依据，失败则从中发掘理由。孔子说“学而优则仕”，于是大家都说山东人喜好当官源于孔子教诲；儒家“重农抑商”，于是大家把今天的锅甩给了2000年前的古人。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仕，事也”，意思是工作之后还有余力的就应该去学习、进修，不断提高自己；学习、研究之余要多参与具体的工作与实践，这与企业家推崇的“知行合一”，异曲同工。
关于当官，根据黄章晋在《山东人真有那么爱当官么》中公务员考试数据分析，甘肃、贵州、云南这种经济落后，机会极少的地方，才是考公务员热情最高的地方；江苏、浙江、山东这三省，人们考公务员的热情其实差不多；广东、海南人才是中国最缺乏当公务员热情的地方。
虽然爱当官没有可靠的依据，但在梳理企业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山东企业格外迷信政府，而政府热衷插手企业经营却是真实存在，这大抵是症结所在。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中国旧王朝依靠道德而不是技术在运转社会”，在当前社会，法律和政策取代了道德，但是人情世故依然能够影响对法律的解读和政策的执行。
据了解，只要是邹平或者山东籍的官员退休了，张士平都会主动找上门请他们做企业顾问。官员不分部门，不分高低。这被解读为熟谙“官商之道”。
宋作文每上一个新项目之前都要向上级部门汇报，若是上级同意，他就立马要相关政策支持。
至今，“东张”张瑞敏的海尔依旧保留着政府股份，“西张”张士平的魏桥也一直保留着县里供销社的股份，而马云则认为要跟政府谈恋爱，不要跟政府结婚。
融合各类社会资源，处好政商关系是中国成功商人的共性，山东企业表现的更为突出。然而当利益受到严重冲突时，政商关系就变得十分紧张。
善于写文章黄鸣在其公众号发文实名举报德州市委书记，迅速引爆舆论。皇明太阳能的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8年前那场带给他和德州无限荣耀的大会成为今天政商关系恶化的引爆点。
山东现有政商关系源于企业早期发展过程中，政府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力量，“小县城+大企业”模式在山东备受推崇，除了本文涉及的企业之外，还有京博、瑞星、传洋等一大批企业，其成长路径与魏桥颇为相似，这样的群体也可视为中国民企发展的缩影之一：起于草莽、果敢野蛮，善辟蹊径，勇于博取；他们能在产业周期起伏、宏观调控、产权之争等历险中左右逢源，总能准确抓住鲜有的机会，轰然成势。
随着时代进步，他们某些特质逐渐被社会所不容。2015年，宋作文因刘铁男案，辞去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临沂王廷江殴打空警、广饶永盛董事长刘占一殴打警察等事件屡屡被曝光，低调的背后江湖之气仍未泯灭。本文开篇的早期功勋企业家正在以不同的方式逐步离场。
一位见证了宋作文整个创业历史的县委书记说：胶东半岛的乡镇企业曾经红红火火，但乡镇企业家们多有浮躁，经不起名誉与利益的诱惑，热衷于政治轰动资本，所以无暇专注企业发展，当市场变化后，他们已经不适应市场了，因此一个个倒下去了。
企业家的秉性决定企业的发展，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民企发展的洪流中俯拾即是。
山东以齐鲁大地自称，而常忽略了齐鲁本来就是崇文尚武的矛盾结合体。齐文化尚功利，鲁文化重伦理；齐文化讲求革新，鲁文化尊重传统。所以在酒桌上，山东人即讲尊卑长幼，酒至酣时，却又称兄道弟起来。
除了政商关系，盲目“多元化”也成为今天危机的导火索。晨曦集团业务以石油化工起家，后来进入粮油加工、国际贸易、文化旅游等业务，并大手笔进入大豆贸易融资，最终由于主营业务低迷导致企业破产，而大豆贸易融资却是最后银行“抽血”的主要原因。
与晨曦集团的遭遇类似，齐星集团是一家以铝产品深加工为主业，并涉及电力通讯铁塔、新材料、金融、地产等领域，前几年由于信贷规模迅速扩张，容易拿到银行贷款，然后四处投资。随着经济进入下行周期，这些投资成为拖累，甚至把企业拖向债务的深渊。
东营天信集团亦是如此。2008年开始，天信集团业务从纺织向冶金、有色金属和新能源领域拓展。然而投资的铜业和光伏产业，都接连遇到产能过剩、铜价下跌、欧美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等影响一度受挫。
“多元化”在山东大中型企业的共性，最典型的是所有大中企业都涉足房地产，包括海尔、海信等本文提到的所有企业。他们不是基于主营业务产业链条的延伸，而是遍地开花，跨度惊人，最后左支右绌，跌落悬崖。
与之相反的是，华为30年来坚持集中炮火向一个城墙口进攻，几百人、几万人的时候也是对着这个“城墙口”进攻，现在十几万人还是对着这个“城墙口”冲锋。密集炮火，饱和攻击。每年1000多亿元的“弹药量”炮轰这个“城墙口”，研发近600亿元，市场服务500亿元到600亿元，最终在大数据传送上华为领先了世界。
即使是阿里巴巴、腾讯等眼花缭乱的投资，我们发现他们都围绕着自己的核心业务去展开，所有的投资都服务于总体战略布局，与山东企业胡乱开弓的多元化本质截然不同。
关于山东经济发展问题的文章已汗牛充栋，但是无外乎：市场化方向，法治化轨道，制度性成本，新发展理念，中央与地方、国企与民企的关系等……每一个话题都有文章可做，在此不再赘述。
那么最后的问题来了，山东的未来在哪里？仁者见仁，我且抛砖一块。
2018年7月，山东省最高级别考察团南下广东、浙江、江苏学习，考察行程异常紧密，华为、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山东是否一定要培养出华为、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企业才叫转型成功？
如果以此为要义，恐怕又要大错特错了。华为、阿里巴巴这样企业是时代和企业家结合的产物，可遇不可求，不是政府规划和引导产生的。在我看来，山东的未来不在于以培养出华为、阿里巴巴、腾讯为目标，而在于如何让曾经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乡镇企业焕发生机，让更多的新生力量破土而出，让现在众多的“笨鸟”瘦身健体，振翅高飞才是执政的关键。
谁又能预料到这些丑鸟有朝一日“凤凰涅槃”呢？山东常常以自身产业结构偏重而自卑，但这恰恰是崛起的基础，不信我们来看看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产业结构是怎样的？
据统计，2013年美国产业结构中，化工产品（包括制药）+塑料橡胶占全部制造业产值的19.5%；食品饮料占10.8%；电脑电子占9%；金属材料占8.7%；机械产品占7.8%；汽车产品占6.1%；航天运输5.9%；其他产品4.5%；石油煤炭4.4%。
在美国庞大的工业体系中，除了有苹果、微软、波音等全球顶尖公司外，还有一大批诸如霍尼韦尔、洛克希德·马丁、雷神、汤普森、联合技术、伊士曼化工、孟山都、道康宁、卡特彼勒、杜邦、艾默生、辉瑞等无数在各自领域技术领先乃至独霸全球的企业，这些企业的技术实力强大才是美国强大的基石。
所以中国不仅需要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与世界知名公司抗争的大企业，更需要无数在各自领域拥有独门绝技的中小企业。而山东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在山东产业结构中除了航天空白外，其他均能找到，而且有的已经在全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拥有一大批低调而有实力的“隐形冠军”，比如万华化学、国瓷材料、豪迈机械等，他们在各自领域内已经崭露头角，这些瞄准专、精、尖，在全国乃至全球的小行业和产业领域内竞逐“隐形冠军”中小企业，才是山东崛起的资本。
我期盼山东能有阿里巴巴一样的公司名扬天下，但我更希望山东有一大批功力深厚的中小企业“深藏功与名”。
培养中小企业需要足够的定力、耐心和持久力，更关键的是政府砍掉无所不能的手，把成长的空间让给企业，让企业行为听从于市场，让消费者用脚投票。
这一自我革命的过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绝非易事。除了省委书记发出振聋发聩的警示，千千万万的处长、科长、政府工作人员思想的觉醒更为重要，他们作为政策的最终执行者，毫不夸张的说，他们的喜怒哀乐甚至会决定一家企业的生死。
正如财经专栏作家覃里雯所描述的：“这是一片正在被驯服的莽林，光线正在透入，但是很多地方依然被高大的林木遮蔽，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完全脱离计划经济的子宫，政策的变化依然可以随时摧毁民营企业家脆弱的、积攒多年的心血与精力。”
放开手，让更多的光照进来，让微小的草和树木雨露均沾，获得向上生长给养。而这光的发射源就是不被困囿的思想。
正如本文开篇引用那位老人警告说：“思想不解放，实现四化的思想基础是不牢固的。”
时间试图推着历史循环往复，而我们要拒绝历史重演。
公元1898年，戊戌年，清光绪二十四年。
李鸿章与德使海靖在北京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山东半岛被德国租借。
20年后，山东半岛又如礼物般在巴黎和会上被拱手送给日本。
《我的1919》中顾维钧（陈道明饰）说：“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然而再悲情的言语也无法打动贪婪地恶魔，实力才是谈判的资本。
公元2018年，戊戌年，改革开放四十年。
一艘满载大豆的美国轮船途经山东沿海拼命奔向目的地……
写在结尾的话
本文从构思到成文前后经过了将近半年的时间，终于在踉跄中迎来尾篇。
人们都期待结局，而我却享受逼近真相的过程。
常四爷说：“我，我爱大清国，怕它完了！”……
我也爱山东。
上天如此眷顾山东，赠予了山东“一山一水一圣人”，还给了无尽的大海、广袤的平原、丰富的矿藏、庞大的人口、四季分明的气候，教我如何不爱他？
我在行文过程中尽量避开山东企业辉煌的一面，而是把更多笔墨用在了他们如何失败、倒闭、破产。
更抱歉的是我无力写出许多读者期待的更加有深度、耳目一新的观点。
失败、破产并不可怕，因为任何事物都有兴亡周期，生命如此，国家如此，企业也是如此。
正如吴晓波在《大败局》中说：“失败是后来者的养料”。让我们怀着敬重的心去面对每一个风雨中跌倒的企业家，给悲剧一点掌声，给失败一点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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