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是财富之母。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
01江南皮革厂的至暗时刻
提起两次获得世界尤里卡发明金奖的黄作兴，大概知道的人不多。但他有个红遍全国的侄子，名叫黄鹤。
浙江温州，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了。老板黄鹤吃喝嫖赌，带着小姨子跑了……
2013年，这段魔性的旋律突然开始在大街小巷的皮具店循环播放。后来，又有天才网友将其改编成鬼畜歌曲，掀起了一场充满戏谑的亚文化潮流。
事实上，黄鹤的确是江南皮革厂的法人代表。据其身边人说，2011年黄鹤突然消失，应是为了躲避赌债。至于带没带小姨子，没几个人知道。不过，那些钱包、皮带却和他没有关系。他家生产的是皮革，成卷儿的那种。
如今，“黄鹤一去不复返”，街头的喧闹也渐渐平息。但当我们回头凝望2011，却发现当时的温州确实迎来了一段不同以往的至暗时刻：跑路的工厂老板屡见不鲜，而另一个声名赫赫却又争议极大的群体，也在这一年迅速隐去。
他们是温州炒房团。
02真实的谎言
一位身在上海的温州人，身形瘦弱，体重不过百斤，腰间却别着60把房屋钥匙。而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收房租，一天两家，一个月正好收完。
这是众多媒体笔下描绘的“温州炒房团”，言之凿凿，却又面目相似，区别也仅限于钥匙的数量，从25—72不等。更有人加上“坐公交车收租，从不舍得打车”这样的桥段，再博几分眼球。
真实的温州炒房团是些什么人？挣下了多少家业？在这场波澜壮阔的造福神话中，他们究竟是始作俑者还是推波助澜者？纷纷扬扬之下，似乎没有人愿意清楚的回答。而要解读这一切，则首先面临着一众围观者、艳羡者的灵魂拷问：
为什么是温州人？
03被迫致富
关于温州，自古就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而这在重农抑商的古代，不啻为一场噩梦。加之百越距中原万水千山，如今繁华的东南沿海，当年却是“户不足万”的限山阻海之地。
直到靖康之耻，宋室南渡，这里才迎来了第一次大规模人口迁入。只是，“二分薄田”如何撑得起翻番的人口增长？无奈之下，“挑贩客家”走上了历史舞台，胆大者则开始私贩盐茶，商品经济逐渐渗入温州人的血脉。
所以，有人将他们形容为“被迫致富的东方犹太人”。而当改革的春风轻抚古老的土地，还是温州人最先嗅到了商业的气息。1979年，18岁的章华妹偷偷在桥头镇支起小摊儿。第二年，她拿到了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营业执照。
章华妹
一个属于温州人的时代再次开启。他们从家庭式的手工作坊起步，靠着一双板鞋走遍中国。后来，费孝通将其总结为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富农”群体横空出世。
1985年，温州年净收入5000元以上的农户超40万，而全国城镇居民当年平均收入仅739元。
温州家庭作坊
富起来的温州人开始寻找投资的方向，也许是自古以来对土地的耿耿于怀，也许是商业流浪加深了对故乡的眷恋，总之，房子与温州人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1981年，温州卖出了第一套商品房，每平68.85元。3年后，龙港镇大胆试行集资建设，迅速吸引了苍南、平阳、文成等地的富裕农户。
旧时的龙港
今年62岁的龙港人老陈，对当年的景象记忆犹新：
人们争先恐后的把一捆一捆钱往柜台里塞，短短两个月就募集了近千万的“公共建设费”。
火爆之下，温州人发现了“地少人多”的商机，房子开始流通。6年后，一套成本6000元的三层小楼，已经翻了30倍。
如今的龙港
而当龙港模式被推广至整个温州时，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集体炒房行动已是无可阻挡。
04散兵游勇的第一桶金
1996年，我在龙港站前街买了一套房，每平单价近万，结果第二年就跌了60%。
老陈在述说自己第一次炒房的折戟沉沙时，显得非常淡然。的确，当上海顶级地段的房价还在2000每平徘徊时，温州人已经经历了一整个上涨下跌周期的磨砺。
温州的在建楼盘
现在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去外地买房了吧？
在许多人的想象中，温州炒房团的主力应该是老陈这样的生意人，但事实却并非如此。1998年，为了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房产改革走上台前：
取消福利分房，实现居民住宅货币化、私有化。
当在温州某高中教书的叶敏从报纸上看到这句话时，激动地整晚没有入睡。直觉告诉他，一场历史级别的财富机遇就在前方。
第二天，他拿出了自己全部存款，再加上父亲和岳父的一生积蓄，买了2套房。30天后，他的家庭资产增加了20%。
2000年，叶敏辞了职，专心带领亲朋“攻城略地”。而这几乎是温州初代职业炒房人共同的成长路径，他们凭借着与生俱来的商业天赋，拿到了阶层跃迁的入场券。
但事实上，直到2001年8月18号之前，温州人基本是“散兵游勇”。炒房团三个字还未出现在中国大地。
05从家庭投资客到温州太太团
很多年后，当《温州晚报》房产部的李海彦回想起2001的那个夏日，依然记忆犹新：
一共157人，坐满了三节车厢。
最终，他们3天内买走了上海百套房产，豪掷5000万。这就是“温州炒房第一团”的由来。
巨大的示范效应加上媒体的宣传加持，让温州人从此开始“组团”出现。杭州、上海、苏州、福州、宁德……早期的炒房团徘徊于温州周边，其中不乏白发苍苍的老人，每家资金也不过二三百万。他们乘着大巴，啃着干硬的面包，喝着冰冷的矿泉水，带回一纸合同。
这种“初级”的炒房行动，于2004年逐渐起了变化，遥远的成都、深圳开始进入名单之列。
20年前，温州人挑着物美价廉的小商品，走遍中国的大街小巷；20年后，他们腰缠万贯、转战千里，东到上海、西至伊犁、南抵三亚，北及冰城，随处可见他们购房置地的身影，吸引了无数目光的“温州太太团”也在此时登台亮相。
那几年，温州人征服了全国房企，当地房展一场接一场。有趣的是，展会上成交的80%都是女性。她们有钱有闲、出手果决。老公实业赚钱，老婆投资房产，分工明确，效率奇高。
于是，嗅觉敏锐的媒体再次站了出来。2004年三八节，《温州都市报》牵头成立了第一个“温州太太购房团”，名震全国。
也正是因为她们的存在，温州迈入“全民炒房”时代。2008年之前，她们几乎战无不胜，收益超50%者比比皆是，翻番也不算是新闻。
06折戟京城
所向披靡的温州炒房团第一次受阻，是从“帝都”开始的。
早年间，温州人并未染指京城。有人说他们有意回避，害怕掀起波澜；也有人说90年代一批温州人来此投资期货，赔的血本无归，这让他们将此处视为破财之地。
2003年，几位温州老板试探性的投资了几处中关村商铺，立刻遭遇“京圈”的群起抵制。潘石屹甚至主动对媒体表态，只说了三个字：
不欢迎。
四年后，北京房价迎来重要拐点，飙升40%。温州、山西两大炒房团乘乱杀入。有趣的是，当年看不上温州的老潘投奔风评更加“不堪”的煤老板，翻开三里屯SOHO的客户名录，一半以上都是山西富豪。
潘石屹的三里屯SOHO
然而，温州人却在迈进“帝都”几个月后集体撤出，惊呆一众看客。至于原因，“国八条”的出炉自然首当其冲。而08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也让深度依赖外贸的温州经济陷入低迷。
07击鼓传花，谁是最后一人？
从1998至2007，全国房价平均翻了一番，温州人从头到尾享受了这波财富盛宴。但08年的危机却让本地传统产业遭遇重创，出口额骤减。另一边，曾经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对温州来说，转型已是迫在眉睫。
不过，真正让企业主们垂头丧气的是，自己辛辛苦苦打拼多年，最后却没有太太轻轻松松炒房赚得多。于是，这些摸爬滚打半生，有着丰富社会经验和人脉资源的中坚力量，终于下场了。
至于资金，身处民间融资环境最活跃的温州，根本不是问题。而09年的房市也非常给力，暴涨23.2%，超过了前三年的总和。
一边是火爆的市场，一边是翻手云雨的新人，再加上民间的海量资金，一切如烈火烹油。据统计，2010年温州百强企业中，近一半涉足了房地产。另一边，炒房团的运作手法也更进一步，原来太太们的低买高卖迅速升级为资本的游戏。有金融专家直言：
温州炒房团真正的利润来源，其实是民间融资与银行信贷之间的成本差额。
温州老板们的起点：小商品城
疯狂的背后是毁灭，一向精明睿智的温州人应该深明此理。只是之前十年的击鼓传花从没落到地下，没人愿意相信自己会是最后的那一个。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很了解了。随着2010年货币的收紧，温州民间金融环境急转直下，企业资金链大面积断裂。
黄鹤跑了，炒房团没了。
08谢幕
1996年，老陈高位接盘龙港楼市；16年后，他领导的家族炒房团又处在了崩溃的边缘。
9人围坐，一摞楼市研报在彼此间传来传去。有人要割肉，有人要坚守，而72岁的叔叔，已经把手指戳到了老陈的鼻子上。
“确实是我失算了”，他苦笑着说：“和16年前一模一样”。不过，老陈自认几处套牢的房产并不会让他伤筋动骨：
我们基本都是自有资金。麻烦的是09年后加着杠杆跳进来的那波，也确实有个别想不开的，但没有媒体说的那么夸张。
事实是否真像老陈说的如此轻松，旁人不得而知。无论如何，温州炒房团经此一役，再也没有回到过公众视野，似乎从侧面证明了教训是惨痛的。
巧合的是，与温州一时瑜亮的山西炒房团也几乎在同时折戟沉沙。伴随着历时9年的资源巨潮的落幕，煤老板们只剩种种风言流传于江湖。
至于两三年后横空出世的“深圳炒房团”，则是属于年轻一辈的另一个故事了。
09随他去…
中国人对房子的热爱，人尽皆知。但有趣的是，大多数同胞却对房价这个关系人生质量的重要数字，表现的既敏感、又迟钝。
楼市旺季，只要挂出“欢迎温州看房团”的横幅，本地人肯定来抢；而在淡季，雇几个人凌晨排队，就能撩拨起观望者蠢蠢欲动的心。
这是一位开发商的“买卖经”，三分戏谑，七分真心。
在我看来，即便是在巅峰的2010年，温州2000亿的入市资金也无法对全国房价起到决定性的影响。温州人“炒高房价”的恶名，既有“东方犹太人”的名声加持，也有媒体、开发商的推波助澜。
至于09年后入场的那些不择手段的“职业玩家”，市场已经给出了严厉的惩罚。
事实上，如果平心静气的回望那段风起云涌的岁月，你会发现房子相较其他上升通道（例如考上清北、创业等等），已算是一种低门槛的选择了。在1998-2014的漫长时间里，只要你上车，几乎就能有不错的收益。
无论是否炒房，那些入手多套房的幸运儿们，基本实现了财富阶层的跃迁。无数人紧紧跟随着这场前无古人的财富盛宴，改变了命运；也有无数人决策失误，被时代远远抛弃。
而对于温州来说，炒房团消失的背后，则隐含着中国制造换代升级的宏大命题，也意味着“新温州模式”的向死而生。在熬过了蛰伏的几年后， 2019的温州给出了经济增幅8.2%的答卷，跃升全国30强。
温州人还在，温州精神还在。
就在《江南皮革厂》成为网红歌曲的那一年，黄作兴掏了1.3亿，还上了黄鹤的欠债和拖欠工人的工资。更重要的是，一座新厂在临海拔地而起，重组的江南皮革厂迎来了新生。
说起如今依然杳无音讯的侄子，老黄轻轻一叹：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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