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是华夏文明中灿烂却又被刻意遗忘的一段历史。从余存下来的史料我们大概知道郑和指挥着宏大的船队七次游弋与广大的印度洋，其规模之大、时间之早、人数之多、技术之发达均同于或超过大航海时代的欧洲人，这样规模的远航在人类历史上可能是第一次。不过可惜这些远洋的细节大部分已经散逸。随着明成祖朱棣的去世，明仁宗停止了郑和的远征活动。明宣宗即位，郑和最后一次远征以宣扬宣宗的统治。此后明廷重新颁布海禁令，郑和亦已于最后一次远航中去世，类似规模的官方资助航海活动便停止了。更可惜的是，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档案悉数被毁。明人笔记多说这些档案被兵部官员刻意销毁 ［一］，也有人认为是毁于明末战乱。无论如何，明人有意无意地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黎明中放弃了制海权，从而放弃对科技、经济、政治、外交和文化的主导权。郑和下西洋也仅仅成为一段文人们茶余饭后的天方夜谭而已。
从20世纪后期开始，人们又重新燃起了对这段历史的兴趣。原因在于人们开始放弃那种以政治为中心的传统史观，社会学经济学和地理学的方法进入历史学的视野。这就意味着至迟从宋代以来，作为经济中心而非政治中心而被正史“遗忘”的华南历史被重新发现。这些研究向我们展示了正史所未能描绘的一张巨大的海上贸易网。和丝绸之路一起，这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全球化（不包括北美）。这种再发现对今天的现实政治也有有益的启示。20世纪发展起来的考古学更是在缺乏史料的情况下使得这些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真正可行。
这种兴趣并没有停留在学术界。2003年，加文·孟席斯的这本《1421:中国发现世界》赫然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单榜首数周。这更是将这股研究郑和下西洋风潮带向大众。忽然间，不仅仅是学者，记者乃至行者们也加入到这种寻找郑和遗踪的行列来了。纽约时报的记者 D. 通过采访非洲东海岸的一个村庄认定这里的人是郑和水手的后代。2005年所作的DNA测试也支持这一说法。南亚和中东国家也喜欢郑和的故事，因为这说明这些地区在欧洲人来之前是多么的繁华啊，郑和的信仰也是个慰藉。与这股风潮相伴的是中国的崛起。忽然间，中国的崛起变成了中国的回归；中国在非洲的开拓变成了中国回归非洲 —— 北京也乐意看到这种说法，不言而喻，这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最好证明之一。在这股流行风潮中，孟席斯的《1421:中国发现世界》可能是最富想象力、最富勇气的一个。孟席斯宣称郑和的船队不仅仅下了西洋，而且还到达越过好望角到达了大西洋、南极洲、美洲、格陵兰岛、太平洋和澳大利亚。换句话说，郑和秒杀了哥伦布、麦哲伦和达加马。这正是这本书副标题“中国发现世界”的含义。
其实，这个狂欢里，并不缺乏清醒者。工程师们对郑和的宝船是否能够史书里描写的那种尺度感到怀疑。目前所有发现的沉船遗骸 —— 最著名的包括泉州沉船遗骸 —— 都远小于史书中描述的尺度；其次，尽管缺乏细节，通过明人的笔记和考古发掘我们能够大致得知郑和的船队确实是在西洋——南亚、中东和非洲东海岸——活动。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郑和的船队到过南北美洲、格陵兰岛和澳洲，遑论南北极。孟席斯的演绎缺乏直接证据。他最大的动力是大航海时代之前欧洲人已经得到了较为精确的世界地图。而他认为这些地图只有可能是中国人 —— 特别是郑和的船队 —— 绘制的，因为只有他的船队有这个能力。也许 —— 但也许那是外星人给他们的。而郑和水手后代的调查也疑点重重。因为有可能这些基因是通过中东迁过去的，陶瓷和铜钱亦有可能是阿拉伯人带过去的。或者他们是其他华商的后代。因为很难说郑和比其他商人航行的更远。正是因为这段历史充满传奇色彩，我们才要更加审慎，不宜很方便的往自个儿脸上贴金。当然，处于流行文化与历史研究交际的历史畅想作品并不严格局限于此。《1421》的作者便设想了一种听起来可行的办法让郑和发现了世界，然后交给了欧洲人，让人读来即赞叹又可惜。不过在学者看来，这方面的研究仍然在进行之中，说不定未来会有令人振奋的新发现。
最后浅谈一下下西洋停止的原因。有人认为是因为中国人“不够贪婪”，缺乏欧洲人的进取心；也有人认为是儒家文化的落后性，儒家宣扬“父母在不远游”；还有人认为是宋明两代主要威胁来自北方游牧部族，维持强大的海军对防卫和安全并没有直接的贡献。明朝的海禁确实是在土木之变左右开始的。而即使在对付明朝中后期到处流窜的倭寇时海军也没有特别的优势；亦有人认为是自满的天朝上国思想作祟，这在清代显示的尤其明显。这些理由都有各自的道理。另外要紧的一点还是汉代以来统治者所奉行的小农经济的社会经济模式，而刻意压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者地位地下，即所谓的“重农抑商”。这当然使得郑和的远航旨在建立和扩大宋、明的册封体制，因而缺乏收益，即明史所言的“中國耗廢亦不貲”。虽然郑和带回来很多奇珍异宝，这些活动既然无法融入到当时的经济体制当中，也就无法弥补成本了。此外明清海禁的时代正好赶上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使得欧洲生产力的质量优势第一次战胜了中国的数量优势。欧洲人得以远涉重洋侵略世界。若非如此，中国统治者所犯的错误或许能够在几千年里自我纠正。事实证明，一旦具有合适的社会经济制度，中国的发展潜力还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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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陆树声《长水日抄》“国初尝遣王三保太监出使西洋，所致番中方物入贡，后刘忠宣公大夏为兵部，司官中贵献议欲遣使通西洋者。时项忠为兵部尚书，一日旨下部中，查西洋水程，项遣都吏检旧案于库内，忠宣已先检得，匿其籍，都吏检三日无所得，会言官交章谏阻，事遂寝。” ；
焦竑《玉堂丛语•识鉴》“成化间，朝廷好宝玩，中贵有迎合上意者，言宣德间尝遣王三保使西洋等番，所获无算。上命一中贵至兵部，查西洋水程。时项公忠为尚书，刘公大夏为车驾郎中，项使一都吏检旧案，刘先检得之，匿他处，都吏检之不得。项笞都吏，令复检，凡三日夕，莫能得，刘竟秘不言。会科道连章谏，事遂寝。后项呼都吏，诘曰：『库中案卷，安得失去？』刘在旁微笑曰：『三保下西洋时，所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亦以万计，纵得珍宝，于国何益？此大臣所当切谏。旧案虽在，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有无邪？』；
顾起元《客座贅語•寶船廠》“成化中，中旨谘訪下西洋故事，劉忠宣公大夏為郎中，取而焚之，意所載必多恢詭譎怪，遼絕耳目之表者。”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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