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图文来自于国立故宫博物院2006年出版《大观—北宋汝窑特展》一书，“大观—北宋汝窑特展”是台北故宫为庆祝国立故宫博物院建院八十周年所推出的展览，本书不仅收录了台北故宫馆藏的全部汝窑，而且还有余佩瑾等专家对每件作品的详细解读，可谓是汝窑的典藏资料！
009：北宋汝窑青瓷水仙盆
高6.2厘米
口纵18.6厘米
口横26.4厘米
底纵15厘米
底横21.6厘米
故瓷
底款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诗：“官窑莫辨宋还唐，火气都无有葆光，便是讹传猧食器，蹴秤却识豢恩偿，龙脑香薰蜀锦裾，华清无事饲康居，乱碁解释三郎急，谁识黄碁正不如。”
对清高宗乾隆皇帝而言，御制诗中：“官窑莫辨宋还唐，火气都无有葆光，便是讹传猧食器”。透露皇帝并不以为这三件“火气都无有葆光”的水仙盆是汝窑，反而认为它们是官窑。其次，诗中“便是讹传猧食器”一句，被视为是乾隆皇帝将水仙盆看成是猫食盆的典故来源，不仅如此，乾隆十年时（1745）皇帝也透露传旨下令景德镇御窑厂仿烧“汝釉猫食盆”。同时，透露大卫德爵士的文章，也得知水仙盆前往伦敦展出时，故宫的典藏人员亦持“猫食盆”即指“水仙盆”的看法。
即使时至今日，大家已经理解“水仙盆”、“猫食盆”和“猧食盆”指的是同一种器物。不过从中还是出现一些令人感到困惑的疑点，例如唐英于雍正三十年（1735）的（陶成纪事碑）中已出现雍正官窑仿烧“仿铁骨无纹汝釉，仿宋器猫食盆、人面洗色泽”一类的瓷器，表现出雍正时期已将汝窑水仙盆称为猫食盆，并且加以仿烧。同样的，乾隆十年（1745）皇帝传旨下达的旨令中也说出要仿烧的是“汝釉猫食盆”，可是在御题之中，却又以“官窑”相称而不以“汝窑”视之，是因为御题和旨令发布的时间不同，而让皇帝的鉴赏观出现改变，还是另有其他的因素，目前不得而知。
其实，深入追究的话，还能发现“猧食盆”的“猧”字，意指小狗而非小猫。由此看来，即使清高宗乾隆皇帝一时误将“猧”字解读成“猫”意，而以猧食盆来称呼猫食盆，却因乾隆朝《活计清档》的记录中，日后也出现烧造“腰圆笔洗”的记录，从该类器皿的形状及档案前后文的关系中，同时也流露出和水仙盆的关系，而得知乾隆皇帝尽管曾在题诗中说水仙盆“便是讹传猧食盆”，却也不能排除猫食盆后来也逐渐被其他的名称所取代，一如清高宗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再度提笔为水仙盆赋诗时，便以为当年“謂猧食盆诚镧语”。
最重要的，从宝丰县清凉寺窑址出土几近完整的水仙盆、底足残件标本，以及为烧造而制作的垫圈，说明水仙盆于当时的烧造及使用情况。而传世明宣德款“霁青水仙盆”的存在，也间接反映汝窑水仙盆在流传脉络中受到珍视与鉴赏的一面。目前除国立故宫博物院之外，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博物馆亦收藏一件相似的“北宋汝窑青瓷水仙盆”。
010：北宋汝窑青瓷水仙盆
高6.1厘米
口纵15.8厘米
口横23.1厘米
底纵13厘米
故瓷17699
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的四件水仙盆中，三件底部刻题有清高宗乾隆皇帝的御制诗，此件作品虽未题诗，但品相较为完整。从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汝窑窑址曾出土看似专为烧造水仙盆而设计的椭圆形支烧工具看来，水仙盆应烧于所谓的中心烧造区。但传世水仙盆底部的支痕一般都是六枚，此件作品不知是否因烧造过程滑落之故，还是其他不知名的原因，仅存留五枚支烧痕。
它曾是“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The of Art)的展品之一，于1935年在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展出。（余佩瑾）
011：北宋汝窑青瓷胆瓶
高17.9厘米
口径3.2厘米
足径8.9厘米
故瓷
底刻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诗（1775）：“通体纯青缬细纹，用圜旅食古攸闻，难为兄固有其事，生二精陶寔出群”。乾隆乙未春御题。钤印一：“太㺪”。
釉面满布开片，口足皆镶嵌铜扣，底中心刮釉一圈，局部施涂黄色铁汁。沿著刮釉周边题刻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诗一首。对照大卫德基金会收藏的北宋“汝窑瓶”以及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窑址的出土品，发现其造型或如传世所见汝窑长颈瓶一样，圆腹之上拥有细致的长颈。然而或因传世过程，颈部不慎受到损伤，遂形成今日的形制。足底缘露胎，与大卫德基金会的藏品以及宝丰县清凉寺窑址出土品一样，系以垫烧方式烧造完成。
长颈瓶为十二世纪北方窑场经常出现的器形之一，除了汝窑之外，在定窑、钧窑、耀州窑和南宋官窑的作品中，皆看得到相似的作品。高度多半介于20厘米之30厘米之间，口沿存在向上开展以浅唇边收尾和外撇翻转成具有弯弧的窄折沿两种。国立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汝窑青瓷胆瓶”因口嵌铜扣，即或能从同类作品的比较中，而得出原来的样貌，但仍然无法据以判断其口沿究竟是属于哪一种。不过以腹部浑圆、最大径位于腹中心的特征来观察，国立故宫博物院的“汝窑青瓷胆瓶”尽管在尺寸上和以高大形体著称的大卫德基金会藏品有所不同，但腹部形制却是十分相近，明显的表现出两者或来自同一时间、同一窑场的可能性。
同样的，具有和大卫德基金会北宋“汝窑瓶”相似的口沿，亦见于宝丰县清凉寺窑址的出土品、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北宋定窑“白瓷划花莲纹瓶”、大卫德基金会收藏的南宋“官窑瓶”以及大英博物馆的定窑“白瓷瓶”。至于圆浑腹部以及最大径接近于中间的特色，除上述口沿翻转成折沿的作品外，大卫德基金会的北宋“钧窑瓶”和一件据说出土自开封附近的“北宋瓶”，虽然口沿作唇边的处理和翻转成弯弧的折沿不同，然而腹部的形制却可视为和汝窑瓶差不多同时期的作品。
特别是以器形的演变来观察，汝窑长颈瓶和金元之际的玉壶春瓶之间，存在一个由浑圆圆腹逐渐转变至梨形腹的变化过程。亦即以现在所能掌握的资讯来推测，浑圆圆腹且最大径位于中间点的作品，其年代比较早，而接在这个组群之后的则是腹部的重心逐渐向下移动，其形制一如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的“钧窑天青胆瓶”，至今元之际，浑圆腹部的最大径已移至下缘，而形成如同流行于十三至十四世纪的玉壶春瓶形。
“汝窑青瓷胆瓶”器底刻题清高宗御制诗，表现出此件文物曾经乾隆皇帝典藏，只是皇帝或未识此物，在诗中以“生二精陶寔出群”来称许这件作品，看似将釉色典故指向晚明以来极其流行的章生一、章生二兄弟烧陶的故事。可是在诗题中却以咏“官窑”来界定此件作品的窑口。
012：北宋汝窑青瓷纸槌瓶（其一）
高20.5厘米
口径4.0厘米
足径8.7厘米
故瓷4371
底刻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诗（1776）：“陶得纯青生二城，果然色质勝难兄。绿铜试看守口器，书座堪思防意成。簪朵雅意名意蕊，称怀已自息心旌。足钉薛暴诚何碍，讵以微瑕弃美琼。”乾隆丙申仲春月御题。钤引二：“三”，“隆”。
013：北宋汝窑青瓷奉华纸槌瓶（其二）
高22.4厘米
口径4.4厘米
足径8.6厘米
故瓷17856
底刻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诗（1778）：“定州白恶有芒形，特命汝州陶嫩青，口欲其坚铜以锁，底完而旧铁余钉，合因点笔意为静，便不簪花鼻亦馨，当日奉华陪德寿，可曾五国憶留停。”乾隆戊戌仲夏御题。鈐印二：“古香”，“太㺪”。
国立故宫博物院收藏两件汝窑纸槌瓶其形制类似，皆圆口微奢，细长颈，斜宽肩，圆折为上丰下敛腹，平底无足，口部皆已损，编号为故瓷4371的铜扣已失。薄胎上施满淡灰蓝色釉，釉多腴润。薄釉处透明见香灰色胎，在光线照射下，呈现淡淡的粉红色和密布的浅黄色细纹。底周有芝麻支钉痕五枚。以手抚器表，胎体多有不平整处。然而X光片所摄影出的纸槌瓶器壁厚薄匀称，足见工匠技术熟练；细品其釉色，亦见因年岁而已呈黑色点状缩釉多处。
然而此工艺上的不尽完善，并未影响到其整体所呈现出的安静典雅气质。对于汝器有缺陷美的赏析，清高宗乾隆亦将此情怀表达于刻铭中，刻在故瓷4371器底的诗句中，诗云“足钉薛暴诚何碍，讵以微瑕弃美琼。”纸槌瓶支钉的缺陷，虽然被认为是一种瑕疵，但并未影响到清高宗乾隆对汝器整体美的珍视。乾隆对古陶瓷遐而无碍的鉴赏及珍惜的心情，谢明良已提出了诠译；并解译乾隆对“有瑕”古陶瓷的补救措施，镶铜扣即为其中一种方法。此亦可由纸槌瓶的御制诗“绿铜试看守口器，书座堪思防意成”及故瓷17856的“口欲其坚铜以锁”读出乾隆以铜扣来补强及美化已损的纸槌瓶口沿，并藉此铜扣以防不小心再次被损的用心。院藏故瓷17856纸槌瓶的铜扣依在，而故瓷4371的口沿边有不平整的露胎表面，且由口沿边一圈类似胶著剂的痕迹来看，过去也应镶嵌有金属扣。口沿不平整现象的产生应为成器后，器物被切磨而造成。据谢明良的考据，乾隆十九年（1754）皇帝曾下令磨去一件哥窑洗破口的一部分，并镶铜扣以固定。
早在90年代谢明良已强调院藏的纸槌瓶应该为盘口槌瓶器的看法。此亦可由1987年河南宝丰清凉寺出土了相仿的盘口槌瓶及传世高丽青瓷槌瓶，其长颈、斜宽肩及上丰下敛腹的造型，与院藏槌瓶型似，且有盘口的情况得知。
其实有关汝窑纸槌瓶，学界讨论甚多的是底款“奉华”两字。器底上，乾隆皇帝的御制诗道：“当日奉华陪德寿，可曾五国憶留停”点出“奉华”（刘妃）与南宋高宗的关系。又因院藏品中尚藏有仿汝釉奉华尊及汝窑青瓷奉华碟，而器上“奉华”两字所在的位子、字体风格及成字工艺皆有所差异，也因此令学界对“奉华”器所属者及成字年代有诸多讨论。根据文献《六艺之一录》续编十二卷的记载，南宋高宗宠妃“刘夫人…内翰文字及写宸翰，…善画，上用奉华堂印”；卷四百六又记：”奉华堂乃宋高宗内待刘夫人所居之室也，高宗所得珍秘悉令掌之。用此印钤识，然非极品不轻用也。”的说法。而目前学界多采用“奉华”堂为高宗时德寿宫的配殿，为高宗宠妃刘夫人所用的看法。最近学者以铭文所在的位置、书体风格，并比较定窑传世品有“奉华”、“禁苑”等铭文的藏品，且籍由伦敦大卫德基金会藏的汝窑盘盘铭“寿成殿皇后阁”等来谈“奉华”铭的镌刻时代，认为院藏汝窑奉华尊及奉华纸槌瓶为清代后刻，而奉华碟的字体古朴有南宋风格，应为南宋的琢款。
由文字的布局来看，故瓷17856瓶底的五个支钉中间刻有乾隆御制诗及款，诗的左侧刻有“奉华”楷书名。诗及款的文字共分九行，为首及结尾皆为四字，其它七行以最高的支钉点为中轴点，左右两边平均分配诗句，使文字的连线形成一个圆形，此为乾隆朝在御制诗的刻琢上常见的布局构思，是有计画性的。而刻于诗左侧的“奉华”铭亦有计画的呼应，以左上方支钉点为起首，字体大小适中的刻于器底的左侧中间。再“奉华”字体风格上，纸槌瓶的字画结构圆转匀正、字体布局严整，清代中后期的馆阁体。而不同于“奉华碟”铭（图版33）平直劲瘦的字体虽居器外底的中间，但位子偏高，为一种较随性的布局概念。整体上，无论字体或布局的表现方法，“奉华碟”铭皆较接近本展中“丙蔡”款小蝶的“蔡”字的构想，或亦为南宋刻款。
汝窑纸槌瓶原型的来源可追朔到九至十世纪的伊朗及埃及的玻璃工艺，为流行于九到十二世纪间的玻璃作品。因瓶的器型长颈，斜方肩如一把槌，西方学者再二十世纪因其型，称其为“槌瓶”，此或借用中国早在明代已用的“纸槌瓶”一称而来也说不定。 猜测此为伊朗泥沙布尔特的玻璃制品，器用途可能为装油或酒。有些学者则认为盘口，细长颈，大腹的瓶子，适宜装蔷薇水。
虽然目前尚无法得知纸槌瓶于宋代的用途，但北宋宫廷使用西亚贡入的玫瑰水，文献上记载极多。《铁围山丛谈》卷五：“奉宸库者，祖宗之珍藏也。政和四年…并奉承俱入内藏库。…大食国蔷薇水虽贮于玻璃缶中，蜡密封其外，然香犹透澈…洒著人衣袂，经十数日不歇也”。《宋史·大食传》至道元年（995）载“来献蔷薇水二十琉璃瓶”。文献上虽然并无记载来献的蔷薇水以何类玻璃瓶来装盛，但纸槌瓶有可能为装蔷薇水的其中一类瓶子。
纸槌瓶的器型到达东亚的其中一条路线为经由东南亚海路而来，1997年印尼海域发现的lntan号即出土了许多纸槌瓶残器。与此批玻璃器同出的尚有北宋初年的青白瓷、白瓷及越窑系的青瓷等。依笔者之见，此船的年代应在十世纪末至十一世纪的北宋初年，由其装载的器物来看，海运而来可能为玻璃纸槌瓶输入中土的一条路线。
而于中国境内，1986年内蒙古奈曼旗，最晚在1018年入葬的辽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玻璃纸槌瓶，置于尸首所在的墓后室，可能为生活日用品；1983年天津蓟县独乐寺白塔上层塔室亦出土的玻璃纸槌瓶。由此得见玻璃纸槌瓶最晚在十一世纪初已进入宋朝北方的辽境内。而且前陶瓷纸槌瓶以十二世纪的汝窑器为最早见，且从此开始被中国陶工取型烧成陶瓷器。关于陶瓷仿玻璃器的记载，见于《新校本北史·列传》卷九十，其中记载何稠曾以绿瓷仿玻璃器：“何稠字桂林，…善琢玉。稠年十余，遇江陵平，随妥入长安·仕周，御节下士·及隋文帝为丞相，召补参军，兼掌细作署·开皇中，累迁太府丞·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波斯尝献金线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成，逾所献者·上甚悦·时中国久绝琉璃作，匠人无敢措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而隋唐时期的青瓷力求青绿，如越窑系所烧的秘色瓷等，通常认为是追求青玉的质感，而此纸槌瓶器型为仿玻璃器的一个例证，在釉色上，中东生产的玻璃纸槌瓶亦常为青绿色，此或为仿玻璃器之故吧！同时或之后的朝代，纸槌瓶持续的被烧造，并亦以不同的材质。如院藏中尚有青绿色的南宋官窑纸槌瓶、扁圆身的定窑白瓷纸槌瓶、天蓝的龙泉窑龙耳或凤耳瓶等，而明朝亦有雕漆花卉纸槌瓶的制作。成为一种仿西亚玻璃纸槌瓶而来的中国器物类型。（陈玉秀）
014：北宋汝窑青瓷莲花式温碗
高10.1-10.5厘米
口径15.9-16.2厘米
足径8.1厘米
故瓷16929
俯看型如十曲花瓣，口微侈，下接上丰下敛的器腹，立于圈足上，若一朵正在绽放的莲花。整器满釉，仅见外底芝麻钉痕五枚，露香灰色胎土。粉青釉色内外一致匀润，口沿薄釉处见淡淡的粉红光，釉面密布细碎开片纹，造型静谧典雅，为陶瓷工艺尽善尽美的代表作。北宋时期除了汝窑烧造有莲花式温碗外，举凡南方景德镇青白瓷，北方辽境内的定窑白瓷等窑厂皆有之。此种流行亦远播至位于辽边境的高丽，传世品中可见类似院藏莲花式温碗的高丽青瓷。
温碗、注及高足台盏时常成套出现，温碗径略大于执壶，因为盛热水用以温酒而得名。有关注碗的记录，文献上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四十，记录北宋汴京《会仙酒楼》提供客人的饮酒器皿：”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站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碗菜楪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双。”孟元老的记述除了道出温碗、注及高足台盏在北宋时期的流行，并说明注子和温碗并成为注碗，而带托的盏似为必备品的事实。
瓷器注碗与台盏配套出土的例子，可见于陕西彬县后周显德五年（958）的冯晖墓，该墓出土一件青瓷灰形器盖、一件青瓷深腹广口碗，前者当为执壶的盖子，后者则是温碗，同时出土的尚有两幅青瓷高足台盏。在北宋图绘中，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亦以温碗、注及高足台盏来描绘两人对饮时桌上饮品的盛装器；院藏北宋徽宗所绘的《文会图》，其中描绘文人相聚宴饮及僕从备酒或茶的景象，约及注肩高度的莲花式温碗中，置一宽折肩瓜棱形执壶，细长颈上套一长摆的火焰型顶盖。除了注碗，桌面上尚见大碗、小蝶及高台盏等宴饮配件。类似此种宴饮器具组合的实景，在河北宣化张匡正墓中已发现（改葬于辽大安九年（1093）。其中，墓后室木桌前方的黄釉温碗中置一造型丰腴瓜棱式执壶、桌面的右方为高足台盏，左后方的龙首柄碗碗内于出土时尚见鲜润的红枣，其它小盘散置于桌面上。此类厚胎低温的黄釉器常出现于辽墓中，是否为辽地区的陪葬用品，有待日后进一步确认。
目前此种饮器配套的考古出土，多见于（907-1124）境内。如大辽故始平军节度使韩佚及其妻王氏合葬墓出土的文物，此墓出土于1981年北京西郊，乃在辽圣宗统和十五年及二十九年（997、1011）入葬，墓主韩佚为辽的汉族官吏，出土的器物有浙江越窑青釉画花瓜棱型注子，同出的有划花温碗及高8.1厘米的瓜式刻划蜂蜜和草叶纹台盏一副、碗两件、碟四件；另外，辽墓中尚有出土于辽宁朝阳耿延毅与耿知新夫妇合葬墓出土的黄釉注及碗，其分为葬于辽圣宗开泰九年（1020）及太平六年（1026）。除了实物的出土，辽墓石室壁画常绘有备茶或备酒的画面，其中注碗及台盏实为主题画中桌面上的备饮器具；比较著名的壁画有河南禹县白沙宋墓一号前室西壁、二号及三号墓西南壁壁画、河北宣化下八里张世卿辽墓（葬于1116年）后室南壁壁画的《备宴图》及张恭诱（葬于1117年）的《宴乐图》。辽境内普遍被使用的注碗、盏及壶等器皿，其来源以宋境内用瓷造型如瓜式、花口或圆型器为主。执壶的器型常见短颈、宽肩及有丰腴器腹，其肩高近乎等分器身，并有长颈，如《文会图》中的执壶类型。
薄胎的花式温碗，以北宋中期瓷都景德镇附近出土的影青瓷为多。而温碗常与台盏配套出现，器型亦类似院藏《文会图》中所见。此类如院藏坐于高足上的莲花式温碗，造型雅致，有若半开的莲花或郁金香，为唐宋以来陶瓷仿金银器造型的一种流星标记。由考古出土的花式温碗所配的执壶类型来看，执壶的器身高度常及温碗的口沿，细长的颈上设一长摆的盖子，并以坐狮为盖顶，皆此以平衡宽肩、细颈的执壶造型比重，并营造一种另类造型的趣味性。除了以上所谓的执壶类型，莲花式温碗亦常配有瓜式执壶，如东洋陶瓷馆藏的韩国青瓷瓜形水注，辽境内亦出土定窑系白瓷莲花式温碗及葫芦型执壶。由此可见北宋时期莲花式温碗所配的执壶样式甚多，而非定于一。院藏的汝窑莲花式温碗虽无注子的配套出现，但由英国大卫德基金会藏有花口汝窑青瓷盏托及清凉寺窑址汝窑盏托的出土，或可想见此温碗的配套情形！（陈玉秀）
015：北宋汝窑青瓷“丙蔡”碟
高1.5厘米
口径10.9厘米
足径8.2厘米
故瓷18224
院藏汝窑“丙蔡款碟”，平底无足，器外有支钉痕三枚，开片线纹呈黑色，底刻“丙”、“蔡”二字。如果将“丙”字及“蔡”字置于显微像机下来看，“丙”字的琢工浅，线条中尚见琢磨后，剩余釉面的痕迹。而“蔡”字刻于盘底中央，“笔道”平直劲瘦，略有隶意，带有琢味。“蔡”字线条的刀法切入深及胎面，在显微镜下，见胎表气泡被切破的坑洞表面。
而此“丙”字的琢工亦类似故瓷17698中心的“丙”刻款，如果将两件器物上的“丙”字以透视的方式重叠起来比较，两字的差异只在“丙蔡款小蝶”的“丙”字两束长于故瓷17698的“丙”字，其他笔划长短及刀法深浅皆类似。故瓷17698的“丙”字与其御制诗中的“丙”字雷同，同为乾隆时的刻款。在此亦可推测“丙蔡款小蝶”的“丙”字亦皆为乾隆时期所刻。
由《造辦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得知：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初四日，《如意馆》载：皇帝传旨要王裕玺将内廷所藏一件底部有“蔡”字的汝窑，找補过字的李世金刻字。以目前汝窑传世品中，除了国立故宫博物院之外，北京故宫博物院同时也收藏一件器底刻题“蔡”字款的汝窑碟，从档案原文“将碟底蔡字”拿给王裕玺看来，至少当时所看到的汝窑碟底部已存在一个“蔡”字款。至于，王裕玺找李世金刻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因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之“丙蔡”碟，“蔡”字之旁尚有一“丙”字，而北京故宫典藏者，“蔡”字之旁并无其他款识，故以为《活计清档》所记载的或是国立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丙蔡”碟。（陈玉秀）
016：北宋汝窑青瓷“奉华”碟
高1.9-2.1厘米
口径12.8厘米
足径10.1厘米
故瓷
此碟圆口、浅弧形壁、平底无足。相似的标本，亦见于宝丰县清凉寺汝窑窑址。口沿嵌一铜扣，底部留存三枚细小的支钉痕，中心刻”奉华”两字铭款，刻痕内填跦红，为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中，三件后题有“奉华”铭款的作品之一。从刻铭本身的刻题书风看来，此品之”奉华”铭与同样收藏在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其他两件不同，却反而相似于大卫德基金会典藏之”北宋定窑白瓷圆盘”，而透露两件作品铭刻的时代或相差不远。
“奉华”铭的含意，从清高宗乾隆皇帝的御制诗及诗注中所透露出来的讯息，得知其与南宋高宗时期的刘贵妃关系密切。乾隆皇帝于”题汝窑奉华盘”中（1778）以为：“为阁为官不可知，华两字底镌之，尺凫集里传名氏，见说风流女画师”，诗后并且以诗注的方式补充：“盘底镌奉华二字，考宋高宗刘贵妃有奉华大小二印”来说明奉华为刘贵妃私人的印记。其后，清高宗乾隆皇帝又在“咏汝窑瓶”的诗注中（1779）指出：“内府有汝窑盘，底镌奉华二字，考奉华乃宋高宗刘贵妃之号，妃善画，每月奉华印”。从中再次指出刘贵妃别号奉华，擅画，画毕又曾于作品上落盖“奉华”印。此外，乾隆题咏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的“汝窑青瓷奉华纸槌瓶”时（1776），亦以“昔日奉华陪德寿”来说明刘贵妃和南宋高宗的关系，特别是“奉华陪德寿”之句，正是日后大家以为“奉华”全称奉华堂，是宋宫室中德寿宫的配殿，也是南宋高宗时期刘贵妃居所的典故来源。
至于，“奉华”铭刻题于何时？大陆学者李仲谋在奉华铭的研究中指出，传世“奉华”铭的作品中，仅有定窑瓷器上所出现的刻铭是原创，其余皆为后仿铭款。亦即依照李仲谋的推断，奉华铭使用的时间，大约是南宋绍兴至乾道年间，而所谓的原刻款或应指刻制于此一时期的铭款而言。据此，就目前所能掌握的资料来研判，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之“奉华”款青瓷碟，依据刻写的书风看来，和青瓷纸槌瓶明显不同，但比较相似于大卫德基金会收藏的定窑盘。若再比较李仲谋认定的刻题于南宋时期的“奉华”款标本，以及出土自南宋皇城的“奉华”款碟之后，也发现此件“奉华”款碟的刻字书风似介于两者之间。但刻题的时间是否可以上述至南宋，尚待进一步确认。此处，将汝窑青瓷“奉华”款碟置于此一展区，主要是籍由“奉华”款背后存在的历史渊源，来说明北宋汝窑曾在南宋内府收藏的经过。
清雍正七年（1729）内务府《活计清档》的记录中，亦包含一件“奉华字圆笔洗”。由此看来，带“奉华”刻铭的圆洗，至少在十八世纪初已出现于清宫，只是仅凭文字记载，无法断言档案所录者，即为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的“汝窑青瓷奉华碟”。
值得注意的是，本院典藏之三件“奉华”款瓷器，从字体刻画书风的差异上来研判，或刻制于不同时期。如前文所述“北宋汝窑青瓷奉华碟”之“奉华”刻铭在雍正时期之前已出现。而“北宋汝窑青瓷奉华纸槌瓶”底部之“奉华”铭，一直以来皆被视为后刻于清朝。特别是若对照清高宗于“咏汝窑瓶”诗注中所言：“此瓶釉色制法与盘无异，亦刻奉华二字”（1779），而让人以为奉华铭的刻制或有意避开清高宗的御制诗，泄漏其题刻或与乾隆皇帝有关。有趣的是，与此相似的铭刻，亦见于英国伦敦大学大卫德基金会收藏之哥釉碗的底部。（余佩瑾）
017：北宋汝窑青瓷盘
高3.9厘米
口径14.8厘米
足径11厘米
故瓷
底刻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诗（1789）：“甲字明镌器底心，抚之薛暴手中侵，笑似假借为说项，古已有然何况今。”乾隆巳酉御题。钤印“古香”。中心刻篆书“甲”字。
此件作品底部留存支烧痕，底心题刻篆书“甲”字。它曾是“中国艺术展览会”（ of Art）的展品之一，于1935年前往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展出。造型和故瓷17854雷同。盘子的弧形圆壁自底足顺著口沿斜直而上。平形底，圈足微外撇，形成具有金银器风格的“捲足”。相似的作品组群亦见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典藏，以及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汝窑窑址的考古发掘中。
环绕著“甲”周圆，题刻乾隆五十四年（1789）的御题。从“甲字明镌器底心”，以及对照故瓷17854底部“底心镌甲字，先得此同然”的描述，得知此“甲”字极可能刻题于乾隆之前，而且皇帝所看到刻有“甲”字款的作品或不只一件。除了御制诗之外，伴随此件作品传世至今的木座，底部刻有“安仪周家收藏”的款识，透露此件作品进入清宫收藏之前，曾经是清初大收藏家安岐手中之物。
至于，“甲”字的含义为何？对清高宗乾隆皇帝而言，“甲”字让他联想到《周礼·考工记》中形容物有瑕疵的“薛暴”和“髻垦”两个辞汇。所谓“薛暴”是指釉面的伤缺，而“髻垦”是指胎骨的缺陷。清高宗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接触到“北宋汝窑青瓷盘”（故瓷17854，）时，深为一种“出陶无髻垦”的完美器型所吸引。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再面对“北宋汝窑青瓷圆洗”时，虽然“抚之薛暴手中侵”，然而一与当时的新制品比较，立刻油然而生连古代文物都可能出现瑕疵更何况今日制品的感慨，一语道出乾隆皇帝以古为贵的鉴赏观。（余佩瑾）
018：北宋汝窑青瓷圆洗
高3.5厘米
口径12.9厘米
足径9厘米
故瓷
底刻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诗（1779）：“赵宋青窑建汝州，传闻玛瑙末为釉，而今景德无斯法，亦自出蓝宝色浮。”乾隆丙申春御题。钤印一：“朗润”。
此件作品的釉色和故瓷8284极为相似，然而清高宗乾隆皇帝却将之看成是产烧自两个不同窑口的作品。透过刻题于故瓷8284底部的御制诗，得知清高宗乾隆皇帝以为该件作品为官窑。清高宗乾隆皇帝诗中所指出的“官窑”，以今日的常识来理解，范围或涵盖北宋官窑、南宋修内司官窑及郊坛下官窑等，亦即官方御用瓷器的统称。而在故瓷9827的御制诗中，他又能以绝佳的陶瓷涵养，直接指出这是一件汝窑瓷器。之所以出现此种差异，可能与乾隆皇帝和以皇帝为首的皇室所具备的文物识别能力有关，同时也间接反映出十八世纪清宫对汝窑的辨识，尚未出现一套公认的标准。
或因如此，雍正时期的《活计清档》中，虽然已经出现一个洋漆箱，箱中收存有三十一件汝窑瓷器，然而此事例却无法直接连接至乾隆时期清宫对汝窑的判断。亦即以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典藏为例，在二十一件汝窑中，十三件底部题刻有清高宗乾隆皇帝的御制诗，然而，其中仅有两首诗在内容中直接指出所题咏的对象为汝窑，其余则皆以官窑统称之。
检视清朝之前的相关文本，也发现各个时期对汝窑的看法略有不同，例如明代曹昭在《格古要论》中，以为：“汝窑器，出汝州。宋时烧者。淡青色，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土脉滋润，薄亦甚难得”。至高濂时，又以为汝窑：“其色卵白，汁水莹厚，如堆脂然，汁中棕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花，细小挣钉”。尽管他们皆著重于釉色、开片与支痕的鉴赏，然而曹昭眼中呈“淡青色”的汝窑和高濂笔下带“卵白”色的汝窑，明显有别。至乾隆皇帝题“咏汝窑枕”时，尽管诗中谈及汝窑与柴窑的关系。然而面对实物时，我们都发现清高宗题咏的对象，其实是钧窑而不是汝窑。从中披露，对釉色的掌握或是辨别汝窑的难题之一。
此现象一直持续至二十世纪初，当北平故宫文物，因“中国国际艺术展览会”的举办，前往英国伦敦展出时，策展人之一的大卫德爵士因接触到前往展出的汝窑，而重新爬梳古籍文献对汝窑的记载，以从中厘清汝窑的器型和釉色。从后，随著考古工作的进展，地下文物的出土与研究成果不断的累积，对汝窑的认识，方亦日渐清晰。（余佩瑾）
019：北宋汝窑青瓷椭圆洗
高2.7厘米
口纵9.8厘米
口横14.2厘米
底径4.2厘米
故瓷17849
椭圆洗的器形，传世极少见；除国立故宫博物院之外，大卫德基金会和美国波士顿美术馆也有相仿作品的收藏。其中，国立故宫博物院和大卫德基金会收藏的一件，同样具有外底中心向内陷入一圈，圈内留存三枚支烧痕，器表釉下模印图案的特征。而模印的纹饰，大卫德基金会的出版品说明其为“双鱼纹”。至于国立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则在釉层笼罩下，，印纹显得极为模糊，但经仔细比较之后，仍然隐约可以看出其相似于大卫德基金会的藏品。此件作品曾是“中国艺术展览会”（ of Art）的展品之一，于1935年前往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展出。
对照本院典藏的两本陶瓷图册，发现此类椭圆洗亦出现于《埏埴流光》和《燔功彰色》册之中。由于两本图册同时画出两件“宋汝窑舟形笔洗”，因此若要厘清所画者究为何，则需要籍助为图而撰述的说明来加以理解。这两本图册同时形容两件作品“底为坳，有三钉”但是从《燔功彰色》册另又指出：”中有如意暗花二”，而得知《燔功彰色》册所画者，比较有可能接近国立故宫博物院和大卫德基金会的收藏品。在此之下，若将画册和传世品相互比对，又发现《燔功彰色》册所画的器物，口沿存在一点金彩修护点，完全吻合今日所见大卫德基金会的典藏品。藉此，大约可以从中推知十八世纪清宫的汝窑收藏中，曾同时存在内底有印文和无印文的两种椭圆洗，而印文的图案在当时又有“如意纹”之称。
事实上，模印图案的汝窑，极少传世。但近来年随著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汝窑窑址的多次考古发掘，却也逐渐发现其实装饰著刻、印花图案的汝窑，产烧之初，或不若今日相像的稀少。相反的，愈来愈多的例证显示，刻、印花图案或是汝窑曾经产烧的一种品目。如早期发现的“刻画折枝莲花纹鹅颈瓶”，和近年又陆续出土刻印有莲花、莲瓣纹、龙纹的素烧坯和已施釉的标本。透露北宋汝窑的烧造中，或存在一些今日无法复见的器形与纹饰。而与此“汝窑青瓷椭圆洗”相似，且底部亦存在相同制作痕迹的残件标本，亦见于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的汝窑窑址，从中印证椭圆洗产烧自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的史实。（余佩瑾）
020：北宋汝窑青瓷圆洗
高4.8厘米
口径15.9厘米
底径13.2厘米
故瓷05176
院藏汝窑洗，直口，周壁深，腹微凸，平底稍厚。口沿或因微损而切齐，淡褐色透明胶著剂尚可见，原口沿应有金属扣，今已失。薄釉呈灰青色，器外开片稀疏微黄，器内密而黑。底有支钉痕五枚，露黄色胎。带木座，底刻“甲”字。
此类型洗的汝窑器亦出土于2000年河南宝丰清凉寺遗址，后者底有五芝麻钉痕，口沿尚完好。乾隆时期对收藏的陶瓷，曾命画工如照相的方式将每一件器物的细节绘录下来，并集成图录，其中《埏直流光》册中画有汝窑洗一件，并有文字说明此器的开片纹、缩釉、尺寸及特征等细节。如图所见，洗的口沿微削薄，同型器亦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汝窑洗，口径为16.7厘米，器形完整，口沿往上微薄。籍由《埏埴流光》册中的“照片”及清凉寺遗址的出土，或可推测院藏洗口沿原来的样貌。（陈玉秀）
021：北宋汝窑青瓷碟
高3.2厘米
口径13.4-13.7厘米
足径9.2厘米
故瓷
此件作品嵌一铜扣，釉表开细密纹片，器底留存三枚支烧痕，圈足具金银器捲足的特征。相似的标本和整器，亦见于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汝窑窑址的考古发掘，及世界各公私立博物馆的收藏中。从中显示北宋汝窑的产制，在形制上似乎存在某种规格化的取向。特别是对照2000年的考古发掘报告，发现传世的器物几乎都能从中找到足以相对应的标本，进一步暗示官方瓷器的生产，背后可能存在的管理制度。
同时，韩国高丽青瓷的作品组群中，亦存在与此件作品相仿的器形，从而得知十二世纪韩国高丽与中国北宋窑业的交流。尤其是两个窑口在器形、釉色和烧造方式的相似，以及彼此存在互为影响的关系上，展现出东亚窑业的发展存在区域之间彼此互动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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