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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段——我现仅是个观众,总希望能少看些悲剧才好

此真帝者之言

道光皇帝晚年,以文宗(咸丰奕詝)长且贤,恭亲王奕訢明而敏。会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奕訢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道光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道光皇帝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遂密定储于文宗。论者以为可惜,因奕訢在清末有“贤王”之称,才具开展,思想明敏,勤于国事。咸丰清极,不能振拔,短命而死,政事终归慈禧独揽。

虽属情有可原,究竟罪无可逭

顺天科场案发,柏葰以宰辅主试,而容应试举人“递条子”舞弊。按例当斩,又按例皇帝有临时恩典权。当时咸丰皇帝持朱笔颇迟疑,并云:“罪无可逭,情有可原。”肃顺在旁对曰:“虽属情有可原,究竟罪无可逭。”上意犹未决,肃顺即夺朱笔代书之。柏于是被处斩。

你的翎子再好,怕也护不住后脖子

安德海依仗慈禧的宠信,在宫内宫外作威作福,甚至欺负到同治的头上,小同治在宫里用泥巴塑了一个小人,早晚用剑砍泥人的脑袋,一边砍一边喊:“杀小安子”。朝野正直人士对安德海都极为反感,议政王奕訢对他恨之入骨。有一次,安德海在朝房里夸耀自己的翎子精美,一些大臣不敢得罪他,只好连声附和。奕訢看了,实在忍不住自己的厌恶,便冷笑着哼了一声,说:“你的翎子再好,怕也护不住后脖子。”从此对他动了杀机。

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

戊戍变法期间,谭嗣同、杨锐等人很为光绪权力受制约不平,光绪手诏答之,大略谓:“顽固守旧大臣,朕固无如之何。然卿曹宜调处其间,使国可富强,大臣不掣肘,而朕又不上失慈母之意。否则朕位且不保,何有于国?”于是流言传至太后耳中,八月初四黎明,光绪本欲赴颐和园给太后请安,太后已由间道入西直门,光绪仓皇返回,太后到光绪寝宫,把奏章都卷走,召光绪骂曰:“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光绪战栗不发一言,良久,嗫嚅曰:“我无此语。”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于是传太后懿旨,说:皇上病得不能理事,太后临朝训政。凡光绪变法兴革,尽反之。

亡国君

清末殿试,有贡士名叫王国钧,名字含义本不错,国钧者,国家和重任也。王国钧在殿试中名列前茅,慈禧念了王的姓名却说:“好难听。”因为这三个字与“亡国君”相谐,实在太不吉利,王国钧固此被抑置三甲,蹉跎以终。

卧薪尝胆,徒托空言;理财自强,几成习套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二月,清国下罪已诏,自责之后,提出:“近十年来,每有一次衅端,必申一番训诫。卧薪尝胆,徒托空言;理财自强,几成习套。事过之后,徇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瞒朝廷如故……”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发布“罪已诏”,诏中对列强的“宽大”处理表示感激:“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又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吾还能看得见铁厂的烟囱也

张之洞任两江总督时,想建炼铁厂以为制钢轨之用,委托驻英公使薛福成在英订购机器,英方说要先将煤焦及铁砂样品寄英化验,才可视其品质决定设计炼铁用的机器。薛以告张,张说:“中国之大,何处无佳煤佳铁?但照英国所有者购办一份可也。”于是英国梯特赛厂遂依其所用酸法炼铁,设计色麻炉两座运到中国,其时张之洞已改任湖广总督,大冶发现铁矿,有人建议在大冶设厂,张之洞说:“大冶路远,照料不便,若建于汉阳,吾还能看得见铁厂的烟囱也。”于是在龟山建厂,地址狭小而一带水田,斥巨资经营,又于各处征询煤矿,最后得马鞍山煤,灰磺并重,实不适于炼焦,所炼生铁,实不合用,而钢轨更无论矣。

慈禧七十大寿前一年的科举考试主持官员名字:明年吉庆,寿景能成

1904年是慈禧七十大寿,前一年的科举考试主持官员,十分留意“吉庆之兆”。朝廷经考核,派出各省乡试的主考,副主考。头两批放的是云贵两广,八人的名字是:李哲明、刘彭年、张星吉、吴庆坻、达寿、景方昶、钱能训、骆成骧,将此名字联缀起来,就成了“明年吉庆,寿景能成”,真乃大吉大利。

以慈禧七旬万寿的名义下的诏赦

1904年,清廷不得不适应时代潮流,允诺在国内实行改革。在这一年,以慈禧七旬万寿的名义,下诏赦免戊戍获罪人员,诏曰:“从前获罪人员,除谋逆立会之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犯,实属罪大恶极,无可赦免外,其余戊戍案内各员,均著免其既往,予以自新。曾经革职者俱著开复原衔,其通饬缉拿,并现在监禁,及交地方管束者,一体开释。”

星星之火,造成燎原之势

1904年,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说:“中国正处在一场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清王朝的统治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

各国立宪,莫不流血,然后才有和平

宪政考察团刚出京城,在天津站就被积极排满的吴樾扔了炸弹,当场炸死三人。载泽、徐世昌略受轻伤,绍英伤势较重,吴樾也当场身亡。当时报刊舆论纷纷谴责这种暗杀恐怖活动,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为立宪作准备,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凡稍具爱国心者应郑重其事祝其行,希望政府不畏艰难,奋勇前行。但清廷主张缓行,载泽又接到日本来电,说日本国内将有暴动,也请他缓行。考察大臣中,绍英受伤较重,仍在养伤。有人讥讽绍英,说他借口养伤,其实是不准备去了。绍英听到这些话,愤然道:“如果我死了,而宪法确立,则死而荣生,死我何惜?各国立宪,莫不流血,然后才有和平。”

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1912年1月14日,孙中山答复袁世凯说:“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离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大清国皇室发布逊位诏书

1912年2月12日,大清国皇室发布逊位诏书:

前因民军起义,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陈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两千元一个兵

叶恭绰去见段:“现在既然已经参战,无论多少总得派点军队参加。不知已做怎样的计划?”段说:“他们(段说话时喜欢用他们二字)的意思想出一万兵。”叶问:“出一万兵?准备了多少钱呢?”段说:“不是有参战借款吗?”叶说,“从中国到欧洲,要走许多的路程,要花许多的时间,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也不知道,两千元供应一个兵恐怕不够吧?”段问:“怎么是两千元一个兵?”叶说:“参战借款只有两千万,出一万兵,不正是两千元一个兵么?”段至此默不作声。叶这时才明白,段根本无派兵参战的意思。

跳下莲台上舞台,舞台是否及莲台

段祺瑞在北京召开善后会议,对张绍曾不能不买账,故派遣亲信张超赴津敦聘张绍曾为“善后会议”代表。张超谒见张绍曾,正值张绍曾与友人对奕,张超略陈来意,呈上老段的聘书,张绍曾没拆看就放在一边,只顾下棋,没有开言。张超木坐一旁,感觉很窘,见张绍曾始终没加理会,忍不住说:“请总理给我一封回信,我好交待执政。”张绍曾奕完一局,遂写下四句偈语:“跳下莲台上舞台,舞台是否及莲台?法轮常转原无我,一念念嗔浩劫开。”

喧闹自治和立宪活动

吴佩孚于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公开提出武力统一之后,各地方军阀为抵制大军阀以自保,乃大倡省自治和联省自治:1920年7月湘军总司令谭延闿曾号召“湘人治湘”,后又通电主张“联省自治”;1922年12月,赵恒惕甚至公布省宪法,称“湖南为中华民国自治省”;1921年,四川宣告“四川完全自治”,并赶走在川滇军;是年4月,贵州卢涛亦主张“由省自治进而为联省自治”;同年6月,浙江卢永祥则通电主张“省制宪”,以行自治,再组织联省自治政府;陕西更成立“筹制省宪自治处”;江西省议会遂召开省宪会议;河南省议会乃通过“制定省宪案”;湖南公布“省宪法”后,浙江、广西、四川皆公布;张作霖打败仗退回东北之后也宣布自治。短短三四年内,各地方及其军阀的自治和立宪活动,喧闹一时。

这一群土匪

1926年,段祺瑞执政府的卫队旅制造的“三·一八”发生后,北京警卫司令部代警卫司令李鸣钟惊慌失措,跑去对卫队旅上校参谋长楚溪春说:“晴波,打S这些学生,叫我怎么办?叫我怎么办?”楚说:“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只好报告段执政吧!”于是二人赶到吉兆胡同段宅见段祺瑞。当时段祺瑞正同吴清源下围棋,见二人进屋,马上声色俱厉,大声说:“李鸣钟,你能维持北京的治安不能?你如不能,我能撤你,我能换你,我能枪毙你!”李在门口立正鞠躬向后退,连声说:“执政,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能维持治安,我能维持治安!”段接着对楚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二人赶紧退出。

现在他是小道,如不杀掉他,将来就是大盗

韩复榘在山东被称为“韩青天”,因其常坐省府大堂审案。一次,省参议员沙月波雇用了一个名叫小道的听差,年仅15岁,沙参议让他去省府送信,正值“韩青天”坐堂审问一批盗犯,他一时好奇,站到大堂一边看,执法队竟把他也推上了车。小孩大喊,“我是送信的!”韩听见了问什么事?执法兵说,“报告主席,他说他是送信的。”韩回答说,“送信的也该枪毙!”这个孩子当时吓昏了,如此被糊里糊涂拉出去枪毙。事后,沙参议带着小道的母亲哭到省政府找韩,说执法队误将小道推上汽车枪毙了。韩青天笑笑说:“现在他是小道,如不杀掉他,将来就是大盗!我也不叫沙参议为难,给他娘五百块钱过日子吧。”

我们跪在猪栏门口喂猪,只要猪肥就好了

1935年,桂系久蛰思起,企图联合广东等方面组成反蒋的统一战线。刘斐和国民党居留广州的元老派就共同劝说推动陈济棠反蒋。刘每次去陈济棠那里谈话,陈手里常端着一只水烟袋,谈着谈着,陈总是说:“为章兄!我一定反蒋!”但陈患得患失,使各方策动他反蒋的人非常不满。白崇禧挖苦说:“我们跪在猪栏门口喂猪,唯一目的是要猪肥嘛!只要猪肥就好了,急也是急不来的呀!”

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去见蒋介石。

周开口说:“蒋先生,我们有10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

蒋介石叹气:“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他是什么东西,也配同刘峙比

1938年1月,蒋介石将韩复榘枪毙于武昌,临刑前,韩大呼冤枉:“我丢掉山东该枪毙,刘峙称‘长腿将军’,统率十几万大军,一夜之间失地千里,为何逍遥法外?丢掉上海、南京、武汉,又该枪毙哪个?”蒋听见此话,咬牙切齿:“娘希匹,他是什么东西,也配同刘峙比!”

君为其易,我任其难

1938年11月3日,日本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修改了先前不把国民政府作为交涉对手的方针,提出在蒋介石下台,承认“满洲国”的条件下,日即与国民政府谈判停战。

汪精卫在日对华声明后,要求蒋介石辞职,以争取和日实现停战。

汪说:“我们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

蒋介石则说:“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

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在说服不了蒋介石的情况下,汪精卫决定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单独搞“和平救国”。

汪精卫在蒋介石去陕西参加军事会议不在重庆的时机,12月18日乘飞机离开重庆到昆明,然后飞往当时作为法殖的越南河内。汪精卫离开时给蒋介石留下了长文的诀别信,表示他和蒋介石虽然所走的道路不同,但目的都是为了救国。

汪最后写道:“君为其易,我任其难”。

我是来办理收场的,而不是来继续演出的

汪死后,南京伪政府推举陈公博为“国府主席”,继任“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陈公博坚持在最高职务上加个“代”字。陈公博说:“现在汪先生走了,人亡政息,这台戏也该结束了。我来继承汪先生的职位,是来办理收场的,而不是来继续演出的。”此时日本的败局已定,南京伪政府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以德报怨”

1945年8月14日深夜,日本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

翌日中午,蒋介石即代表中国向全世界作了“以德报怨”的广播讲话,声称“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是我们民族传统的至高至贵的德性,中国将对日本帝国的八年侵略战争以德报怨”。

吾辈部下就希望分得几部做官吃饭

1946年10月,曾琦当面对蒋介石说:“行政院必须改组,吾辈无所谓,吾辈部下就希望分得几部做官吃饭。”

发行公债不如印发钞票,简单得多

孔祥熙做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为政府敛财,手段无奇不有,但他最欣赏的是滥发纸币。孔对人说:“发行公债真是麻烦,付息、抽签还本,又弄不到几个钱,不如印发钞票,简单得多。”在他的努力下,抗战八年内政府发行纸币亿元,为抗战前7300倍。1937年,100元法币可买两头牛,6年后能买一只鸡,10年后的1947年只能买不到三分之一盒火柴。

我那几年完全是白白浪费

40年代末,国民政府启用翁文灏等学者专家,一时行政院人才济济,时人有“人才内阁”之称。但这些人才办公就是聊天,无一事可办。一个亲历其境的学者给朋友写信说:“这是中国两个最有脑力的人才,干吗不到一个学校或研究室去?干吗要把他们困在一个完全自私自利的宋子文手下吃闲饭,聊闷天?”经济学家何廉后来回忆起来仍难抑悲愤:“翁文灏和我虽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职,但比起‘圈内集团’来,毕竟还是外人。我们并非政府的里层人物,也非党的成员,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我们从未能够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他说:“我在政府中的那几年完全是白白浪费!”

这句话说得太心痛

蒋经国的上海“打虎”,自1948年8月21日正式任命,至11月5日请辞正式获准,共计70天。这70天中,蒋的环境与心情,写在《沪滨日记》中。蒋经国引过一位先生来信:“官吏白做了两个月的工作,民众白吃了两个月的苦,并且穷的仍穷,而富的还是一样的富”。他说:“这句话说得太心痛。”

哪个王八蛋还到台湾

1949年,国共和谈失败,刘斐受托劝广西派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李宗仁自称要牺牲到底,白则以为可以回广西打游击,刘认为他们除了向共产党投诚已别无出路。白说:“失败就失败,算了!投降起义我不来!”刘斐说:“好罢,士各有志,你既宁愿失败,我也不能勉强。不过我最后要向老朋友进一忠告,你们如果失败了,千万不能再到台湾去呀!”李宗仁在桌上一捶,说“哪个王八蛋还到台湾!”白默不作声。谈话也就在沉默中结束了。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延安时,毛主席问黄炎培感想怎样?

黄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

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主席答: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地主全部都是台湾人,所以国民党可以大慷他人之慨

国民党一到台湾即开展“土地改革”,用以解决退台后生机问题。

有人说:“因为地主全部都是台湾人,所以国民党可以大慷他人之慨。”

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

曾国藩生性诙谐,爱说笑话。他对门下子弟李鸿章和俞樾曾有评语:“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

章士钊评康有为文章

章士钊认为康有为的文章,多有夸大之词,是其性习使然,又系政治作用为之也。他以为“南海诗文,向欠洗伐之功,笔端起处,即倾河倒峡而出;其勉强趁韵处,往往活剥生吞,无暇咀嚼,以诗律言,诚达不到一个细字。”

如受电击

梁启超曾说读龚自珍诗文“如受电击”,他自己的文字也实现了这一阅读效果,他“以饱带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他的《新民说》、《少年中国说》等以其一泻千里、汪洋恣肆的文字,新鲜活泼的思想倾倒了几代读者。正是“笔锋常带感情”,使得梁启超的政论富有极大的感染力,影响了几代人。

第一个读通并考释甲骨文字的人

1903年,孙诒让见到《铁云藏龟》后,闭门谢客,足不出户,把自己关在楼上的一间书房中,两个月不曾下楼,专心研读这些奇怪的文字。有一天,下人突然听到他大叫一声,上楼一看,孙也打开房门走了出来,满面喜色地喊道:“我解通了!我解通了!”孙成为文明史上第一个读通并考释甲骨文字的人。

王国维的成绩,是新史学的开山

王国维通过考释甲骨文,使《史记·殷本纪》所传的商代王统得到了物证,证实了司马迁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郭沫若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成绩,是新史学的开山。”

使人读两回三回的能有几篇文章

周善培对梁启超说:“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被你一支笔惊醒了,这不待我来恭维你。但是,作文章有两个境界,第一个是能动人,读你的文章,没有不感动的。第一步你已经做到了。第二个是能留人。司马迁死了快两千年,至今《史记》里有许多文章还是使人不厌百回读的。你这几十年中,作了若干文章,你试想想,不说百回读不容易,就是使人读两回三回的能有几篇文章?”

齐白石的画还可以,诗则是薛蟠体

齐白石崇拜王闿运,曾拜王为师,但王闿运私下说,齐白石的画还可以,诗则是薛蟠体。胡适认为这个评价很不公道。

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

陈独秀初见沈尹默,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受此棒喝,沈开始发愤钻研书法。

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

钱玄同问蔡元培:“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写得这样蹩脚,怎样能够考得翰林?”蔡笑嘻嘻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大概因为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

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来学习好了

蔡元培看到梁漱溟一篇文章而决定聘其做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梁漱溟辞以对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说:“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又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

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

《新青年》为编委轮流制,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钱、刘化名写文章在《新青年》发表,驳林琴南的复古谬论,胡适对此大加反对,认为“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并且不许刘半农再编《新青年》,要由他一个人独编。沈尹默对胡适说,“你不要这样做,要么我们大家都不编,还是给独秀一个人编吧。”周氏兄弟对胡适的态度也大加反对,他们说:“你来编,我们都不投稿。”胡乃缩手。

黄调

黄侃曾任北大中文系教授,他讲《文选》和《文心雕龙》十分传神,吸引了大批其他系的学生。黄善于吟诵诗章,抑扬顿挫,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所以,学生们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了北大校园一种流行的调子,被师生们戏称为“黄调”。

《黎大总统墓志铭》售价几千块"袁大头"

章太炎为黎元洪写《黎大总统墓志铭》,售价为好几千块“袁大头”,可能是晚清以来润格最高的谀墓文字。章本人其实最想为孙文写墓志铭(章给孙批得一成不是),而国民党新贵与其隔膜,遂留下历史遗憾。

想不自由,毋宁死耳

王国维死后,陈寅恪的学生刘节等人请陈寅恪撰文纪念,这就是有名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重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他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故说:“士子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他还写道:“为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做学问,不能靠二手货

古直在庐山东林寺设帐收徒,杜宣等人前去听课,古直问他带了什么书,杜说只带了一部《辞源》,古直勃然大怒:“怎么我的学生用《辞源》?”杜说:“我不认识的字,不查《辞源》查什么?”古更加怒了,大声地说:“怎么,我的学生查《辞源》?”后来古直缓和下来,才说:“做学问,不能靠二手货,不懂的字,要查《说文》,查《尔雅》,查《水经》”,“要查这个字的第一次出现的地方,这样才可靠。《辞源》这一类书,是二手货,不可靠的。我们做学问要有穷根究底的精神才行。”

笔名是一个梦的结果

李权兴在巴黎读书,看托尔斯泰和罗曼·罗兰的小说直至神经衰弱,终于在一次散步时晕倒,大病一场。病中大热大泻,昏昏沉沉,老是梦见一个白衣金发的女神,领着他遨游空中。他后来觉得“没有病死,或许是天使的帮忙,不可不纪念她,于是几次用金发做笔名。后来朋友公认为很新颖,遂索性大胆地作为自己唯一的名字”。他说:“我的笔名之所由来,完全是一个梦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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