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媒体描述的明代历史中，宦官是一个经常被污名化的群体。宦官之恶被放大，宦官之善被轻描淡写，偶有三宝太监郑和这样的正面例子，但更多时候，我们观看与明代有关的影视剧、大众读物，看到的多是魏忠贤、刘瑾、王振这样的恶宦。宦官作为皇家鹰犬，与士大夫对抗，祸国殃民，成了媒体讲述明代宦官的典型模式。但在历史上，明代宦官与士人的区别可能没那么大。
明代中期，随着宦官受教育程度的提升、皇权对宦权的压制，宦官逐渐与士人合流，以至于朝廷上出现了一批有士人之气的贤宦，其代表人物，比如明宪宗时期的宦官怀恩、嘉靖朝的司礼监掌印太监黄锦、嘉靖末到隆庆年间的李芳，观其言语，考其行为，都是典型的“士宦”。
在过去的宦官研究中，明代宦官作为官僚体系中文官和武将之外的第三种势力，是中国古代专制体制的伴生物。学者普遍注意到明代宦官和皇权的紧密联系。简单来说，宦官专权是皇权衍生的产物，宦官专权背后是皇权的膨胀，而不是宦权危害到了皇权。
有明一代都没有宦官杀戮君主的案例，这和东汉末年的宦侍之祸、唐朝中后期的宦官夺权形成鲜明对比。但前人史家注意到这点时，经常会默认宦官是文官的对立面，由此建立起宦官作为皇家鹰犬与士大夫对抗的经典叙事，却忽略了明代政治文明、社会风气对宦官的影响，进一步说，是忽略了宦官们作为人的丰富性，而只是把他们当作制度机器来看待。
这种对立叙事无法解答明代屡屡发生的宦官与文官合作现象，以及一些贤宦犹如士大夫一般对君主的忠诚进谏。除了众所周知的张居正与冯保组合，明代宦官和文官领袖合作的案例并不少，比如嘉靖年间的张佐、黄锦，他们先后入主司礼监，与杨廷和、张璁、夏言等历任内阁首辅少有矛盾。
再比如被誉为“明代第一好太监”的怀恩，此人原本姓戴，族中兄长为兵部侍郎，后来犯罪被杀，连累时任太仆卿的怀恩父亲也被株连籍没，怀恩仅仅幼童时，就被阉割入宫成了太监，赐名为怀恩。此人历经明宪宗、明孝宗两任皇帝，性情耿直，廉洁清正，因为敢于向皇帝进言，保护朝中正直的大臣，所以在士人群体中也很有口碑。
回顾《明史·怀恩传》里怀恩的言行举止，他和一位正直的文官其实区别不大。怀恩本就出身士人家庭，从小又接受了教育，这让他不同于一般太监，能够以君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像怀恩这样有骨气、与士人交好的宦官，在明代中期有很多。比如万历年间的陈矩，嘉靖二十六年被选入宫，万历二十六年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管东厂。《明史》记载，此人外出办事廉洁，从不扰民，被驿站的人尊称为“佛”。万历三十三年，陈矩掌东厂兼掌司礼监印，集纠政、监察大权于一身，权势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果甘当皇帝的鹰犬，他完全可以投其所好，任由万历皇帝开征各种杂税，以满足私欲，但陈矩却大胆进谏。希望万历皇帝停止增收收矿税。
在《明史》的执笔者看来，陈矩“为人平恕识大体”，《明史》对他的事迹罗列，多为正面案例，比如反对矿税、在国本之争中保护沈鲤等士人，帮助含冤受屈的文官平反等，都可见陈矩的气度。陈矩掌管东厂期间，据传也是东厂抓捕人数最少、京师秩序最为稳定的一段时期，在他死后，文武百官亲自吊唁，身穿素白衣服的人多到堵塞道路，由此可见他在当时的声望。
但是，在大众文化的传播中，明代贤宦被遮蔽了，更加流行的是魏忠贤、王振、刘瑾、曹吉祥这样的恶宦形象，《江山风雨情》《大明王朝1449》《大明风华》《天下第一》等涉及明代的古装剧里，宦官形象大多数都是恶贯满盈、奸邪伪善之徒，少有像《大明王朝1566》这样的历史剧，能严肃对待宦官形象，塑造出吕芳、黄锦、杨金水这样有人情味的宦官。
明代为什么会产生很多有士人风气的宦官？这和宦官的出身与教育有关。在明代，部分宦官就像怀恩一样，本来就是士绅家庭出身，只是上一辈因罪抄家，他们自己被连累，早早投身去做了宦官。
明代中期，宦官逐渐衙门化。明代宦官不仅把持着司礼监，与内阁分割昔日的宰相职权，还占据了内府“二十四衙门 ”、东宫六局、天下王府承奉司、公主中使司、守备太监、镇守中官等要职，权力从中央辐射到地方，影响着中央决策、军事部署、财政收支、织造、烧造、皇家建筑营造等方方面面。宦官衙门化后，明代政权为了维持行政的日常运转，开始主动教育、培训宦官，提升他们处理政务的能力。
包诗卿是研究明代宦官教育的学者，她指出:“（明代）宦官培养体制日益成为权力制衡中的一部分。在对皇权缺乏有效约束的情况下，争取与皇帝朝夕相处的宦官势力，便成为一条接近权力中心的理想途径。为避免内书堂教育流于形式，最初由职任教习的翰林所发起的宦官读本编纂活动，逐渐引起朝堂之外士大夫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他们甚至有针对性地编纂适合宦官学习的读本，希望以此培养出既有文化又有修养的宦官，以实现间接影响皇帝的目的。”(《明代宦官教育新析》)
受教育的宦官多了，贤宦比例也就增加，这就是为什么明代中期涌现了很多贤宦，而这些贤宦都具备了士人的习气。
从明太祖时期到明中后期，宦官读书识字的能力在显著上升。明太祖起初严禁宦官读书识字，即便后来有所调整，洪武时期的宦官仍被限制在严格的权力网格之中。但是到了明成祖时期，因为靖难之后朱棣对士人的不信任，他开始大量起用宦官，出任军事、外交、财政、司法、文书、记事等要职，镇守中官这一宦官干预地方政治的职务，也是从明成祖时期开始。
洪熙、宣德以后，宦官事权进一步扩大，宦官受教育问题也愈发被统治者重视。宣德年间，皇帝设立内书堂，供宦官读书。据刘若愚《明宫史》记载：“（内书堂读书）自宣德年间创建，始命大学士陈山教授之，后以词臣任之。凡奉旨收入官人，选年十岁上下者二三百人，拨内书堂读书。”
明人黄瑜称:“正统初，太监王振开设书堂，择翰林检讨钱溥、吏部主事宋琰轮日入直，名为内府教书，实则与国初异矣。”明中期，内书堂隶属于司礼监，提督太监为最高负责人，由掌司具体负责，下设「年长有势力」者六至八名为学长，负责处理日常学习、管理事务。朝中受宠小宦官常被选入内书堂或文华殿东庑学习，由翰林学士、侍讲、编修等官员来担任教师。
英宗朱祁镇复位后，天顺二年(1458年)起，皇太子进学之地点选定在文华殿东庑，宦官教习地点遂定于司礼监内书堂。从此为定例。
在内书堂，小内监学习，首先要参拜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和认课的词林老师，还要准备一份由手帕、白蜡、龙挂香组成的礼品，作为学习的束修（学费）。他们在内书堂读《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千家诗》《孝经》等启蒙读物，还有明代士人学习的经典：《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再有就是习字即「号书」。专业内容有思想教育课程，如：历朝皇帝对宦官的诫谕《内令》、历代宦官奉公守法的事迹集《忠鉴录》、万历年间编纂的《貂珰史鉴》等，以及为培养内侍以后对朝臣奏章进行批答、对阁臣的票拟进行批红训练的「判仿」。（参考自《明代内书堂制度小史》、《明代的宦官学校—内书堂》）
如同《明代内书堂考论》所说：“在（明代的）宦官升迁上,非内书堂不入文书房,非文书房不入司礼监；而翰林恰恰是内书堂的教师,内书堂的宦官常常又是未来皇帝和皇子皇妃的老师。由内书堂引发的一系列微妙的关系,牵动着明朝的整个政局的走向。”
当教育和政治生涯绑定，明代宦官的学习热情异常高涨，很多宦官为了进入司礼监，得到批红权，就会在私底下用功读书。出身和教育的变化，让明代宦官群体出现了一批“士宦”，他们虽然是宦官，但在自我认同上却跟士人走得更近，他们尽管仍旧依附于皇权，抱持着忠君爱国的念头，但也习得左右平衡之术，小心翼翼维持着皇帝与文官之间的关系。像怀恩、张佐、黄锦、李芳等人，都是“士宦”的代表。
从明中期开始，当文官们意识到宦官衙门化已成定局，他们逐渐接受了宦官作为官僚体系中重要一环的存在，他们批评、对抗恶宦，但很少再去否定宦官机构，为了影响朝廷决策，使其更符合文官领袖及其背后的士绅力量的期待，内阁大臣们一方面积极拉拢司礼监宦官，一方面通过对年轻宦官教育的干预，培养士人化的宦官。
万历七年(1579年)正月，翰林修撰张元忭在内书堂教书时，就曾用《中鉴录》来教育小宦官。时人朱赓在《朱文懿公文集》卷里记载道:“子荩(元忭)曰：此辈他日在天子左右，关主德不细，奈何不预教之？乃观《中鉴录》，亲为条解，用示劝惩。又作《训忠》诸吟，令歌之，冀其有所感悟。”
嘉靖末年，徐阶担任内阁首辅，他也十分重视与宦官之间的关系。徐阶同司礼监宦官们交好，但内心始终警惕宦官，担忧宦官权力对阁权的侵扰。他在给亲信吴桂芳的信中说：“至于中官用事，则其机缄已见，防微杜渐，甚难着力。”(徐阶：《世经堂集》卷二四《复吴自湖》）在给杨豫孙的信中，他再度担忧道：“此间中官之势日盛，近虽沮得团营一节，不知将来又当有何等谋为？且不知其时仆仍能沮之否？中心忉忉，惟切求去耳。”(徐阶：《世经堂集》卷二四《复杨朋石》）
为了限制宦官，他也在宦官教育上动了心思，但他着眼的不是培养士宦，而是防备青年宦官与资深翰林学士的勾结。徐阶试图分化两者，所以任命了一些资历较浅的翰林官为内书堂教习。在他领衔内阁期间，内阁与司礼监保持着相对安定的关系，这其实也是明代中期的一种常态，明代中期，司礼监与内阁互相制衡，但总体维持着平衡，在魏忠贤为代表的权宦与东林党、齐党、楚党、浙党等文官内部党派交恶或勾结、党争前，明代从嘉靖到万历这近一百年时间里，宦官很少兴风作浪，史书上反而出现不少贤宦的记录。明中期的宦官，更接近于官僚体制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与官僚体制对抗的产物。
明代宦官有自我约束的习惯，不仅仅是跟他们的出身、受教育程度、在宫廷中的危机感有关，也和他们与民间社会的联系有关系。
学者赵世瑜、张宏艳在《黑山会的故事：明清宦官政治与民间社会》中考证:“1949年底，新中国政府在北京筹建烈士公墓，墓址确定在八宝山。那里原有一座褒忠护国寺，当时还住着许多宦官，所以当地人俗称其为‘太监庙’。选址的干部曾向一个宦官询问这处所在的来历，后者回答说，明永乐时因司礼太监刚铁之墓在此，故赐建祠庙……据碑文所载，刚铁其人乃明朝开国元勋，初侍从太祖朱元璋征伐，继而随成祖朱棣靖难有功，死后官葬黑山会，岁时享祭，并建有祠庙——护国褒忠祠。自明至清，宦官对刚铁颂扬奉祀，对护国褒忠祠屡加修缮。”但赵世瑜和张宏艳发现，这个墓主人刚铁，很有可能只是个神秘或者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他的事迹都是后人牵强附会的。
“后代宦官利用记载不详的刚铁，编造出利于自己的故事，逐渐形成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元勋神话。”这就像文官会以周公为楷模、武将会以效仿霍去病、卫青为荣，一些宦官在这种朝拜楷模的行为中，找到自己的一份归属感，并未自己确定人生的目标。
刚铁的褒忠祠建成后，明代宦官就发起了以黑山会为代表的祭祀组织，从而结成了某种特殊的联系，他们渴望像宦官刚铁一样，流芳千古，死后享有优待。有明一代，为刚铁祠庙和黑山会出力颇多的，多是史传中受到好评的宦官，比如张佐、黄锦、麦福、陈矩等，而魏忠贤、汪直等史传中不受好评的宦官，和褒忠祠就缺乏联系。
明代宦官们在沾染士人习气后，重视社会舆论对他们的评判。在明代，宦官帮忙修祠堂、修桥搭路、救助清官乃至劝谏皇帝减免赋税等，一方面与宦官个人的品格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在乎社会舆论，渴望为自己积攒一些福报。比如嘉靖年间的黄锦，他不但在清官海瑞死谏嘉靖时为海瑞斡旋，还积极投身于对家乡的资助。历史上，黄锦是河南洛阳人，洛阳有一条河叫瀍（音：缠）河，《尚书·洛诰》记载：“冬春之时，瀍河水微褰褰可涉；夏秋雨集，潦水大至，宛如江海怒涛。”因此在这条河上的桥，常会经受洪水考验。嘉靖三十八年，黄锦回乡探亲，得知乡民已有两年无桥可便，便发愿修桥，由其弟锦衣千户黄子铠主持捐资募款，未花普通百姓一分钱，便将桥建成。百姓感其济涉便民的义举，特在桥头为黄氏兄弟竖碑撰记，将此桥命名为“黄公广济桥”。
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明代宦官内部不是铁板一块，宦官们不同的出身、志趣、立场等，让他们或是与士大夫为敌，或是与士人交好，乃至在祭祀、信仰、维护口碑上，都与士人相近。
所以，对待明代宦官，不只有皇权这一条理解路径，宦官作为一个主体，在皇室、文官、武将，乃至更广阔和复杂的政治关系中流动，他们虽依附皇权，但在特定时候也表现出自身的张力，从士宦的角度来理解明代宦官，可以找到一条新的研究思路，也可以消除很多对宦官的成见。说到底，所谓宦官之恶，根源不在宦官，而在制度，在明代，宦官和文官并没有道德上的本质差异，真正把他们区别开的，是他们在制度中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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