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昌大圣信俗文化概述

顺昌

大圣

信俗

文化

概述

顺昌是大圣信俗文化的发祥地，被海内外大圣信众共同尊拜为“大圣祖地”。顺昌大圣信俗文化以猴崇拜为核心，融合儒、释、道多元信仰，以祭祀系列活动为主要表现形式，是闽台两岸“山尊大圣、海祭妈祖”信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的历史实物遗存、传承完整的非物质文化活动受到了信众和专家学者们的持续关注。2011年12月，顺昌“齐天大圣信俗”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闽越先民原始的崇猴习俗

大圣信俗缘起于古闽越先民的自然崇拜，是中华神猴信仰流传至今的重要见证。闽北多山的地理环境为神猴崇拜提供了原型。据《宋元地方志·三山志》记载“福建山多林密，乃猿猱之墟”，福建东南濒海，中部为丘陵地带，西北部则群山纵横，人烟稀少。闽西北部至今仍是福建省猴类的主要分布区域。《南平地区志》“民间信仰”记载：“闽北民间信仰源远流长，有闽越先民动植物崇拜的残余形式，有中原汉民族早期南下带来的中原神祇信仰，各种文化交流整合，逐渐形成‘好巫尚鬼’的传统”。闽北民众信仰广泛，崇猴信仰在顺昌尤为突出。顺昌县林密猴多，猴子成群为患，加上当时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恶劣，生产和医疗条件低下。百姓对猴类活动十分恐惧，敬而畏之，进而想通过讨好它们而免遭灾难，逐步演变成了为其建祭坛烧香上贡，祈祷神猴保佑。在宝山山顶，沿宝山寺大殿门前步道上行十多米便可见圣祖祭台。它由上天自然造化的“猿头”圣祖峰和地界人文砌筑的祭台及香炉共同组成，是天造地设的大圣生态文化和自然环境的最佳无缝组合，是远古以来顺昌人民原始动物崇拜的人文与自然最佳结合的实物见证。

原始动物崇拜到猴神的转换

《南平地区志》关于汉人大规模入闽的记录有三次：第一次大规模南迁入闽是两晋时代，中原战乱，汉族人民主要经浦城到达闽北。第二次是唐末至五代，中原人民多次避乱入闽，以唐末为最多。第三次是宋代，因北方战乱汉族第三次大规模南移，南移进入闽北的有不少是名家。顺昌的原始崇猴习俗逐渐与中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由原始动物崇拜到猴神的转换，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通天大圣”信俗，“通天”意为能将百姓的现实需求告知上天，是最有效地表达神力的词语，而当时广泛流传于福建的“瑜伽教”教派之中对神明多称“某某大圣”，便产生了“通天大圣”这一名号。这个转换的时间大约在中原汉民族第二次大规模入闽以后，北方的猴神崇拜随汉人入闽时一起传入闽北，与闽北的原始动物崇拜相结合形成地方特色的猴神崇拜。

通天大圣信俗在顺昌的普及

《大圣祖地遗产实录》［2013，海峡世纪(福建)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出版］记载，顺昌境内登记在册的大圣文化历史遗存达120余处，登记在册有“通天大圣”祭坛66处，“通天大圣”祭坛遗址18处，庙宇9处。这些祭坛、庙宇物质遗存丰富且形态各异。如露天祭坛，神碑碑文有的分别镌刻“齐天大圣”与“通天大圣”，两碑并立，有的只有“齐天大圣”或“通天大圣”，单碑竖立，有的镌刻“玉封通天大圣”，有的镌刻“通天大圣仁济真君”，有的镌刻“通天教主齐天大圣”等等，题款也各不相同；各祭坛除了碑文与题款不同外，在造型上也各具特色。元坑镇曲村村的通天大圣祭坛竖行阴刻：“三山长邑大匠张天赐造，本坊主缘张骏忠建”两行铭文，经查清宣统《曲村张氏族谱》：“张骏忠，官拜朝散大夫…生元延祐甲子（1324）卒至正丙午（1366）享年四十三”等信息推断，该祭坛建于元代至正年间。这些祭坛时间跨度从唐未到明清，以明清的居多，一般字数越多越复杂就越晚。涉及全县各个乡村，可见不同时期大圣崇拜之广泛。其中以“通天大圣”的为多，时间也最早，全县还有以“通天”为地名的共有72处。北宋理学家杨时家谱《杨氏族谱》中其先祖墓图标示有“通天庙”，明正德版《顺昌邑志》“贡赋志”中记载：“通天神会课钞二十三锭三贯二百文”，说明通天大圣信俗由于受众广泛、活动众多已上升到官府的日常管理事务，并特设“通天神会”这一独具顺昌特色的税种进行征收，所得专项用于举办通天信俗活动。

与这些实物相对应的还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祭祀民俗，至今各乡镇还保留着祭祀齐天大圣、通天大圣的民俗活动。其中，以郑坊镇峰岭村的祭祀活动最具代表性。每年农历七月十七日，峰岭村的男女老少都会倾巢而出，聚集在位于该村中央的一座“大圣”府举行隆重的“大圣”圣诞法会。这天凌晨三、四点，村民们便隆重列队登上大圣祭坛，来到大圣祖庙“请香火”，把大圣香火迎请进村中的大圣府后，道士们开始操办道坛法事，然后村民们抬上“大圣”巡游乡里。庆典从凌晨开始，一天的活动安排得满满的，采圣火、跳僮、铜针穿脸、巡游、打糍粑、道士行罡步、过火山、打油锅、化替身，直至深夜方散。尤其过火山和打油锅，村里村外人山人海，场面之大，热闹之至，无不让人惊叹。

从上述历史遗存考证和民间信仰可见，顺昌大圣信俗起源久远，是大圣信俗发源地，因此也被海内外信众誉为大圣祖地，顺昌宝山为大圣祖山，宝山寺的双圣庙为大圣祖庙，宝山顶的圣祖峰（石猿神峰）为大圣祖身。

大圣信俗文化的播迁与反方向影响

南宋时期，由于国家政治经济中心南移，闽北逐渐成为文化繁荣区域。其中，刻印业尤为发达突出，成为全国通俗小说雕版刻印中心，印制发行了大量的平话、戏曲通俗本。顺昌大圣信俗中的神猴形象，逐渐被刻印故事家所吸纳、采用和改造，并运用故事加工手法，促进大圣形象的广泛流传。据专家考证，现存最早讲史话本《全像平话五种》为建安余氏刻印，朱鼎臣本《西游记》（即《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杨致和本《西游记传》（即《新锲唐三藏出身全传》）均为建本。大字本《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中一些文句用的是典型的闽北当地土话，极有可能也是出自闽北刻本。这些刻印本中的通俗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成为民间说书、戏曲题材。例如：元代杨景贤的杂剧《西游记》中就有齐天大圣、通天大圣、骊山老母、巫枝祇圣母、耍耍三郎等“五圣”。其中，黎山老母亦称作“骊山老母”，是武当山道教玉清圣祖紫元君很多道观中都供奉有她的圣像；无支祁是神话故事中的淮河水怪，形状像猿猴，被大禹治水治服；通天大圣则来源于顺昌的通天大圣信俗文化。融汇儒释道三教文化于一身“齐天大圣”形象，在民间得到广泛喜爱，最终促成吴承恩版百回本《西游记》的成书，进而成为家喻户晓的神话人物。

这些剧本的传播进而反过来影响了顺昌大圣信俗文化，顺昌先民们在“通天大圣”信俗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五圣”元素，例如建西镇际会村齐天大圣府供奉的就是“五圣”；顺昌县岚下乡黄墩村岐头通天大圣坛庙单祀通天大圣，神像乃一“白衣秀才”文士造型，该传承与出现猴行者的早期宋代文献《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里的白衣秀才契合。这些剧本中的“齐天大圣”的元素相较“通天大圣”而言是一个进阶版，神通更为广大，自然更为人民所喜爱，因而被加入后来陆续建造的祭坛和庙宇中，成为在顺昌众多大圣信俗遗存中仅次于“通天大圣”的元素。

顺昌大圣信俗与吴承恩版《西游记》的联系与区别

大众观念中，齐天大圣就是孙悟空，说到大圣总绕不开《西游记》。顺昌大圣信俗与吴承恩版《西游记》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宝山南天门右侧有一石头小屋，内为“双圣”墓，两通石碑分刻“齐天大圣”和“通天大圣”。从断损的石建筑构件上阴刻纪年款“大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维大明嘉靖二十七年”，以及墓冢形制、碑铭图案等分辨，“双圣”墓为元末明初之际的历史遗存，早于吴承恩《西游记》成书 200 多年。近期，顺昌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通过与江苏淮安、浙江长兴等地进行史志资料交流，梳理了吴承恩与当时福建官员如淮安籍福建按察佥事胡链、长兴籍汀州知府徐中行、邵武知府吴国伦、淮安知府陈文烛，以及当时在江苏淮安、长兴等地为官的福建籍官员们如王凤灵等的关系，推断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作品的时候，不仅是改良了前人作品，还在一定程度上再次吸纳顺昌大圣信俗文化元素，来丰富书中人物形象。

顺昌大圣信俗海内外影响力

台湾的大圣信仰亦很普遍，民众称齐天大圣为“大圣爷”、“大圣王”“猴子公”。据有关资料统计，台湾的大圣信众超过300万人，主祀和配祀齐天大圣的宫庙上百座，其中最早的可上溯至明代。以典型的宫庙台南市万福庵为例，该寺建于明永历年间（1647年—1683年），主祀观世音菩萨，配祀齐天大圣，台湾信众都以该寺为台湾地区祭祀齐天大圣的开端及本山。据该寺主委称：依据民间传说，小孩子如果受到惊吓爱哭闹，俗称“着猴”，但是乡亲如果前往万福庵祭拜大圣爷，就可获得改善。因此，有许多乡亲带着小孩前往“拜契”（为契子之意）。在台南已知的祭祀齐天大圣的宫庙就有十五座，如主祀大圣的有大圣宫、南天宫、齐天宫等，配祀的有大观音阁、西保宫、武当山庙等。台中的合安堂，马祖的北竿水部尚书公府、金门的狮山寺、莲法宫等处都有祀奉齐天大圣。

台湾民众信仰大圣绝非偶然，与闽北顺昌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众所周知，台湾是个移民社会，在清代以前迁入台湾的大陆移民中，80%来自福建。历史上闽北及顺昌移民入台源远流长，有因家族南迁，子孙入台；有因参与战事，随军入台；有为官执政，奉调入台；也有授业传道，谋职入台。移民来到台湾后，为了使子孙不忘故土，把迁出地闽北的习俗、人文环境乃至大圣信俗也带入了台湾。

传入台湾的大圣信俗，完整保地留了闽北大圣信俗的独特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其一，据被台湾信众奉为台湾地区祭祀齐天大圣的开端及本山的台南市万福庵历史沿革资料所记，该寺为“延平郡王”郑成功的部将阮骏遗孀阮郑氏信佛持斋终老之所，阮郑氏亡后，后人将其故居改为阮夫人寺。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重修，取其原名谐音称为“万福庵”。相传阮夫人曾以育婴作为生计。孩子多哭闹冥顽，故奉祀齐天大圣，以祈求孩儿易于教导。阮夫人用来制孩儿哭闹冥顽的事项和上述万福庵主委口传至今的“拜契”功用，与顺昌民间延续至今的传说故事中“齐天大圣”喜欢打闹冥顽，夜间“齐天大圣”庙会游神时，各家应把孩儿叫醒，否则会“着猴”，以及许多乡亲拜为“齐天大圣义子”等观念或做法一致。其二，台湾奉祀齐天大圣的庙宇，不论是主祀的还是配祀的，在宗教信仰构成方面都体现了大圣信仰与儒、释、道等中华传统宗教信仰兼容的特点。这些宫庙不仅奉祀齐天大圣，又同时奉祀佛、道系统的神灵，如道教的保生大帝、玄天上帝，佛教的弥勒菩萨、观世音菩萨等。这与顺昌宝山寺传承至今的宗教信仰构成十分一致。目前，已有的文献和实物资料证实，宝山寺除主祀三济祖师神和配祀 “齐天大圣、通天大圣”神外，还敬奉观音、地藏、文殊、普贤等佛教神明。

闽台两地大圣信俗无论是在构成、内容还是功能、特性都极其相似，都显示出浓厚的中华传统文化色彩。这种中华性既表明了海峡两岸大圣信俗的同根同源，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一员，也表征了两岸信众对大圣文化的认同，从而成为台湾人民在文化上认同中华文化的重要基础。

针对台湾庞大的大圣信众群体，2009年，顺昌大圣信俗文化交流协会成立后，着力推动顺台大圣信俗文化交流活动常态化。据不完全统计，自2005年以来，台湾台中市南屯区合安堂、台湾大圣王文化研究会等先后组团150多批6500多人赴顺昌朝圣谒祖，顺昌大圣信俗文化交流协会等社团也先后组团7批200多人赴台湾，开展大圣信俗文化交流。2009年到2022年，顺昌先后举办了11场海峡两岸大圣信俗文化论坛与交流，其中2010年到台中举办了1场大圣信俗文化论坛；今年，在顺昌峰岭村举办“大圣信俗文化周”期间，我们收到了十余条来自台湾省及东南亚海丝各国的祝贺语音和视频。时至今日，大圣信俗文化交流活动已成为两岸覆盖面最广的联谊活动之一，有力促进了闽台及东南亚海丝各国的文化认同，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同时，从2018年起，顺昌依托海峡卫视对台交流的前沿媒体优势，组织两岸大学生“大圣文化研习营”活动，推动两岸大圣文化交流向庶民社会拓展。顺台“大圣文化研习营”被国台办确认为全国对台交流重点项目，顺昌也因此成为台湾学子重要的研学基地、民众大圣文化的滋养地。

顺昌大圣信俗研究

两岸学者围绕着大圣文化及其信仰习俗的学术意义、价值功用等方面开展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王益民研究成果《孙悟空兄弟合葬于此》发表在《炎黄纵横》（2002年第五期），《孙悟空“生”在福建宝山》发表在台湾《历史》（月刊、2004年第12期）；王益民、王枝忠、苗健青合作申请的课题《顺昌宝山猴文化与关系考察及旅游资源开发》被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批准立项，研究成果《顺昌大圣信仰与》发表在《福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台湾学者江柏炜、林建育研究成果《大圣爷信仰初探：以金门与台南为中心之考察》，郑昭明学术文章《两岸文化同脉、孙爷信仰同根》等被收录《海峡两岸齐天大圣论坛文集》出版发行。大圣文化丛书《大圣祖地遗产实录》《心系宝山》《走进宝山》《众说宝山》《齐天大圣祖地印象》《顺昌齐天大圣民间故事选辑》《顺昌齐天大圣文化读本》等陆续出版发行。随着顺昌齐天大圣信俗申报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成功，越来越多的两岸学者参与到“大圣文化”研究，也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公布于众。

大圣信俗文化活化利用

让大圣信俗文化活起来，就是要让大圣信俗文化走进千家万户，让更多百姓能够共享大圣文化发展成果。为此，顺昌县委、县政府以弘扬大圣信俗文化为核心，积极探索文化与产业相结合的发展新路。一是持续做好大圣信俗文化的挖掘、保护与传承。不断对大圣信俗文化历史遗存、非遗资料、非遗传承以及民间信仰文献进行收集、整理。与福建师范大学、华侨大学等院校进行学术合作，进一步挖掘整理顺昌大圣信俗文化内涵、提炼大圣文化精神。同时，积极做好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工作。二是通过大圣信俗文化，打造顺昌城市IP。推动“顺昌大圣品牌”发展，并依托“大圣”文化品牌，探索开发大圣酒、大圣茶、大圣矿泉水、大圣预制菜、大圣文创以及大圣研学等“大圣+”产业。目前，“宝山大圣”酒、“宝山大圣”茶已全面推向市场，反映良好。三是不断推动大圣信俗文化的资源整合与创新发展。由政府、企业、协会、非遗传承人等主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推动大圣信俗文化在文旅经济发展方面，发挥更多业态融合作用。最终实现以文促旅、以旅彰文，全力打造大圣文旅之乡。

大圣信俗文化，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将随时代脚步不断被完善。它是福建“山尊大圣、海祭妈祖”民间信俗格局的组成部分；是福建山海文明敢于拼搏的精神体现；是福建省对外经贸和文化交流的新资源和新亮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闽人智慧的代表性内容。

通天大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