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 · 郁龙余)
郁龙余，教授，国际著名印度学家。
1965年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印地语专业，师从季羡林、金克木、刘安武诸师，学习印度语言文学。
1970年毕业留校任教，1983年升讲师。
1984年调入深圳大学中文系，1991年升副教授，1996年升教授。历任中文系副主任、主任、文学院院长暨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和留学生教学部主任，留学生教学部和师范学院顾问。
2005年至今，任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南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深圳社会科学》学术顾问。
2016年12月1日获印度总统慕克吉颁授“杰出印度学家奖”。
研究方向为：印度文学、中印文学比较，中印文化关系，中国印度学，印度汉学(中国学)。
出版《梵典与华章：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中国印度诗学比较》《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一印度卷》《季羡林评传》《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印度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一带一路”开创人类文明新纪元--兼论中国印度的历史担当》等专著及编著30部，在《北京大学学报》《复旦大学学报》《文史哲》《中国社会科学报》《外国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人民日报》《新华文摘》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翻译印地语文学作品35万字，主持国家及省部级项目7项，3项获教育部第四、八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一等奖。曾任教《中西文化交流史》《东方文学》《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印诗学比较》《中印文学比较》等课程。
研究印度的意义
从四本相关著作说起
（文 |郁龙余）
研究印度的意义不但重要，而且是多方面的。当下，多数中国人包括网络媒体人士，对此话或许不以为然。而真正对印度历史、对中印关系史有了解的人，不但不会随波逐流，而且会克服种种困难，将自己对印度的所见、所闻、所悟告诉广大读者，展示出我们这个文化大国的智慧与底蕴。
令人惊喜的是，在克服三年新冠疫情造成的种种不利因素之后，我们在2023年出版了四本研究印度的学术著作。第一本是马维光先生的《印度历任总理总统小传》；第二本是郁秀的《故事，在印度》；第三本是高学思的《插图印度史》；第四本是张文娟的《雾与悟：亲历印度》。
马维光先生是我的印地语老师。我1965年考入北大，北大把他从外交部借调来教我们班印地语口语课，教语法课的是殷洪元老师。这里还有个小故事。2015年11月，我出席在印度总统府举办的世界印度学家大会。所有与会学者，不论是主旨发言还是主持用语，统统都是英语，只有我一人用印度的第一官方语言印地语。主办官员问：“您的印地语这么地道，在哪里留学学的？”“是在北京大学马维光老师那里学的”，我回答道。主办官员又问：“能否接受国会电视台采访？”在同行的朱璇博士的鼓动支持下，我做了四十分钟的印地语采访节目。后来，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了马维光先生，他听了很是高兴。现在，我要很高兴地告诉大家，马老师的这本《印度历任总理总统小传》，是在他九十华诞之际，在王佩芬律师的帮助下，克服种种困难出版的。
第二本书的作者是我的女儿。她十六岁时写的《花季·雨季》，风靡一时，后来还高票入选全国“三十年三百本”最有影响的畅销书榜单。2016年12月1日，我在接受慕克吉总统授予的“杰出印度学家奖”后，发表答谢词说：“此次携女儿同行，希望将来在她的笔下出现印度的形象和故事”。当时，全场掌声雷动。于是，一语成真。几年后，这本《故事，在印度：一个中国作家眼中的印度》成稿出书了。
第三本书的作者高学思是我的忘年交。他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又到复旦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系读硕士，旋即到印度马德拉斯大学读印度历史硕士，2020年开始师从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攻读世界史博士学位。北大、复旦、南大，都是中国顶级名校，印度的马德拉斯大学，是和加尔各答大学、孟买大学、贝拿勒斯大学等齐名的老牌大学。对于我这个有着从印地语专业大改行到中文系的经历的人来说，看到这个“之”字形的大跨度学历，内心喜不自胜。
《插图印度史：从次大陆到共和国》共十章，无论内容撰写还是插图选择，都体现了作者的呕心沥血。我在出版推荐信中写道，此书“忠实继承了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又不囿于传统老观念，大量运用国内外的新材料，借鉴权威学术研究，在专业、考据上不但过关，而且标准很高，同时全书充满新观点、新视角，是一本可读、可信的好书。”
第四本书的作者，顶着张文娟这个大雅之名，走的却是一条独辟蹊径的学术之路，让人难以模仿，更不可亦步亦趋。她在“北大学习，公益组织工作，游学哈佛、耶鲁、哥伦比亚，从教印度……现为印度金德尔全球法学院教授、副院长”。《雾与悟：亲历印度》，以独特的视角，记录了她在印度的生活、工作的三十个横切面。用自己的耳闻目睹和切身感悟，让读者拨开云雾，真切认知印度，认识印度的真正价值。
我写此文，不只是为了推荐这四本书，而是想借此解释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成功秘诀——“中西印三通”。我曾在《“中西印三通”和“边界的意义”》一文中说：“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主要存在四种类型：传统型，只懂中国传统文化，对外国的人与事所知甚少；外语型，只懂外国语言、文化，对中国文化所知甚少，主要靠教外语谋生；中西兼通型，他们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中的多数，有不少是大知识分子、著名学者；中西印三通型，这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最高形态，真正的智者、贤达，往往出在这类知识分子中。因为构成他们文化基因的元素，在四类知识分子中是最齐备的。”（《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意义》，第384页。）在此认识基础上，我进一步认为，中国现当代史上，有一大批著名学者、政要、名人都具有‘中西印三通’的特点”，比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鲁迅、胡适、陈独秀，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冯友兰、周叔迦、季羡林、饶宗颐等等，这些最为杰出的人物，都是中西印三通型的。
中国是这样，世界也是这样。马克思所以能成为革命者的思想导师，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在文化上他是西中印三通的。季羡林在翻译马克思论述印度的几篇文章之后，感慨道：“马克思并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当然更不是专门研究印度史的，但他竟能对印度史下这样大的功夫，做这样彻底的工作，可见他的实事求是的好学的精神是如何伟大。他之所以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建立者，绝不是偶然的。在这一点上，他也是我们的榜样。”（《季羡林全集》第十卷，第5页。）
季羡林先生
我们在这里讲的所谓成才秘诀，实际上只是客观地解释了中外人才成功史上的一个现象。但是，中国当代知识界中的多数认识不到这一点，甚至有人认为这个观点大谬。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下中国知识界还浸淫在欧风美雨之中。
但是，民族文化总是在曲折中前进。以上介绍的四部著作，以及四位作者的社会经历和知识背景，有力地告诉我们，对研究印度的重要性的认识，正在中国知识分子，特别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逐渐回归。其实。在2022年著名东方学家孟昭毅就出版了《丝路重驿：印度的再发现》。我在《书评》中说：“当代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大有提高，但对印度的认识大不如前。不但不如法显、玄奘、义净，也不如康有为、康同璧父女及谭云山、谭中父子。《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印度就是中国的镜子，就是三生万物的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印度的意义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如何正确地认知印度？还是将他看作‘三哥’、‘阿三’？那就太肤浅了!”所以，孟昭毅教授所说的“印度的再发现”，实际上是“印度意义的再发现”。科学常识告诉我们：两点一线，三点成面。中国、西方、印度，谁在理论和实践中认识到“三点成面”的意义，谁就是知者、胜者。
可以预言，随着时代的进步发展，世界上任何人，特别是西方人，想跻身于一流的思想家、政治家、学问家、教育家、文艺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不懂中国，不研究一点中国学，是不可想象的。同理，不懂印度，不研究一点印度学，也是不可想象的。
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西方地缘政治的影响，当代的中印关系中存在着“喜马拉雅鸿沟”和“喜马拉雅障碍”。我们相信，中国和印度必将由卓越政治家领导两国人民铲掉障碍，填平鸿沟，发挥两千年文化交流历史，以及泰戈尔、柯棣华、谭云山、季羡林中印友谊金桥的积极作用，成功构建一个伟大的中印命运共同体。
本文系郁龙余教授授权“南亚研究通讯”微信公众平台首发，原标题为《研究印度的意义——从四本相关著作说起》
另注：文中图片均来自于网络
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