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解放后，陈联诗全家就在临江门的一家公寓里建立了脱险同志联络处，专门接待从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中逃出来的同志和牺牲烈士的家属。这个工作结束后，陈联诗被分配到重庆市妇联工作，任生产部副部长。在此之间，陈联诗带领妇联同志积极开展工作，为许多烈属与工人解决生活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从而在烈属与工人中赢得了尊敬，也招致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嫉妒。在这个时候，有人找上门来，要把自己经营的农场捐献给妇联。而很多年以前，陈联诗就想要办个农场了。她在和廖玉璧自由恋爱期间，对于苏联的集体农庄，抱着美丽的向往。她把未来的农场命名为建华，取建设新中华之意。于是陈联诗开始策划此事，并将事情向妇联生产部提出，生产部长劝说，陈大姐你要考虑自己的身份，如果农场做不好，不但会影响到你自己，还会影响到妇联，损失党的威信，何况这很有可能是地主在玩什么花招。不久，重庆市委正式布置了农村的减租、退押和反恶霸斗争。某天，十几个农民兄弟拿着市里农民协会的介绍信找到了妇联，要找生产部的陈部长，说是他们村里的一个地主在“减租退押”的时候，声明自己的土地已经捐给妇联办农场了，他们来查看是不是地主在逃避运动，耍花招。陈联诗当场向农民弟兄们否认了这件事情。事情闹大后，陈联诗的“错误”由“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可能影响党的威信”，一下子升级为“帮助地主逃避减租退押”。陈联诗的处境一下子就起了戏剧性的变化。在很短的时间里，妇联开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会议，对陈联诗进行“批评帮助”，为了证明她的政策水平真的像领导同志所说的那样低，平时那些很敬重她的年轻同事们搜肠刮肚，“检举”出她的许多不合乎党性原则的举动。1952年，陈联诗被迫接受劝退出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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