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重阳。“柳添黄，苹减绿，红莲脱瓣”，一派清秋光景目睹秋景，怀念故人，不禁想起了三十年前的“君子之交”——一个影子，长长的脸，爽朗的笑，高高的身材，明快的语言，照人肝胆的火一样的热情……这就是薛觉先同志。
五十年代初，我和黄蔓耘蛰处港岛，前途茫茫，心情极不舒畅。恰恰在我进退两难之际，薛觉先给我们夫妇送来了火般的友情。他和唐雪卿同志经常渡海到我九龙漆咸道寓所谈天。不谈则已，谈必半天。内容海阔天空，但以戏为主。他们夫妇俩都是京剧昆曲迷，对于京剧、昆曲既熟悉，又热爱。
谁都知道，薛觉先同志同“老将关公”“红生大王”林树森是莫逆之交，曾向“林大王”学过不少红生戏。一出《古城会》，维妙维肖，脍炙人口。一次谈天，他非常感慨地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林大王”到香港，广东朋友请他和薛觉先合演《古城会》，因为薛是粤剧客串京剧，而且在港九红透半边天，所以安排他唱后半出《训弟》，“林大王”唱前半出。
薛觉先与林树森
林也是一位肝胆照人的朋友，晓得了这个安排以后，干脆对薛说：“老弟！你我‘君子之交’，有话直说。你究竟是广东人，唱惯了粵剧，偶然客串次京剧，嘴里免不了要露出广东腔。《训弟》以念唱为主，你唱一定吃力不讨好。如果你一人演到底，倒也罢了。现在前面我来，后面你来，恰恰以我之长，显你之短。反过来，我们两个调一调，就可以显你之长。这倒不是争什么先后，而是考虑到戏砸锅不砸锅。你意下如何？”薛觉先听罢大为感动，遵从他的意见，调了过来，演出效果十分精彩。
在讲了这件事之后，薛觉先又感慨地说：“现在有许多人对我们这些有点名气的演员，就只知道捧场，不肯直话直说。不知道捧场捧多了，对我们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五爷，你的小生，我是十分佩服的。你在台上的派头，我看不但我们粤剧演员难以做到，就是京剧演员也很难做到。人家告诉我：你过去早就会唱京剧。可是程砚秋介绍你到北京拜程继先为师，你却对程老前辈说：京戏我没学过，只会唱一点昆曲。你这种精神，在我们这行人当中，我认为实在难得。希望你以后象林老板一样，成为我的君子之交，经常对我直言相向，指出我的不足之处。”
程砚秋、俞振飞之《琴挑》
听了他这番直来直去的话，我和蔓耘都非常感动。因为过去干我们这一行的，相互嫉妒的多，开诚布公的少，象他同“林大王”那样的“君子之交”确似凤毛麟角，少而又少。想不到他对我也以“君子之交”相许，怎能不使我感动。所以，直到今天，三十年过去了，这席话却始终萦绕耳际，永志不忘。再想到当年他为我销“红票”，做义务广告等种种“雪中送炭”的义举，于此时此地满园秋色中，教我如何不想他。
薛觉先同志的表演艺术，有口皆碑，毋需我多费唇舌。但我总觉得有一点过去粤剧界同志似乎并不大注意。这就是他不仅个人爱好京剧、昆曲，而且竭尽努力使京剧、昆曲的表演手法以至音乐，溶化到粤剧中去，借以丰富、提高粤剧的表演艺术和音乐。
例如粤剧一般用大锣大钹，正是他把京剧、昆曲的小锣铙钹适当地吸收到粤剧音乐中去，从而充实了粤剧音乐的表现能力。又如过去粤剧极少武戏，也是他请来了袁小田、张玉成等武功教师，严格训练粤剧演员“打武派”，从而为粤剧开辟了武戏的蹊径。
薛觉先与唐雪卿
至于他本人，无论手、眼、身、法、步，特别是那种凝重、大方、高雅的功架，明眼人一看就清楚来之于京剧和昆曲。以前我曾听袁雪芬等越剧界的同行们说，越剧之所以有今天，主要靠两位“奶娘”：一是昆曲，二是话剧。昆曲的“乳汁”使越剧得到表演上的营养，话剧的“乳汁”，使越剧具有今天这套编剧、导演制度和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自然，粤剧本身的表演艺术本来也很丰富，但是，经过薛觉先同志吸收京剧昆曲的营养，在原有基础上又提高了一步。
还有一点令人不能忘怀的，是薛觉先同志对后进的关怀和奖掖。当时薛正康刚拜我为师，常到我家学戏，因此同薛觉先同志认识。那时正康二十岁刚出头，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娃娃而已，而“老薛”却是“挑头”的红角儿。“老薛”对“小薛”异常关怀，从不轻视。为了慰我寂寞，“老薛”常约我夫妇“过府赴宴”，并且要我携“小薛”同往。起初“小薛”不免感到拘束，“老薛”却总是循循善诱。因为他们五百年前同一家，所以“老薛”口口声声称“小薛”为“本家”。一会儿举杯：“本家，不要客气，干杯！”一会儿又说：“本家，你老师听不懂我的戏，你是广东人，听得懂我的戏，又是内行，应当向我讲讲我的短处。”一会儿又讲：“本家，你是广东人唱京戏，应当把京戏里的好东西教教我们广东人，为家乡戏多服务点嘛！”经过他多次鼓励，“小薛”果然以“本家”自居，到他家作客，就毫不拘束。“老薛”和“小薛”都是宏量，每次都是“酒逢知己千杯少”。
一九五二年中秋，“老薛”夫妇俩又请我们吃饭，从中午吃到黄昏，一下子饮干三大瓶，尤其突出的是那位薛大嫂，可真算得是海量。她曾经亲口对我说：“我平常一不喝茶，二不饮水，就是喝酒。”唐雪卿同志，不仅饮酒有海量，且也是一位仗义的人，和薛觉先同志一样肝胆照人。
薛觉先与唐雪卿
有一段时间，林树森同志任上海伶界联合会会长，经常为“穷哥儿们”募捐。“薛大哥”则任“八和公会”会长，财力比较雄厚，除了用“八和公会”名义捐款之外，个人也常常慷慨解囊。薛大嫂不但不阻止，反而热心“加码”。单凭这一点，也可算得是我们梨园界的“巾帼英雄”了。一九四一年香港沦陷前，他们夫妇为了保持民族气节，毅然离港去大后方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一次碰到敌机轰炸，震昏之后，“薛大哥”记忆力受到严重影响，把自己过去的拿手杰作几乎忘得精光，台词一句也记不得了。战后回到香港，自然一筹莫展，境况之狼狈可想而知。碰到这种情况，一般人除了唉声叹气还有什么办法？然而，我们的薛大嫂想出了一着谁也想不到的“棋子”：请学生教老师。她把一些薛门弟子请来，一点一滴地勾起他的回忆，从一字一句到一举手、一投足，样样都教。如是几月，薛老板“学”会了几出，马上来一期，演出演完一期，休息，再来一次学生教老师，又多了四、五出，再演一期。如此循环往复，没有多少时间，薛老板很快恢复了原来的“大红大紫”。如果不是唐雪卿同志敢于撤开戏班子里的空架子，请学生教先生（这在过去梨园界是无法想象的），薛老板决不会有后来的声誉。
写到这里，我又不禁想起了一九五五年四月二日和“老薛”在广州车站的最后一面。他们夫妇俩早我二月重返大陆，为了避免惊动，我于四月一日“愚人节”离开香港回到广州。广东省文化局领导林林同志设宴款待，特邀请薛觉先夫妇作陪。
小别重逢，倍觉亲热。我在广州只住了一夜，第二天他们夫妇俩又送我们上车。尽管我们分别不过两月，匆匆一面，似乎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临别依依，他们夫妇同声：“五爷，多保重！有什么事快点告诉我们！”语简，意长，情重。直到今天余音在耳。
光阴似箭，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往事历历，似在目前。记得一九七五年他的得意门生、粤剧“武状元”陈锦棠来上海，指名要见见我。其时，我尚在“棚内”，住的是“东漏西破屋”，睡的是“四凳木板床”，穿的是“里外洞穿衣”；听说要见香港客人，只好借了衣服到国际饭店“奉命作陪”。
同座的还有袁雪芬、王文娟同志。陈“状元”见我，第一句话就是：“我是薛觉先老师的学生。一听到这个名字，我就心头一热。接下来，他又说：“过去在香港，老师带我看过你的戏。他老人家对你很钦佩，常常谈起你。今天能够见到你，好高兴啊！”接着问长问短热情非常。陈锦棠先生想必记得，我那时只是说“好，好，好”，反正一百二十四个“好”。可你哪里知道，那天我同你见面，屁股硬是象坐在针毡上，“提心在手，吊胆在心”，深怕一句话讲错，回去挨斗。吃东西还怕掉在身上，弄脏人家衣服不好交账。这种“心藏黄连苦，强作欢笑人”的味道，活了七十多岁，我还是第一次尝到哩！
当晚，躺在木板上，怎么也睡不着，吃了加倍的安眠药也没用，实在怀念我那“雪中送炭”的“君子之交”，也真想说点什么，写点什么纪念纪念这位“薛大哥”。可是，那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有何话可讲？何文可作?……今天呢，大地回春了。虽然在重阳怀故人，略感“情惆怅、意凄凉”（这是薛派名剧《胡不归》中的一句唱词，老朽对粤剧，仅会哼此一句）。但是瞻望锦绣前程，心中却甚舒畅：经过十年风浪，我这把老骨头还相当硬朗，还可以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情。既逢佳节，仅以此心告慰故人在天之灵吧！
（《俞振飞艺术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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