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站队”、“表态”成了舆论事件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太多太多的人，他们的真实意见被激愤的情绪压制了，被群体的非理性盖过了，不敢发出和身边的人不一样的声音，成了沉默的少数派。
网易新闻推出策划《我说一句，不一定对》，给这些“少数派意见”一个表达的机会。
那些送孩子去戒网瘾的家长，指责他们有意义吗？
说起戒网瘾，我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一系列新闻，比如杨永信，比如“电击疗法”，比如豫章书院。
以年轻人为主的网络舆论，往往认为送子女戒网瘾的父母，是在谋杀孩子人格，禁锢孩子自由，对于家长几乎是一边倒的批判。
比如我们常看到这样的标题——《比杨永信更可怕的，是那一些不配为人的中国家长》、《送孩子去网瘾学校，你们病得真不轻》，等等。
但是，很多人忽略了，不管是网瘾，网瘾少年，还是网瘾家长，都只是复杂中国的一个缩影，它们不是单纯的家庭教育问题，而是由社会因素导致的问题。
一味地指责网瘾少年的家长们，其实没什么意义。
01被焦虑恐惧与世俗成功学支配的教育观
“网瘾”这个词的提出，其实是个笑话。
1995年，一位美国医生故作严肃地在自己的个人网站上创造了“网络成瘾障碍”这个词，本来是讽刺个别机构在定义“行为成瘾”时过于随意。
但是没有料到，10年之后，在大洋彼岸的中国，网瘾治疗居然成了一个可能有百亿规模的产业。
为什么在西方受到冷遇的“网瘾”概念，在中国却能如鱼得水？
中国国内对网瘾的关注，是从2004年一篇刊登在《武汉晚报》、名叫《谁能帮我救救女儿》的求助信开始的。
这位母亲在信中哭诉，自己的女儿以优异成绩考入高中，却因为网瘾问题而辍学，字里行间浸透着她对女儿前途的恐惧。在此之后，类似求助信不断出现，都是在讲述网络游戏如何残害孩子，孩子的人生前途就要完蛋。
所以，他们把孩子送给杨永信，送到豫章书院，送往各种矫正中心，其实是出于对子女人生道路跑偏的恐惧。
2017年的江西南昌豫章书院
一名“戒网瘾学员”在接收端传媒采访时表示，是社会现实让父母成了“戒网瘾”的拥护者。
这位学员曾经是职业电竞玩家，在被父母连哄带骗地送入网戒中心前，他的收入已经超过了当地省会的平均工资。
他对记者说：“你要知道，中国的现实就是，社会是分三六九等的。虽然我一个月可以赚4000块，但在主流社会眼里，这依然是个无法登堂入室的职业，是低端的。职业玩家和农民工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的收入并不会随年龄提升，他们的工作不被社会尊敬，他们没有能被认可的社会身份。”
这样的想法几乎深入每个中国家长的内心。
这一代网瘾少年的父母集中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年纪上已经步入中年，面对整个社会日益加剧的阶层分化、资源竞争和中产阶级的身份焦虑，他们不敢给孩子任何试错机会，不敢想象读书考试之外的成功途径，相信只有随大流、做“正经事”，才能改变命运，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
在这种环境下，一个孩子是不是有网瘾，根本不需要专业机构判断，家长说有就是有。而家长的认知，是被社会现实所塑造的。
只要我们的社会普遍认为高学历、赚大钱、做精英是成功，那玩游戏、写小说、踢足球就会被认为是下九流，是阻碍成功的因素。
纵观这几十年，出生于70年代的孩子有过“武侠小说瘾”，出生在80年代的孩子有过“游戏厅瘾”，出生于90年代的孩子有“网瘾”。
只要单一的社会评价体系不改变，资源短缺、竞争激烈、出路有限的社会现状不改变，00后、10后迟早也会有下一个瘾。
02缺乏有效干预措施，病急乱投医
在指责家长将孩子送进网戒中心前，要先问一个问题：除了去网戒中心，他们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
答案让人沮丧——没有。
在电视节目片《网瘾之戒》中，柴静向家长提问，“（一些人认为）让孩子去接受治疗是不人道的，你们怎么看？”一位家长情绪激动地回应，“谁有什么好手段？谁有什么好手段？拿来！”
这种愤愤然的语气背后，实在是穷尽了所有办法之后的“放手一搏”，没有办法的办法。
2017年8月，安徽阜阳市临泉县中学生李傲因痴迷网络，在被父母送进合肥正能青少年特训学校，但几天之后，李傲因在戒网瘾过程中死亡。当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李傲父母有没有采取其他方式帮孩子戒网瘾时，其母回答，已试过很多方法，比如带他出去旅游、走亲戚甚至根据孩子提出的要求去学动漫，但都以失败告终。
如果检索更多案例，都清晰表明：这些父母，都是在尝试了其他干预措施却无效的情况下，才选择将孩子交到他人手上来戒网瘾。
而且，多数网戒中心在接收孩子时都会跟父母承诺不会使用暴力、电击等手段，但直到出现悲剧后，很多家长才恍然大悟，他们被骗了。
比如李傲的父母就说，“打电话的时候人家说得很好，说学校有心理辅导老师，教育方式也很温和，而且承诺绝对不会用电击之类的手段”。
但事实上，他们的儿子却在里面收到了非人待遇，最终致死。
与家长束手无策直接关联的是，社会缺乏有效的支持干预系统。
“网瘾少年”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与家庭教育有关，也与中国当下社会有效的公共治理的缺席有关。有专家就认为，缺乏支持性的人际关系是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根本原因。
比如，2009年香港大学社会学博士白川指出，中国的娱乐设施很稀缺，所以孩子们只能去网吧寻找快乐。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2011年4月发布的《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 截至2010年底，在网吧上网的青少年网民比例达到48.1%。而在美国, 截至2000年底，只有1%的青少年在网吧上网。有研究发现，那些到网吧使用网络的青少年更可能成为所谓的“网络成瘾”者。
追溯“网瘾少年”的形成原因，是想表明，拯救“网瘾少年”，父母有责任，相关部门也不能当甩手掌柜。
尽管当时的文化部在2010年就出台实施了《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今年7月10日废止），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拟将“网瘾防治”写入条文中，但是，这么多年来，我国从来没有一个专门针对网瘾矫正的细则与规范，来指导到底该如何帮孩子戒网瘾。
这就使得各地对“网瘾少年”的矫正，要么局限于家庭内部的自救，要么家庭矫正失败后他们被送入没有资质的、商业性质浓厚的所谓“网戒中心”以进行“他救”，但不规范的操作与盈利目的之下，致使戒网悲剧时有发生。
有效的合法的社会矫正方式缺席，让一群无助的、无知的父母“病急乱投医”，本质上，他们也是受害者。
03父母陪孩子时间太少？别忽视了心酸的生存现实
在指责父母们的声音中，主流的观点是：父母陪孩子时间太少，才导致孩子沉溺网络。
这个说法很正确，但它忽视了一些特殊群体。
有研究发现，中国农村青少年的网络成瘾率，显著高于城市青少年。
这一方面是因为，农村青少年的父母通常文化程度不高, 对网络了解不多；另一方面，这些父母为了支撑整个家庭的生存，总是常年在外打工，而根本无法留在子女身旁。
留守儿童沉迷网络世界 截图自《大山的呼唤》
在迫切的生存难题与充斥着不确定性的教育前景之间，农村父母选择外出务工，可能更符合现实生存逻辑。
新周刊的一篇报道显示，“绝大多数孩子（留守儿童）会强烈要求在外打工的父母买手机，他们寒暑假的生物钟是晚上通宵玩游戏，上午睡觉，下午起床继续玩。”
这印证了《纽约时报》上一篇文章的观点：穷人更喜欢和更容易沉溺于屏幕和电子产品，而富人们崇尚不玩手机，不打电话，不上社交网络，不回电子邮件的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留守青少年的父母，真的应该被指责吗？城市家庭的父母以“工作忙、生意忙”为理由为自己开脱，这是矫情，但是，那些偏远地区的农民家庭，他们的生存与教育困境，不是他们主动选择的，背后是不均衡的发展机会与谋生资源，他们没有被时代或政策选中，仍要为了基本的生存而奋斗。
即将到来的2020年是全面小康建成之年，但是很多都市人不知道的是，我国仍有几千万人口尚未脱贫，一些人依然要为“吃饱饭”而努力。
对这些人来说，“多陪陪孩子”是根本无法做到的，光是活下去就已经竭尽全力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先验地、一概而论地去指责父母没管好孩子，虽然政治正确，但未免因忽视了背后的复杂因素，而多了些冷酷的表情。
只有让他们走出贫困，他们才能像一个正常的现代父母那样，将孩子健康地培养成人。
最后，这不是一篇给为人父母者洗地的文章，而只是意图在流行的批判与指责中，呈现另外一个看待“网瘾少年”与“网瘾矫正”的角度。
单纯针对父母们做道德说教，对于解决问题没有太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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