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杨永信还在办戒网瘾学院
我一直以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瘾这个词已经成为过去时。
因为整个社会已经互联网化，网络早已成为我们学习，生活，事业的重要部分。一个不会使用互联网的青年人将在这个时代寸步难行，反而有不少沉溺的人利用网络达成了远超别人期望的成就。毕业后的这些时间，我眼见着曾经的一个个网瘾少年少女靠着做自媒体，创业做软件或者干脆做自媒体过得越来越好。
就像最早的时候没人敢吃螃蟹，一个新事物刚出来的时候被妖魔化是正常的。然后随着它普及，越来越多面被人了解，终究会洗刷掉妖魔化的罪名。
然而就在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微博认证为“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的杨永信还在孜孜不倦地宣传着他的戒网瘾事业。十年前如此，三年前如此，在今天还是如此，一如既往地靠妖魔化网络，不科学的治疗方式收取巨额治疗费。真的是在作恶。
更别说几年前惨无人道的激进“电击疗法”，给无数孩子留下了无法消除的心理创伤。而至今没有任何人表示愿意为此负责。
八年了。
杨永信的戒网瘾班至今已经十个年头了
1，杨永信是谁？
08年的时候，杨永信以网瘾少年们的救世主的姿态，突然出现在公众面前。
先是在当地人口中传开，然后上了央视《战网魔》纪录片，最后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那时候有关网戒中心有这样一段视频资料，展现了杨永信近乎神迹的戒网瘾效果：
网戒中心里有一间13号治疗室，任何少年少女，无论之前多么不听话，怎样顶撞父母，怎样大声反抗。只要进了那个房间，40分钟后出来就会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百依百顺，声音轻的像蚊子哼，有的甚至当场向父母跪下认错。
听信了宣传的父母对这里趋之若鹜，纷纷用强的，用骗的，用拐的，用绑的把自己那个不争气的孩子带到这里来，交上一大笔治疗费，指望着孩子能在这里改过自新，彻底成为“别人家孩子”。
后来的事情我想大家都知道了。面对外界的好奇，杨永信毫不讳言地表示主要是因为他使用了“电休克治疗仪”，也就是说通过往孩子的太阳穴里通电来“治疗孩子”。
从法律上来说，那台仪器因为治疗方式过于激进，甚至没拿到生产许可证，况且这种治疗方式根本不适合用于心智正常的未成年人。从道德上来说，这种治疗方式更是和不伤害，不强迫，尊重人权等原则背道而驰。
甚至在进行强迫性电击“治疗”前，杨永信都不会给孩子做任何身体检查。上来就电，电到你求饶，电到你屈服，电到你认同我，最后成为我的一部分。
好不威风。
13号治疗室里的电击疗法
被电击的孩子大声呼疼，杨教授却早已习以为常
2，杨永信做了什么？
为了写有关杨永信的事情，今天又把柴静2009年探访杨永信的网瘾治疗中心的新闻专题《网瘾之戒》翻出来看了一遍。
几个细节处，几近落泪。
疼痛
几个被“治愈”出院的网瘾少年在被问到被电击太阳穴时是什么情形时这样说道。
“就是剧烈的疼痛，然后抽搐。”
“别的孩子一起按住我。”
“那种感觉说不上来，真的经历过了才知道。”
“如果真要说的话，就像是那种特别高频率震动的小锤子一下下打着我的太阳穴，痛不欲生。”
当柴静问起这种“治疗”持续多久时，孩子面无表情冷冷地说道。
“40分钟。”
与之对比的是，之前的视频里，前来体验的记者只被电击了一秒，就惊呼出声，而“治疗”她的仪器已经是弱化了很多倍的保健级产品。
针扎一般的疼痛是孩子最大的感受。
恐惧
柴静摸进学校里，采访电击治疗学院里的学员。那个接受采访的小女孩大概13,4岁。当被柴静问道愿不愿意留在这里时，小女孩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愿意。
柴静又问既然电击那么疼，为什么还愿意留在这，小女孩说因为电击是好的，让她觉得清醒。可能是觉得孩子的语气不对，于是记者又问道：
“真的吗？”
这时小女孩脸已经涨得通红，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她咬了咬牙，吸了口气。最后依然用平稳的声音回答道：
“我愿意呆在这。”
眼泪止不住，我能感觉到那种恐惧。但我更怕那种恐惧消失，变成麻木，变成认同。
孩子说着说着，流下了豆大的泪珠
恶魔
当柴静直面杨永信，问他怎么治疗孩子的时候。杨永信微笑着说。
“就是电击。”
“就是借助电休克治疗仪。”
“一边电他一边问他为什么要来这啊，还敢不敢啦。如果他回答错了就继续电。一直到他承认自己的错误为止。”
说这些话时杨永信一直是笑着的，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仿佛在炫耀着自己的功绩一样。好像确实也是他的功绩。
学员帮杨永信压住“被治疗者”，杨永信则用电流电击太阳穴
不只是针对未成年人，杨永信的网瘾治疗学院对成年人也一样开放。《战网魔》一书中关于在杨永信学院治疗武旭影有这样的文字：
杨永信拿起仪器的两个端子，对着少女的太阳穴轻轻地点了一下。
“难受吗？”他盯着少女的脸问道。
“不难受！我没有网瘾！”少女说。
“那好，再来一下。”杨永信又点了一下，少女颤抖了一下，可她咬紧牙关，不说难受。杨永信在两个太阳穴上同时点了一下，少女受不了了，叫起来：“我难受，我难受，医生，你用的什么东西，我的脑袋为什么这么难受？”
“不是仪器的问题，是你有网瘾，有网瘾就难受。”杨永信开始心理引导，“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不想告诉你，我想离开这个地方，我想去找我未婚夫……”
杨永信又点了两次，少女终于挺不住了，泪水顺着眼角流下来……
“好吧，医生，我错了。”少女终于缴械了，眼泪止不住地流淌着……她与杨永信交谈了45分钟，向杨永信保证，留下来治疗，并且会向父母道歉。 这一段文字仿佛在说，“少女”真诚地“认错”了，她承认自己有网瘾，承诺要向父母道歉。
但首先，“少女”的身份有问题，刘明银口中的“少女”武旭影，其实已是20多岁的女大学生，并且，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所学的正是心理学，后来读了心理学硕士研究生。
当时作为心理系的本科生，武旭影会怎样描述她的故事呢？她写道：
当其他“盟友”把我抬进13号室的时候，当我听到“嘀、嘀”作响的仪器声音，和看到一间几平方米大的狭小空间里那张凉冰冰的处置床的时候，我什么都明白了。
我的学识告诉我，这是“电休克”——这就是杨永信口中的简单检查，看看我有没有“网瘾”。
理性上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再加上的确遭受了杨永信也承认的“相当疼”的数次电击后，武旭影策略性地选择了顺从。对此，她写道：
我表面上服从了他的安排，可能是外面毕竟有记者，他不敢使用太过的量，我是这里所有人当中算是幸运的，只用了1到2（毫安）之间的。但是，久病初愈的身体在脚踩地的时候，我还是感到一阵眩晕。我咬牙站住了，我告诉自己：坚强，我要出去……
于是一个可能完全心理没有问题的人就被逼供出了有网瘾。这还是成年人。在杨永信的电击诊疗所里，还充斥着大量这样被逼供说出自己有网瘾的未成年人。
驯服
资料显示，除了电击，他那里还有一整套手段让孩子臣服，包括捆绑，监禁，限制自由，个人崇拜，重复洗脑，消解信任感等。
电击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让所有学员像小狗一样臣服于他。电击只是驯化过程中的惩罚措施，但却不是这个制度的全部。如果我们遍观这个制度，会发现俨然一本《1984》，一部《古拉格群岛》，一次小型极权主义实验。
为此，他制定了一共86条规定，没有学生知道他为什么要制定这些规定，他们只知道如果违法，立马进13号治疗室接受电击。这些规定具体的包括“说老师坏话”，“和家长说想回家”，“吃巧克力”，“坐杨叔凳子”，“上厕所锁门”等。抽象的诸如“严重心态问题”，“挑战杨叔权威”，“执行力不足”等。而除了这86条规定外，如果“表现不好”，自己的名字后就会被加圈，一旦加到的圈超过五个，学员将进入13治疗室进行电击。
当被问到这些侵犯隐私的时候，杨永信表示“进了这里就没有隐私了”，甚至他鼓励学生互相监督，互相举报。他给学生划分阶级，阶级高的，挨电的次数就少，就可以决定阶级低的人要不要挨电，阶级低的，通过举报他人的方式，也可以让自己尽量少的挨电。
这所学院就像是一座小小的集中营，进来了就没有隐私没有朋友没有信任感没有安全感，随时随地要遭受到生理和精神上的巨大的折磨。他们在惩罚你身体的同时，还会每天一遍一遍地告诉你你是错的。告诉你应该服从他，信任他。服从他就能得救，就能从网瘾的苦海里解脱出来，违逆他就必须在这个地狱里继续受苦。
而人类是需要依托于某样事物的，或是家庭，或是事业，或是学习，或是友情，或是电脑游戏。而杨永信的网瘾中心里的人什么都依托不了，就像是即将溺死的人，在一片巨大的虚无里只能抓住唯一的那根稻草——服从这里的规则。
于是他们从此臣服，接受现实，渐渐的竟然开始喜欢上这里的生活，开始讨厌还在反抗杨叔的人。
臣服地足够彻底，乃至于忘了究竟是谁让他们如此痛苦，是谁剥夺了他们的自由。乃至于要给反抗激烈的学员脸上啐上一口吐沫，还要踏上下一次按住他，给他进行“电击治疗”时再多用点力。
你就服了吧，你看我都服了，每个人都要服的。
如果你臣服地再彻底一点。
那么恭喜你，你得救了。
上帝
毫无疑问，杨永信在他的戒网所是有超过皇帝的权力的。如果真要比喻的话，更像是全知全能的上帝。
在杨永信对外宣传的图片里，总能看到有孩子给杨教授下跪的镜头。有的是两三个一起跪，有的是一列十几个一起跪。而那个瘦弱的老头子就微笑着站在那里，接受大家的跪拜。而在央视的采访里，杨永信说：“只要拯救了一个孩子，那他就是功德无量的。”却绝口不提所有因为他电击治疗受到伤害的人，也绝口不提这些孩子在之后究竟怎么样了。
《东方早报》有一则报道称，当某位“学成归来”的学生回家后，他第一句话就是“我剩下的日子就是为了让你们痛苦。从此我不做任何事情，让你们断子绝孙。”
而在另一篇网友的自百里，那个前学员表示：
到现在，每当我看到杨永信三个字时，心里还是一阵阵后怕。如果等中国将来哪天法制健全了，有人惩治他了，我将第一个站在证人席上。
让学员内斗，剥夺一切隐私自尊，用一切方法批斗。在21世纪后，如此大规模地用文革那套对付中国人的，网瘾治疗学院算是一个。
极权
作为一部政治预言恐怖小说，《1984》里也有这么一个神秘的“101”房间，用来治愈不爱老大哥的人。那是国家对一个人的终极惩罚手段，虽然没多少人进去过，但每个人都听说那个房间里装着的是每个人心底最深处的恐惧。所有进入房间里的人都会消失不见。
主角温斯顿因为思想罪被带入房间，接受治疗。思想罪不会带来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
“你注定失败，党注定失败”这是温斯顿作为人类的最后一次思考和判断；“我恨老大哥。”这是温斯顿作为一个人类进行的最后一次情感。
再然后，老鼠出现了，它们尖叫着毕竟动弹不得的温斯顿。准备扑向温斯顿，撕咬他的脸，吞噬他的舌头，咬烂他的舌头。极度的恐惧中，温斯顿作为一个人的人性终于被肢解。
他被“治愈了”。
在走出101房间后，他承认2+2确实等于5，并且终于和其他所有人一样面无表情地，由衷地，声泪俱下地说：
“我爱老大哥。”
有没有觉得情节很熟悉？
再说一个。
电影《发条橙》中少年犯ALEX以杀人罪被判入狱14年，为了缩短刑期，ALEX自告奋勇，愿意把自己当作小白鼠一样送去为一项叫做“厌恶疗法”的充当实验品。
实验开始先给Alex吃一种能让人产生各种不适症状的药物，之后把他绑在椅子上，用工具强行撑开他的眼睛，逼他看关于暴力和性的一些影像，同时还放着贝多芬的音乐。在药物发挥痛苦作用的同时，Alex接受的信息是他以前最喜欢的三种行为。
出院后，ALEX被改造成了一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能接近女色而永远无法危害社会的“新人”，就像是一只被上紧了发条的橙子，没有自由意志，对社会有用，但仅仅是有用罢了。
有没有觉得情节很熟悉？
确实，这些事情和戒网瘾学校里真正发生的事情何其相似。
但不同的是，ALEX是十恶不赦的杀人犯，温斯顿生活在一个虚构的极权主义世界里。即使如此，小说中的这些惩罚方式也被认为是非常不人道的。而杨永信戒网所里的这些“网瘾”孩子们不是罪犯，没有疾病，如果说他们有什么罪的话，只能说是不听父母的话罢了。
只是没想到，帮助父母让孩子听话的产业可以发展地如此巨大，乃至于央视二套披露杨永信戒网基地的收入是8000万元。原来很多父母所谓的为孩子好不过是想让孩子服从，想让孩子听话，至于孩子好不好，他们没办法也不可能为孩子的未来负责。你指望一群把孩子送到网瘾学校电击的父母，能帮孩子指点迷津？
别逗了。
2009年7月26日，杨永信登上美国《科学》杂志()。文章记录杨永信不顾被下药带到网戒中心的“患者”黄河的抗议，将已满18周岁的黄河电击超过一个小时。《科学》杂志用最臭名昭著（The most ）来形容杨永信。那时，中国很少有科研文章可以发到上。
挺光荣的。
3，杨永信无需负责，戒网瘾学院继续如火如荼是这片土地上的魔幻现实主义
杨永信的网瘾生意不合法。
主要在于他的机构没有电击治疗的权力，那是针对精神病人才能使用的手法。而网瘾并不是被界定的精神病的一种，杨永信的“治疗院”也没有收容精神病人的资质。况且他使用的电击器材即使在精神病院都早已弃用，原因是过于刺激。
因为上述前提，所以杨永信针对孩子所用的那些惨无人道的疗法可以被归类为故意伤害。必须为他所作所为负责。
然而正如本文开头所说，杨永信并没有为此付出代价，就连他的戒网瘾学院都还活得非常滋润，无论是今年夏天，还是去年夏天，像下面这样的“夏令营”一直没有停止过。
发着一样的稿子，做着一样的事。
为了强调孩子进入戒网瘾学院后戒网瘾有多么成功，文章最后附上了孩子下跪的图片以及一首非常通俗的打油诗。
顺着图片的水印，我在他的微信公众号里找到了这样一段话。
“自网瘾作为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并常态化以来，网瘾戒治作为一种新生的社会功能迅速崛起，但也因其缺乏科学成熟的治疗模式而屡屡因安全事故被媒体聚焦，很多相关机构就在这种大浪淘沙的态势中偃旗息鼓，而一路走来的临沂网戒中心之所以脚步越来越稳健，这关键取决于其领军人物杨永信和他的团队在实践中创新完善起一套安全有效的戒治模式，并保持着不断攀升的高治愈率。”
这是一段非常幽默的话，它的幽默程度让我这个公认面瘫的人差点笑出声来。如果打分的话，我给9分，仅次于“女子被卖深山挣扎无果，十年后被评最美乡村教师。”。
它的第一重幽默在于这几个关键词“科学成熟”，“安全有效”。
第二重幽默在于，上面说的那段话是正确的。
杨永信的集中营再残酷再灭绝人性，至少没有像南宁某戒网瘾学校一样把邓森山殴打致死，至少没有像郑州某学校一样把“前倒”和“后倒”作为惩罚方式，让17岁的“问题少女”活活把自己摔死。
与这些对学员进行肉体毁灭的“学校”相比，杨永信的电击疗法确实算得上是科学温柔了。但是，把这种相对的“科学温柔”挂出来，当作自己的卖点招徕顾客，又是另一件非常幽默的事情。
荒诞的是，他还招到了。乃至于看到这些事的朋友先是惊讶，然后是迷茫，最后只能恶狠狠地丢下一句“他也不怕遭天谴。”
太阳底下无新事。所谓魔幻现实，在这片土地上真的不过如此。
4，我们要的，不过是程序正义。
同样在2009年，我赶赴山东临沂，乔装采访“电击教授”杨永信和他的网瘾治疗事业。遇到了一个试图逃跑而被抓回去的“网瘾少年”，他光脚穿着球鞋，血从腿上流下来，悄悄的对我说，“跑不掉的，这个县城的人都指望这个医院发财，家长住在外面要给他们房租，吃饭穿衣要从他们那里买，谁帮人跑掉就是不让大家发财，连警察都不管我，说我是精神病院逃出来的疯子。所以没人能救我，没人。”
这是一位知乎用户在阐述有关“最美乡村女教师”郜艳敏事件时的说法，这种群体性犯罪的现象确实在中国的乡村非常常见。
如果说中国的城市，政府做事相对靠谱，在外滩踩踏，上海大火等事件中迅速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的话，那农村离法制，文明的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不知道杨永信的戒网瘾班为何还能延续至今。我也不评价杨永信给孩子们带来的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但我觉得此类不由分说强制暴力戒网瘾的场所，存在一个有关程序正义的问题。
如果我不违法，就没有人可以强迫我做任何事情。如果我出事了，那就一定会有人为我失去的负责。这是让社会中的民众有安全感的前提。
这样我就不会因为“被认为有网瘾”而被送进可怕的戒网瘾学院，最后因为我已经被“洗脑”且没有受到肉体伤害就不追究网瘾治疗中心的责任。
这样就不会有人因为“我在深山里被迫和拐卖大骂我的人一起生活了20年最后原谅了他们”就不追究涉嫌买卖人口，强奸，故意伤害罪的他们的责任。
只有确保有人负责，这些危险，邪恶，违法的势力作恶前才会有所忌惮，才不会因为确信人性的软弱而肆无忌惮地犯罪。才不会有类似“反正到时候只要让他原谅我们就可以了。”这样的荒唐念头。
我不是革命烈士，我不信任自己终会改变的意志力。
我是一个普通人，我只信任不会被动摇的司法。
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