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
全文2.5w字
美国七十年代paro，脑洞属于枣哥@
两个少年的故事
摇滚明星x头号粉丝
建议BGM：-
———正文———
她第一次走进南市区，是因为别人告诉她别去那里。他们说那里太危险、太贫穷，而她又是个中产阶级。他们说，“除非为了毒品和红灯区，否则没人去那里”。
劝她的人们包括她的同学（其他就读于私立学校的中产子弟）、邻居（其他比较富裕的市民），还有朋友。他们都像她一样，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她并没有打算听任何人的话。那是一九七二年春的一个下午，她步行十五英里，带着她的记录本、笔别在领口，一头扎进了南市区。
南市区位于一块延伸进墨西哥湾的长条形陆地上。这里有一万人口，被种满棉花的郊区包围，与湾区的其他区域相隔绝，仅靠一条四车道的高速公路与北市区相连。公路旁是一条沟渠，沟渠里躺着一条废弃的米轨。
南市区的一端有一个大型市场，卖北市区挑剩下的肉类、蔬菜和水果。货物用小面包车和卡车拉进来再拉出去。通向市场的道路两旁是仓库、废料场、垃圾场、公交车总站。每天清晨，废水排到街上，海鸥们成群结队地来觅食，在漂着油污的水坑里和老鼠一起争抢食物残渣。
南市区的居民们大多住在一座缓坡上的小社区里。这里的一半还是爬山虎占据的老式平房，另一半已经是土地利用观念下建起的合作公寓。小酒馆穿插其间，还有学校和几家慈善机构。这片居民区四周环绕着通往市场的公路，汽车的轰鸣声整日不停歇。
科莱特小心翼翼地走着，几乎被这种陌生的冒险气息迷住。虽然这里吵闹又肮脏，但她看见一些别的——平房的篱笆是五颜六色的铁皮拼成的，墙上喷满具有工业感的涂鸦，屋顶上缀满手工制成的鸟舍，成群的鸽子在天上盘旋。
南市区是用北市区称之为垃圾的东西组成的，人们利用能到手的一切装点生活，生机勃勃得让她感到不可思议。
拉美裔的孩子骑着自行车飞过街头，夹着滑板的高中生故作深沉地把帽兜罩上，嬉皮士背着吉他行色匆匆。南市区和她听说的截然不同。他们说它空洞、危险、丑陋，而她感到鼓震的气息——在地平线下不足十米处，一定有一颗心脏在跳动。在这种震动中，她的心脏久违地雀跃起来，她几乎想放开双手，在街头即兴跳一支毫无章法的舞。
南市区汇聚了所有颜色：黑白黄红的肤色、五彩缤纷的颜料、炊烟味的天空和地平线末端的海。她睁大眼睛望着这新奇的一切，直睁到眼睑酸痛。
她想起来，北市区夜晚只持续二十秒，然后是二十秒的“M-A-L-L”。在那二十秒的夜晚中，她可以看见深浅不同的蓝色夜空，看见镰刀形的新月划开金色的伤口。所有的这一切都看得匆匆忙忙，因为二十秒很快就会结束，“M-A-L-L”又会亮起来。
“M-A-L-L”是正对着她家窗户的广告牌，它亮上二十秒，熄上二十秒，当它亮起的时候，夜晚其余的一切都看不见了。夜晚整个死了。
两年前她十岁的时候，曾经悄悄用弹弓把广告牌射得没了电。父亲知道后，没收了她的弹弓，把她几巴掌打在地上，押着她去赔礼道歉。她安分了好一阵子，现在父亲忙于处理和母亲那一地鸡毛的婚姻，她又悄悄从家里跑出来，翘掉晚饭，闯进规则允许之外的南市区的陌生领地。
她开始一次次偷跑出来，回到这里。
科莱特熟捻地跳过“三只猫”酒吧旁边的水坑，和站在消防龙头旁边洗脸的女人打个招呼——科莱特并没有多叨扰塔妮拉，塔妮拉在工作。她穿着到大腿根的皮靴和紧身裤，向每一个过路客招手。科莱特第一次带着记录本和笔走过的时候，她冲她喊道：“嘿，北市区的学生妹！你是来做社会调查的吗？来采访我吧！”
科莱特问为什么，塔妮拉说：“因为我是一个性感的女人。”
她们聊了起来，塔妮拉于是成了她在南市区的第一个朋友。塔妮拉带她认识了她的街头大家庭，他们住在桥洞、废弃的大楼、下水道和废卡车里。她去拜访他们的时候，总是带着刚够买一顿麦当劳的五美金。
科莱特今天的目标并不是拜访她的街头朋友。她向南市区深处走去，最后停在小巷里的一栋平房边。
她看一看手表，正是下午五点半。再过半个小时，那里就会传来琴声。她已经为那位神秘的吉他手当了半个月的幕后听众。木门后的吉他手进步神速，她亲耳听见他从单音弹到音阶再弹到和弦，从磕磕绊绊到熟练。
她问起来的时候，塔妮拉告诉她，那里住着一个独居的女人和她快小学毕业的儿子。
“不过，那小子的脾气可不算好。”塔妮拉说。
六点钟的、专属于她的音乐会准备开场，她却听到屋内传来摔打的声音，然后是女人的咆哮。木门“轰”一下打开，又“砰”地砸上，一个少年被推出来。少年绊到门槛，一屁股坐在脏污的水泥地上。
她下意识跑上前，伸手想扶。那看上去和她差不多大的少年却用三四倍的力气猛地甩开她的手，警惕地抱着自己的旧吉他站起来，把她脱口而出的“你没事吧”堵在胸口。
“别管我。”
黑头发的少年乐手把灰蓝条的围巾往上扯了扯，从喉咙里咕哝出一句不近人情的话。她听见那嗓音处于某种变声期的嘶哑之中。
次日六点她仍然出现在那扇木门前，里面的琴声却失踪了。她焦躁地来回踱步，在笔记本上一遍遍记下小木牌上用白粉写成的门牌：艾伯丁街七号。
科莱特钟爱的六点音乐会从此消失了整整一周，但她并未放弃。她仍旧每天六点准时来到艾伯丁街七号，默默等上一个小时。
终于，在暑假到来前的周日，她又见到了那木门后的吉他手。那天她冒了很大的风险才从晚弥撒里跑出来，沿着废铁轨奔向南市区。
她跑得太快，因为她已经迟到了二十分钟。她掠过塔妮拉的消防栓，飞过史蒂夫的水果摊，只来得及打个招呼。她像一道白色的闪电。
她气喘吁吁地停在木门前。气还没喘匀，她就听见身后传来一个有些哑的声音：“我以为你起码今天不会再来自讨没趣。”
她猛地回头，只看见少年抱着手，居高临下地打量她，背后还背着那把琴颈都弯了的吉他。
她没有第一时间回话，等费劲地捋顺了气息才开口询问：“你叫什么名字？”
少年不耐烦地皱起眉头：“我凭什么告诉你？”
“凭我想要你的签名！”
她扬起手中的笔记本，翻开空白的一页。
“…我的签名？我？”
少年愣住了。
“我喜欢你的吉他，”她郑重其事地说，“给我签个名吧，吉他手。”
少年狐疑地把她全身上下都打量了一遍，确认她无害后才慢吞吞地把抱着的手放下。她看出来他有点手足无措。他对她说：“跟我来吧。”
小吉他手带她七拐八拐，最后来到小巷深处污水横流的地下室。他盘腿坐下，把破吉他珍重地放在膝盖上，开始调音。
开始演奏前，他忽然抬起头盯着她，目光灼灼：“你真的喜欢？”
她用力点头。
“呼，”他吐了口气，“你最好别骗我。”
还不太熟练的旋律流淌而出。她不知不觉蹲下去认真听，听出那是老鹰乐队今年五月才发行的《》。她记得某场班级聚会里，她的同学曾经对她炫耀过那盘黑胶唱片。
他弹错了几个音，又执拗地重新来过。地下室里很闷，他的额头和她的额头都渗出汗珠。汗水浸湿他的领口的时候，一曲终于完整而完满地结束。小吉他手狠狠抹掉额头和鬓角的汗珠，站起来，懊恼地说：“我弹得还不够好。”
“你只是有点不熟练，”她拍了拍他的肩膀，“你会越来越好的！”
“不用你说我也会。现在把你的本子拿来。”
少年抢过她的本子，龙飞凤舞地写下自己的名字：E-D-G-A-R，Edgar，艾德加。
他们走出地下室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半。小吉他手问她住在哪里，在听到“北市区”的时候眼神黯了黯。他说：“我送你回去。起码送到北市区门口。”
她问为什么，他就耸耸肩膀，说自己是个男人。
那个暑假，她天天往南市区跑。她暂时忘记了埃尔维斯•普莱斯利、格里高利•派克和今年三月上映的《教父》里的大帅哥阿尔•帕西诺——她目前是未来的顶级吉他手——目前年仅十二岁的艾德加的头号粉丝。
放假后，她能来的时间变长了。她有时一早就到，有时不得不在应付完象征性的家庭午餐后才能出发。无论她什么时候来，只需要绕到平房的窗口敲上六下，三下重、三下轻，那扇窗就会打开。艾德加就站在那扇他房间的窗后，先把吉他从窗户里送出来让她帮忙抱着，再小心翼翼地翻窗出来，轻轻落地。
他们一起步行七百码，绕进一家倒闭许久的沃尔玛超市。这个僻静的地方是塔妮拉帮他们找的，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偶尔也在这儿过夜。
“你竟然能和街上的那些人交上朋友。你给他们钱了？我劝你别白费力气，他们用在毒上的钱就是个无底洞。”
她跑在前面，他则勉强地背着吉他跟在她身后，时不时抱怨着她脚步太快。
“他们大多数不要钱，即使是最需要帮助的人，”她慢下来，和他并排走，“他们中的很多只是想跟一个不打算挽救他们，不会责骂他们，也不会看不起他们的人聊聊。”
“……”
他没有回答，似乎在认真思考她的话。
他们在四面漏风的停车场里坐下来，他调好音，从半音阶开始一板一眼地爬格子。无人打断的时候，他要练上整整一个下午。她有时带一本小说来看，有时就只是静静听他指尖流出的每一个音符。
两个脏兮兮的孩子是小音乐会的常客。他们全部的家当就是一辆购物车，购物车里塞满了罐头和破破烂烂的毛毯，一个脏脏的毛绒熊玩偶躺在满是污垢的毯子上。他们似乎是一对兄妹，小男孩推着小女孩，总站在不远处看他俩练琴。
她招招手，站在购物车里的小姑娘也对她招招手。小男孩叼着一根工业香精味的棒棒糖，把自己的上半张脸埋在帽兜里。
这样持续一周后的某天，小男孩忽然趁他们中场休息的时候走上前来。他推着妹妹走到艾德加面前，直截了当地问：“嘿，你会弹谁人乐队的歌么，吉他手？”
“你喜欢他们？”
艾德加露出他惯用的不屑表情，抬起半边眉毛，闭上他那只被刘海遮住的左眼。
“怎么，你不喜欢？”
男孩一口咬碎棒棒糖，露出敌意的神色。
艾德加一摊手，视线飞速掠过四周，直到看见科莱特鼓励而期待地对他挥了挥拳头，才故作无奈地长叹一声：“真没办法。谁叫我刚好在练《》呢？”
他弹起来，比科莱特第一次听见他弹的时候整整流畅了三倍。他的手指在C调上辗转腾挪，他神经紧绷，心脏狂跳不止，但他终于在废弃超市门口进行了人生第一场完美的演出。小男孩兴奋不已地用五音不全的嗓子跟着唱，小女孩懵懂地跟着节奏摆动双手，把购物车踏得吱吱作响。
一曲终了，她发自内心地替艾德加鼓掌。她的小吉他手喘着气偷偷看她一眼，又摆出“小意思”的轻松表情，问小男孩怎么样。
“太酷了，吉他手！你以后要成为猫王吗？”
小男孩问他。
“我谁也不成为，”他拍了拍吉他音箱，“我就是艾德加，E-D-G-A-R，我只是我自己。”
他们的晚饭往往在麦当劳里解决。南市区的麦当劳是无家可归者的庇护所，那里提供干净而免费的水，一个可以坐下的地方，还有便宜好吃的食物。比如涂着糖浆的厚松饼。
他俩练完琴，就在这里点一份餐，两个人分着吃。
流浪者在卫生间里打一支镇静剂，有的人抱着衣服去洗。店员戴着厚厚的胶皮手套，大声疾呼：“不准在里面洗澡！嘿，说的就是你！”
一些中年人从早上起就占据了卡座，他们是一些退休的卡车司机。他们谈论政治，谈论尼克松访华，谈论苏联的阴谋和水门事件。卡车的轰鸣声响起的时候，他们就拉开窗户，猜测这一趟的司机是不是他们中某人的儿子或兄弟。
饭后，她替艾德加处理伤口。他总是在长达三个小时的蜘蛛爬弦和两指跳弦里弄伤左手指头。
有一回她问他疼不疼，他说：“音乐就是我的生命。”
“疼是因为我知道我活着，”艾德加补充道，“在南市区，每个人都想死。他们不会直接说‘我想死’，但这是一种潜台词。他们说‘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或者‘我酒驾杀死了我的兄弟，坐了一年半的牢’。我宁愿疼，因为我活着。”
她发现他在这么说的时候，那双黑眼睛透亮如星空。她翻开她的记录本，写下一个对自己的疑问：科莱特，你的生命是什么？
父亲说：考上大学、参加社会活动、去一两个读书会、准备一份漂亮的简历、毕业然后工作。和一个朴实家庭的，信教的小伙子结婚，养一条狗，买一栋小别墅和一辆吉普车，过幸福的生活。
母亲说：挑选你的男人、学一些园艺、学一手厨艺、生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和其他中产阶层的家庭主妇们整日聊天购物，泡一壶斯里兰卡进口的茶，过幸福的生活。
她想，这肯定是人世间无数对夫妻的故事，这种生活模式有一种简单之美。它让你想起平静的溪流，蜿蜒流淌过翠绿的牧场和宜人的树荫，最终汇入海洋。但它是如此平静、如此沉默、如此漠然、乃至于令她感到莫名的焦躁。
她不要这样，她宁愿疼痛。她宁愿奔赴危险，攀登陡峭、度过暗流。她宁愿遍体鳞伤，只要她能拥有改变——她会用新长出的喙啄破蛋壳，在睁开眼睛的疼痛中呼吸新的世界。
科莱特上八年级的时候，父亲和母亲的冲突终于从热战滑向冷战。那年圣诞节，父亲一气之下回了底特律老家，母亲则不甘示弱地飞往加利福尼亚度假。他们赛着在桌上留了几千美金，嘱咐她按时吃饭睡觉，不要乱跑，更不要带着这么多现金乱跑。
她游荡在平安夜的街头，腹中空空。她包里背着同学们送的圣诞贺卡，上面写着：“欢乐满人间。”天气很冷，她戴着手套，闻见从沿街的窗户里飘散出来的烤火鸡的香味。她费劲地搜索回忆，想知道她们全家是否有过这样的幸福时刻。但天气太冷，她冻得鼻头通红，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她眼前的马路宽敞无垠，街上连一辆车也没有，空无一人；街上房子的正面，不管是无穷无尽的卷帘门还是无边无际的百叶窗，都紧闭着。她曾经一直梦想着能把这条讨人厌的繁忙马路战胜，也就是能走在路中央，今天她终于得以这么做了。她甚至能闯红灯，斜着穿过马路，或者停在广场中央大声唱歌。
可她兴致缺缺。她游荡到傍晚，才慢慢走回家。那栋苍白的独栋别墅一脸死气地出现在她的视野尽头。随之出现的是一个背影。艾德加只穿了件薄羽绒服站在她家门口，背着吉他，围巾裹到耳朵。他正交换着跺左右脚来驱散寒冷。
“艾德加！”
她远远喊道。
他转过头来，缩着肩膀对她招手。
“天，你在这儿等了多久？”
她飞速上前打开门，把冻得浑身僵硬的吉他手塞进家里，打开供暖系统。
“刚到。”
他哑着嗓子说。
“骗人，”她倒了热水，“你硬得像个冰棍！不是说好明天早上来我家一起听唱片吗？”
他拉开羽绒服的拉链，犹豫地说：“我妈妈去加里出差了，而你也说你父母不在——所以我想，也许你需要一个人一起过平安夜。”
他们都没吃晚饭，她打遍订餐电话，也没找到一家开张的披萨店。冰箱空空如也，只有一袋冷面包。他们一起在灶上把面包烤了，狼吞虎咽地送进饿得发疼的胃里。
艾德加看见她从包里一叠一叠拿出贺卡，不禁觉得自己捂在吉他包里的圣诞礼物单薄得可笑。他在夜里溜出家门去酒吧驻唱了整整一个月，才攒钱买了一只金属装饰的粗糙头箍。
科莱特大大方方地问他有没有给她的圣诞礼物，他左顾右盼，最后埋着头说有，但又紧接着补上一句：“反正你不会喜欢。”
你有这么多朋友，这么多伙伴。他想。
“可我打赌你会喜欢我的圣诞礼物！”
她转进房间，吃力地拿出一个很重的长条形盒子。他揭开封盖，里面躺着一把崭新的民谣吉他。他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把吉他起出来，细细抚摸。这是一把D型吉他，四十一寸，单板，音箱是深黑色。
他几乎忘记了呼吸。
科莱特笑着问他：“喜欢吗，艾德加？”
有一瞬间他的眼睛酸涩。但他忍住了落泪的冲动。他点头说喜欢。然后闭上眼睛，狠狠睁开，瞪着窗外白茫茫的夜空，说：“我会让它的声音响彻整个联邦。”
“那我申请看看你给我的礼物！”
科莱特举手说。
“…喏。”
他从吉他包里拿出一个小小的黑盒子，那只深色带金属扣的头箍静静嵌在劣质天鹅绒垫底间。他不敢问她喜不喜欢，她却已经把它戴上。
“我会让它陪着我走遍每个角落。”
她对他眨了眨眼睛。
科莱特起哄让他试试新琴，他调好音，她又问他能不能弹首圣诞歌。
“我才不会弹这种幼稚的东西。”
他说着，但一支简单而熟悉的旋律已经响起来了。
“你喜欢什么颜色？”
科莱特问他的时候，他们正靠在科莱特家的沙发上听滚石的唱片。他们对彼此的家越来越熟悉，熟悉到甚至能把备用钥匙交到对方手上。
“黑色，”他给出一个她意料之中的答案，“为什么这么问？”
“我听说，”她打了个响指，“摇滚明星都要把眼睛周围都抹得很黑、留长头发、戴有铆钉的装饰。最好再涂上指甲油，电视上的都是这样的！”
他几乎是下意识地相信了科莱特对摇滚明星不靠谱的印象，然后才思考起来他是否也要学着一套装束。
当然，他这位被他赋予了过多权柄的头号粉丝早就以他的形象设计师自居，他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按在了梳妆台的座椅上。
“嘿！这是女孩子才做的事情。”
他不满地抖动肩膀，却没用什么力气。实际上，他可以说是乖乖接受了科莱特的摆弄，眼睁睁看着他引以为傲的单片刘海被一个仙人掌超人造型的发卡别上去。科莱特的脸在他眼前放大，她的呼吸几乎贴着他的鼻子，让他鼻尖发痒。她把母亲那里偷来的眼线笔用在他眼睑上，画得一板一眼且太浓，让他看上去像是个三天没睡觉的犯罪嫌疑人。她又捧起他的手涂上黑色指甲油，未了还感慨一句：“你明明可以换个让自己可爱一点的颜色！”
“这幅尊容，”他一言难尽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恐怕还没开口唱歌就已经把听众送去见上帝了——哦，不，应该去见撒旦。”
“拜托，艾德加，我的化妆技术会进步的！”
科莱特左右打量自己的作品，感到不怎么满意。
“进步？”
他心中升起不想的预感。
“只要你肯配合…”
她露出一个狡黠的笑容。
“……”
艾德加顿时感到自己是个天字第一号蠢蛋。和科莱特待在一起的时候，不知为何，他总是变成蠢蛋。但他转念想到——当个快乐的蠢蛋也许好过当个痛苦的聪明人。他在同学中就感到非常痛苦，虽然他并不迟钝，也不愚蠢。正相反，他自认是个还算聪明的人。
就像许多聪明人一样，他受不了愚蠢和无意义的规矩，比如非要把头发剃成平头、非要用二十美金买一件穿起来冬凉夏暖的校服、非要在被家境富裕的同学欺负的时候忍气吞声、非要在老师用戒尺抽他的时候背着手说“打得好，先生”。
但与其他聪明人不同，他所知道的唯一发泄方式是愤怒。
学校里充满了毫无道理的规矩，所有人——聪明人和笨蛋——都只能遵守，而他想要弄懂每一条规则和它们背后的逻辑。可没有人以他认为必要的方式向他做出解释，他们只是告诉他，事实就是这样，他必须这么做。
有时他也遵守，有时他会火冒三丈，暴跳如雷。这时他就会受到打骂，这些打骂让他更为愤怒。等他平静下来的时候，他已经被赶出教室，在校门口罚站，或者被送回家，挨上妈妈的几个耳光。这让他更加确信一切都不公平。
后来他用音乐发泄愤怒，每次挨了打骂，他就逃回音乐的世界里，发了疯似的练琴，练到指腹血肉模糊。科莱特会给他处理这些伤口，她叫他不给人省心的吉他手。他摸摸心口，发现他的心脏正加速跳动。他似乎从科莱特的絮絮叨叨中学到第三种发泄的方式，他只要看着她的头顶，看着那只他费尽心思才买下来的头箍，就感觉自己获得了某种镇静剂一般的安抚——他无处安放的愤怒在她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
艾德加的母亲死在了他的十五岁，那时他才刚开始自己写歌没多久。他像往常一样走回家，到家后，他发现门反锁着。他使劲敲门，最终从窗户进了屋，屋里有一股焦糊的味道。母亲就这样躺在地上，不省人事。半锅意大利面粘在锅底，已经被烧得焦黑。
他关掉火，报了警，被带到警察局问话。知道母亲的死因时，他的表情近乎木然：静脉注射药物滥用引发的三尖瓣细菌性心内膜炎。
他浑浑噩噩地被送出警察局，兜里塞了一颗安慰性的薄荷糖。他身无分文，不知道如何继承他的遗产，不知道如何处理后事，不知道该去寻求谁的帮助。他没有回家，转过街角，靠着墙缓缓蹲下来。他甚至流不出一滴眼泪。
塔妮拉路过他身边，在他面前停下，他没有抬头。女人刚结束工作，脸上的妆是花的，口红飞到下颔角。
“小乐手，我听见警车到你家的声音，”女人说，“发生什么事啦？”
“…！”
他恶狠狠地抬起头，眼睛充血。他的愤怒臻至极限，他意识到这女人身上那种仿佛胡椒薄荷一起燃烧的“药”味正是害了他母亲的根源——这并不意味着她是个贩子，但她和他母亲都是整个由毒凝聚起来的社区的一员。
在这样的社区中，毒贩子不是电视上看到的那种邪恶的陌生人，他们是熟悉的人。他们可能是他的表亲、他的叔叔、他的小学同学、中学同学。无论怎样，他都会和他们打交道。他上学的时候免不了跟他们擦肩而过，在小店门口的时候免不了碰见他们谈笑风生。他们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无处不在，他无法视而不见。他恨不得拿拳头打爆他们的头。
那些毒狗们几乎全都互相认识，帮助彼此渡过难关，交换关于房屋、药物和警察的信息。他们因为共同的创伤、痛苦和被孤立的体验而惺惺相惜，在自欺欺人的互相安慰中抱着团一起自甘堕落。
女人不在意他的表情，只是蹲下来抚摸他的头顶。他挣开她的手，吼道：“我恨你们！我恨你们所有人！”
“你应该恨，”女人眼神黯淡，“恨是一种力量。有了它，你就可以从这里走出去。”
“……”
他抬起头，看见她苍白流汗的脸、悲哀的眼神，以及胳膊上那些污浊的蓝色血管。他想到母亲。
“…对不起。”
他为自己漫无目的的爆发感到抱歉。
接下来的半小时里，他们开始聊天。他听到一个千篇一律的、有关贫穷、失能和创伤的故事。她今年将近四十，经历过经融危机和二战，从十九岁开始就从事出卖身体的行当。
走之前，塔妮拉对他说：“我想要自杀。我想弄把枪来，可我害怕那种死亡的虚无。我想证明自己活过。在我死之前，我要让科莱特来记下我的故事，把它编成书、兴许还能出版。你相信吗？从她和我的谈话里，我敢打赌那个小姑娘会是一个出色的作家。”
他不知如何劝慰塔妮拉，只能闷声点头。生命如此暗淡无光，死亡又足够迫近，以至于诱惑着她。她要求他弹一首老歌，他如是照做之后，她笑着说，她来自弗吉尼亚。
走之前她给他一个硬币当小费，他把硬币丢进电话亭，拨通科莱特家的座机电话。
“喂？”
电话那头传来他熟悉的声音。他松了口气，科莱特专门嘱咐过他，只要不是她接电话就赶紧挂断，父亲知道一个男孩给她打电话的话，肯定饶不了她。
“科莱特，是我，”他平静地说，“明天有空吗？”
收到肯定的答复后，他背着吉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转身走回警察署，从头开始询问安葬程序。
次日是个周末，科莱特打开他家门的时候，他正把母亲的骨灰盒放在桌上。公墓的价格是几百美金，他出不起，于是他准备把母亲安葬在海滨的沟渠里，和其他几千个这样的穷人一起。
“嗨。”
艾德加轻轻打了声招呼。不需要多说，她看见他的表情时就已经明白了一切。
他们一路沉默地走出南市区，越过棉花田，走到海边。她捧着骨灰盒，他则扛着从塔妮拉那里借来的锈铁铲子。他开始在污泥里挖一个浅坑，一开始他的铲头用得很不得法，后来就越来越顺手。
他们交换着干活，正午的太阳晒得他们汗流浃背。终于封好土后，他对她说谢谢。她捡来一块木片，掏出笔，问：“艾德加，你希望我怎么描述她？”
他思索很久，回答说：“实话实说。清洁工，吸毒者，一个男人的母亲。上帝的孩子。”
一九七六的圣诞节是在南市区一起过的。他俩、还有一些无家可归的街头朋友。他们在他家订了四盒披萨，用他第一次参加乐队演出赚来的钱：那是个在红灯区助兴的三流乐队，刚好缺一个吉他手。
他们分完披萨，整夜弹琴唱歌。从硬摇滚唱到节奏布鲁斯，从老鹰到史密斯飞船。在朋友的要求下，他弹了三遍《》，直弹得手指发热。
塔妮拉没有来。他们说她也许已经死了——在南市区，一周以上没有出现的人大概率已经躺在了林肯医院的地下一层，不久后就会被送到纽约郊外的长岛湾埋葬。有人说，她的尸体没有被认领，因为她的男人隐瞒了她的死讯，以便继续领取她的补助金。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没人给死人钱。
一个年轻姑娘哭起来，说塔妮拉就像她在街头的母亲一样。她教她应付这个世界，告诉她应该提防谁，哪些嫖客会伤害她。“愿上帝保佑她的灵魂。”她说。
科莱特整夜闷闷不乐。她心里明白她已经失去了她在南市区的第一个朋友，而她的记录本上只记载了朋友残缺的人生：十九岁被一个皮条客从弗吉尼亚带到弗罗里达——那时塔妮拉以为他是她的男朋友，没上过学，没有亲人，用过假身份证，曾因为皮肉交易受到四十二次指控。
科莱特认为这些记录凑不齐一个完整的人。她甚至不知道她喜欢什么颜色、什么食物、如何长大成人。她朋友的生命就这么消逝，如同水消失在水中。
昏黄的灯光里，她和人碰碰可乐瓶，看着艾德加专注地弹琴。
她想：塔妮拉，现在你在哪呢？像上次一样磕多了晕在地上、撞破了脑袋吗？如果我找到你，就送你去医院，你会好起来的。或者你只是找到了一个好人，和他走了，不告而别？
她心里明白她在自我安慰。她根本不敢去医院，生怕在停尸房看见熟悉的面孔。
翻过新年，一九七七年的一个春夜，艾德加告诉她他要走了。
——属于他的机会终于来临，一群开着面包车的嬉皮士约他带着吉他前往西海岸，一起参加加州的音乐节。
那时她正忙着准备申请大学的材料，听到这个消息，她问：“什么时候？”
“就在明天凌晨。”
他说。从他有点颤抖的语调里，她知道艾德加很“艾德加式”地把告别憋到了临近告别的时候。
她注意到他一身准备出发的装束：柳钉皮带、高帮靴、标志性的灰蓝条围巾、夹克，吉他背在身后。
他坐在她家沙发上，而她刚从卧室的走廊里出来。隔着约莫十米的距离，她忽然意识到他们的身体都由奔流不息的时光构成，而此时此刻此夜的他们，不过是时光长河里两个比邻的、孤独的瞬息。
一九七七年，她的十七岁和他的十七岁同时降临。她的胸脯变得沉重，他的嘴唇下方冒出绒毛。他长高了，抱着吉他的手臂有了流畅的肌肉轮廓，他的手褪去孩子的圆润，变得嶙峋而骨节分明。
“开一个送别派对吧，艾德加的送别派对，参与者：科莱特。”
她说着，转身大着胆子从冰箱里拿出一瓶金纸包装的起泡酒。
“我从来没喝过酒，”他放下吉他包，有些不自在地吐了吐舌头，“试试吧。”
他们用一瓶酒纪念十七岁，这个一只脚踏入成人世界的年纪。起泡酒的度数不高，但足够他们脸颊发热。他的黑眼睛在黑夜里这样地亮起来，一些话浮上心头。但酒的度数毕竟没有高到让他拥有说出口的勇气，于是他只是看她，把她看到不好意思为止。
他们都笑起来。
春夜依旧是寒冷的，正如五年前她走入南市区的那个春天。
他说，他给她写了一首歌。她露出笑容，他又赶紧说当然不是专门给她的，是写给他们两人，写给他们认识的这五年。
“下次见面就是在电视上了，”他装出胸有成竹的样子，“整个世界都会欢迎我。”
“你一定可以。”
她说。
他觉得不妥，又冷酷地补上一句：“虽然我不需要别人喜欢我。”
“可我永远是你的头号粉丝！”
她亲昵地捧住他两颊凹陷的脸，他整个人于是都变得滚烫起来，但他没有做出任何反抗动作。她把空酒瓶灌上水封好了重新放回冰箱，祈祷父亲发现得晚一点。
接近凌晨时分，她目送艾德加离开。那单薄的身影走上高速公路，缓缓消失在废铁轨尽头。她想，艾德加带走了她生命的一部分了。但愿她给他的那部分生命足够重，重到能在他身上也留下痕迹。她忽然又想到，艾德加曾经动过纹身的念头，但因为怕疼没有付诸行动。
但愿她的印记不会太疼。最好只有一点疼，刚好够让他记住她。
她在窗台上站到太阳升起，被夜晚锈蚀的城市在朝阳中逐渐翻新。
“再见，艾德加！”
她忽然对地平线大声喊，尽管她知道他已经听不见。
艾德加第一次出远门，就来到四千公里之外。面包车飞驰过101公路，有人在抽烟、有人混不在乎地飞叶子，他不得不把整张脸都凑在窗口摄取新鲜空气。
在九月份某个不安的傍晚，他在半睡半醒间驶过金门海峡。
“看啊，艾德加！西尔维尔，别他妈抽了！快看啊！”
开车的贝斯手弗朗克打开天窗，他们彼此挤着站起来，只见那宏伟的建筑、那鲜红钢铁构成的朋克巨兽——金门大桥，正吞下海面上的最后一滴夕阳。
他感到一阵战栗，即使最聪明的人也无法分辨这战栗是出自恐惧，还是出自野望。钢索吊起的桥柔软如昭示康庄大道的红毯，又如未知野兽猩红的舌头。
“我要给它写首歌，操你妈的，等着吧！”
贝斯手一拳砸在雨刮器上。
“我们…！我们是世界之王！”
还没从药品幻境中清醒过来的键盘手大声嘶吼。
他们喊叫，歌唱，艾德加把他的吉他举出天窗。
“你看，”他像是在对他的吉他说话，“我在旧金山。”
“杀光旧金山！”
贝斯手哈哈大笑。
他们住在汽车旅店的十二人间，每天练习十个小时，等待音乐节开场。听说洛杉矶的老鹰乐队也会来，他们都卯足了劲。他们简陋的小乐队里年龄最大的贝斯手也不过刚满二十二，而最小的他才十七岁。这个年纪的青年时而相信凭借自己年轻的血能创造一切，时而相信无论做什么这个世界都终究会滑向虚无的毁灭。
汽车旅馆是贫穷流浪者和乐队小子的收容所。艾德加整夜整夜地写歌，醒了就拨弄旋律，累了就抱着吉他躺倒。弗朗克叫他“不要命的艾德加”，他不置可否地冷笑着说：“现在就死还太早。”
“来一支？”
西尔维尔给他递烟卷。他接过去，随手丢到了窗外。
十二人间还住着一个老头。头上戴着一顶棕牛仔帽，穿了一身黑衣服。老头说自己名叫耶稣•基督，看着不像精神不正常的样子。他很友好，愿意聊天，得知艾德加从自己身上取材也不介意。相反，他很乐意地讲述了自己的过去和工作。
“我在福特汽车工作了二十年，”黑皮肤老头缺了两颗门牙，“现在还在。”
“为什么住在这里？”
他问。
“因为无家可归。”
老头回答。
他又问老头是否有信仰，老头摇着头说看情况决定自己有没有。他接着问他为什么叫耶稣•基督这个名字，老头拿出钱包，给他看自己的身份证和驾照、上面显示的名字的确都是耶稣•基督。
音乐节持续一周，他们每天只有十五分钟的表演时间，慌慌张张、匆匆忙忙，几乎是屁滚尿流地带着乐器跑上跑下。
场地免费供应汽水和啤酒，但没有门票的人进不来——一场围绕饮料展开的大战于是开始了。有些人谎称自己票根丢了，“喂，您难道不能从我脸上看见朋克精神吗？”；有些人偷偷行动，安静地等待机会；还有一些人凭借速度。有个家伙只穿了件露胳膊的夹克，骑着一张破旧的摩托车，在门外等着，一看到门为一个参加音乐节的家庭打开，就飞快地溜进来，用一个巨大的、脏兮兮的铁皮桶能装走多少就装走多少。
老鹰乐队坐在第一排，艾德加站在台上，能看见吉他手格列•弗雷和主唱唐•亨利坐在一起喝鸡尾酒。拜托，他们是他的偶像。可现场一片嘈杂，“饮料大战”仍在进行，每个人都忙着自己的事，就是没有人听他们唱歌。
一股无名邪火支配了艾德加。他中断演出，从西尔维尔手中强硬地夺过麦克风，猛吸一口气，用尽他全部的力气嘶吼：
“都他妈安静——！”
音浪顺着四台扩音器压向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从自己在做的事上移开，从男人和女人身上移开、从汽水和啤酒身上移开。然后这些移开的目光全部汇聚向了他：这个站在台上，挎着吉他，单片刘海遮住眼睛的十七岁青年。
“然后，”艾德加放开立式麦克风，“听我们唱歌。”
音乐节结束之后，他被一个纽约的一流乐队选走，成了替补吉他手。他和老乐队的伙伴们告别，他们中有的继续奔向下一个出人头地的可能，有的必须滚回家服兵役，有的打算去自杀。
艾德加背着吉他第一次坐上飞机，飞往东海岸的掌上明珠。
新乐队的伙伴们打趣地叫他“咆哮小子”（），说他们的乐队经理就是看上了他那愤怒之下响彻云霄的一嗓子。
他头一回见到摩天大楼。纽约的楼比北市区的还要高，他必须仰起头才能看见顶上的避雷针和避雷针之上灰蒙蒙的天空。他们告诉他乐队经理的办公室在二十二楼，乐队宿舍在二十三楼。
他等在二十二楼门口，从落地窗里看见脚下的哈德逊河。河流是雨的颜色。
经理终于叫他进去，把他上下打量，说：“你上过学吗？”
“高中。”
他说。
纽约中年人细数自己的求学经历，从十三岁说到三十六岁。他说自己取得了杨百翰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之后去了华尔街工作——
“我对你不感兴趣，”他烦躁地打断了中年人的长篇大论，“希望你赚了大钱。如果你要出卖自己到那种程度，那你最好能赚到大钱才行。”
“哈，所以我把全部的钱都扔进音乐里了，用来赎回我自己卖掉的灵魂，”中年人把手拢成“A”字形，“我只是想多了解你，‘咆哮的艾德加’。明天在世纪广场的演出，我想让你顶替那个嗑药的老吉他手。”
“弹什么曲子？”
他伸手要谱。
“你的独奏，孩子，弹你自己写的歌。”
中年人殷切地看着他。
秋季学期很快结束，科莱特申请了五所学校，西海岸的UCLA和华盛顿大学对她亮了红灯，其余三所则毫不犹豫地给了她通过。
在父亲和母亲共同的建议下（他们又为了她择校的事儿凑在一起了，真难得！），她被弗罗里达州立的新闻传媒系录取。
那个暑假，他们请来她不怎么熟悉的邻居、亲戚还有她的同学，在别墅的院子里一起给她开升学派对。她被要求随时保持笑容和活力，甚至要在亲戚们千篇一律的空洞眼睛的注视下表演出一种中产阶级特有的天真——她本可以完美胜任这场喜剧，如果她没有去过南市区、没有认识过艾德加、塔妮拉和她的街头朋友们。
她意识到她的国家已经分化为两个世界。在其中一个世界里，市中心有放着柔软音乐的酒吧、餐馆、有绿化带的人行道和自行车道。生鲜杂货店冻着来自鄂霍次克海的鱼子酱，便利店里有无糖饮料。
在这个世界里——在她大部分时间所处的世界里，她的朋友会对她谈论高瞻远瞩的未来计划：“我应该去西海岸读我的梦校，还是接受州立大学的奖学金？”或者一些堪称幸福的烦恼：“天呐！我没抢到MJ演唱会的门票！”“你知道吗，我只是长胖了两斤，查理就说那条迪奥的春季新款我穿着不好看。他根本不理解我，我讨厌他！”
而她最好的朋友们都属于第二个世界，废弃铁轨那一头南市区的世界。在那里，人们的故事大都关于对伤害的隐忍，无法逾越的障碍，以及对回不去的过往的眷恋。那里的焦虑来自有限的选择：“我的公司倒闭了，现在我吃不上饭。”“我病的要死了，但我没钱去看医生。”“我不能申请学校，因为我欠债，我不想被他们找到。”
第一个世界把第二个远远甩在身后。生活在第一个世界的人自认为善良，自认为在努力着让他们的国家变得更包容——对少数族裔和同性恋更包容。然而，科莱特想，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特权是多么无处不在。他们早已脱离了他们一厢情愿想要帮助的人，大部分少数族裔和贫穷的工人阶级都被他们的制度排除在外，因为缺少文凭和各路证书。而当前的制度又让少数族裔和贫穷的工人阶级很难获得这些文件。
科莱特几乎冷眼看着她的父母和其他中产阶级富裕的白人男性们一起谈论经济增长和提高效率，谈论卡特总统抢走巴拿马运河，谈论全球化、自由贸易和盘踞在西伯利亚的骇人巨兽。她知道他们完全不会在乎某些社区、某些城镇和某些人因为高效率而受到的痛苦。
她亲眼看见大型公司用仓库和物流挤垮本地人开的小商铺和餐馆，工作随之消失，药品泛滥，另一个世界里挣扎的人们流离失所。
他们说：如果有这些痛苦，那也是进步必须消耗的燃料，为的是实现更大的福祉，“”。
科莱特忽然明白了艾德加的愤怒。
“科莱特，”父亲召唤她过去，像在召唤一条狗，“恭喜你考上大学，愿耶和华的火柱指引你的前途。”
她假笑着喝下香槟酒，心里想的却是她和艾德加一起喝的那瓶起泡酒。她一向喜欢热闹，但此刻她发自内心地讨厌草坪、泳池和派对。
她想到她十六岁的生日，他们，她和艾德加，坐在废弃的停车场里分一个简陋的小蛋糕。
那个咆哮的艾德加、愤怒的艾德加，说要给她弹一首“温吞点”的歌，Simon&的《》。她好奇极了，期待极了，想知道他的嗓音平静下来的时候是什么样。
他轻轻弹起一段前奏，然后开口唱歌：
“.…”
“April”的音节在他有点沙哑的喉头旋转几圈，最后吐出，如同叹息。
她看见艾德加把围巾拉到领口，喉结和睫毛都在月光下如蝶翼颤动。他弹得很认真，让她听得入了迷。他收掉最后一个尾音后，问她是否喜欢这份生日礼物。她说她想拥抱他。
此时此刻，十七岁的科莱特也想拥抱艾德加，可惜给她拥抱的人是一个又一个她压根不认识的亲戚。
一九七七年的八月二十九日，母亲开车送她去往新生活。她没带多少东西：床铺用品、衣服、她的记录本和笔。车子沿高速公路疾驰，她望着支离破碎的风景，棉花田逐渐被广阔的黄绿色平原取代。州立大学坐落在甘城，校园很美，自然历史博物馆耸立出一种沉淀的肃穆感。
她的公寓位于校园南部半英里处，有一间厨房、一间起居室和两间小卧室。同住的女生剃了个新潮的阴阳头，只剩发碴的半边脑袋倒是和艾德加很像。
她来到的一天，就被新室友拉去酒吧看加州音乐节的转播——她在那里看见艾德加。她的吉他手在台上嘶吼，愤怒得一如既往。
“他可真帅，”室友搅着一杯干马天尼，“他叫什么名字？乐手更新换代的速度就像女人换裙子。”
“他叫艾德加，”她双眼放光地盯着屏幕，“E-D-G-A-R，艾德加。”
科莱特并不掩饰自己的喜欢，很快，整个学校（主要是她所在的年级）都知道她是艾德加的头号粉丝。女生们对追星族同类很友善，看到艾德加的采访视频就拉她同看。
一九七七年的秋天和冬天，“E-D-G-A-R”这个名字和他的吉他像风暴一样席卷了整个美国。乐评杂志上时而吹捧他的古典阴郁气质，说他是美国本土走出来的、对抗英国摇滚入侵的一号旗手；时而从他和艾伦•坡相同的名字中挖掘他前卫的穿衣打扮风格从何而来。
他们高高在上地点评：艾德加前途无量，他才十七岁。但正因为他才十七岁，他的音乐不免充满垮掉一代的幼稚…他们希望他回归“正道”。
主持人说：“你挺酷的！”
“酷是个屁。”
她十七岁的吉他手说出了她意料之中的回答。
“呃，的确。你觉得你摇滚吗？”
“我不摇滚。”
“好吧，好吧，”主持人汗如雨下，“粉丝朋友们有几个问题问你，让我们随机拆几张纸条——啊，第一个，你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离开这个节目现场。”
艾德加说。有人向他扔瓶子，他捡起来，用双倍的力气扔了回去。
看到这里，她险些笑得滚下椅子。
“恐怕得再忍耐一下，”主持人赔着笑，“第二个也是我们都想知道的问题，你每一首歌都写‘ForCL’…请问这位‘CL’的身份能否透露一二呢？”
她几乎一瞬间就明白“CL”是她自己，因为她曾尝试给他织过一条署名“C.L.”的围巾（哦，那条围巾可真丑）。她期待着艾德加会怎么回答，“最好的朋友”？“曾经最好的朋友”？
女生们叽叽喳喳地猜测起“CL”的真实身份来，她的室友忽然搂住她的脖子，打趣地说：“科莱特，，‘CL’？”
“说不定就是我呢？”
科莱特眨眨眼睛。
“哦，看看我这可怜的姑娘，”室友大笑，“做起白日梦来了！”
科莱特跟着大笑，似乎这一切真的只是个玩笑。她对她认识成名前的艾德加这件事守口如瓶。
“CL，”她听见艾德加的声音缓缓从彩色电视里传来，“对我很重要。其他的与你们无关。”
老实说，科莱特的大学生活开始得不太顺利。上课第一天她就不幸迟到，等她好不容易跑到教室，课程已经差不多结束了。她尴尬地抱着书站在后面，直到一个嚼着泡泡糖的女孩示意她可以坐在她旁边。
“我们应该坐在一起，”女孩凑过来的时候，那夸张的飞机头直接顶到了她的额头，“我想全班就我们俩是新生。”
“哇哦，”她盯着泡泡糖女孩看上去非常沉重的背包，“你带了多少书来学校？”
女孩对她露出一个坏笑，扯开拉链，她隐约看见里面躺着的不是什么书本，而是一只金属球棒。
“球棒先生对你问好！”
女孩说。她期盼着从这个抱着笔记本的白毛乖乖女脸上看见她最喜欢的害怕表情，谁知道那家伙凑到她耳边，兴奋的热气打在她耳朵上：“太酷了！我也要对球棒先生问好！”
这堂课剩下的十分钟里，她们交换了名字和宿舍门牌号，约好周末来一起听唱片。泡泡糖女孩说她可以叫她“比比”，她来自纽约，有四分之一的日本血统。
那堂艺术史的选修课很简单，唯一让她感到困难的就是考试的时候拼写列宾的名字。她先是按照读音写上了“”，后来觉得不对，又递了纸条求助同桌。比比给她写了个“”过来，虽然看上去还是不太对劲，但她选择了相信同桌——结局当然是她俩都没做对，正确的拼写是“Repin”。
“我还以为你拼写比我好点！”
科莱特拿着成绩单大声抱怨。
“拜托，我以为你早该知道我们半斤八两。”
比比浑不在意地把成绩单折成纸飞机，撕下写着自己名字的部分，放飞到窗外去了。
她就这样度过了无聊的大一，上课、记笔记、考试、关注艾德加的一切、和姐妹们在甘城闲逛，和遇到的每个合眼缘的人聊天，并把内容记录下来。“你真是个天生的记者。”老师评价她。
升大二那年的暑假，比比把两张票拍在她怀里：“喏，去看你的艾德加吧。赶紧收拾东西，明天我们就去芝加哥。”
“你真行啊，女黑帮！”
她扑过去一记熊抱，直把这位穿露腰上衣的纽约街头仔抱得大声叫她滚开。
艾德加的巡演在风城郊外的露天场地举行，票虽然难搞，来的人却没有她想象的多。入场之前，比比拖着她买了两罐冰可乐。“里面卖的东西就贵了！别问我怎么知道，我以前也这么赚过钱。”
“你可真黑。”
她评论道，然后被她的女黑帮朋友狠狠一顿剋。
场地不大，面朝舞台的草地上摆放着三百多把折叠椅，舞台上有四个音箱、一套架子鼓、一台电子琴以及一个立式麦克风。
她们毫无悬念地凭着比比脚下躺着的“球棒先生”抢到第一排的座位，静静坐着等待开场。已经是傍晚，天气很闷热，夕阳因吸水而肿胀地落下。
人群逐渐入座后，两道灯光汇聚在舞台中央。一切于是安静下来。灯光熄灭后，她终于看见她一年没见的艾德加抱着吉他，缓缓走至舞台中心。
她的视线从看见他的一刻起就没有再挪开过。他的装束和几年前她设计的一样：单片刘海、柳钉皮带、高邦鞋、眼线和黑色指甲油。灯光照得他颧骨发亮，她看见他变得更瘦更高，两颊也更凹陷。她几乎是敏锐地察觉到一种痛苦，一种像刀片一样刺骨的痛苦从他身上冒出来，顺着他的黑眼睛流到他拨琴的指尖。
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调了三分钟琴，然后对麦克风说：“开始吧。”
“可乐瓶要被你捏爆了。”
比比在她耳边说。但她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她只是嗯嗯啊啊地点头，目光连半分也没有移动。比比耸了耸肩膀，没有再尝试和她交流。
他唱了第一首歌。那是他的新歌，她却从中听见熟悉的味道，她听见铁轨上奔跑的青春，肮脏、贫穷、布满褶皱的青春，她还听见一位无名的“She”。
她想到有一年冬天，那时她还很小。父母带她在伊利诺伊州的山庄度假，而她在某天清早捡到一只大角猫头鹰。它通体铅灰，坠落在雪地里，冻得昏迷不醒。她把它带回屋里，抚摸它漂亮的羽毛和无情的利爪。她知道她是无法在它清醒的时候这么触碰它的——触摸，是对它天性的违背。
父亲说她徒劳无功，因为等猫头鹰醒来之后，如果它发现自己被人类包围，就会毅然决然地把自己拍打至死。她试图说服母亲把厨房的窗户和暖气都打开，让它暖过来后就自由自在地飞走，但母亲拒绝这么做。她只好把它安置在自己的房间，静静等待它醒来。
它终于醒来时，她几乎靠着墙壁睡过去。她望着它哀伤而惊恐的眼睛，立刻就知道它不属于这里，而且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教它属于这里。
“再见吧，小猫头鹰。”
她说着，打开窗户，猫头鹰拍动翅膀，一去不返。
芝加哥开始下雨。雨点一开始不过是柔和的针尖，后来就变成大颗大颗冰凉的石子，凶狠地砸在她身上。音响进了水，演唱会被迫中断，一切声音都失踪，比比拖拽她的肩膀让她赶紧走，她却像一座雕塑一样难以拖动。
“你他妈疯了？”
在大雨中，比比以勉强能听见的音量对她大吼。
“你先走！我们酒店见！”
她喊道。
她看见台上的艾德加一动不动地站在雨中，仍旧弹着吉他，不为所动。雨帘顺着他的单片刘海流下来。
人们开始离开了。
她忽然大笑起来，那是一个近乎癫狂的笑容，她大笑，笑到雨水灌进她的喉咙、糊住她的眼睛，让她分不清她眼睑的酸痛是来自泪水还是来自于水。
她想：你不开心，艾德加，你需要喊出来。
她把双手拢在嘴边，用全部的肺活量嘶吼：“Roar，Edgar！（咆哮吧，艾德加！）”
一些没走的人跟着她喊起来。
Roar，Edgar，
Roar，Edgar——
Roar——Edgar——！
雨水把固体的空间灌满，世界压抑在死去的边缘。恍惚间，艾德加听见一个遥远的声音撕破雨幕，来到他面前，像一种呼唤，又像一种指引。
那个声音说：“Roar，Edgar！”
他妈的，他想，咆哮吧，在雨中。
“——！”
他闭上眼睛，仰起头，在雨中怒吼。
所有人都走了，她浑身湿透，雨水把世界还给他们俩，聚光灯依旧照着。她听见艾德加破碎的声音，她看见雨水顺着他仰起的脖子上的血管流淌而下。她抹掉脸上的雨水，泪流满面。她在雨夜放飞了她的小猫头鹰。
雨渐渐停了，她在喉咙里后知后觉地尝到血腥味。聚光灯像黑夜的眼睛，孤独地注视着孤独的她。她看见艾德加静静站立三分钟，然后收起吉他，从后台离开。
艾德加推开后门，赶走等着他的经纪人，准备走回租的公寓。他刚推开门，就看见他的“CL”站在门口。他几乎以为自己在做梦，然后他下意识地拉起湿漉漉的围巾，挡住脸。他知道自己现在的样子一定很狼狈，他的眼线已经花了，黑水粘在眼睑下方，如同两道颜色诡异的泪水。
“你…”
他们同时开口。
“你先说。”
他仍然挡着脸，直到科莱特不容置疑地捏着他的手腕把他的手放下。她的手上全是雨水，但仍让他感到温暖。
他这才看清他一年没见的唯一的朋友的面孔：潮透的头发贴着额头垂下来，彻底遮住了她的右眼。她似乎浅浅抹了一些口红，此刻也被雨淋得凌乱，鲜红色沾在嘴角，像血。
“艾德加！”
她刚喊出他的名字，就噗嗤一声笑了。
“哈，”他把她潮湿的头发别在耳后，“好久不见，科莱特。你终于学会给自己化妆了。”
他们的声音都很嘶哑，他们心照不宣。今夜的演唱会卖出三百四十二张票，却实际上只属于两个人。
她有些发抖，他下意识想把自己的夹克给她，却发现它已经潮透，根本无法起到任何御寒的作用。他摸索全身上下，只有他的钱包没有潮，里面放着零散的纸币、几根烟和一个塑料打火机。
他点起烟，熟练地过肺又吐出。她有点不可置信，明明一年前这个家伙还是个没喝过起泡酒的高中生。
“你买了我的票？下次你应该叫我送你，我把经纪人的电话写给你。”
他说。
“多买一张也不怎么。但你的电话我肯定要。”
她回答。
“大学怎么样？我知道你能考上。”
艾德加问她。
“就那样，没什么不同，”她下意识缓缓走在他旁边，和他向着同一个方向走，“你呢？摇滚明星的生活怎么样？”
“很不怎么样。”
他把双手插在裤兜里。
“我猜猜，艾德加一定受不了被人指指点点、被人观赏。”
她说。
“他们想教我如何表达‘我’，他们想夺走艾德加这个名字，把它变成什么操蛋的商标。”
他回答。
“那他们可要失算了，”她碰碰他的手指，“因为‘艾德加’只属于艾德加。杰斐逊怎么说的来着？‘神圣不可侵犯’。”
她忽然停下脚步，强硬地从他嘴里抽走吸了一半的烟。
她说：“别抽了，来拥抱吧。”
触碰他的一瞬间，她就知道他渴望拥抱已久。他下意识瑟缩了一下，然后犹豫着抱紧她的肩膀。她摸到他脖子后面突出的脊椎骨。
他们都浑身湿透，但他们因此抱得很紧，像在替对方绞干身上的水分。
“科莱特，”他的单片刘海贴在她的颈侧，声音很轻，“我好像迷路了。就像第一次来你家的时候一样。”
“那次啊，最后我还是把你找着了！你赌气说以后再也不会来，结果明天又来了。”
她语调轻快。
他低低笑了：“那是因为我记住了路。”
她说：“找不到路的时候，就大声喊吧，大声喊。然后走向回声传来得最慢的方向，那里一定有很远的路可以走。”
他试探地说：“Roar，Edgar？”
她笃定地回答：“Roar，Edgar！”
“果然是你。”
他释怀地放开了她。
她前往电话亭，挂给酒店401房一个电话。她刚解释完一切，电话那头就传来比比的咆哮声：“滚去和你的摇滚明星过夜吧，Col-Late！别忘了叫他请你吃浪—漫—晚—餐，而不是像我一样在酒店里啃面包！听着，明早八点我要是在酒店门口见不到你，你就等着和球棒先生‘亲密’互动吧！还有！你淋雨了？不准感冒！”
她自知理亏，只好在电话前把头点得和捣蒜一样又快又急。
“哇哦，你的朋友脾气真大。”
艾德加摊了摊手。
“实际上，”她也摊了摊手，意有所指，“我经常和脾气大的家伙交上朋友。”
“嘿！”
他不满地哼了一声。
夜已经深了，唯二亮灯的地方只剩下酒吧和加油站。他们都受够了喧嚣，幸好他身上不多的钱还够请她吃加油站的三明治。
“浪—漫—晚—餐。”
他面无表情地模仿着比比的声调，她笑得差点撕不开包装纸。
他偷偷瞟她，看着她的脸颊因为大笑而浮上红晕。他幻想这真的是一次约会，可惜凄风冷雨加上“浪漫晚餐”，和他理想中的任何一次约会都不一样。
他们一起回乐队替他租的公寓，洗热水澡、换上他干净的衣服，她必须把艾德加那条长得过分的裤子折上五折才能穿上。
“明明小时候我们差不多高！”
她唉声叹气。
“那时候我已经比你高半个头了。”
他毫不留情地纠正了她。
他们靠在一起聊天，什么都聊，从大学聊到旅途，从室友那位自以为是吸血鬼的叔叔聊到艾德加乐队里那位一直梦想着当主唱的鼓手。他们都知道，翻过明天，他们俩这本已饱受折磨的嗓子就该说不出话来了。
他们都知道，翻过明天，他们又要告别了，而且不知何时才能见面。
艾德加很快听见科莱特均匀的呼吸声。她睡着了。她头发刚干，白色批在肩头，靠着他的肩膀毫无防备地睡了过去。她穿着他的某件印骷髅头的灰T恤，领口很宽。
有一个声音在他的脑海中炸开：如果你还有点摇滚精神，就吻她，艾德加。
他差一点就鬼使神差地这么做了，但他在最后关头猛地回过神来。不，他想，不…还不是时候。
他尽力轻手轻脚地把她抱到卧室，又很不熟练地替她盖好被子，然后回到沙发上，失眠整晚。
艾德加带着音乐、经纪人和穷追不舍的粉丝走遍整个北美平原。从东到西，他走过俄亥俄的伊利湖，走过密苏里高原。他曾离开他的旅行车队，爬到雅丹地貌的顶端弹琴。
他也曾像每一个摇滚歌手一样参加环保、反战的大型音乐节，在台上高唱“”。
他意识到他在走入“门后”的世界。他来自一个被排斥在主流世界之外的社区，这些社区被打上耻辱的烙印——似乎只要生在那里，就是毒狗和潜在罪犯。这种排斥感从不摆在明面上，它塑造了每个人，塑造了他看待问题的方式、决定了他解决问题的工具。它涉及大大小小的方面，他周围播放的音乐类型，他的穿着打扮，他朋友喜欢的食物，他的发型以及他吃东西的方式。它涉及方方面面，加在一起，让人无力招架。
它意味着他站在门外，浑然不知门里的世界是怎样运作的。不知道如何说话、歌唱，或者按照人们期待的方式去写歌词。因为制定规则的人在门里，如果他想要顺利进入，就必须知道规则。
他看见人人都在反战、环保，他似乎也必须顺着这股风潮写一些给嬉皮士加油打劲的歌。他看见滥用药物的长发青年在台下抽搐，在游行队伍里为了他们完全不了解的事物宣泄漫无目的的愤怒。
有一回，他叫住一个游行者，那人看上去约莫二十出头，浑浊的年轻眼睛挡在厚重而脏兮兮的头发下。
“你为什么游行？”
他问。
“为了自由！”
游行者说。
他狠狠给了游行者一拳，那被药物掏空身体的青年当即跌坐在地上，鼻血浸透了那条大胡子。
“好吧，”游行者擦掉鼻血，踉踉跄跄地站起来，“他们会给我十美金，刚好够买一支有劲的。”
“滚！”
他咆哮道。
他对此感到出离的愤怒。他叛逆到极点，可他的愤怒在逐渐失去效用。南市区的世界是坚硬的，他只需要施展愤怒就能硬碰硬地在周围留下狂暴的痕迹，留下实打实的碰撞声。
可他现在身处的世界柔软至极，好像一团黏腻厚重的橡皮。他用尽全力拳打脚踢，可他所有的力气都如泥牛入海，像打在棉花上一样消失得无声无息。
他的叛逆反而被当成偶像崇拜，他的愤怒被物化成铁笼里上蹿下跳的孟加拉虎。制定规则的人站在笼子后面的绝对安全区观赏他的愤怒，并以“客观包容”的态度对他的愤怒赞叹不已。
他恨一切，但他几乎没有力气恨了。
一九七九年，他十九岁，在生日那天出了人生第一张专辑。科莱特刚好结束冬季学期，远赴纽约陪他录歌。他录的第一首不太满意，好在此后越来越进入状态。专辑的封面仍然写着“ForCL”，关于CL身份的猜测也仍然在他庞大的粉丝群体中发酵不休。有人说那是他出生的地方的缩写，有人说那是因为他喜欢老鹰乐队（），还有人说那是他的秘密恋人的名字。
她在录音棚的玻璃窗外静静望着他录完最后一首，然后离开。等他跑出来，她已经走了，只剩下一张爱心形状的便利贴：“生日快乐，仍然并且永远是你的头号粉丝！——CL。”
“太多粉丝已经够我喝一壶了，”他喃喃自语，“我总在想回到十二岁——也许我的粉丝不需要太多，只要一只手的数。不，也许只你一个‘头号’的就够了。”
专辑卖的很好，于是往后的一年他彻底失去了自由。他的时间被演出、见面会、节目和采访全部占走。一九八零是混乱又迷茫的一年，两伊战争爆发，英国和阿根廷打得不可开交，卡特连任失败，演员总统里根走上政治舞台。
他被一股混乱的洪流裹挟着向前，他一开始也奋力挣扎，后来就失去了力气和希望，任由自己随波逐流。
老鹰乐队在这一年行将解散，他也在这一年和他的偶像见了一面。
“保持愤怒！”
格列•弗雷握了他的手。
二十岁的艾德加在一个秋天彻底失去了灵感。他和经纪人大吵一架，推掉未来一个月的所有日程，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连续几天，作息颠倒，粒米未进。他醒了就弹吉他摸索旋律，累了就直接睡着。
他崩溃了。这一个星期，他没能写出一段旋律、一句歌词。他狂呼乱叫地砸掉经纪人送他的独奏吉他，又狠狠拆掉科莱特十四岁时送他的老吉他的弦。他的手指被琴弦割破，鲜红的血顺着手套流到手腕。
他想，他已经失去愤怒，形同空壳，他不配再弹奏她送他的吉他。
他在狂怒中踢翻房间里所有的啤酒瓶和可乐罐，又不幸被其中一个绊倒，后脑勺狠狠砸在地上。他大口喘气，像一条脱水的鱼。他用布满血丝的黑眼睛盯着高级公寓豪华的天花板，窗外车灯的影子正一个接一个地经过那里。
“我是个蠢蛋。”
他说。他不明白他充盈的旋律去了哪里，他不明白那些少年时和她待在一起的时候就能源源不断地冒出的音符去了哪里。他追在它们身后发了疯地奔跑，它们却永远比他快一点。
他跑下楼，冲向酒吧，混入人群，试图让自己再次被麻醉。
他忽然听见熟悉的旋律：这里的驻唱乐队正在唱他的歌。他静默地站在台下，戴着口罩，听别人唱自己的歌。
那个主唱吉他手留着模仿他的发型，带雀斑的脸看上去不过十四五岁。气息不稳的台上少年费劲地平衡着弹和唱，浑身大汗淋漓。
少年唱道：“，，，…”
他想起他为了给她的圣诞礼物攒钱的十四岁，他和他一样费劲地弹、费劲地唱着别人的歌。
一种启明般的感觉浮现在他迷茫的心头。他猛然彻底地明白过来，他弹、他唱、他写、他咆哮，这一切并非为了迎合某个人、某些人或者某种主义，并非为了环保而环保，为了反战而反战——他缺少这种崇高的理想，它们离他太远。他开始弹琴的目的一开始只是为了感受自己活着。他的音乐从来、也只应该为了他自己和他所爱的——而存在。
他应该这样活着。
艾德加追上了他的灵感，在兴奋中飞奔回公寓，但倒在了半路上。他已经很久没有正常进食，他的世界因为低血糖而天旋地转。然后他看见两束车灯，感觉自己的身体轻飘飘地抛飞起来，身边是人们的惊叫声和救护车的轰鸣。
他的意识坠入黑暗。
科莱特大三时提前进入一家报社工作，她的外表和热情帮助她走进了很多人的内心世界。她的记录本换了一本又一本，里面堆满等待整理的故事和材料。她酝酿着一本属于自己的书。
她奔向一个又一个别人劝她不要去的地方，但她越来越感觉到自己能力有限。她有钱——在她采访的人看来，相当有钱——但钱能做的事情很有限。
她不遗余力地尝试用各种方法做贡献，比如借他们手机，开车送他们去监狱探望家人，或者陪一个失意的家伙聊上一宿。但无论她做了多少，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他们一次次用她给的钱去买药，一次次从戒毒所跑出来或被赶出来。她每每在第二天的街头看见他们继续醉生梦死，还对她找一大堆劣质借口。
她听见许多添油加醋的悲惨故事，他们对她声泪俱下，就为了从她手里多骗点钱。
“他们永远是这样，”比比递给她一个汉堡，“所以我不会去学传媒——见得越多，只会越绝望。”
“不，比比，我明白了，”她的声音因为塞了太多汉堡而含混不清，“我还有一件能做的事情。我应该去倾听，去记录，而不是把自己当成救世主！真可怕，我不知不觉就就犯了和许多其他人、许多这个阶级的人一样的错误。”
比比复杂地打量了她许久，最后说：“也许你是对的，加油，偏执的臭家伙。”
她想，她一开始就明白正确的做法。她从十二岁起就在倾听，倾听一个认认真真地感受自己的生命的小吉他手。她应该并且唯一能给他们的是尊重和理解。
她开始在每一本新的记录本封面上写下：“保持谦卑。”
一九八零年秋，她买好票准备去艾德加的“80s纽约演唱会”，却在半路上收到了他车祸演唱会延期的消息。她即刻翘掉秋季学期的课，改签机票，在对他的经纪人的电话轰炸中问到了他所在的医院的信息。
艾德加躺在病床上，因为轻度营养不良、贫血和车祸浑身酸痛，只有意识还清醒。医院的冷光灯照得他的手臂皮肤几近透明，他能看见针头扎在他的静脉里，输液管从他的手臂延伸到头顶。病房里只有他一个人。
他笑了，一则庆幸自己还活着，二则他想到，上次住院还是十五岁的时候。
南市区的一群混混恨屋及乌，在练琴的场地外面把他和她堵住。他为了保护她和他们大打一架，他们用尽全力反抗，但打不过棍棒和椅子。最后，他被打翻在地，口鼻出血，右手软绵绵地抬不起来——他觉得自己应该是骨折了。而她被按在离他不远处的地上。
“踩他的手指！”他们喊道，“这小子居然幻想着当个吉他手！把他的手指踩断！”
他的手被他们掰出来，按在地上，他甚至无法握紧拳头。他已经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就在这时，他听见一声非人的尖叫。他惊诧地看着科莱特用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挣脱出来，把领头的家伙扑倒在地，又抓又咬。那壮实的少年用尽一切办法也不能把她掀下来，她像一头疯狂的母狮子一样怒吼：“他要成为吉他手！世界上，最！伟大！的！吉他手！”
他们被她吓得落荒而逃，他被送到医院。他的手断了，因此整整一个月不能碰他心爱的吉他。这并不是一段好的回忆，但现在却让他感到一些安慰。因为那一个月，科莱特每天都翘掉早课来陪他。
她每次都带些奇怪的小礼物：洒满糖针的杯子蛋糕、新鲜的花束（看品种应该是刚从路边扯来的），甚至是一个闪闪发光的仙人掌发卡（说真的，他怀疑她的审美）。
他想起她讲过那个发卡的故事。她小时候，曾经被母亲带着去过位于澳洲的星妙乐园——那地方曾经短暂地超越过迪士尼，成为孩子们心中的圣地，但几年前就因为经济危机倒闭了。
八岁的科莱特选中了一个小小的斯派克发卡（她说那是这个仙人掌的名字），她坚定地拉着母亲说：“我要那个！”
母亲很不解地提醒她：“你就只有一个挑选礼物的机会哦。”
她点了点头，说：“我就要斯派克！斯派克浑身都是刺，一定没有人抱抱他，所以我想抱抱他。”
“可惜倒闭啦，”她遗憾地说，“不然我真想带你去看看我最喜欢的地方。”
十五岁的他打着石膏躺在病床上，问她：“这个仙人掌真的有那么特别吗？”
“当然！他是我小时候最好的朋友！呃，十二岁之前最好的朋友，现在是你了。哦，艾德加，你戴上这个发卡真可爱。”
她坏笑着用发卡把他的头发别上去。
“你故意的，”他艰难地动了动右手，疼得倒吸一口凉气，“你知道我现在没法反抗。”
她擦掉他额头上的汗，捧住他的脸，盯着他的眼睛。
“你有一双很漂亮的眼睛，为什么要遮起来？”
她问。
“…这个问题我也可以问你，单片刘海爱好者科莱特。”
他耳根发红。幸好她及时停止了她的恶作剧。
现在二十岁的他也躺在病床上，不愿承认地想念着她。
不知道在回忆和昏沉的疼痛之间漂浮了多久，冷光灯关闭了，在黑暗中，他感到一只手握住他因为注射液体而冰冷的手。惊叫出声前，他听见她熟悉的声音：“别再让我为你翘课了，不让人省心的吉他手。”
他实在太困，以至于分不清自己在做梦还是徘徊在天堂门口。
他握紧她的手，在睡过去之前说：“我想回家。”
一夜无梦之后，艾德加醒转过来，浑身上下的酸痛几乎消失干净，手臂上的针管也已拔了。他想到昨夜迷迷糊糊地听见过科莱特的声音，于是挣扎着半坐起来。
“早，艾德加。”
他真真切切地听见了她的声音。他感到自己的胸腔慢慢充盈，他的心脏在有力地跳动，他触摸到自己温热的生命。
——这样美好的感觉只停驻了十秒钟，因为他很快发现了自己头发的异样。
啊，仙人掌发卡。她竟然还留着这玩意。
“科莱特。”
他故作严肃地望着她努力忍住笑意并摆出无辜的表情。
“怎么了？”
她明知故问。
“我以为我们都是成年人了，你该换个有点新意的恶作剧。”
他叹气。
“可是，”她俯下身，像十五岁时一样捧住他的脸，“你这样很可爱！”
他们的鼻尖贴在一起，她柔软的发丝落在他脸上。科莱特的头发留长了一些，他想，她身上现在有一种独特的亲和力。
“不要用那个形容词形容我。”
他抱怨地说。
“过了那么久，你的眼睛还是很漂亮，艾德加。”
她说。她又从他的眼里看见了十三岁的他：当他说对她说“音乐就是我的生命”时，他的黑眼睛也清澈如许。
他们贴得太近，也许他稍微抬一抬头就能碰到她的嘴唇，他几乎就要这么做了——
“先生，”医生在一个错误的时刻推开了病房大门，“女士，你们——呃。”
他们俩触电一样分开。
“该死！”
艾德加喊道。
医生告诉他他不日就能出院，车祸并不严重，他只是扭伤了脚踝。他们俩都听得心不在焉。
艾德加懊恼地想，他就该抓住机会稍微动动他那该死的高贵的脖子，他总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掉链子。科莱特则暗自在心里责怪自己，在什么地方冲动也不该在医院里…
医生走后，艾德加闷闷不乐地说：“你现在欠我一个吻了。”
“你甚至没有对我表过白！”
她反驳。
“那我喜欢你！”
他凶巴巴地说，不像在表白，反倒像在威胁。
她噗嗤一声笑了，狠狠埋下头给他一个吻。他们都很不熟练，亲得磕磕绊绊，几乎把对方的嘴啃出血来。但他们都觉得不错。
出院后，科莱特问他接下来的打算，他说纽约的演出门票已经完售，他得去完成最后的使命。
“然后，一起走？”
他征询她的意见，并得到了意料之中的肯定回答。
科莱特给学校拍邮件申请提前毕业，答辩的论文和学分都已经准备好。教授先就她的翘课行为大加批评，然后同意了她的请求。老人告诫她：“记者要随时记住自己是个‘交谈者’，而非审讯官。你做得已经很好，小科莱特。”
他们在纽约街头大剌剌地公开一起出行，一起去饮料店，一起看无聊的商业电影并一起批评它们。
他暗自想：这才是真正的约会，而不是下过雨后的加油站的“浪—漫—晚—餐”。
有一回他们坐在咖啡馆正对着玻璃窗的位置，路过的狗仔发现他们，立刻抓起长枪短炮隔着玻璃偷拍。她还来不及反应，就感到她被艾德加用左手搂过去，她从未发现他弹吉他的手有这么宽阔。他用左手遮住她的脸和眼睛，把她的脑袋靠在他的颈窝里，然后慢条斯理地在玻璃窗上呼气，借着蒸汽写下：“MyCL”。
这张照片火速刊登上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她的电话被父母和朋友打爆，但她只接了一些。
“你他妈真是翅膀硬了！给我滚回弗罗里达，现在！”
父亲气得大声咆哮。
“我喜欢我的女儿有勇气！他是个摇滚明星——应该很有钱吧？”
母亲笑着说，电话那头传来另一个男人的笑声。
“你真的是CL！坏姑娘，”她三年的老室友十分羡慕地说，“快教教我怎么追一个歌手？要知道，我喜欢的那个墨西哥吉他手快来我的城市了！”
“我说：恭—喜—你！想知道球棒先生怎么说的吗？他说：砰—砰—砰！什么，你听不懂？和我一样的意思！”
比比又接着说了几句她听不懂的日语，想必也是“恭喜你”的意思（baka真的是这个意思吗？）。
艾德加在巡演结束后公布了自己隐退去做独立音乐人的信息，有人问他这样突然的决定是否是因为恋情。他没有解释，只是推开狗仔们的麦克风，挤出人群，牵起科莱特的手离开，他们都没有回过头。
他陪她返校答辩，并被迫穿上学士服在草地上拍了好几张照片。然后他们买下一张越野车，准备开始他们的公路旅行。
她说：“我要改半个行去当旅行作家。我要出两本书，一本用来写我所见所闻的一切，另一本就叫《和摇滚明星的三千六百公里》！”
“只有三千六百？”
他酸溜溜地说。
“你明白的，这只是个文学意义上的虚数。”
她眨着眼睛说。
她带着记录本和那只戴了六年的发箍，他则带着她的吉他。他们踏上旅途，一如从前。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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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谢谢看到这里的你Edgar和的故事告一段落，还有番外！
私以为这是我目前最好的作品，我在疯癫中写了一个星期，写完竟然有种脱力的感觉。经常有读者说，不太敢在我的严肃作品下发表评论，但我想说：没关系。
看完本篇后，如果有什么感想，就算只是简单的喜欢或不喜欢，也请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另外，文中的每一首歌都建议大家去听一听。
谢谢，下次再见，每一个温柔地读完了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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