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 | [美]麦迪逊·贝尔
摘编 | 徐悦东
拉瓦锡真心想改革法国的君主制
距巴士底狱被攻陷约一个月后，每年一次的“巴黎沙龙”的主管要求拉瓦锡撤掉大卫不久前为他和夫人精心绘制的肖像画，那幅画最近才参展。现在，沙龙的管理层担心，这幅画——画于拉瓦锡夫妇事业和社会地位鼎盛时期——可能会从情绪越来越不稳定的公众中引来非议。
画展中取代这幅画的是大卫另一幅描绘帕里斯和海伦的作品——有着标准无害的新古典主义主题。在恐怖统治期间，玛丽虽然失去了大部分财产，但仍然保留着她和拉瓦锡的这幅肖像画，并最终将其传给了侄孙女。1924年，她的侄孙女把这幅画卖给了约翰·D.洛克菲勒。
1789年，拉瓦锡出版的《化学基础论》巩固了化学革命，但在其他方面，这一年的春夏时节，拉瓦锡过得有点艰难。那副高调宣扬拉瓦锡化学革命胜利的肖像画的撤除，仅是拉瓦锡夫妇失去声望的征兆之一。当时密切参与税收和法国国家财政相关事务的拉瓦锡，尽管可能误判了情势变化的方向和力度，但显然已清楚地意识到风向变了。
《死于理性》，[美]麦迪逊·贝尔著，李雪梅译，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版
1789年3月，拉瓦锡参加维勒弗朗克尔教区的第三等级代表选举。法国的第三等级属于政治集团，其成员既不属于贵族，也不属于神职人员。在这个地区，拉瓦锡拥有巨额财产。为了解决法国日益严重的饥荒问题，拉瓦锡用几年时间在自己位于弗雷钦的庄园里进行了农业改革试验——这对周边大片地区都有好处，因此，他相信自己在这一地区很受欢迎。
此外，为立即缓解粮食短缺问题，他当时还向罗莫朗坦（）和布卢瓦（Blois）的城镇发放了大量无息贷款。尽管这些行动本质上是慈善家的行为，但他宣布参选时的宣言多少带有类似民粹主义的辞令，这种辞令后来在法国大革命中盛行一时。他承诺，自己将“放弃选民不能享有的所有的财政豁免”，并宣布“从现在起，我们之间将不再有财政上的区别，我们将成为朋友和兄弟”。这种说法有点虚伪，无论拉瓦锡放弃什么豁免权，他仍是个大富豪，仍是弗雷钦大庄园的主人。
在3月9日布卢瓦的选举中，拉瓦锡的对手以意想不到的力度抨击他，称他是贵族，是包税总会成员。前一项指控有些讽刺，称拉瓦锡为贵族，比拉瓦锡把自己重新定位为普通选民更没说服力，他真正所处的社会阶层是上层中产阶级。拉瓦锡的父亲在拉瓦锡结婚时为他买的爵位——“国王秘书”——并不牢靠，拥有这些爵位的人在世袭贵族中并没有真正的立足之地，也寻求不到任何贵族的帮助和庇护。拉瓦锡与特吕代纳·德·蒙蒂尼和吉东·德·莫尔沃等科学同行不同，他没有在自己的名字上加上象征贵族的“德”（de），尽管他绝不是无产阶级，但他真心想要改革法国君主制宪政制度。
尽管如此，这次恶意的攻击还是成功了。他的一个对手煽动性之强，以至于拉瓦锡表示，如果不是因为自己“极其谨慎”，他都不知道“人们会对他做出什么过分举动”。布卢瓦集会上所发生的暴力事件只是拉瓦锡那一年所遭遇的困境之一。
之后，拉瓦锡想争取该地区贵族代表的席位，但布卢瓦的贵族们对他参与包税总会的事务感到不安。当时正接近完工的巴黎关税围墙，也许是包税总会实施的最不受欢迎的项目。在选举中，拉瓦锡同时受到贵族和第三等级的冷遇，这清楚地表明他包税总会成员和贵族的身份正受到人们质疑。尽管如此，接下来两年多的时间里，他还是没有辞去包税总会的职务。
虽然贵族们拒绝拉瓦锡作为候选人，但还是邀请他作为秘书为布卢瓦的贵族服务。在这个岗位上，拉瓦锡起草了一份关于最佳法国宪法的说明。
虽然他所记录的是一个集体的综合意见，但文件中有些内容还是带有明显的拉瓦锡风格。新宪法必须首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同时将神圣的自由人权扩大到所有人。在法国境内取消所有关税这点表明，拉瓦锡此时已充分认识到要与包税总会以往的做法有所区别，这才是明智之举。这部宪法建议所有税收实现平等，改革司法、农业和金融体系；最后总结道，如果没有制定和实施一部宪法，三级会议（选举代表机构）不得休会。
和许多温和派一样，拉瓦锡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次阶级起义
剩下的事情，都是老生常谈的历史。5月5日，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召开三级会议。经过约6周的激烈辩论，第三等级宣布自立为法国国民议会，并要求其他两个阶层即贵族和神职人员也都加入。国王的反应则是关闭了凡尔赛宫的会议厅，第三等级的代表们临时在巴黎杜伊勒里宫花园里的一个网球场（Jeu de Paume）重新聚集。6月20日，代表们在那里宣誓，在没有宪法批准的情况下，他们的机构不会解散。7天后，至少在名义和形式上，国王屈服了，并下令要求贵族和神职人员参加新的国民议会。
拉瓦锡夫妇
与此同时，出于自身安全考虑，王室政府增加了巴黎城外雇佣兵的数量。城墙内蔓延着由食品短缺和军队调动引起的紧张气氛，人们的情绪变得更加不稳定。7月12日，王室军队指挥官贝尔纳-乔丹·德·劳奈（ de ）下令将库存的火药从军火库转移至附近的巴士底狱，在他的计划中，巴士底狱将是一个防御点，以防民众失控。事实上，示威者们很受民众欢迎，已经从驻守在荣军院（Hotel de ）和布雷顿维利耶酒店（Hotel de ）（包税总会的总部）未作抵抗的军队手中缴获了数千支枪。其他王室指挥官计划带着部队进入巴黎。
冲突一触即发，拉瓦锡在不断扩大的政治分歧中态度不明。拉瓦锡的实验室还在军火库，由于他担任火药和硝石管理局要职，拉瓦锡分担了将火药运到巴士底狱的责任。7月13日，第三等级代表宣称控制了政府，并任命拉瓦锡为该地区的秩序维持委员。同一天，民众开始拆除包税总会在巴黎周围修筑的关税围墙。
7月14日这一天，拉瓦锡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现将总部设在巴黎市政厅的国民议会，试图证明将火药运往巴士底狱具有合理性，同时还向代表们保证，当事态发展到某种地步时，这些火药将用来维护公众的利益。当他还在争辩时，这个假设就变得毫无意义，巴士底狱的114名驻军劝说德·劳奈放弃了炸毁火药库的想法，并向外面成千上万的武装群众投降。总共有7名囚犯被释放。
7月17日，路易十六从凡尔赛抵达巴黎，在巴黎市政厅的选民代表面前，将新的革命徽章别在帽子上——标志着他承认所谓的国民制宪议会的权力。这是值得庆祝的时刻，但整个国家仍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农村地区到处都在发生农民暴动，巴黎城区激愤的民众纷纷涌上街头，极大程度地威胁着人身财产安全。
拉瓦锡明智地没有参与摧毁巴黎关税围墙的计划，现在他又被任命为拆除巴士底狱的名义负责人。这时，他对秩序的尊重，他在本质上的保守主义，以及他的良好判断力都发挥了作用。7月14日，民众便开始捣毁这座堡垒，但这项工作的工程量太大、难度太高，不可能一蹴而就。7月27日，拉瓦锡筹集了超过35 000里弗尔的捐款（巧妙地分配到他的各种收入来源中，包括火药和硝石管理局、贴现银行和包税总会）支付给承包商，以便用一种更有序、更安全的方式拆迁巴士底狱。7月底还在讨论拆除这座建筑的各种技术问题。当工人们用鹤嘴锄拆掉巴士底狱时，这些讨论同样变得毫无意义。
8月6日，拉瓦锡在巴士底狱的工地上与承包商就拆迁的费用争论不休。这时，“叛徒的火药”事件爆发——这一事件实际发生在一艘即将卸货的船上，这艘船正把受人怀疑的火药运往埃松省。在这种情况下，拉瓦锡侥幸逃脱了非理性的处决，虽然他有着极强的在危机中保持冷静的能力，但对这一事件也感到震惊。拉瓦锡给科学院和国民制宪议会地方委员会宣读了一份自我辩护声明，以洗清这些误解给他的声誉带来的污点。然而，两周后他被要求从巴黎沙龙撤下自己的肖像画，可见他的澄清没有多大的效果。
1789年，拉瓦锡仍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尽管他在幕后的影响力大于台前。他在火药和硝石管理局、贴现银行，甚至是包税总会都有职位，在政府的许多方面都具有影响力。受杜尔哥等重农主义者影响，拉瓦锡在这些领域扮演着改革者的角色。他相信改进方法能促进政府向好的方向发展，他与同时代的启蒙运动者一样,都相信将理性实证主义应用于经济和政治层面可能会取得成功。
经过1789年夏天的动荡，法国的局势似乎重新恢复了稳定。理性似乎在8月28日的《人权宣言》中得到了重申。拉瓦锡肯定会批准通过这个宣言，因为这与他在那个春天为布卢瓦的贵族起草的那份说明中的许多条款是一致的，并且基本上是模仿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而成。在大西洋彼岸，美国宪法以一种合理而庄重的方式在不断完善。1789年9月，美国国会投票通过了构成《权利法案》的前十项宪法修正案。拉瓦锡与其他温和派一样，期待着法国国民制宪议会采取类似做法，建立一种在某些程度上与英国类似的君主立宪制，一种在表述乃至实践上都更为自由的制度。
这种期望没有考虑到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具有本质区别，这两场革命的爆发时间非常近，确实难以分辨。美国独立战争开始于抗税运动，最终以殖民地与殖民政权分离结束。尽管美国独立战争声称人人都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但其在扩展公民政治权利方面最开始是非常有限的，并且（就像法国激进分子很快开始抨击的那样）将大部分政府权力留在了依赖奴隶劳动的弗吉尼亚大地主手中。此外，美国独立战争并没有太破坏殖民社会的结构。
相比之下，法国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阶级起义，爆发在国家中心而非边缘的殖民地区。一开始，它在某些方面也做出了妥协——例如法国经济非常依赖加勒比（）殖民地，特别是富裕的圣多明戈（Saint ）地区的奴隶制。随着国内经济在法国边境日益混乱和多场对外战争的压力下逐渐崩溃，殖民地成为唯一可以依赖的收入来源。然而，法国大革命总有激进派，他们不做任何妥协，决心不顾任何经济或其他后果，最大限度地遵循解放思想的原则。当激进分子掌权时，旧法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将被连根拔起。
拉瓦锡和他的大多数温和派同僚一样，没有及时意识到这一重要区别。1789年10月初还发生了另一起冲突。当时，由面粉长期短缺引发的食品暴动在巴黎已是司空见惯。10月5日，拉瓦锡夫人玛丽遇到其中一起食品暴动，她（玛丽此时依然是一个热衷于步行的人）的马车被一群愤怒的女人拦住，这群女人的行为比男人还要过激。玛丽被迫走下马车，走在这群危险的织女织女（），通常特指法国大革命期间在断头台下面一边看处决，一边织毛衣的女性。
中间，直到她们厌烦了折磨她，才放她前去参加拉瓦锡和美国人古弗尼尔·莫里斯在军火库公寓计划好的午宴。事实上，这些织女有更大的猎物：她们正在前往凡尔赛的路上，准备捕捉“面包师、面包师的妻子和面包师的儿子”——这是她们对王室成员的讽刺语。10月6日，法国国王、王后和王子在受尽凌辱后，被押回巴黎，关进杜伊勒里宫。国民议会也在毗邻的大厅里开设了办事机构。这一事件之后，拉瓦锡开始尽其所能地远离政治。尽管他在贴现银行还活跃了好几年，但他同时也发现自己很难与因对军火的持续担忧而引发的丑闻撇清关系。
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
拉瓦锡想寻求庇护的知识分子团体分崩离析
敌视法国大革命的英国评论家埃德蒙·伯克（ Burke）曾这样描述法国大革命：“狂暴的气体，固定空气，显然挣脱了束缚——但是，我们应当等最初的泡沫稍稍消退，等酒再清澈一些，等我们看到动荡不安的表面骚动下更深层的东西，再做评判。”伯克用这些话来攻击拉瓦锡的老对手——革命同情者普里斯特利。拉瓦锡可能喜欢这个类比，并赞同晚一点评判的观点，他渴望革命的“泡沫”消退。
1790年2月2日，拉瓦锡写信给本杰明·富兰克林,表示自己相信革命已经平息：“我们认为（政治革命）是彻底的、不可逆转的；贵族政党徒劳无功，明显更为弱小。另一方面，民主政党人数最多，而且得到教育界、哲学界和启蒙主义者的支持。温和派以及在这种普遍狂热中保持冷静的人，认为革命形势已经把我们带得太远了，不得不武装全体公民，这很不好；把武力交到那些应该服从的人手中是极不明智的；我们担心新宪法的制定将给那些受益于它的人造成障碍。”
在描述他认为的温和立场时，拉瓦锡流露出对旧制度的怀念。在声明法国大革命已经过了不可逆转的临界点时，他显然也希望革命的某些元素能够被逆转。毫无疑问，许多温和派人士与他一样，对民粹主义可能达到的极端性十分紧张且不信任。无疑，他对富兰克林说的这句伤感的话是绝对真诚的：“此时此刻，我们对你离开法国感到非常遗憾。您本可以做我们的指导，为我们划定不能越过的界限。”
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拉瓦锡虽然非常希望法国大革命就此结束，但他的眼力十分敏锐，强烈预感到将来会发生更多更糟糕的事。然而，从他1790-1793年的行事轨迹来看，那种一厢情愿的想法似乎削弱了他的洞察力。拉瓦锡一直走在化学革命的前沿，但在政治革命上，却落在了后面。
拉瓦锡的科学宿敌马拉曾于1789年9月出版了第一期《人民之友》。马拉发现了真实的“火质”——以煽动性的新闻报道的形式。在马拉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致力于煽动激进的左派，但总还是有些时间对付自己的旧敌。拉瓦锡揭露他是个科学骗子，马拉则以谴责拉瓦锡为“骗子首领”作为反击。到1791年，旧政权已经彻底倒台，仅通过复述拉瓦锡的履历：“包税总会的包税官，火药和硝石管理局局长，贴现银行董事，科学院院士，国王秘书……”，马拉就能将拉瓦锡置于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
曾指责国家科学院为专制机构的雅克-皮埃尔·布里索，曾被拉瓦锡对催眠邪教的揭露所刺痛，他在《法兰西爱国者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加入声讨拉瓦锡的队伍：“包税总会包税官和科学院院士是专制统治嘉奖他的两个头衔，更糟糕的是，他还是巴黎关税围墙计划的起草者。参加布卢瓦竞选时，他被人群的抗议声搞得哑口无言，获得的选票都是通过慈善捐款得来的。拉瓦锡竟然成了一名化学家，如果仅追随自己对黄金无法抑制的渴望，他本可以成为一名炼金术士。”
拉瓦锡没有理会这些攻击。他认识到，沉默也许是维持尊严最好的手段。不久前，由于误判，他在《箴言报》上刊登公开信，声称本着手足之情与平等精神，将减少自己除火药和硝石管理局以外的五个职位的薪水。这样别扭的手法与他曾试图在税法下与维勒弗朗克尔的选民实现“平等”的做法很相似，但效果甚微。震耳欲聋的回击立即从极左立场的《使徒行传》杂志上以讽刺诗的形式传出:
慷慨的拉瓦锡，
我承认，
你可怜的信几乎让我流泪。
你向我们展示你的英勇行为，
一下子征服了所有人的心。
这是一个有关节制的多么绝妙的例子啊!
上帝知道，你会满足于自己挣到的10万埃居的收入!
那么，对于你们的国家，不要浪费时间，这个榜样诱惑着我。
啊!唉，我怎么办不到呢? !
怎么就做不到这些呢? !
布里索在《法兰西爱国者报》上揭示了一个并非完全不合理的观点：如果不给予重要的公共职位以经济补偿，那么只有富人才能负担得起这些职位。与此同时，官方对拉瓦锡这番话的回应也不热烈。为了保障军火库里实验室及其住所的安全，拉瓦锡最想保住火药和硝石管理局的职位。他坦诚地写信给负责这一块的大臣路易·阿杜安·塔尔贝（Louis Tarbé）强调：“我在那里自食其力，创立事业，在实验室、与科学相关的会议厅和仪器上都花了不少钱。”最后，拉瓦锡同意放弃火药和硝石管理局的职位，因为塔尔贝答应拉瓦锡继续保有军火库实验室。拉瓦锡的地位变得愈加岌岌可危。
马拉患有湿疹，需要长时间的浸泡来缓解症状，因此习惯躺在有盖的浴盆里见客。1793年7月13日，他接待了一位名叫夏洛特·科黛（ ）的陌生年轻女子，科黛刺死马拉后逃之夭夭此处作者有误，科黛刺杀马拉后并未逃走。画家大卫在一幅与拉瓦锡夫妇肖像画风格和观感截然不同的作品中描绘了这一死亡场景——像照片一样真实得令人不快。马拉包着头巾，歪倒在棺材般的浴缸里，皮肤因病或失血而发黄，一只胳膊低垂下来，手里还握着羽毛笔，胸上的伤口已成了一道没有血色的褶皱。这幅毫不讨喜的无情画像成为大卫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最终也化作了马拉死亡事件的代表性符号。
拉瓦锡并没有因敌人的死而感到解脱。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被暗杀的马拉都被雅各宾派奉为圣人，他曾是这个团体的主要领导人，而现在雅各宾派在国民政府中逐渐占据优势地位。作为国民自卫军的一员，拉瓦锡被要求参加一场纪念马拉遗体的阅兵式。为了这一场合，大卫还为马拉的遗体穿上了罗马服饰。几个月后，他又一次被迫出席10月15日揭幕的马拉半身像的致敬仪式。不知怎的，死亡让马拉变得更加强大，仿佛从他那躯体中释放出的凶猛的精神，现在正支配着这个国家的统治者。
马拉遇刺的前奏是法国国民公会上一场新的革命动荡。这个机构于1792年9月20日取代立法议会，在过去的两年中分为两个派别：激进的山岳派山岳派（）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一个激进派议员集团。雅各宾派代表人物罗伯斯庇尔及其追随者因在议会大厅中就座于最左侧最高处位置的习惯，被人们称为“山岳派”。和较为温和的吉伦特派。1793年6月初，由马拉本人、乔治·丹东（ ），尤其是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领导的山岳派成功地清洗了国民公会中的吉伦特派，一些人侥幸逃走。6月底，国民公会通过法国大革命的宪法，将权力全部移交给立法机关及其执行委员会，特别是此时由罗伯斯庇尔掌管的臭名昭著的公共安全委员会。
著名油画《马拉之死》
虽然夏洛特·科黛的杀人动机不明，但新成立的雅各宾政权认为马拉的死是中间派和右翼人士所为。吉约坦医生提议的断头台已经安装在革命广场，7月17日，夏洛特·科黛在那里被处死，距离她杀死马拉仅仅4天。随后的审判将会更加迅速。为镇压任何进一步的反动活动，巩固自己的地位，威慑境外势力及其在法国的内应，雅各宾派于1793年8月30日开启了恐怖统治。9月17日，随着《嫌疑犯法令》（Law of ）的通过，恐怖统治成为官方行为。
路易十六自1789年10月被革命者强令迁入巴黎以来，权力逐渐被架空，家族的处境也变得越来越艰难。1792年9月之前，君主立宪制在名义上是存在的，或者至少还在建立过程中，但国王越来越无法通过法令和否决权来控制局势，还被彻底扭转革命的可能性所诱惑。1791年6月，国王试图带家人逃出法国，投靠支持他的欧洲君主，但他在瓦雷讷（）被捕，又被押送回巴黎。7月17日，在庆祝攻陷巴士底狱两周年的活动上，要求废除君主立宪制、支持共和制的压力达到顶点。拉法耶特（）侯爵虽然因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表现而备受爱戴，但他比大多数法国人更保守。当马尔斯校场的公共仪式受到干扰时，他命令国民自卫军向骚乱的人群开火。
这些事件使左派有理由担心，由于法国国内外保皇党势力的行动，革命可能真的会被镇压。尽管如此，1791年9月,宪法还是得以颁布，路易十六恢复了宪法规定的有限权力。但是国王和立法机关的关系很快就破裂了。1792年6月初，国王解除了雅各宾派立法委员的职务，拉法耶特侯爵支持这一行动。巴黎民众闯入杜伊勒里宫，迫使国王戴上红色的自由帽向法国人民敬酒。罗伯斯庇尔受此鼓动，在雅各宾派的一次会议上公开要求国王退位。8月10日，杜伊勒里宫被一群声称要推翻君主制的人洗劫。国王和他的家人成了国家的囚犯。9月21日，君主制被废除，法兰西共和国宣告成立。
路易十六于1793年1月21日被送上断头台。1792年春天以来，法国一直与奥地利和普鲁士交战（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是奥地利皇室的一员）。1793年2月，法国对英国和荷兰宣战；3月，西班牙也被列入法国的宣战名单。由于对战时的新征兵制不满，布列塔尼（）和旺代（Vendée）的保皇派发动叛乱。3月10日，国民公会设立革命法庭，用来审判共和国的敌人。4月6日，公共安全委员会使革命法庭的职能进一步扩大。公共安全委员会被国民公会赋予一项明确的任务，即震慑法国的敌人。马拉之死是使天平完全倒向恐怖主义的最后一根稻草。
短短几周内，这种恐怖主义就演变成一种癌症，开始攻击它本应保护的身体。最后，就连罗伯斯庇尔也因恐怖统治而死。与此同时，拉瓦锡和大多数资产阶级一样，尽其所能地避免被这个暴戾的国家机器卷入。他希望自己作为科学家的地位和在科学领域的卓越才干所能为共和国提供的物质价值能够使他免受指责，这种指责可能源于他在金融领域和火药和硝石管理局的活跃，以及最危险的包税官身份。但是拉瓦锡所想的可以寻求庇护的知识分子团体和机构已经分崩离析。
在职业生涯的一开始，拉瓦锡就把法国科学院尊为“小共和国”——法国内部的微型王国，保护对知识、科学和艺术的追求免受外界的压力。而在国王统治时期，像马拉和布里索（作为吉伦特派的领袖，他曾有过辉煌，也有过衰落）等人就反对说，法国科学院本质上是精英主义的，甚至是一个专制机构。1793年8月，后一种观点取得了胜利。画家大卫是绘画和雕塑学院最杰出的成员，他带头发起对学院的指控，在国民公会发表演讲时，他流露出一种含蓄的自我批评的激情，这可能会让大卫的密友罗伯斯庇尔高兴：“永远关闭这些充斥着奉承和奴性的学院……说到一所学院，就等于说到所有的学院。他们所有人身上都有同样的精神，并且都是同样的人……以人道的名义，以正义的名义，最重要的是以你们对青春的热爱，让我们破坏——让我们摧毁——这些乏味的学府，在一个自由的政权下它们根本不应存在。虽然我是院士，但我已尽了我的职责。”
在同一场合，阿贝·格雷瓜尔（Abbe ）对科学院的批评则更有分寸，他尤其主张保留科学院，认为科学院能以新的度量衡体系等项目继续为国家服务。在发言中，格雷瓜尔强调了约翰内斯·开普勒（ ）的天文学成就，“牛顿以其天才带给我们的大量知识”，以及最后的“化学领域最崇高的研究”。他这番慷慨陈词没起到什么效果。科学院最终同其他机构一起被废除，格雷瓜尔沮丧地预测，人们将会迎来一个以“迫害学者”为特色的“悲哀的未来”。
但是这些学者——或者说他们中的一些人——自己制造了恐怖统治。虽然法国大革命有过真正的无政府状态，但恐怖统治不属于无政府状态。相反，它是一种秩序的力量，尽管这不是拉瓦锡所认可的秩序。其结果的无意义性是它自身逻辑延伸到极致的产物。最重要的是，这种恐怖统治是合乎逻辑的。
法国大革命
政治的理性化，让恐怖统治走得更远
21世纪的评论家查尔斯·默里（ ）甚至认为，这一切都应归咎于牛顿，或者更确切地说，应该归咎于18世纪末对所有事物进行彻底“牛顿化”的思潮。“理性是新的信仰，它的第一个政治产物是法国大革命后建立的扭曲的雅各宾共和国。”假设所有的现象（包括人类行为）就像物理和化学中物质的变化一样，最终都必须屈从于理性，这被证明是一种政治上的鲁莽。默里指出：“牛顿的崇拜者们认为掌握了物质运动的规律，就能掌握人类活动的规律。人类可以通过运用科学理性来设计新的人类机构，从而从零开始，创造世界。”
随着启蒙运动逐渐陷入黑暗的恐怖统治，许多与之相关的文化思潮也支持这一观点。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人支持的基督教理性神论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巨大的机器，最初由上帝创造，但有人类有能力维护甚至升级这个机器。拉瓦锡所推崇的孔狄亚克的《逻辑学》则暗示思想、语言和写作的协同作用延伸到了行动领域。如果说化学可以遵循代数规则，那为什么政治不能呢？当然，拉瓦锡不会让政治的理性化走得如此之远。和其他大多数处境艰难的温和派一样，他更倾向于在某个地方停下来，用一种更仁慈、更人道的政治观点（用默里的话说）来“处理棘手的、有问题的人性”。
孔多塞也是温和派，作为吉伦特派被驱逐出立法机关，然后在1793年10月被缺席审判并定罪。他的罪行从本质上说，就是预见并抗议了6月通过的《1793年宪法》所造成的最严重后果，雅各宾派专政正是基于这部宪法建立的。结合孔多塞当时的处境（要躲避以前的同事——当时的国家恐怖分子），他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流露出来的强烈的乐观语气看起来非常诡异，与他后来被人认出并遭逮捕的事实背道而驰。
然而，孔多塞仍然相信，思想、言论和修辞的相互协同能够准确无误地转化为行动，甚至是政治行动。尽管如此，他（与罗伯斯庇尔和其他公共安全委员会成员）仍然相信“人类的真正完美”。在著作结尾，他问了一个在他看来显然无须怀疑的问题:“自然科学领域唯一的信仰基础是——指导宇宙现象的一般规律，无论已知的还是未知的，都是必要且恒定的。这一原则对人类智力和道德能力的发展怎么可能不如对自然的其他活动有效呢？”
物理、化学的物质进步（一度是燃素论追随者的孔多塞，此时已经认识到新化学的优越性，并在前文所述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描述了这种优越性）必然意味着所有人类事务，甚至在政治领域都有类似的进步。在死于监狱中前不久，孔多塞曾愉快地预言：“因此，总有一天，太阳只会照耀那些只以理性为主宰的自由人；当暴君、奴隶、牧师和他们愚蠢或虚伪的工具只存在于历史作品或舞台上时，当我们想到他们只会同情他们的受害者和被其愚弄的人时，我们通过思考他们的暴行保持警惕；学会用理性的力量去认识和摧毁处于萌芽状态的暴政和迷信，如果它们胆敢在我们中间重现的话。”当然，当孔多塞完成他的专著时，这种警惕状态本身已经演变成了暴政。
在他写作时，神职已经成为历史。1789年底，国家没收了天主教会的所有财产（拉瓦锡也许有些不明智，他在维莱科特雷地区自己祖居的村庄买下了相当多的教会用地）。1790年，所有的修道院和大多数宗教秩序都被废除。1793年10月，人们开始采用新的大革命历法——使时间计量合理化，并将历法从基督教日历中分离出来，与他们的庆日、忏悔日和圣徒日的周期相脱离。罗伯斯庇尔像其他清教徒一样需要一个表达虔诚的渠道，因此在牧月牧月（），法国大革命历的第9个月，一般（对于某些年份有一两天的差异）对应于公历的5月20日至6月18日。20日组织了“理性节”。
这个节日在昔日的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内庆祝，其目的是用一种完全建立在世俗原则基础上的意象来取代天主教会已被根除的象征意义。为了与他的官僚心态保持一致，罗伯斯庇尔将“对上帝的崇拜”写成15条命令的清单。第7条宣布庆祝对象为：“上帝与自然；人类；法国平等；人类的恩人；自由的烈士；自由与平等；共和国；世间的自由；爱国主义；对暴君和卖国贼的憎恶；真理；正义；谦虚；荣耀和永生；友谊；自律；勇气；诚信；英雄主义；公正；坚忍；爱；夫妻之间的忠诚；父爱；母爱；孝顺；童年；青春；成年；老年；不幸；农业；产业；工业；祖先；后代；幸福。”
罗伯斯庇尔在1793年12月25日（如果当时圣诞节还存在的话）专门讨论了立宪政府和革命政府之间的区别，前者是法国革命的目的，后者是现在战时急需建立的。“立宪政府主要关注公民自由，革命政府则关注公共自由。在立宪政府统治下，除保护个人不受国家的侵犯外，几乎没有别的要求，而革命政府则有义务保护国家本身不受来自四面八方的派别的攻击。”在这种危急形势下，罗伯斯庇尔认为有必要“震慑法国的敌人”。因此，“革命政府应对良民给予充分的国家保护，人民的敌人只有死路一条”。这一逻辑看似无可阻挡，它背后有公共安全委员会的支持，以防有人会有不同的想法。
罗伯斯庇尔
即使在今天，仍有为罗伯斯庇尔及其追随者辩护的人，他们认为恐怖统治有效地统一了法国，并确保了法国的生存和最终的胜利，当时法国正与欧洲其他所有国家处于交战状态。但这样做的代价是把大约18000名法国公民送上了断头台，并为有史以来最为极权的政府制定了系统的国家恐怖统治蓝图。
拉瓦锡传记的作者普瓦里耶确认了包括拉瓦锡在内的7名在恐怖统治中丧生的科学家。1792年9月，对大革命特别是革命法庭发起抗议的荣誉院士拉·罗什富科·德·恩维尔公爵（La de ）被杀。1793年11月，拉法耶特的政治盟友、天文学家让-西尔万·巴伊（Jean ）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1793年12月，化学家迪特里希（）男爵，因保皇派身份而被押上断头台，而法国革命的圣歌《马赛曲》就是在他家中诞生的。我们已经知道，孔多塞于1794年4月由于不明原因死于狱中。同月，曾签署反对废除最高法院的抗议书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博沙尔·德·萨龙（ de Saron）和曾为国王路易十六辩护的拉穆瓦尼翁·德·马勒泽布（ de ）也被砍了头。
原作者 | [美]麦迪逊·贝尔
摘编 | 徐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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