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的萧条与政治危机
一战带来的繁荣是最后的好日子，从20年代后期开始，受欧陆经济不景气的影响，阿非利加经济进入长期停滞。同时政治裂隙开始显现，自1923年社民党内阁试图进行累进税率的税收改革失败后，三大传统党派彼此的不信任加深了。他们都无法独立获取多数选票，组建执政联盟的谈判也十分艰难。1924年-1937年期间，每届内阁的平均寿命不到一年，人民普遍对寡头化的建制派政党感到失望。
1932年，大萧条的风暴终于横扫阿非利加，王国的出口总额下降了将近40%，特别是农产品，矿砂，羊毛等大宗货物出口受阻，让出口导向的经济受到严重打击。由于财政困难，政府不得不一再削减社会保障，传统的天主教工会逐渐沦为与工厂主和政府沆瀣一气的黄色工会。无产阶级受到来自西班牙与意大利输入的马克思主义与工团主义思想影响，开始加入极左翼或极右翼组织，各地开始频繁出现政治暴力，罢工与骚乱。而频繁更迭的政府对此应对乏力，除了不断加强贸易保护，收紧财政支出之外毫无手段。
经济危机的直接后果就是民粹主义的崛起。人民党在1923年创建，起初是一个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民粹政党，由一位破落贵族出身的煽动家安德烈·布鲁姆领导。他们要求扫除一切政府积弊，实行激烈的左翼经济政策，实行高额财产累进税和遗产税，同时也鼓吹国家统制和民族主义。他的主张支持者最初主要是产业工人，随后大批收入减少，并且厌倦了道貌岸然的建制派精英翻云覆雨的小农，城市平民，无政府主义者和极右翼分子也加入进来。由于阿非利加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缺少组织基础，社民党极左翼和共产党人认识到自身难以独立领导革命之后决定与人民党结盟，将选票贡献给他们以改变现状。三十年代初的人民党成为了一个庞大的反建制联盟，吸引了形形色色观点相左的人。1932年议会大选中人民党出其不意地拿到下院40%的席位，超过了所有传统政党，这让他们震恐，天主教联盟和自由党紧急组成了执政联盟与之抗衡。
16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阿非利加的中右翼联合政府名义上宣布中立。但出于对共产党掌握伊比利亚的恐惧，暗中支持右翼阵营。弗朗哥将军在巴利阿里群岛起兵之后，王国向国民军开放了直布罗陀海峡南岸的重要港口。后来又以天主教受到迫害为由，与马德里共和政府绝交，承认了民族西班牙军政府。阿非利加王室甚至以与西班牙贵族的私交为名，以私人名义在休达建立了训练营，帮助保皇党与CEDA等温和派右翼训练志愿军。然而弗朗哥将军逐渐攫取权力，拒绝迎回王室，这并非王国想要看到的。干涉西班牙导致阿非利加与苏联关系彻底恶化，与法国莱昂布鲁姆政府的关系也降至半个世纪以来的冰点，更在国内引发了反对派的大规模抗议。
1937年底大选的结果震惊了所有人，由于传统政党已经失去了公信力，人民党联盟拿到了众议院的绝对多数和参议院相对多数。但也有自由主义者和保守派质疑选举的合法性，因为本次大选的投票率很低，人民党的准军事组织和工会暴徒在街上横冲直撞，用拳头和棍棒恐吓拒绝投票给他们的选民，很可能温和派选民根本不敢上街投票。布鲁姆就任首相之后立即撕破了温和的面纱，推出一系列“社会革命”立法，包括激烈的税收改革与财富再分配，地产再分配，废除贵族制，地方官员直选等，在外交上则希望亲近意大利以国有化英法资本。这些政策引起了大地产主的强烈抗议，但由于人民党联盟已经掌握了议会，布鲁姆成为了“超级首相”，在宪政规则之下已经难以阻止他。
1938年3月18日凌晨，迦太基城尚笼罩在夜色中，十几位穿着西装，戴着礼帽的先生悄悄走进了蒙福宫的侧门。他们是一些退休政治家和大企业主，很快受到了国王的召见，谈话内容至今没有解密。等到清晨时分，城市开始在朦胧雾气中骚动，众议院宫门前古老的大钟撞了三下，议员们鱼贯而入，在中央大厅坐定。但奇怪的是议长没有到，也没有讨论要举行，大家都在寒风中怔怔发呆。
这样的尴尬并没有维持很久。他们看到一袭正装，脸色凝重的国王戈弗雷三世从前门走入会场，扫视四周，用权杖在主席台上重重敲了几下，“鉴于产生本届议会的选举中存在显而易见的不公，其中的暴力手段和选票舞弊有待于进一步调查。并且本届政府采取的一系列违反宪法的恶政有悖于天意与国家的传统。朕，以天主赋予的权利郑重宣布，解散本届议会，罢免内阁全体成员！”
出于震惊，会场顿时哗然，随后绝大多数议员选择屈服回家，拒绝离开的议员很快被佩剑侍卫队驱逐。垂头丧气的议员走出大门，惊讶地发现广场上已经设置了路障，荷枪实弹的士兵控制了各大路口喝高地。同时，参议院也被解散。首相府被卫戍部队包围，布鲁姆首相和反对派高层全部被暂时软禁。当天下午国王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非常手段保卫摇摇欲坠的宪法，包括禁止公共集会，在各大城市实施戒严。正规军全部站在了体制一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缔了人民党民兵组织“人民卫队”。同时，王国高等法院判决此前的一系列改革法案全部违宪无效，并支持国王行使紧急权力。阿非利加运行了半个世纪的民主几乎崩溃，而十分讽刺的是，国王推翻民选政府的理由恰恰是要“保卫宪法”，为此必须打压一切观点有悖于宪法精神的政治力量、
次日，国王承诺局势稳定之后重新进行“公正的选举”，并且当场宣布将权力交给一个非党派性质的，全部由贵族组成的看守内阁，史称“钦定内阁”或者“无党派合作政府”。之后的几个星期各地出现了大量零星的工人暴动，但全部被镇压。受到致命打击的人民党瓦解，左右两翼彻底分道扬镳，左翼重组了共产党转入地下斗争，右翼则组建了亲近墨索里尼主义的“人民阵线”。
1938年10月，局势暂时稳定之后，迫于各方压力，国王同意解散钦定内阁，重开议会，恢复民主选举。这次大选投票率依然不高，结果是天主教联盟上台执政。新政府宣布“宪政回到正轨”，戒严结束，并释放了反对派人士试图推动和解。但事实上没有人信任这个软弱的民选中道政府。为了防止爆发革命，戈弗雷三世以保护合法政府为名，组建了由保守派元老和几位高级将官组成的“全国安全委员会”在幕后对全国进行军事监视，并且继续了部分紧急法令，取缔所有左右两翼的激进派政党。问题并没有被解决许多国际学者认为1939年的王国已经到了内战的边缘。但是，二战的到来改变了一切。
对于国王解散议会之事，当时评价不一。保守派称赞国王保护国体行事果断，在危机中保卫了宪制，堪称是王国政治“最后一道安全阀”。因为反对宪政的意识形态即使通过选举上台，本身便是对宪政的莫大讽刺，因此是不被允许的。人民永远没有“选择”极端主义的权利；但是反对派批评这样的行为是一场政变，是对民主公开的践踏，“国王指责要求彻底变革的人民是暴民，实则他自己才是暴君”。
对于我们这些有后见之明的人来说，国王的果断出击或许避免了王国走向内战或者法西斯体制，倒向德意一方的可能。但是这样的手段违背程序正义也是无可辩白的，如西塞罗用雷霆手段处死了喀提林的党羽，罗马元老院用暴力阻止了护民官格拉古的改革，对这些事件的评判成为了政治哲学上永恒的争论话题。无论如何，三月政变从侧面反映出来王国政体依然有某些威权色彩。
意阿战争
“自去年八月开始，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的战争机器对我们——一个长期以来独立，中立，爱好和平的自由国家——发动了全面入侵。意大利人在没有任何合理的战争理由，也没有任何正式的最后通牒和战书的情况下，成千上万的炮弹已经在我们的港口和城市落下，一切和平的努力换来的只有枪炮声和寡妇的哭泣......除了战斗到底，我们别无选择。尽管此前的战局可能存在对我们不一定有利的因素，但我们正在动员全国上下的一切力量与侵略者作战......我们并不孤独，我们与不列颠，与西非的自由法国，乃至与大洋另一端的美国，都有着光荣的，亲密无间的友谊，他们会帮助我们......历史上曾经有无数暴君和强盗侵扰过阿非利加的海岸，但他们都没有成功，这次也不会成功！朕与所有王室成员，本届政府已经拒绝了撤离故土的建议，我们就在这里，与尔等臣民同在，与你们并肩战斗，直到胜利，直到我们民族的伤痕被治愈，烈火们的鲜血得到报偿。天主与我们同在。”——戈弗雷三世《抵抗宣言》
1938年政变之后，王国当局坚信右翼反对派背后有墨索里尼支持，当即驱逐了意大利外交官，不可避免地倒向英国阵营。1939年开战之后，王国放开对英国战略矿产的出口，并发表声明向英国军用船只开放港口。意大利对此大为光火，指责王国没有恪守中立义务。
1940年意大利向法国宣战之后，地中海局势更加紧张。早在7月就有法国情报人员向王国当局传递消息，表示意大利在北非可能有秘密军事行动，王国国防大臣初步判定为针对英占埃及，没有采取实质性的备战措施。直到当时，王国还维持着一只精英化的小规模的军队，没有任何动员。军队总数大约12万左右，其中陆军10万，零散驻扎于全国各地。突尼西亚军区（王国自西至东四大军区：毛里塔尼亚，特累姆森，突尼西亚，利比亚）只有三个步兵师和几个摩托化营（包括接纳的少数法国流亡部队），编制十分混乱。
1940年8月1日夜，在夜色的掩护下，十几架意大利SM.79和Z.1007轰炸机从萨丁尼亚出发，飞临比赛大上空，这里是王国东部最大的海军基地。一颗照明弹首先投下，把港口照的如同白昼。在防空部队做出反应之前，无数声巨响打破了沉寂，港内火光冲天。一个小时之后，死寂再度降临，港内所有舰艇全部被击沉或被重伤失去行动力。这是阿非利加王国海军史上最耻辱的一天——海军主力舰在开战之前被敌人消灭在港口里，残余舰队甚至不成建制，只能编入皇家海军序列继续作战。
接到意大利不宣而战的情报之后，首相的第一反应是联系佛朗哥，希望他在意阿之中斡旋，但墨索里尼没有理睬。8月3日，成功躲开英国舰队，暂时掌握了突尼斯海域制海权的意大利海军炮击了阿非利加的几个港口，随后展开登陆。第一阶段的登陆作战称为“铁钳行动”，第五集团军七个师在比赛大和马赫迪耶分别登陆，夺取港口和机场之后向内陆推进，合围突尼斯半岛。此外意大利调动了昔兰尼加第十集团军的一小部分和东非军团几个土著师自东向西攻击的黎波里塔尼亚。
王国指挥部认为坚守迦太基已经没有战略意义，反而有被合围的危险，于是宣布迦太基为不设防城市。8日，迦太基王室，政要等一千多名重要人物在军队的掩护下南撤数百里，次日，意大利空降部队兵不血刃占领了迦太基，随后迅速控制了整个突尼斯半岛。值得一提的是，驻守邦角的一个不满编师在主力南撤，四面受敌的情况下依然依托山地阵地顽强抵抗，直到10月其残部弹尽粮绝才向意军投降，而意大利试图登陆的黎波里的辅助攻势也失败了。
此时王国已经稳住阵脚，国王在突尼斯南部山谷绿洲中的曼德海拉城重建战时指挥部，宣布进入战时状态紧急动员，赋予军事委员会以全权。各地的后援军队源源不断赶来，依托突尼斯山区布置防线。由于不适应山地作战，意大利继续向南推进受阻，也缺乏足够的登陆部队，一直没有突破性的进展。由于埃及战线对英作战陷入不利，墨索里尼已经拿不出更多的军队支援突尼斯军团。王国方面在1940年底发动了几次小规模反攻，夺回了主动权。但是王国此时依然恐惧总体战争，对和谈抱有希望。
1941年德军的到来打破了僵局，希特勒向突尼斯战场支援了一个山地师，两个装甲师和两个步兵师，意大利人的援军也已经到来。隆美尔和巴尔博一致认为对阿非利加作战应当速战速决，然后将主力部队调到埃及战场。1941年3月，德意联军展开了称为“西庇阿行动”的第二阶段快速攻势，一部南下进军突尼斯内陆，突入加夫萨盆地，另一部自苏尔特登陆横扫的黎波里塔尼亚。阿非利加军部署的防线全线溃败，成建制地被德军包抄围歼。指挥部决定放弃突尼斯和利比亚全境，向西部撤退，王室仓皇前往临时首都丹吉尔，甚至考虑过流亡海外。到此地步，王国抵抗意志终于坚定，国王拒绝了德意要求占领阿非利加全境的要求，发表了著名的《抵抗宣言》，正式加入盟军并向德意宣战。但东部战线的溃败已经无可挽回，4月，的黎波里遭遇德意军队三面围困，除少数被英国海军接走之外，来不及撤走的三万阿军全部投降。
4月底开始，德意制定了第三阶段“奔向大西洋”计划，突尼斯集团军开始西征，准备一举推进到大西洋沿海。阿军在装甲部队的攻势下再度一溃千里，很快丢失了阿尔及尔。6月2日，德意军攻占了奥兰，形势万分危急。但阿非利加利用英国援助的装备在毛里塔尼亚动员了十个师，依托里夫山区拼死抵抗。而英国抽调了一些英联邦军队在丹吉尔登陆支援前线。德意北非指挥部意识到短时间内无法推进到大西洋。并且西班牙拒绝配合希特勒进军直布罗陀和北非，这意味着即使拿下毛里塔尼亚也难以彻底控制直布罗陀海峡。继续在北非西线耗费兵力是不明智的，因此轴心国决定无限期中止“奔向大西洋”计划，将主力抽调到东线埃及战场。北非西线在这之后陷入了长期僵持的态势，不再有大规模战役。
在沦陷区，意大利起初希望在迦太基组织一个由极右翼反对派领导的傀儡政府，但愿意合作的人寥寥。占领当局索性在1941年撕破面皮，解散了“民族合作政府”，直接实行总督府军事管理。此后暴政越来越难以忍受，总督府为了供应前线，对占领区进行赤裸裸的经济掠夺，引起了严重的物资匮乏。留在沦陷区的爱国军民组织了庞大的抵抗网络，粗略地划分，大概有亲王室的抵抗运动和阿共领导的泛左翼游击队两大系统。
1942年12月，得知盟军展开火炬行动之后，阿非利加共产党认定北非战役的转折已经到来，北非海岸很快会全境解放，决定立刻调动全部力量发动起义，以增加左翼在战后重建中的话语权。此时德意军主力正在昔兰尼加前线与英军死战，后方占领区只有少量维持治安的军警。11月20日，的黎波里大起义爆发，游击队出其不意袭击了战俘营和武器库，武装市民和战俘，经过一天一夜激战控制了大半个市区，随后突尼斯一些城市也展开了暴动。11月22日，左翼联盟在的黎波里市政厅宣布成立“阿非利加人民防御委员会”，号召全境总暴动。
遗憾的是，盟军迟迟没有到来，而亲王室的抵抗组织拒绝参加防御委员会。德军抽调大量部队镇压起义，阿共临时组织的左翼志愿军不堪一击。的黎波里遭到包围，炮击和轰炸，在随后惨烈的巷战中起义军全军覆没，阿共总书记与绝大多数高级干部战死或被处决。随后，德意展开了残忍的大搜捕和清剿，在占领区屠杀了上万人，其中大多是左翼人士。惨淡经营十余年的阿共党组织几乎被连根拔起。
其实盟军只晚到了十几天。1942年11月，十余万英美联军在拉巴特和卡萨布兰卡登陆。阿非利加司令部宣布展开总反攻，在此前防线的基础上向东推进了二百多公里。与此同时，盟军在奥兰，阿尔及尔，安纳巴，贝尼萨夫等所有特雷姆森重要港口展开登陆。由于德意驻防空虚，火炬行动取得了惊人的胜利，到12月已经解放了整个特雷姆森，开始进攻突尼斯。
在利比亚，意军节节败退，的黎波里在1943年初被英国第八集团军解放，但城市已经化为一片废墟，到处都是起义军的遗骸。德意军残部被围困在突尼斯。3月，盟军对突尼斯展开双线总攻，付出了一定代价之后突破了突尼斯南部山区，北非军团最终崩溃，迦太基在登陆和空降作战中兵不血刃收复。七月，戈弗雷三世在欢呼声中回到迦太基，宣布阿非利加全境解放。
此后，阿非利加本土不再是主战场，而是进攻意大利的跳板和后勤基地。王国调遣了两个满编师参与盟军远征西西里，在意大利作战中起了一定辅助作用。阿非利加为胜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军队阵亡两万余人，八万多人失去战斗力，平民和抵抗运动成员被杀超过三万，王国失去了她十多优秀儿女。
战后政治新生态
面对内外民主化压力，国王在英美的建议下解散了“安全委员会”，结束了戒严令，将权力还给一个多党联合政府。1945年8月，“民族团结，和解与开放政治委员会”成立，释放了所有在战时出于安全考虑暂时软禁的政治犯，并希望将各种反对派吸纳入政府。左翼由于之前失败的起义而损失惨重，不得不接受和解号召，放弃了武装斗争。少数在战时与意大利人组建合作占领政府的国家统合主义者受到叛国指控，但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惩罚，这些人组成的新政党“民族阵线”成为了战后的极右翼。1945年10月，外国盟军全部撤出阿非利加。1946年初，战后第一次临时议会选举保留了联合政府。同年，戈弗雷三世以身体原因为名宣布退位，将王位让给了颇有民望的王太子吉尔伯特三世。外界猜测他这一举动可能与他此前的过激举措损害了公信力有关。
过渡性质的多党联合政府虽然成功实现了和解，却在重建工作上以无能和低效著称。1950年举行了正式大选，结果是社民党以极大的优势独立执政。社民党掌权的十余年是阿非利加政治生态迅速转型的时期，各政党内部的新生代取代了旧生代。1952年社民党控制的两院以绝对优势通过了三条宪法修正案，史称“英雄立法”：第一修正案被称为“选举权法案”，取消了议会选举的性别限制，并且废除了此前参议员选举依据财产，地产多寡划分三个选举人团的做法，改为一般的地方间接选举，被视为彻底民主化的象征；第二修正案“劳工法案”在公民权条款中增加了福利国家，自由罢工和组建独立工会权利的内容；第三修正案“权力下放法案”扩大了地方自治体的权力，结束了寡头中央集权传统。
五十年代阿非利加社民党领袖阿尔伯特·加缪
事实上，社民党到五十年代初开始国家主义化，放弃了大部分激进的经济主张，转而与天主教联盟合作并支持国家资本主义，大胆任用政治中立的技术官僚负责产业规划，铸就了五六十年代阿非利加的经济奇迹。极左翼议员被赶出政府，少数少壮派共产党员宣布“出走”，与向社民党妥协合并的阿共建制派决裂，自己创建了极左翼组织“人民战线”和无政府主义的“解放联盟”，独立组织学生和工会运动，甚至出现零星暴力活动，但在五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并未失控。
由于六十年代末的通胀危机和一系列外交失误，社民党政府最终失去了信誉并下野，随后是几个短命的联合政府。七十年代中期由于传统产业增速减缓，通胀加剧，新自由主义者依附于自由党崛起，形成了一个强势内阁。他们开始大规模削减政府职能，裁撤公务员队伍，并采用强硬手段打压独立工会和左翼民粹运动。八十年代初，由于自由党温和派和激进的新自由主义者在私有化程度与福利规模的问题，以及对欧盟关系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导致自由党内部分裂，其政府也随即倒台。九十年代之后，社民党与天主教联盟的联合政府长期执政，纠正了极端的放任政策，形成了稳定的新模式，寄希望于“新合作主义”和“同情保守主义”，努力复兴传统的天主教工会力量解决社会问题。
冷战结束后，更重要的政治变化是议会政党政治本身的变质。由于内阁多头去中心化趋势和议会外派委员会的异军突起分散了行政权力。议会人事委员会控制了大量中下层公务员和官僚的叙任权，导致行政权进一步衰弱，权力中心回到议会。议会上下两院之间的制衡取代了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制衡，成为阿非利加政治的特色。评论家指出阿非利加的政府是“非创造性的消极政府”，指的是政府具有强烈的政治惰性，难以推进积极的，富有创造性的政策。因为内阁无法通过解散议会反向约束立法机关，一旦本届政府任何政策不被议会信任，几乎注定下台而毫无还手之力。因此内阁更多的只是按照既有的政治规矩完成日常工作，执行议会通过的法案。
其次是“去政党化”和“去意识形态化”。几大主流政党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成为了阿非利加最有影响力的政治组织。出于历史惯性，一切新兴的政治运动和诉求都要挂名在主流政党之下，否则根本无法进入主流政治。但是这也加深了强势政党内部的撕裂，党员随意进出，甚至出于具体政策需要在政党间反复跳槽，党纲党纪名存实亡，甚至很难凝聚内部共识。况且在冷战之后左右和解的大背景下，激烈的纲领和竞争性态度会引起反感，因此主流政党之间的意见分野越来越模糊化，已经很难反映左右认同，长期执政的天主教联盟俨然已经成为了中间派的大杂烩。与此同时，单一议题团体却异军突起，例如行业工会，代表某种社会运动的非政府组织，少数民族团体，俱乐部，甚至天主教会等宗教团体组织正在取代政党的作用，维护自己代表群体的诉求，争取身份政治下的特定群体的某种“特权”而非普遍性的社会改革。因此，议会中代表利益集团而非意识形态政党的“独立候选人”越来越多。在地方选举中，政党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在减弱，宗族政治在复苏。选民往往愿意支持在本地具有名望的富豪，高级知识分子甚至传统贵族世家，投票给他们的子弟而非陌生的职业政客。这样的现象在通过地方间接选举的参议院中尤其严重，在一些边缘选区“继承选票”已经成为惯例。
现任阿非利加首相亨利·泰西耶
战后经济奇迹
战争期间，沦陷区的经济在德意军管掠夺下受到摧残，传统上经济发达的西部抵抗区为了供给战争，也不得不实行管制经济艰难度日。1945年前后，阿非利加面临着严重的失业和预算混乱问题，仅仅是依靠盟国的援助才避免了更严重的后果。但客观来说，战争消灭了大量产能，使得战前社会危机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复存在。第一届战后政府的精力主要用于恢复国际贸易，稳定德涅尔币值。为了保证重建期的稳定，美国将阿非利加纳入了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范围，在1948-1951年无偿援助了将近四亿美元。
50年代的社民党政府在经济问题上更有雄心也更有远见，同时也是极其幸运的。易弗里基叶的油田自三十年代开始陆续被发现。五十年代初发现哈西迈斯欧德和叙尔提斯湾油田之后开始大规模开采，探明的石油储量至少有500亿桶，天然气超过五万亿立方米。但是三十年代成立的阿非利加石油公司股份大半掌握在英国和荷兰手中，社民党政府通过扩大投资股权的方式逐步将外国资本挤出了石油公司，并趁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时间窗口将其国有化，收回了能源自主权。1960年又与欧洲共同市场达成长期能源贸易协定，给阿非利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石油外汇。
石油钻井平台
此外社民党号召“开发内陆”和“农业革命”，试图解决沿海与内陆的差距。尽管阿非利加自19世纪初便从法律上废除了封建制度，实行土地私有，但由于近代保守派长期执政，绝大多数土地依然集中在大大小小的地主手中，而且产权极其混乱。政府自1953年开始设置了内阁专门机构进行土地改革，斥资从地主和教会手中以高于地价的补偿标准赎买土地，发行了为期十年的公债，并且鼓励前地主转型投资其他产业。这些土地以近乎无偿的低价出售给农民，随后在农村组织起官僚管理的新村社，指导农业生产，使得粗放的农业生产逐步现代化，内陆许多封闭的绿洲社群也逐步接触到现代文明。由于政府大力发展地中海特色农业争取出口比较优势，阿非利加逐渐从粮食出口国变成进口国。政府还投入了大量资金建设水利工程，建立了几十个大型水库和上千个小型水库调节水资源。
社民党的经济主张带有国家主义色彩，在50年代把大量所谓“民生产业”和“战略产业”，例如银行，能源，交通，通信和部分重工业收归国有，以证券形式向原企业主支付补偿，管理模式不变，国有企业作为公共法人直接向议会派出的管理委员会负责。又制定了“十年经济发展规划”，急剧扩张政府开支，以石油美元全力补贴国内制造业，扩大出口，以及大规模扩大社会保障。
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是阿非利加极速腾飞的黄金时代。三十年代的阿非利加人均收入只能与西班牙不相上下，到六十年代已经比战前翻了数倍，沿海城市急剧繁荣，并形成了地域分工。内陆地区是广大的经济腹地和农业区。东部以苏尔特和米苏拉塔这些石油输出港为中心，中西部以阿尔及尔为中心，形成了两大石化重工业基地。西部毛里塔尼亚海岸急速城市化，成为轻工业中心和商业集散地。包括首都迦太基在内的突尼西亚经济地位则越来越边缘化，开始向旅游，文化等第三产业转移。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阿非利加全力增产石油，并且由于欧佩克的禁运令并不包括阿非利加，阿非利加石油公司甚至充当了海湾国家与欧美之间的石油中间商，凭借着油价上涨大发横财。到60年代中期，阿非利加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成为中等发达国家。
阿非利加虽然在石油危机中短期受益，但受全球性滞涨危机的影响，70年代经济依然出现了问题。虽然财政情况依始终良好，但过度的政府投资和补贴导致估值过高，经济长期过热。而石油危机下进口受阻，福利上升，工会活动兴盛和过度干预导致了工业产出下降，供给不足，随之而来的是七十年代初大规模的通货膨胀。自由党政府在1976年宣布“结构性调整”，推出了一系列自由化政策，包括财政紧缩，特别是削减福利开支和军费开支；精简财政部与经济部官僚机构，中止十年规划式的经济指导；政府与企业主合作对工会强硬；大规模减税，甚至一度将个人累进税率调整为简单税率，彻底取消遗产税；把一些国有能源和工业资本再私有化。私有化过程既不彻底也不公正，许多国有资产低价拍卖给了与政府上层有裙带关系的旧贵，导致许多企业管理呈现出家族化的特征。
八十年代的短暂振兴之后，九十年代经济增长趋于平稳。最突出的特点是能源经济的重要性下降，最终从石油出口国变成石油进口国，并顶住美国的压力与伊朗签订石油进口协议。第三产业正在逐步取代传统制造业。天主教联盟的经济政策基本上继承了自由党的遗产，只进行了小规模的调整，例如增加消费税，再次扩大福利，与工会和解，扶植基督教工会，改善就业市场等等。尽管阿非利加经济并没有太大的结构性问题，但还是受到2008年危机的冲击导致证券市场震荡，近几年经济增长十分疲软。
“四面外交”
“阿非利加人有四张面孔，一张对着欧洲，一张对着东方阿拉伯世界，一张对着非洲，还有一张对着海格里斯之柱外广阔的大洋。”——1951，阿非利加外长
“我们对铁幕两侧的强权都不感兴趣。苏联人的目标是将所有拒绝共产主义的人们赶尽杀绝，而美国人正在越来越变得和他们的敌人一样，在亚洲和非洲将他们的政体强加给许多本来可以成为其朋友的政权。这两种看似对立的意识形态实则是一母同胞——都产生自拜火教般的二元对立执念和对理性正义的盲目相信。但是我们选择多元的价值和怀疑主义，坚信世界上繁多的民族和群体在政体问题上各有自己的取舍。我们不站在革命一边，也不站在伪装成“自由世界”的帝国主义一边，我们的朋友是普天下所有独立自由民族的合法政权。”——1976年非洲统一组织峰会上阿非利加代表的发言
意大利的入侵使得阿非利加半个世纪的中立遭到了破坏。尽管绝非阿非利加人自己的责任，我们却不得不吞咽下苦果。恢复中立在最开始也是一种选项，1943年初阿非利加与英美达成的密约规定了战后撤出所有外国军队，恢复阿非利加绝对中立地位的方案，并做好了国际法解释。但是冷战初期地中海的紧张局势打乱了这一计划，美国迫切希望在阿非利加沿海租借军事基地和军用机场以稳固对希腊和土耳其等地的干涉，又希望阿非利加加入新成立的北约，因为这将大大加强NATO的南翼。对苏联渗透的恐惧和美国经济援助打动了阿非利加人，更重要的是阿非利加军队在二战中的糟糕战术表现让议员们怀疑其独立维护本国国家安全的能力。经过谈判，1952年两院批准了放弃中立的决议，与希腊和土耳其一同加入NATO。
希腊局势稳定之后，阿非利加距离冷战前线越来越远。在预想的对苏战争中，阿非利加的地位仅仅是后方阵地和美国空军的中途补给站，以及伸向西亚北非的后方战略支点。六十年代，美军陆军基地全部撤出。除了常规的地中海演习之外，阿非利加很少参加北约共同行动，关系若即若离。天主教联盟和社民党都对北约持怀疑态度，渴望重回中立。80年代外部安全威胁基本结束之后，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的议题一度被拿出讨论，但随后不断增长的来自中东和撒哈拉以南的安全威胁又让这一议题被长久搁置。
阿非利加对欧洲联合的态度更加冷淡，特别是对欧共体的政治化倾向有所怀疑。欧共体曾经在1975年和1986年两次主动邀请阿非利加加入，但都被拒绝，因为担忧欧共体的一些基本政治原则以及普遍法律会对阿非利加国内政治产生影响，同时阿非利加也不想放弃独立的财政货币政策。但无论如何，欧共体和欧盟一直是阿非利加最大的能源和工农业产品出口对象，最大的投资来源和地中海安全问题上的战略伙伴。在贸易问题上，阿非利加选择尊重自由贸易，但绕开欧洲单一市场的游戏规则，与欧共体各个成员国单独展开谈判，这样马拉松式的谈判断断续续进行了数十年，最终在1999年彻底完成自贸协议。在1995年加入《申根协定》之后，王国在经济和民间关系上与欧洲更加亲密。官方模糊地认定阿非利加-欧盟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平等的亲密伙伴关系”。
东方世界则麻烦不断。首先是与以色列的外交危机。王国治下的犹太人主要是历史上自伊比利亚驱逐出的赛法迪人，并且融入本地社会较好，对锡安主义缺乏兴趣。此外，以色列工党的左翼苏联背景和意识形态极端性也让王国天然地反对以色列建国。1946年伊尔贡袭击大卫王酒店事件中，两位阿非利加驻英属巴勒斯坦领事馆的雇员身亡。1948年英国希望阿非利加以中立身份调停巴勒斯坦问题，王国派遣了一名王室成员带领联合国调查团前往巴勒斯坦，阿非利加人主导的调查团做出了有利于英国殖民当局和巴勒斯坦本地贵族，建议延长托管期限，建立国际监管的“巴勒斯坦自由邦”，结果遭到犹太激进分子袭击被炸伤。这两次恶性事件被王国称为“不可容忍的苏联阴谋”。1949年，王国宣布拒不承认新生的以色列国，对其实施“除武力进攻之外的一切敌对措施”。
三十到五十年代是阿非利加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黄金期，这与王国上层和阿拉伯诸君主国王公的亲密交往以及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的考虑有关。第一次中东战争开始之后，阿非利加对埃及法鲁克王朝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援助，并对以色列展开经济制裁和军备禁运。以色列展开报复，在1950年在东地中海击沉了一艘开往叙利亚的阿非利加商船。阿非利加人以牙还牙，派遣海军截击并扣押了一艘途径阿非利加领海，满载犹太移民和武器的武装商船，没收了船上所有军火，将移民遣返回西欧。阿非利加与以色列直到70年代才在美国斡旋下与以色列展开零星对话，考虑到支持巴勒斯坦已经缺乏实际利益，1993年王国正式与以色列建交。
王国一方面做出亲阿拉伯姿态，另一方面却希望维护阿拉伯君主制代表的，保守且亲西方的近东旧秩序，对激烈反帝国主义的泛阿少壮军官政权不感兴趣。1952年埃及革命之后，法鲁克国王流亡阿非利加，这引起了王国与埃及革命政权之间的外交摩擦，导致阿非利加在中东问题上急速倒向美国和亲美的君主国，1955年成为《巴格达条约》的倡导国和主要签署国之一。五十年代后期叙利亚，伊拉克相继革命之后，出于对苏联渗透中东的恐惧，王国对主流阿拉伯国家的左翼阿拉伯主义表现出不满，甚至直接帮助邻国昔兰尼王室镇压军官团政变。随着中东的旧秩序已经难以挽回，王国只能采取尴尬的中立姿态，没有直接介入苏伊士运河危机和之后几次中东战争。在石油危机中阿非利加则试图充当阿拉伯世界与英美的调解人，尽管收效不大。七十年代的王国采取不过多牵涉东方事务的姿态，在戴维营协议谈判中牵线搭桥，并与被阿盟孤立的埃及萨达特政权关系亲密。甚至试图跳出阿拉伯主义的窠臼，由阿非利加与昔兰尼，埃及独立创建“北非联盟”，但最终破产。
七十年代后期激进阿拉伯主义退潮之后，王国与阿盟的关系逐渐回暖。阿非利加一直呼吁以色列归还巴勒斯坦领土，并支持阿拉伯世界的不结盟政策。90年代王国宣布与阿盟结成反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合作伙伴。在1990年海湾危机，2003年伊拉克危机，2013年叙利亚危机，埃及危机中，王国基本采取了与阿盟相似的立场。
王国在地理上是非洲的一部分，但南方广袤而灼热的沙漠成为其与黑非洲世界天然的分隔，以至于王国及受其影响的西北非国家成了非盟国家中比较孤立的单元。虽然一再表达过对第三世界的支持，作为非洲唯一的发达国家和北约成员国，阿非利加对黑非洲的任何表态都可能被误解为“帝国主义的帮凶”，“为殖民者敲边鼓”，王国一度与南非和津巴布韦等种族隔离国家关系暧昧也引起了泛非主义者不满。阿非利加在1963年加入了非统组织，但是长期在组织决策中受到黑人国家的孤立，与非盟若即若离。
在1965年的非统例会上，王国代表对非洲独立后续问题提出了三点展望：1.支持不结盟运动，支持非洲国家争取主权和民族独立，但建议以和平谈判等非暴力方式解决殖民主义的遗留问题，反对战争，并愿意在非洲民族政权和殖民国家之间斡旋。2.呼吁非洲各国尊重彼此主权的基础上合作，彼此开放市场，促进地区发展，并表示愿意提供经济援助。以和平方式解决地区和部族的争端，促进地区安全稳定。3.支持非洲诸民族传统的，合法的，和平稳定的政权，强烈抵制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势力和各种极端主义进入非洲。
但遗憾的是这些倡议未能在非盟内部引起太多的响应，而且西非和中非始终是法国的禁脔，阿非利加通过援助手段让本国资本南下的企图难以推行。但是王国依然对非洲有所影响：西撒哈拉，图阿雷格和昔兰尼加等西北非国家与王国组建了经济合作组织，成为阿非利加资本避税的后花园；对黑非洲也时有干涉，例如在1965年协助镇压乍得反政府暴动；1978年派遣志愿军干涉安哥拉内战，参加了驱逐古巴左翼干涉军的行动，基本实现了“拒敌于国门之外”。
与此同时，漫长的南部边界也成为困扰王国的安全问题的根源。由于王国经济增长远胜于西非诸邻国，小规模的偷渡活动和难民问题自20世纪中叶以来便屡见不鲜，但王国在移民问题上一直极度谨慎，归化条件比较苛刻。尽管近二三十年对外籍劳工的需求扩大，但政府依然拒绝放开移民，只允许家政服务等特殊行业大量招募外籍劳动力，而外籍劳工的权益也很难得到保证，成为一大社会问题。
最严重的难民危机发生于1980年。乍得内战产生了大量难民涌入图阿雷格联邦境内，其中一部分准备北上偷渡到阿非利加。两千多名难民为了躲开王国边检站和巡逻军队，准备绕道沙漠地带，不料迅速迷失方向，在流沙和饥渴的打击下全部在边境附近阿非利加一侧的无人区中倒毙。一周后他们的遗体才被例行侦查的无人机发现，震惊世界，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之一。但是王国坚称这并非他们的责任，并进一步收紧难民政策，表示只有加强边境安全和巡查才能避免类似的悲剧发生。
另一大边境问题则是恐怖主义的渗透。以西非为大本营的基地组织分支“马格里布光复组织”，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图阿雷格联邦崩溃之后，一直零星地从南部边境渗透入王国境内，制造恐怖事件。其中最严重的是1998年菲斯的人质绑架事件和2005年卡萨布兰卡地铁的爆炸案，都造成了数十平民伤亡。所幸王国治下的穆斯林融入社会程度较高，很难被极端思想蛊惑，恐怖分子的来源基本都是外来渗透。近二十年，王国提供了高额的反恐预算，希望通过收紧移民，扩大安全部权限，在边境修建长达数百公里的安全墙，以及直接武装干涉西非等方式压缩恐怖组织的生存空间。与此同时，在反恐上的积极姿态也为王国在国际上提供了声誉，在国内则增强了人民对体制的信心和依赖心理。
阿非利加南部边境“安全墙”
结语
什么是阿非利加人？在征服之初，逆取顺守的征服者和本地人民构成了双向规训的紧张关系；随后一系列集体记忆让一个统一的民族从混血多元种族中破茧而出；在便于贵族武装割据的马格里布，君主与贵族的平衡导致绝对君主政治缺位，寡头专政成为主流；步入现代的过程充满痛苦：拿破仑在阿非利加没来得及留下宪法，只留下一片焦土，传统主义成为近代的政治正确，事实上的革命也要蒙上一层反动的话术，复古与进步并肩而行；“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让阿非利加在当代实现了多元的现代性......所有这些事件塑造了我想塑造的阿非利加人。至于这是不是真实的阿非利加人，取决于你们的判断，因为一切历史书写都必然有所选择，必然略去大量细节和异质性因素。我想呈现的，是这个民族的“主线”，是这些人如何在不可抗拒的历史洪流中蹒跚前行。
“灵魂是不死的，它能忍受一切恶和善。让我们永远坚持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这样我们才可以得到自己的和神的爱，无论是今世活在这里还是死后得到报酬的时候。我们也才可以诸事顺遂，无论今世在这里还是将来那一千年的旅程中。”——《理想国》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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