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党中央强调，要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依照党纪国法，坚决查处各类违纪违法案件，坚决惩处腐败分子。
郑筱萸案又一次向全党全社会警示：党内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
15年前的2007年7月10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在北京被执行死刑，是我国较少的被判处死刑的副部级以上官员。
郑筱萸受贿金额才六百多万，哪怕是13年前，这个受贿金额也不算太大，如果单从受贿视角看应不至于判死刑，所以在宣判后郑筱萸也表示不服提出上诉。最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开庭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终，郑筱萸被执行死刑。
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赵秉志教授说，根据我国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且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郑筱萸受贿数额达649万余元，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亦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在被执行死刑前，郑筱萸想通了，并写下了《悔恨的遗书》刊载于《教育纪检监察》2008年第7期。
《悔恨的遗书》
明天，我就要“上路”了。此刻，我有许多话想说，这些话对现在活着的人也许“有用”，所以我不想把它带走；这些话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说出来我也许会感到舒服一些。
我1944年12月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想我由一个赤条条的小男孩最后出息成为一个国家的部级官员，我的人生应该说是很成功的，我对得起父母给予我的这条生命。随着我职务的不断变换，官越做越大，我给我的父母和家族一次又一次地带来惊喜、兴奋、自豪和骄傲，郑氏家族因我而光宗耀祖；然而，如今我以这种方式来为我的人生画上“句号”，我成为全国人民舆论的焦点，我被全国人民唾骂，我又使我的父母和家族蒙受了巨大的耻辱！此时此刻，我真不知该对我的父母（倘若他们地下有知的话）和家族说些什么！
说句心里话，我即使是天天做梦，也梦不到我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在中国，因“犯玩忽职守罪”而获死刑的部级高官建国以来我是第一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渤海2号油轮”失事，当时国务院的一位副总理给的是“记大过”的处分；上世纪九十年代大兴安岭着火，林业局长的“处分”是辞职；近期的松花江水质污染，国家环保总局的局长也是辞职了事；重庆的天然气泄漏事故，死了200多人，中石油的老总也就是个免职。因“渎职罪”而获死刑的也有，就是重庆的“彩虹桥垮塌事件”，一名县长被判死刑，但县长属基层官员，和部级官员还没法比。所以，当一审判处我死刑时，我的第一反应是震惊，不是一般的震惊！我是部级官员哇，我没有直接杀过人哪！我的第二反应是不服！我认为量刑过重。
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舆论却是一片的叫好声，大家咬牙切齿地鼓掌欢呼。这引起了我的反思。我为什么会激起这么大的民愤？原来是我这个部门太重要了，我这个岗位太重要了，我手中的权力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我虽然没有亲手杀人，但由于我的玩忽职守，由于我的行政不作为，使假药盛行，酿成了一起又一起惨案。这个帐我是应该认的。我今天能死，主要是因为我这个岗位的责任太大，如果我在其它的局级或部级岗位上，即使是受贿的额度再大点，也不至于掉脑袋。我的悲剧使我得出了一条经验，那就是当官不要当重要岗位上的官，并不是权力越大越好；再有就是当官一定要负责任！不要以为当官是什么好“玩”的事，不负责任的结果最后很可能就是我这样的下场！
从我被判死刑这件事上，彻底地看出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王怀忠临死时就说过：看来这次中央反腐败是动真的了。我的死刑再一次证明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
我现在最后悔的是不该从政。我1968年从复旦大学生物系毕业，我应该一直搞业务。如果我一直搞业务的话，毫无疑问我现在早已经是教授了，我会照样生活得很好，我也就不会落得今天这样一个结局。如果有下辈子的话，我绝不从政了！
明天我就要“上路”了，就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现在最害怕的是，我将如何面对那些被我害死的冤魂？我祈求他们能够原谅我、饶恕我，我这不已经遭报应了吗？
郑筱萸绝笔
二00七年七月九日
一审宣判后，有些人表示不理解：为什么有的贪官贪污受贿上千万元甚至上亿元都没被判死刑，而郑筱萸受贿仅600多万元就被判了死刑，这是意外还是别的原因？
参与审讯的罗江梅解释，“他的犯罪事实决定了对他的判决结果。对一个人的判决和量刑，不仅是根据受贿金额的多少，还包括他的犯罪性质、情节、危害的后果。”罗江梅说，“郑筱萸之所以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受贿问题，而是因为他给党和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这个损失不是用金钱可以计算的。渎职造成的严重后果直接决定了量刑的结果。当然，他的受贿金额已经远远超过了可以判处死刑的标准。为什么有的受贿金额比他大都没被判死刑？主要是因为那些人没有像郑筱萸那样严重地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没有那么大的社会危害性，没有引起如此大的公愤、民愤。”
听到判决两腿发抖
一位亲历该案宣判过程的司法界人士通过电话告诉记者，当法官刚刚宣读出“死刑”这个字眼时，“郑筱萸或许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我看到他的腿明显抖动了几下，眼睛也一下子闭上了”。站立在郑筱萸右边的法警迅速掏出手铐，铐住了他的双手。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郑筱萸利用职务便利，接受请托，为8家制药企业在药品、医疗器械的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多次直接或通过其妻、子非法收受上述单位负责人给予的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9万余元。2001年至2003年，郑筱萸在全国范围统一换发药品生产文号专项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对这一事关国计民生的药品生产监管工作未做认真部署，并且擅自批准降低换发文号的审批标准。郑筱萸玩忽职守造成严重的后果，经后来抽查发现，包括部分药品生产企业使用虚假申报资料获得了药品生产文号的换发，其中6种药品竟然是假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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