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1979）中，当代法国哲学家利奥塔从叙事学的观点出发，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即在后现代语境中，“宏大叙事”（grand ）将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则是“细小叙事”(petty )。
那么，在利奥塔的论著中，究竟什么是“宏大叙事”，什么是“细小叙事”呢？
众所周知，在利奥塔那里，“宏大叙事”，有时候也被称作“元叙事”（meta-）。他这样写道：“所谓元叙事或宏大叙事，意谓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1]那么，“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又是什么意思呢？意即这些叙事就像立法者颁布出来的法律条文一样，在社会生活中，包括在知识界，具有权威性的地位。
还需进一步追问的是：在利奥塔的心目中，究竟哪些叙事可以被看作“元叙事”或“宏大叙事”呢？他告诉我们：“我在《后现代状况》中提及的元叙事乃是现代性的标志：关于理性和自由的进步性的解放,关于劳动（资本主义的异化价值的源头）的进步性的或灾难性的解放,关于通过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而达到的人性的丰富多彩，还包括现代性（与古代的古典主义相对立）中的基督教通过对灵魂的改变，即拯救受造物的方式而诉诸以受难的爱为特征的基督教的叙事。黑格尔的哲学把所有这些叙事整体化了，在这个意义上，它本身就是思辨的现代性的蒸馏物。”[2]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解放叙事，比如基督教的叙事、启蒙运动的叙事、马克思主义的叙事等等；另一种是思辨的叙事，比如黑格尔哲学，而黑格尔哲学在一定程度上也蕴含着解放的叙事，这从它，尤其是它的辩证法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叙事的影响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利奥塔认为，这些“宏大的叙事”都依附于现代性的语境，或者换一种说法，现代性的标志就是这些“宏大的叙事”。
按照利奥塔的见解，“就现代性（）这个词的拉丁文起源来说，它不是指一个时代（an epoch)，而是指思想、言谈和感性中的一种模式(a mode)。”[3]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利奥塔认为，现代性所认同的“宏大的叙事”的模式在19世纪中已经出现了危机，而在20世纪中进一步被加剧了，正如他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所指出的：“我们可以把叙事的这种没落看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技飞跃的结果，这造成了从行为目的到行为方式的重心转移；或者我们可以把叙事的没落看成是激进的自由资本主义在1930至1960年间经历了凯恩斯主义掩护下的退却之后重新发展的结果，这种复兴不包括共产主义的抉择，以使个人在财产和服务方面得到更多的享受。”[4]显然，在利奥塔看来，从现代性叙事模式向“后现代”(post-)叙事模式的转变主要是由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导致的。
需要进一步加以追问的是，在“后现代”语境中，叙事模式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重要变化？利奥塔认为，在这一语境中，与现代性的叙事模式相适应的“宏大的叙事”或“元叙事”不但没落了，而且变得完全不可信了，取而代之的则是“细小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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