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都是从两年前他走进广州白云某某心理医院开始的。在那里，他体验了5个多月的强制戒网瘾生活。
“一想到是他们把我送到那里去的，我就想回家把他们砍死，”莫安口中的“他们”是他的父母。
绝望的父母
两年前，莫安的父母接近绝望的边缘。每到上学的时候，莫安就说肚子痛，去不了学校。但在家里一上网就什么事都没有。父母带着他到好几个医院检查，也没有查出是什么问题。
问起什么时候开始上网的，莫安说不记得了。他说那时候，母亲总在忙，父亲回家也只是看电视，从来不理他，没有人陪他说话。他否认自己是网瘾少年，到网吧去只是为了伙伴们好碰头。玩游戏在他看来是很无聊的事情，网络小说看一两个小时也就会觉得没有意思。
莫安回忆当初的心理：“哪里人多，哪里有人陪我聊天，我就去哪里。”
他比较喜欢在网上写小说。其中一篇讲自己和父母关系的《90后天空不太蓝》，曾经达到20万人次的点击量。
虽然莫安并不承认自己是网瘾少年，但在父母看来，自己的孩子正一天天离正常轨道远去：晚上在网吧整夜不归，白天回家睡一天觉，一天只吃一顿饭，那还是为了有力气去网吧。
初二那年开学第一天，莫安就以身体不舒服为由回家，并且此后一直不去学校。有一次母亲去找在外上网的儿子，天下着瓢泼大雨，因为路滑，乘坐的三轮车摔倒，她被抛到了路边的水沟里。在那一瞬间，母亲的心都快碎了。
父母想办法请来心理医生和莫安交谈，但莫安总能敏锐地发现医生的身份，拒绝深谈。学习成绩曾经名列年级前十名的莫安濒临被学校劝退的边缘。
迫于无奈，父母在网上搜索戒除网瘾的有关信息，找到了不少声称能有效帮孩子戒除网瘾的医院、学校或基地。出于慎重，父亲挑选了广州和北京的两家参观。当 时，广州的这家显得比较开放，参观的家长可以和学员交流，而北京的那个特训基地却拒绝了他提出的在里面试住一晚的要求。
父亲决定选择广州的这家医院。父母告诉莫安，广州有家医院，一个星期就可以治好他的失眠。
住进医院的第一天，莫安就发现自己上当了。
有人问莫安：“你是新来的?”莫安听了莫名其妙：“什么新来的，我是来治失眠的。”“他们和你说治多久?”“一个星期啊。”“你被骗了，这是治网瘾的地方，起码要待三个月。”
铁门内的戒网瘾生活
住院前，父母和医院签订了一个协议：住院期间，父母将对孩子的监护权“转交”给医院;第一个月父母和孩子不能有任何联系;之后逐渐可以通电话、探视等。
在医院里，孩子们被称为“学员”。莫安在医院的那段时间，学员大概有30多人。医院里还有4个教官、3个心理医生，以及若干护士和保安。
军训、吃药、上心理课是医院生活的主要内容。一天三次，学员们排着队到护士那里领药，并且在摄像头的监控下当场服下，之后护士还要检查他们有没有将药偷偷藏在舌头底下。
莫安并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药，每个人吃的药数量和品种也不尽相同，但他第二天就知道其中有颗黄色的药丸，吃下去就会昏昏欲睡。在里面待的时间长了后，莫安和护士混熟了，有的时候他就将药丸藏在舌头下，回到寝室后再偷偷地吐掉。每次他的舌头都麻麻的。
惩罚是家常便饭，不过却有很美丽的名字。其中一种叫“保护”：双手、双脚、胸部分别被牢牢地绑定在床上。最长的一次，有个孩子被绑了一天一夜。学员只要 犯错，就会被惩罚。而什么是犯错，完全取决于教官和心理医生的心情好坏。护士本来没有处罚权，但如果有人得罪她们了，她们会告诉教官或心理医生，孩子照样 会受到惩罚。
另外一个就是电针治疗，又叫“电疗”，莫安将之形容为“里面的王牌杀手”。两边太阳穴、双手虎口分别被插进电针，其强度也 取决于医生或教官的心情。电力最强的时候，人会整个绷直，进入眩晕状态，那是莫安从没有经历过的“痛”。每次电击完，被电的人都要口吐白沫。5个多月的住 院期间内，莫安共接受了电针治疗64次。
这家医院对莫安这样的学员每个月收费9000元到1万元，残酷的“保护”和“电疗”都是作为治疗项目，需另外单独收费。电疗每次收费30元。
莫安在里面待了5个多月，花掉父母近6万元，是他们家好几年的收入。
除此之外，不分时间、不分地点、不分场景，惩罚随时都可能降临。比如俯卧撑、站军姿，以及各种别出心裁的“花样军姿”：头顶着被子，腋下夹着书，两膝间夹书，鼻子和墙之间顶着一支笔等等。
有一次有个学员绝食，医院便给他插管喂食。在此过程中，医生还一边问绝食的孩子“以后听不听话”，如果觉得孩子回答得不好，医生就搅动几下管子。
医生和教官还鼓励学员之间互相“揭短”。
学员们每天都被要求写日记，点评日记是每天心理课的必备内容。一个孩子被要求念出自己的日记，另外的孩子则点评其“真假”。有的心理医生还威胁学员：“你知道谁的坏事就说出来，否则就电击你。”
莫安说，里面的信条就是保护自己不受惩罚，为了不受惩罚，什么都可以丢掉。“在里面没有真正的朋友。你能相信谁?”莫安说。
戒网瘾成口吐白沫：回忆起来就想砍死他们
刻在心里的伤害
莫安在里面呆满三个月的时候，有位心理医生给莫安的母亲打电话，要她把莫安接回去，理由是“孩子在这个地方呆久了也不好”。但等莫安母亲去接孩子时，主治医生却告诉她，现在孩子刚有点效果，需要再巩固一下，如果出去再犯就更难办了。
直到再一次探视，莫安的爸爸看到医院让孩子们互相揭短，每天的课程基本是重复，觉得不对劲，感觉“上当了”，终于在5个多月后将莫安接出了医院。
回家后，莫安的网瘾并没有被“治好”，而是更恶化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从医院出来后我才知道什么是上网”，甚至在里面接受过游戏高手的指点。“去那里，没有一个人能改好的。”莫安说。
一开始，莫安还能去学校上课，并勉强考上了高中。但情况越来越糟糕，他每次走进学校的铁门就感到害怕，晚上失眠更加厉害了，睡不着的时候就想冲出去把爸妈砍了——“他们为什么要送我去精神病院?”连家里安装的防盗窗户都被他拆了下来。
看到穿白大褂的人莫安就跑，发烧了都不敢去医院看病，只好在私人小诊所里治治。见到保安，莫安也感到恐惧。总之，只要和医院有关的东西都让他感到恐惧。
他不再和父母说话，拒绝和父母同桌吃饭。他在自己房间的门上挖了几个洞，从洞里观察父母的行踪，等到他们出门或是进了房间才出去吃饭和活动。
他不再相信父母，听到父母用普通话接打手机，他就很紧张，觉得父母是在和医院联系，要把自己再次送进去。
这一切都是莫安的父母始料未及的，深感无奈的他们只好来到武汉，求助于给多个网瘾孩子做过心理疏导的陶宏开教授。
听了莫安的经历，陶宏开一连说了好几个“愤怒”：“他们又没有犯罪，任何人都没有权力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在那里，他们24小时生活在恐惧之中，而且长 达数月。一个人的行为重复3个月到半年，就会形成惯性。他们是孩子，正在成长和发育，这些遭遇让他们充满了不定感。会否受到惩罚完全取决于教官或医生心情 的好坏，他们不知道生活的下一秒是什么。”
陶宏开说，这种经历通常会导致两个结果：一个是孩子心理防线的彻底崩溃，造成严重的心理伤 害;另外一个结果就是报复父母和戒网瘾机构、反社会，以暴制暴。有个孩子曾被父母连续三次送到山东一家类似的强制戒网瘾机构，被电击29次。这个孩子没有 成功戒除网瘾，而是完全变了一个人，和父母不再说一句话。另外一个孩子从强制戒网瘾医院回来，很平静地对父母说：“以后我活着就是为了让你们痛苦。”刻在 莫安心里的伤害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去修复，甚至最后不一定能完全修复。
陶宏开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根据有关统计，2004年，国内还仅有两三个类似戒网瘾机构，2006年增加到300多个，现在则有1700多个。
他分析，现在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代沟空前的大、空前的深，两代人是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曾经碰到一个孩子小时候经常被妈妈打，而且最糟糕的是当众打他。16岁生日那天，这个孩子把妈妈叫过来，揪着她的头发、按在沙发上打了她一通，过了“最快乐的一个生日”。
“戒除网瘾唯一的方法就是父母学习有关孩子成长的科学知识，和孩子沟通，相互去靠拢。”陶宏开说，“这个方法也许慢，但却是有效的，更是唯一的。”
沉迷网络只是成长路上的一个岔道
刻在心里的伤害却一辈子无法抹去
在一个温暖的午后听完莫安的讲述，我竟不寒而栗。似乎只有非常时期对待敌人才用的招数，却是由父母间接施加在自己最亲爱的孩子身上。这被称作“强制戒网瘾”，由药物、电击、惩罚组成的“强制戒网瘾”。
我很认同陶宏开教授的分析，这些残酷的遭遇会彻底摧毁一个人的心理防线，进入恐惧的黑暗，更严重的则会制造无数反社会的暴力信仰者，先是报复父母，进而 报复社会。如果说，沉迷网络也许只是成长路上的一个岔道，孩子总有一天会回到正轨，那么这种刻在心里的伤害也许一辈子都无法抹去。
但花 费巨资并满怀希望将孩子送进这些打着心理医院、青少年心理学校、素质特训基地等各种名目的戒网瘾机构的父母，对这种伤害并没有清醒的认识。莫安说，他在里 面碰到的一个年龄最小的孩子还在上小学，根本不是“网瘾少年”，到那里去的原因只是父母担心他暑期在家“调皮”。
一边是无奈甚至无知的父母，一边是饱受伤害的孩子。我看看我的左边，再望望我的右边，好像谁也不忍心责怪。
尽管有媒体一再的报道，有一些部门的不断打击，但是在网上一搜索，类似的戒网瘾机构信息仍然比比皆是。这些机构为什么还能生龙活虎地存在着，继续伤害更多的孩子?谁批准了他们的存在?谁承担着监管的责任?
这些问题为何总是无解?谁又能救救我们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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