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冬天，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中赶往医院探望一位故人。他走进病房，只见那位躺在病床上的老者已陷入昏迷，老人的妻子把抄有两行字的纸条递到周总理面前，上写：“叹我已辞欢乐地，祝君常保斗争身。”周总理看后不禁潸然泪下。
病床上的这位老人就是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红色特工熊瑾玎。革命战争年代，他进入中共中央会计科工作，负责管理党的经费，曾参与创办福兴布庄、集成印刷公司、鸭绿江路丝绸厂、天生祥酒店、正泰酒店、湘发泰酒店、庆丰恒酒行等红色公司。这些“红色生意”不仅为党的活动提供了经费，其经营场所也成为党的秘密联络点，熊瑾玎也被党内同志亲切地称为“熊老板”“红色管家”。
熊瑾玎
熊瑾玎，湖南长沙人，1918年加入新民学会。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全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当年5月21日，在何键的策划下，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带兵袭击湖南的省市总工会等革命机关、团体，逮捕和杀害了许多中国共产党党员、国民党左派和工农群众，熊瑾玎也遭到湖南省政府和长沙县政府通缉。在这种处境下，他在给亲友的回信中写道：“亲朋漫念风尘苦，正要艰难著此身。”在经过几个月的隐蔽斗争后，熊瑾玎毅然前往汉口寻找党组织。
1927年10月，熊瑾玎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后被分配到湖北省委机关担任文书交通工作。但是随着湖北省委机关被破坏，熊瑾玎在湖北的工作已无法继续开展，同时，恩师徐特立的病情反复，需要转往上海进行彻底的治疗，于是在1928年4月，熊瑾玎前往上海。熊瑾玎到达上海后，找到了李维汉。李维汉熟知熊瑾玎理财经验丰富，性格稳健可靠，于是让他进入中央组织局会计科，主要负责党的经费管理工作。由此，熊瑾玎开启了他创办红色生意的生涯。
如今已修缮一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位于福州路近云南路口，天蟾舞台旁边（图源：文汇报）
天蟾舞台背后的秘密
熊瑾玎进入中央组织局会计科工作后，受李维汉所托，寻找一处可供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秘密处所。于是他便装扮成一名商人，亲自到有房屋出租的地方进行考察是否适合建立中央秘密机关。
1946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的样貌，拍摄者为周公馆工作人员祝华
在经过缜密考察后，最终在云南路找到一处适合作为秘密机关的二层楼房。房子一共有三间，一间面积较大，能容纳十几个人，可作为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地方。一楼是周生赉医生的私人诊所“生黎医院”，来往看病的人可以掩护中共地下党员的进出。同时，这所房子位于上海著名大戏院——天蟾舞台的后面，平时来开会的中共党员可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上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达开会的房间。若有事发生的话，还能顺着云南路的楼梯上去，直到楼上房间，或从这座楼梯下来混入来往的行人中。于是，熊瑾玎租下了这所房子。1928年4月，一家名叫福兴布庄在此开张，熊瑾玎成了布庄的“熊老板”。
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天蟾舞台，这座热闹非凡的大戏院为旁边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提供了很好的掩护（图源：黄浦区档案馆）
熊瑾玎在为党工作的同时，还需处理布庄的生意，因此一时工作繁重，分身乏术。而且当时上海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下，为避免引起怀疑，保证机关安全，中央秘密机关采取“机关社会化”“家庭化”方式掩护运行，即地下党员的日常行动要符合合法身份，住家就要像住家，商店就要像商店，写字间就要像写字间。住家要夫妇两人，妻子需要像家庭妇女一样买菜、烧饭、洗衣等。另外，地下党员的衣着、来往等方面也都要合乎身份，比如住棚户区的人家，如果常有西装革履的朋友来访，就不大协调。所以主管中央组织局工作的周恩来和李维汉建议，让熊瑾玎推荐一名女同志来协助他工作。熊瑾玎考虑良久，举荐了湖南互济会的朱端绶来担任福兴布庄的“老板娘”。
1946 年下半年，熊瑾玎、朱端绶重返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时在房间内合影，祝华拍摄
朱端绶原是长沙女师的学生，是徐特立的得意弟子，早年领导了纱厂工人反抗压迫的斗争并取得一定成效，192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马日事变”中，她表现出处事冷静、为人谨慎的性格，十分符合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要求。因此组织安排朱端绶以“老板娘”来协助熊瑾玎的工作。他们对外称是夫妻，对内是同志，晚上各自睡觉。后来，朱端绶与熊瑾玎在朝夕相处中互生情愫，最终成就了一段佳话，成为一对红色伉俪、传奇夫妻。
中共六大后，以福兴布庄名义设立的党中央政治局机关成为中枢。周恩来、邓小平、项英、任弼时、李维汉、李富春等人经常来福兴布庄开会。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邓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记录。
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内还原的当时工作场景
这个机关从建立起一直到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都没有遭到破坏。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后叛变，他作为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掌握了大量有关党中央的核心情报。值此生死危难之际，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及时采取了紧急措施，一天之内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机关全部安全转移，使国民党企图一举破坏中共中央指挥机关的计划未能实现。当时，周恩来指示党中央秘书黄玠然通知熊瑾玎夫妇搬迁，熊瑾玎、朱端绶将中央文件、账簿等迅速转移到别处隐蔽，机关则安全转移。
普通厂房里的红色宣传堡垒
1925年“五卅”运动后，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对印刷厂的管制日益严格，党的宣传品很难在一般印刷厂里印刷。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宣传品需求量激增。中国共产党决定设立自己的地下印刷厂，于是党组织先后在上海建立了数十个印刷厂。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设立的秘密印刷所位置（图源：文汇报）
集成印刷公司便是党在上海创立的印刷机构之一。1928年春，熊瑾玎和毛泽民在虞洽卿路（今西藏北路）瑞和里进弄第二家创建了集成印刷公司，因其地址在瑞和里，因此又名“瑞和印刷厂”。集成印刷公司的厂长是毛泽民（化名为杨杰），副厂长是彭礼和，工作人员大约有40人，大多数为党员和团员。
集成印刷公司的对外业务是承印广告、请柬、名片、发票等，对内秘密印刷党的宣传品，比如党的文件、内部刊物、传单和马列主义书籍等。为保证印刷厂安全和掩护刊物和印刷品的传递，在印刷党的宣传品时，多会采用伪装的手段，比如将瞿秋白的《三民主义》的封面换成和国民党出版的《三民主义》一样的封面。
为了避免敌人的破坏，一些红色期刊采取了伪装成其他书籍的办法。图为伪装成《平民》的《红旗周报》（左）和伪装成《快乐之神》的《红旗》杂志（右）（上海市档案馆藏）
集成印刷公司同时也是党中央的秘密联络点之一。1928年，唐锦涟到达上海后，就曾在集成印刷公司找到熊瑾玎，而后被党组织派任为湘沪交通员。
1928年，毛泽民被党组织调派到天津，集成印刷公司改由王凌波主持，厂址也由原虞洽卿路迁至与鸭绿江路接界的元芳路（今商丘路）。1930年9月，集成印刷公司遭到破坏，王凌波、杜延庆、杨匏安等17人被捕，集成印刷公司随之结束营业。
鸭绿江路丝绸厂是熊瑾玎代表党中央出资，由钱之光和江阿明共同经营的中央联络点。1929年，钱之光奉党中央命令来到上海，熊瑾玎与他接头，向其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经中央研究，钱之光是浙江诸暨人，对丝绸行业较为熟悉，令他在上海筹建一个丝绸厂，作为党的联络点。
印刷《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手扳印刷机复制品（图源：文汇报）
杭州作为丝绸的著名产地，丝绸业发达，经营丝绸业的商人众多。在经过慎重考虑后，钱之光回到杭州，与好友刘海麟商议，想要在杭州寻找一位善于经营、谨慎可靠的人来帮忙管理丝绸厂。于是，刘海麟向钱之光推荐了江阿明。确定了人选后，钱之光回上海向党中央报告情况，将丝绸厂的地址设在鸭绿江路。当时的鸭绿江路是上海织绸厂最集中的地方，便于隐蔽，适合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丝绸厂历经半年建成，投产后开始向市场销售绸缎。
钱之光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党中央的秘密印刷厂，印发党的报刊材料，只是兼管鸭绿江路丝绸厂的工作，厂内具体工作则由江阿明负责。他每个星期去一趟丝绸厂，一方面是察看厂里的状况，另一方面是与党中央取得联系。
1947年《上海市行号路图录》上所示鸭绿江路的位置（标绿线者）及附近商号。此时仍可见鸭绿江路两旁及附近有绸布庄、制衣厂、缫丝厂等与纺织相关企业（上海市档案馆藏）
有一天，钱之光照例前往丝绸厂，结束工作后，绕路回来，路过黄浦江边时，遇上了租界“抄靶子”（上海方言，意为搜身）。钱之光为避免引起怀疑，没有立即转身往回走，而是身穿西装，大大方方地走了过去。“抄靶子”的巡捕看到钱之光的气派和模样，就没有检查，任其通过了关卡。
鸭绿江路丝绸厂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保障了秘密印刷厂的工作，当时朱端绶作为交通员，时常受周恩来派遣到丝绸厂送取文件。熊瑾玎送中央文稿印刷和取回印好的中央文稿时多半在这家丝绸厂与钱之光碰头，由钱之光将文稿带到印刷厂去印刷，或者钱之光将印好的文件带到这里交熊瑾玎再转送中央。
小小酒店内藏乾坤
1929年，经党组织同意，熊瑾玎在法租界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租赁了一栋二层楼房，开设了一家兼卖杂货的天生祥酒店，用于掩护党的地下活动，王凌波是酒店的“老板”。
天生祥酒店的主要职责是担当铺保（以商店名义出具的保证书）。当时汇款或在银行设立户头都需要铺保。国民党肆意抓捕进步人士，有时因缺乏证据，不得不释放时，也必须要有铺保。1932年，地下党员朱仲丽被捕后，就是由天生祥酒店盖章铺保保释出来的。当时，天生祥酒店的掌柜周酉兰还为朱仲丽出庭作证，证明她是同德医学院的学生，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的事。
1938年，熊瑾玎与朱端绶合照
天生祥酒店同时也是党的地下联络点。1930年，唐锦涟在湖北为党中央筹得现洋2000余元，钞票1000多元及黄金首饰一批。在回沪途经沙市时，不幸被逮捕，所筹经费被扣押。关押期间，唐锦涟设法托人寄信到天生祥酒店转交给熊瑾玎，请熊瑾玎设法营救。熊瑾玎在接信后通过关系，以上海杂粮业公会的名义发电报给沙市军督稽查处，证明唐锦涟为杂粮商人，前往沙市采购杂粮，请予释放。但电报到时，唐锦涟已趁关押他的国民党部队开拔混乱之机越狱逃跑了。
天生祥酒店还曾掩护过毛泽东和杨开慧的三个孩子。杨开慧牺牲后，在1931年初春，毛泽民请李崇德（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的夫人）将毛泽东和杨开慧的三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送到上海。李崇德根据毛泽民的亲笔信将三个孩子送到辣斐德路的天生祥酒店，后来三兄弟进入大同幼稚园生活。
1931年大同幼稚园部分保育员与幼儿。二排左一、右一、右二分别为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
同时，熊瑾玎平时也常常安排一些从外地到上海的同志或者是党外的进步人士到天生祥酒店留宿。比如，党外进步人士廖奕到上海时，常常在天生祥酒店留宿。当时廖奕与蔡元培、熊希龄等人关系紧密，有时候熊瑾玎也会通过廖奕去找蔡元培、熊希龄营救被捕的同志。
天生祥酒店开张后，在王凌波等人的努力经营下，生意红火，在同行中赢得了信誉，王凌波还被推选担任酒店行会的“会首”。1930年9月王凌波被捕后，天生祥酒店由党外友人洪福生主持。
1928年底或1929年初，熊瑾玎让长子熊侃文在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开设了一家规模不大的酒店，名为正泰酒店。1929年春夏之际，熊瑾玎又在虹口区美租界内设立湘发泰酒店。这两家酒店也都是党中央的秘密联络点。苏区来人时，留信在酒店，信封上就写有：熊泰儒、熊瑾廷、朱瑾思等名字作为暗号，因此，熊瑾玎和朱端绶每天或者每隔一天就要到这些联络点看看。朱端绶在取回书信和文件后，往往用明矾水洗抄出来，再交给党中央的负责人。
熊瑾玎与家人合照
1931年4月，熊瑾玎与唐锦涟在党组织的要求下，在华德路（今长阳路）辽阳路口开设了一家名为庆丰恒的酒行，作为党中央的联络点。唐锦涟是店主，管理店内事务。1933年4月，贺龙的家属向元姑被捕，熊瑾玎在给贺龙家属送生活费时被坐探逮捕。4月9日，熊瑾玎儿子熊侃文去寻父亲，又被蹲守的坐探逮捕。20日，朱端绶也被逮捕。
为营救熊瑾玎等人，党中央通过互济会聘请史良担任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庆丰恒酒行的店主唐锦涟还为熊瑾玎作证。熊瑾玎在《寄唐锦涟》诗中提到“救护频输策，陈词竟挺身。古言真不爽，患难见交亲”，来感激唐锦涟的营救。熊瑾玎被捕以后直到1937年出狱前，唐锦涟也曾多方设法营救。庆丰恒酒行一直营业至1937年9月歇业。
抗战胜利后，熊瑾玎曾担任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副秘书长。图为在此期间熊瑾玎致国际友人谭宁邦的函（上海市档案馆藏）
熊瑾玎按照党的指示和需要开办了许多“红色生意”。一方面，这些生意的盈利所得全部用作党的经费，为党的事业发展创造了经济条件；另一方面，这些生意的经营场所是党的秘密联络点，传送了大量的重要情报、物资，是党的秘密机关和地下交通的重要一环。在上海白色恐怖的环境下，熊瑾玎既需要掩护好党的中央机关，又要经营好这些生意，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他的精心经营之下，这些红色生意都获得了盈利，而他将全部盈利都用于党的事业和救助生活有困难的党员，自己和朱端绶则过着俭朴的生活。同时，熊瑾玎为人热情诚恳，做生意又极讲信誉，因此在行内也颇受称赞，“熊老板”的称号渐渐在上海滩流传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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