阔别三十五年，怀着一种期盼与渴望，在今年的中秋节，终于回到了老连队。
回首那三十五年前的时光，那衡阳、那湘江、那建光里、那冶金厂、那西山大院、那石鼓公园，依然那么鲜活，那么真切，始终浮现在眼前。象在心中种下的一棵树，根还在扎，枝还在长，叶还在发。
回望入伍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幸运地应征入伍。
那天，长安公社的两班子锣鼓队在区武装部罗部长的带领下，把我从大什字的家中接到东门外的区公所，然后把吉阳区的新兵集中送到县招待所。接着列队点了名，编了班排，换了军装，就成军人了。
那晚，招待所上了岗，不让回家，我却不争气地一直掉眼泪。接兵的排长看到后蛮体恤我的，带着我回了一趟家，当着我的面说了一些让我母亲放心的话，不到半小时，又把我带回来了。
至今非常感念这位排长的，他是吉林人，一大队的，没有他的策划与指引，没有他兄长般的情怀，我当不了兵。甚为愧疚的是，我竟不记得他的大名了。
我们是从尚未竣工的阳安铁路，坐着编号为的闷罐子车，经阳平关到西安，穿郑州，过武汉，走走停停，用了五天多时间才抵达衡阳。
从火车站列队出来，步行走过湘江大桥，到达铁路工程学校。总队在这里先是按学历，身高，然后就是一拨一拨的，很快就将我们二百多老乡分配打发到各大队了。
原来排长说好我是到他的部队的，但却把我分到了另一摊。我拉着排长说我要跟你走，排长说你现在去的地方比我好，他不断地宽慰我，把我送上接我们汽车。车到建光里，驻进建湘机械厂，我们这批先到的新兵临时分了班，我的第一任班长叫郭良进，常德人，是汽车一连的。
河南、广东的新兵到来后，又重新分了班，班长叫陈修云，安徽宁国人，修理连的，从此开始了三个月的新兵训练。训练毕，我也就分配到了修理连。
几十年来，我的部队几经变迁，番号从554到344，再到87434，现在是95338，我的连队从修理连改为修理厂，但它在我的心中位置始终没有改变，至今认为它是我人生的第一个驿站。尽管我下面的叙说你会感觉太过平淡，但在我生命历程中确是刻骨铭心的一段。
我是撒黑时分到的衡阳。正明、朝培专程从广州赶过来等在松木塘收费站接我。我上了他们的车，很快进入市区。刚从一座高架桥下来，就跨进了部队大门。
正明告诉我，这就是西山大院。这是一座全新的大门，还挂着部队番号的牌子，很威武。在灯光的辉映下，我看到了院内宽畅的道路，满眼的绿树、竹林、草坪和小品，好一个园林式军营。
车到招待所，等候在那里的战友一阵拥抱问候，相互指着对方的鼻子嚷嚷道，“你变了，你胖了，你老了······”。总队长举行了隆重的接风宴会，自然是今夜必醉，不醉对不起部队！
西山大院是部队司政后机关所在地。当年只有直属大队的警测连和机运大队的修理连驻在大院内，我当兵时就一直住在西山大院。
这里在衡阳市的西边，当时还是郊区。市区最繁华的解放路走到西端，就是汽车西站，到我们驻地大概还有三公里，周围都是水田。我们多是步行进城，不从大路走，穿越冶金机械厂，最多一公里多，冶金厂对我们当兵的很客气，进出门卫都不阻拦盘问。
如今的西山大院面貌大变。总队长吳和盛和一行战友引导我细细地浏览了一遍大院。现在住的招待所还在原址，但增加了两栋楼，又进行了新的装修，档次已不低了。
出门的那一道陡坡被垫高了，坡短了，坡缓了，记得王恩德常在那里飚车，有次被首长撞见，猛熊一顿。下坡就是部队的老大门，坐西朝东，门前是部队的加油站，周围是一片茂盛的小松树林，周末有老乡来，我们常在这里聚会。
这座大门已经封堵了，但并未拆除，原貌保留着。门里用一面照壁墙遮挡，墙面是一幅很鲜艳的迎客松。和盛告诉我，你们和我都是从这座大门走进军营的，凡回来的战友都要找到这里看看，留着它，给战友们是个念记。再说，多留一道门，也是给部队多留一条路。此话让我咀嚼了一路。
原来的大操场还在，拆除了司令台，现在是并排的三个标准篮球场，大礼堂拆了，变成了一片小树林。我们连队的那块菜地成了绿茵茵的草坪。警测连的营房改造成了机关幼儿园，还新建了一所七个班的完全小学。机关大楼没动，但修葺一新。卫生科还在原地，背靠小树林，面向修理连。车管科仓库还在那里静静地守望，它可能在问我贾宝宝为什么没回来？现有的部队大门是衡阳城市规划将解放路延伸到我们大院北边才从东边改过来的，直面解放路。衡阳市的发展硬是把我们部队从郊区划到市中心，以至于我差点找不到着南北。
最后我们参观了部队荣誉室，这是我的老乡胡正明当政委时创建的。在老政委和新总队长的陪同下，领略了部队改革开放以来的辉煌，对我的部队在大开放、大整编的三十多年感慨良多，对我的战友为部队所作出的贡献心生敬意，对我的部队走向新的发展由衷祝愿。
西山大院占地有300多亩，很宽敞，由于绿化的好，也很雅致，很宁静，这在闹市之中是十分难得的。但我老是没有找到过去西山大院的感觉，到底缺点什么呢？原来，除了大门的卫兵和荣誉室的两名战士之外，我没有见到一个穿军装的人。
我的连队
唯有不变的是我的连队。
我所在的修理连属机运大队，共五个连，另还有两个汽车连和两个机械连。在四总队算是当兵最羡慕的单位了，难怪接兵的排长说我去的地方比他好。修理连其实是个修理厂，除了九个班一百来号当兵的外，还有几十名不穿军装的职工，任务就是保养、大修汽车和施工机械。三个排就是三个车间，一排修理，二排机加工，三排电工木工钣金工。我们二排，车钳铣刨磨都在我们车间，我们四班，专司车工和磨工。当时我开的C630车床和周家友开的曲轴磨床是我们车间最大的机床，在那个时代能分配到这样的工种和设备，心底里还是感到很荣耀的。
我的车间还在，在原址保持着原形。那座木制铁皮镶面的大门，象故乡守望的兄长，定神地凝望着我们一行来人，它认出我们了，但却憔悴地迈不动脚步。
在车间的东边原来陈荣的平面磨床的位置另开了道小门，我们从这里走进，车间已经变成了一座仓库，租给了私人老板。老板听说我们是寻访故地的，格外的热情，连连说她的发财是这库房带来的。
我站在C630床位的地方，心中泛起阵阵涟漪，师傅宗天保，老兵杨树仁，技师凌永朴，班长李桂光，徒弟吴明星一个一个浮现在我的眼前·····陪同我的老战友彭元成反倒在这时调侃道，雷大队长就是在这里给你开的会，真是那壶不开提那壶。
那是一件在四总队广为流传的轶事，我探亲返程时，是从安康坐飞机到的西安，那时的机票是17元，火车票24元，而且时间节省一天。但那时的规定只有师职干部才能坐飞机，战士坐飞机，太离谱了！尽管部队未对我们进行过这方面的教育，但发现了这个典型是不能放过的。结果是开了大会狠批了一顿，又扣发了六元津贴，还通报全部队。这反倒让我出了名。
我的心里一直惦念着我的那台车床，不由得又忆起了登在墙报上我那赞美车床的革命诗歌：
“那油泵畅流着大庆工人的心血，
这床身来自火红的鞍钢炉前，
······
车刀昂首表决心，
吃刀再进一公分······
环顾前后左右，我的目光在搜寻，我的心在找寻，我的车床，我的伙伴，你在哪呀？
我们连队的营房依旧，我住过的两处宿舍仍是原貎，只不过物是人非，已有八分的沧桑了。这栋三层楼完全改成了职工住房，就象前些年的筒子楼，显得凌乱，陈旧。原来四班宿舍的房门锁着，我透过窗户向里探望，里面的住户肯定是工人阶级。我为户主不在家有点遗憾，我是四班长，曾经也是这间房子的主人，我真想走进去，再看一看我们班的十个弟兄朝夕相处的旮旮旯旯。我多想与户主见见面，说说当时一群生猛男儿在这间屋子里发生的故事，那熄灯号之后关于嫂子的火辣论坛，老鼠半夜偷油的事他们也干，热烈欢快的“杨俊林同志追悼会”就在这里举行·····
连队的伙房与餐厅拆除了，这是我们自己一砖一瓦修建的。当时的士兵伙食一天四毛七，空军后勤的部队近水楼台，我们的标准是六毛七。加上连队自己喂猪，烤酒，磨豆腐，种菜，再揽一些地方修车的活，自然比其他连队活泛的多，总体上伙食是不错的。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算是好日子了。
一排修理车间的厂房似乎比原来矮了许多，车间内我们曾引以自豪的航吊已经是那么的不起眼了，在当时，我们连队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自己安装的这台设备，是作为批林批孔的重大胜利的。这里已见不到昔日火热的军工场面了，变成了一个地道的修理作坊。
一排车间的南面新建了一栋厂房，当时可能是要扩大修理厂规模，但现在租给私人老板作机械加工。里面摆放着各类加工机床，但多是过时的旧设备。
就在这里，我猛然见到了一台灰色的车床，尽管它油渍满身，灰头土脸，无精打采地横卧在那里，但我还是感应到了它的呼唤。
我快步走近它的身前，从床头到尾座，从卡盘到刀架，从变速箱到操纵杆，细细地打量着。我向他们打听这台车床的来历，结果不出我之所料，是从前面加工车间用五千元买来的。
我顾不得它的满身油泥，双手操作着刀架和滑轨的手柄摇向车头，依然是那样的贴切，流畅与自然，就象战友昨晚的相拥。
找到了，见到了，它就是我的C630！我和它旁若无人地对着话，我说，你我一样都老了，但你不应该这样邋遢。你说，没办法，家运不济，寄人篱下。想到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每到下班，我都会用二十分钟的时间将你擦拭一新，就象战士手中的钢枪一样，任何时候你都显得那么锃亮，阳刚，帅气，引人注目。
此情此景，让我感到了中那匹老马的怆凉。
战友情思
有一首歌曲叫我的老班长，歌词很真切，曲调很深沉，虽然我不会唱，但爱听，听时心里又免不了酸酸的。真搞不懂，没有打过仗的战友还有这等刻骨铭心的牵挂。
近几年正是我的首长和战友们退休、转业的时点。正因为有了时间，许多战友前来安康看我们，便为战友们提供了团聚的机会。
指导员陈来福连续两年来到平利、安康，他是65年的兵，安徽望江人，入伍前就是公办教师。在全总队他的政治教育是出名的，号称总队的三张半铁嘴之一（注：三张嘴为总队副政委王知十、机运大队副政委王兴钊、教导队教导员张新；由于陈来福职务低，称为半张嘴）。他当指导员一直到我退伍，然后提拔到机运大队任副大队长。
在邓小平大裁军时，我们总队由正师整编为正团，架子并没有减小，还收编了广空后驻衡阳的几支小股部队。陈来福就当上缩编后的部队军事主官。西山大院的建设就是在他手上开的头。
在修理连时，陈指导员对我是悉心偏爱的。刚到连队时，我只悄悄地适应部队生活，不爱张扬，又不愿做帮厨扫地等图表现的好事，在同年新兵中并不起眼。
经过一段观察之后，指导员迅速把我推到了前沿，让我参加总队马克思主义理论读书班，让我多次在连队讲理论课，经常让我为连队写报送上级的经验材料，并推荐我成为大队年终总结秘书班子的成员。
我起草的一篇关于修理连自力更生，大修机械的经验材料被空军后勤部转发，指导员在大会上对我提出表扬，那在当时是很露脸的。所以当兵不到两年，我破格直接当了班长，紧接着又入了党。
指导员来了，不光是修理连的，机运大队的，还有直属队的，一、二、三大队的战友们，凡知道的都来了，是近些年少有的聚会。
李习楷军容依然，发着立正的口令，报告首长点名。
刘文高一拉住指导员的手，禁不住号淘大哭。
蒋昌银来的不容易，自他退伍后，战友们就没见过他。新兵出发的途中，我和他在一个班，无论是地铺或是在闷罐子车上，睡的是一个被窝。他后来分到机械二连，成为一个技术不错的推土机司机。回到家后，讨了老婆，生了三个娃，日子每况愈下，就再也没有走出冠河。
习楷和他一个连，惦记着他，打听到他的情况之后，就为他担保贷了二万元，买了一群羊，刚好又碰上羊肉涨价，日子才缓过气来。这次聚会，习楷派人用摩托车将他接到公路边，然后用车又接到城里。大家少不了对他的一阵嘘寒问暖，但他花白的头发、迟讷的目光，前倾的腰身，黄瘦的面容，却让我们感受到了那生活重压之下的苍凉，他已经不可能完成军人基本的立正动作了。这就是毛泽东时代最后的战士。
我的班长李桂光从深圳免税公司一退休就带着老婆过来了。
吴良满转业后一直干公安，刚卸任就与王根富两家人一块来到这里。同班的好兄弟王明生和翠珍姐由侄子驾车也来了。每一次重逢都免不了对过去的日子的怀念，都要带来一些战友面对的苦辣酸甜，都要相互祝愿保重身板，再刚强的战士也经不住岁月磨呀。所幸的是，他们的到来，都让我见到了嫂子的模样。
这次回到部队，见到的战友并不多，特别是原来在一块的。正明和朝培是我们平利兵中干得很好的。
正明在大裁军后担任我们部队的政委，并任广空后党委委员，为部队建设做出了显著贡献，至今还有相当的影响力，最后他调到了广州，然后转业到了地方。
朝培一直是部队的先进标兵，是大家公认的一条老黄牛，他多次出席全军的表彰大会，受到党和军委领导人的接见，荣誉拿了不少，现在从部队退了下来。
这次见到的吴世成，他是安徽宁国人，70年兵，也是车工，爱拉二胡。他样子基本没变，只是胖了，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了，并叫出了他的名字，他说我记性真好。
彭元成和我是同年兵，唐河人，在部队时我们很投缘，谈得来，自然是好朋友，我们一直电话保持着联系。但我见到他时，反倒没认准，毕竟三十多年了呀。
李玉林和彭元成是老乡，仍是那种体形胖胖的，眼睛咪咪的，说话笨笨的形象，只是肚子比以前又大了许多。他们都在部队改了职工，就一直留在了西山大院，算是元老了，也就成了我们这些老兵的亲戚。
我真正的同乡留在西山大院的就只有陈少奇一人了，他与我同庚，是平利老八仙街人，靠着不错的电工手艺在部队留了下来，后来改了职工，又在当地娶了一个衡阳女子，就把家安在了部队。这次见到了他夫人，我问道，他是怎么把你骗到手的？他可是大深山里的蛮子呀。他老婆倒也大方，嘿嘿一笑：他除了爱睡懒觉外，其他都还好。看得出来，日子过得还滋润。
留在部队的战友已经不多了。提干的都到广州转业了，改职工的，在各个工地四散五方。转业退伍回乡的，千秋各异。
我们四班的战友们，老班长李桂光在深圳免税公司干中层管理；听说原副班长刘顺荣在上海法院干出了点名堂；郑平现在到了郑州，还干海关；汪明生、周家友在宁国海螺公司一直干到退休；张少军在大连有一个自己的小公司；陈荣回到湛江农村，始终没有出来，据说生了五个娃娃，家运很差；唐河兵何兰聚，好一个标致的帅哥，不幸心梗过早谢世，但他在西山大院轰轰烈烈地上演了一出凄美的爱情大戏；沈英陶回唐河后安排在电力局，工作很好，但由于患了皮肤病，真让人怜惜。
技师凌永朴，安徽东至人，绝顶聪明，风趣幽默，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转业后当了县棉纺厂的厂长，不料也是急病不治，匆匆地走了。
技师凌永朴，安徽东至人，绝顶聪明，风趣幽默，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转业后当了县棉纺厂的厂长，不料也是急病不治，匆匆地走了。
保管员小嘎子屈国民自杀徇情了；胡芦瓜（实在想不起他的大名了，只好用雅号）和我在退伍返程中，又在汉口巧遇，甚为欢喜，在路边长聊一阵后，再次分手，但此后再无联系。
慈祥的师母
这次回部队很庆幸见到了我的师傅宗天保的夫人张燕萍阿姨。
到四班时，是宗师傅分配我开C630大车床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是我个头较高，二是在技术培训时，我对公英制换算1英吋＝25.4毫米掌握的比较流利。再就是开这台床子的老兵杨树仁，当了四年多兵，技术也不错，能说会道的，但就是入不了党，忽冷忽热的，他需要一个憨厚踏实一点，能给他干活的。
其实老兵杨树仁对我很不错，教的也细致，特别是磨刀的窍门就是他耐心点拨的。我上手以后他就轻松多了，傻大粗笨的重活和打扫车床的事就不用他劳神了。
我下连队时，宗师傅大概也就四十岁，高高的个头，匀称的身材，整洁的工装，潇洒的仪态，在连队所有的师傅中显得很挺拔，洋气。他的任务就是给我们派活和质量把关，很少亲自干活。偶有精度较高或加工难度较大的部件，他会亲自操作。但我们必须首先把床子擦拭得一干二净，把工件、刀具装好，然后他戴上白手套，三下五去二就拾掇停当，摘下手套朝床头一扔，就转身坐在铁皮高凳子上。下手活我们接着继续做。
宗师傅的脾性不愠不火，基本上不得罪当兵的，和我们相处是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但在连队的职工师傅中，显得是清高的。
当时我们二排加工车间的梅大帅师傅和一排修理车间的陈正其师傅是势不两立的对头，按梅师傅的话说，他是修正主义，我是社会主义。宗师傅是冷眼旁观，井水不犯河水，他不掺合，别人也不敢靠近他。
我下连队半年后，宗师傅对我印象尚好，我破格担任四班长，与他不无关系。至今仍记得他在通过我入党的支部大会上的发言：“这个兵任何时候都不会变”，那时我刚满二十一岁。
我还在宗师傅家里吃过两次饭，一次是在一个星期天帮他家打蜂窝煤，干了大半天，师母很丰盛地招待我吃了晚餐。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师母，给我的印象很美好，才貎气质俱佳，虽是浓重的湖南口音，但语气柔和、亲切。她当时是部队家属工厂红鹰无线电厂的会计，后来当了厂长，一直干到企业改制，散伙，算是我们部队大院的女能人。
后来知道她和宗师傅原是师徒关系，一见钟情，感情迅速升温走到一块，组成幸福的家庭，二人郞才女貎，在西山大院可谓令同僚羡慕的一对。
再一次就是77年返回部队为粮食车队采购汽车材料，被宗师傅拉到家里，并请凌永朴技师作陪，款待了我一顿。不好意思的是，那次我是空着手，什么礼品未带。所以这次回部队我是特意有所准备，一心要回敬师母的。
令人惋惜的是，1982年宗师傅正值年富力强之时，突发急病，不治身亡。师母承受着两个孩子尚未成人，红鹰厂举步维艰的双重压力，硬是坚强的挺了过来。
如今儿女都已成家，事业有成，家境殷实，安享晚年。这次见到师母时，她已满头银发，但仍是知识女性的气质，更显得慈祥，可敬。
刚见面，她并记不起我来，当自我介绍后，她立即叙述起当时的情景来，很兴奋。在席间，我由衷地表达了对宗师傅的怀念和对二老的敬意，感谢宗师傅对我的培养，并连干三杯以示感恩。
散席后，师母留下来与我叙旧，她讲道修理连四班与她家多年的情谊，讲道宗师傅的后期不测，讲道宗师傅之后的坎坷艰难，讲道如今欣慰的晚年生活，并一再表达对来看望她的四班老兵的感谢。
我是既感慨又感动，祝愿她多多保重，健康长寿！听说我明早要走，她坚持要来送我，我一再谢绝。
没想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半，我们刚开始早餐，她老人家就来到了招待所，并带来了一幅饱含祝福与期望的亲笔画作,让我激动不已，内心泛起几十年未来看望她老人家的愧疚。我们长时间地在那里互道珍重，紧紧握手。
车缓缓地开动了，直到越来越远，师母的手还扬在那里······
再说几句
尽管写这些文字时，我的眼睛时常湿润着。但我认为这确是一通平铺直叙，无奇无华的道白，没有相同经历的人，是不可能有耐心读它的。我之所以要把它写出来，完全是对“我是一个兵”的温情。
在中秋假日的三天之中，吴和盛总队长亲自安排我的回访活动，两次举行盛大宴会，刘东豪政委专程从广州赶回部队盛情接待，正明、朝培提前到衡阳接站，部队老战友一片真情，夜半时分还陪我在湘江边品茶叙旧，令我心里阵阵发热，久久不能平静。让我以崇高的军礼向您们致敬！致谢！（文图来自人民日报海外版欧洲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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