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奕杉
指导老师| 张鹏
学校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呈贡校区
若溯着时光而上拾起那段经年的记忆，我的脑海中浮现出的，总是“正直做人，人贵自立”的家训，以及黑白老照片中近日楼梁柱上那一副“铜柱巍峨,金汤巩固；商旅辐辏,民物雍熙”的楹联。玻璃板下，它们早已是边角微黄，但画面清晰。
十年前的某一个午后，阳光漫过窗棂倾泻而下，柔柔地笼住我胸前外公为我系好的红领巾。而后，他揽我入怀，坐在桌前极其郑重地凝视着玻璃板下的老照片及家训的残页。“这些往事，是你的曾外祖母留给我的关于你的曾外祖父的回忆。我希望它可以成为你此生的信仰，让你能在需要时审视你精神上的困顿与价值上的迷茫。”
我不由亦郑重起来，看向玻璃板，旋即便被照片吸引。我吃力地辨认着楹联上的落款：“李子猷？”声音不自觉地压低，不知是怕惊扰了什么，还是感知到其中分量太过沉重。“是的，那是你曾外祖父的字。他的名字叫李鸿纶——‘世事纶言传大笔，官分鸿序厌霜台’，鸿业远图，经纶世务。”外公似透过那个名字回忆着什么。我眉头微皱：“可是，《世说》中的子猷不是‘乘兴而行，兴尽而返’那样随心而行、自由放达的人吗？字是与名相互辅助的，但如您所说的话，曾外祖父的名和字就冲突了呀？”外公沉默下来，半晌后看向我，问道：“你明白吗？”我眨眨眼，小手绞在一起，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不知应如何作答。曾外祖父究竟是如隐士一般终南皈依，还是如战士一般驰骋沙场？而我，又该明白什么呢？
彼时的我还不能够理解那代人的选择，亦不知那个时代压在那代人身上的重量。只是懵懵懂懂地听着那些难以理解的语句，随着外公一起回溯。旧年的记忆穿心而过，上世纪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逐渐鲜活起来……
一、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入学云南陆军讲武学堂
子猷自小国家就已是满目疮痍——“光绪间，外患纷呈，甲午、庚子诸役，国疆日削，赔款以亿万计。”[1]他八岁时，日本积极向中国扩张，发动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后来，列强以义和团运动为借口，派兵侵犯中国，北京沦陷，华北大乱，东南各省督抚自行宣布中立，时局动荡。远离政治中心的西南边陲，滇人亦饱受外患侵扰：同治十三年，越南与法国签订《西贡条约》，成为自立国。光绪九年，两国又签订了《哈尔曼条约》，自此，越南内政外交均受到法国监督。但法国并未满足于此，之后再次对越南出兵，将其君主幽禁于非洲，越南亡国，云南南部的边防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急情况。光绪十一年，英国军队攻入缅甸，缅甸亡国，云南西部边防亦陷入危急情况。面对如此巨创，滇人看到的却只有那部臣不敢拒，边吏不敢争之下愈演愈烈的西南之祸——不久后，法国攫取了滇越铁路的修建权、英法开始争夺云南矿产资源，更是立下了云南不许割让给他国的条约[2]……
子猷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中一步步成长，这样一个时代亦给他带来了困惑：为履行条约，昆明开埠成为官商来往的孔道[3]。同时，清廷派遣出洋的学生也开始学成归国，西方的思潮涌入昆明。子猷开始思考，当真如他们所言，圣上是异族，而“种族之界，其天性然哉”[4]才是反抗清廷的理由吗？若有朝一日没了圣上，这天下该当如何？自己，又是否应当走入这洪流之中？太多的疑问，答案出口时，又觉得自己说得不对。可是，身处那样一个乱世之中，没有人来告诉子猷，究竟什么才是对的。那时，年轻的他，或许没有什么斩天断地的宏愿，但是更不愿安于现状而沉沦，唯有不断思考，不断探索。他却仍是无法冲破这时代的迷雾。直到那一天，子猷看到翠湖西岸由四座走马转角楼围成的四合大院拔地而起，漆黄的建筑相较于之前承华圃的繁华，多了一分质朴，一分庄重。
为挽救腐朽垂亡的封建统治地位，镇压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清王朝开始效仿西方，建立新式陆军，兴办军事学堂。清新军编练的同时，新军军官数量极少，而且学庸品卑，培训在职军官成为了当务之急。于是清政府对全国作出的统一规定：“各省应于省垣设立讲武堂一处，为现带兵者研究武学之所。”[5]光绪二十五年，云南陆军武备学堂应运而生。它便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前身。
“枕戈待旦，奔赴疆场，保卫家国，壮烈牺牲。要知从军事，是男儿本份。鼓起勇气向前进，壮哉中国民！壮哉中国民！”[6]学堂内传来气势雄浑的歌声。
子猷不知为何，在学堂前顿住了脚步。那一刻，似乎有什么东西，推着子猷作出了决定：考入这所当时中国最新型的陆军军校。
学堂中，军事教官们都曾公费留学，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又受到了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课教员或是进士出身、或是留学海外，皆有着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封建统治当局和进步师生对爱国主义的不同理解造就了学堂中极富特色的爱国主义教育。“伦理课”常常被用来讲述岳飞、史可法等精忠报国，抵御外敌的爱国故事，同时，也讲述明末节义之士薛尔望等的名族气节[7]。革命大义、种族之辨、人权之说随着他们的宣传深入人心。子猷因此而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找到了所想为之奋斗的方向。
学堂对学生要求严格，特别重视军事技能的培养和操演，马术、机械体操、剑术等学科训练强度极大，有学员调侃道：“没几天你就会变成另一个人”[8]。对于品行培养方面，学堂制定办学章程，对学员出勤、内务等方面作出明确要求，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品德分评价体系，并将品德分纳入期末考核。
子猷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不断砥砺自我，于清宣统二年考入新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七十四标一营任书记长。在营中，他结识了协统蔡锷。两人志趣相投，过从尤甚。在蔡锷的引导下，子猷进一步了解了同盟会的思想主张，并决心参加反清革命。
子猷犹记得第一次参与学堂中同盟会小组会员秘密活动时读到《起义军》中“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9]之时，那一声声呐喊仿佛就在耳畔炸开，使他坚信，这场不同于以往的革命，定将光耀千秋。
二、秉烛夜游，良有以也——投身昆明重九起义
众人开始密谋革命。较于领军作战，子猷更偏爱锤炼文才。当时《云南日报》、《星期报》、《云南公报》等报刊中均可见到他的文章：或痛陈清廷昏庸，或拆穿列强控制云南的意图，或宣扬革命新思想。文风流畅，言辞犀利，深受进步青年喜爱。
这天，子猷正整理文稿，忽然同学推门而入，揶揄笑着，将一封书信塞入他手中。子猷抽出信纸，正面只有些圈圈点点。他却弯了眉眼：“相思欲寄无从寄，画个圈儿替。”果然，信纸背面娟秀的簪花小楷道：“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子猷望向窗外，秋风渐生。他的妻，想念他了呢。可他也预感到，这一场革命也即将拉开序幕。此生许国难许卿，他眼中笑意渐渐淡去，加紧了手中的宣传工作。
1911年10月10日，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的一声枪响，将辛亥革命的地火爆发，一路燃向云南，“人民如痴如醉，一般志士欲舞欲狂”[10]。自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云南，革命志士们便开始积极筹划云南起义。10 月 27 日，云南腾冲爆发腾越起义并取得了胜利，更是坚定了革命志士们发动武装起义、埋葬清王朝在云南的封建统治的决心。
革命接连胜利的消息令时任云贵总督的李经羲感到惊惶，他下令加强督署工事构筑，调集并装备先进武器，加强兵力，严密保卫；规定部队中配发的步枪只能有一个弹夹五发子弹，并集中保管；对革命志士进行秘密搜捕并加以迫害。经他一系列举动，情况到了十分危急的时刻，起义不得不提前。革命志士们先后进行了四次秘密会议，共商起义之计，决定起义的兵力配置、攻击计划等。10月28日，革命党人再度秘密聚会，确定于当年农历九月初九上午（公历10月30 日）举义。
会议最后，子猷与他们立下誓言：“协心同力，恢复汉室。有渝此盟，天人共殛”[11]。铮铮之言，拳拳之心，这大概就是他们最好的年纪里，最好的模样。
举义当天上午，子猷接到了所辖部队延缓起义的要求：“七十四标子弹皆空，不能举事，请缓期。”[12]子猷一时陷入两难：李经羲调南防之巡防队两三营已经来省垣预防，先头已于重九之夜抵达了呈贡。如起义发动稍迟，敌方援兵抵达昆明，起义军的攻击就难以奏效，势必与督署形成正式对阵作战，就将处于不利地位。而若此时起义，起义军每支枪中只有五发子弹，仅足一分钟使用，昆明光复必将付出重大牺牲作为代价。[13]黄毓英了解现下的情况后，考虑到这极可能是因为军内外同盟会会员的准备工作已被清吏察觉，便在临时会议上提出，若再推迟起义，事机便将泄漏，起义不可不行。几经商讨，革命志士们达成一致，即刻安排起义军军火搬运、补充工作，决定是夜举事。[14]
午后八时，子猷被临时召集分配任务：他所在的七十四标一营将由唐继尧临时管带，从南门攻打督署。子猷忆及李经羲任督办时对学堂管理的尽心尽责，如今却要与他兵戎相见，一时有些感慨。但他深知，光复昆明，义不容辞。
九时，蔡锷忽然接到电话，称七十三标起义军在准备时被北洋系军人发现，双方发生冲突。起义消息因此泄露，起义被迫提前爆发。九时半许，北校场出发的起义军攻破城墙，向七十四标报信，催促其行动。听闻消息后，子猷率领部下立即投入战斗。面对足，且武器火力较猛，缺乏弹药的起义军无法对之造成有效的攻击，起义军陷入被动局面。部队难以前进，身旁伤员愈来愈多，子猷焦灼起来，频频寻求弹药补给，却得知军械局战况亦不理想。无奈之下，只好尽力拖延战线。
黎明时分，炮兵管带谢汝翼前往军械局支援，指挥士兵挖地道，以地雷炸开东侧围墙攻入军械局，于31日 10时许占领军械局，为其他部队提供了枪弹补充。
得到补充，部队终于得以向云贵总督发起猛攻。在朱德联系下，署内守军军心动摇，开始投降。31日午后一时半，云贵总督被攻破，起义胜利。
重九起义胜利后，子猷一众人紧锣密鼓地投入了制定云南军都督大纲的工作中，确定国名、国体、国旗等，力图尽快恢复社会秩序，确立民主政权。
子猷后来总会想起那日——红日衔山，银河垂地。府邸之中，烛台上的光芒摇曳着，驱散漫天黑暗。临时召集的命令传入，他的目光自烛台之上移开，走向夜色拉出的黑幕之中，脚步轻缓，却有一分别样的笃定——纵匍匐在地，也要以最优雅、最高傲、最悲壮的方式给历史留下一道深深的印记。对于黑暗，不是怨言、不是眼泪，而是头也不回的决绝与嘴角无畏而美丽的微笑。戒不能见可遇，戒无有作，戒念高危。可是，“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纵“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但总要有人试着走过去才知何处是危墙。若畏首畏尾，瞻前顾后，不肯入高危之境，又如何求得有为呢？人人都想坐明堂，居庙堂，那他们不妨来为世人一试垂堂。“秉烛夜游，良有以也。”纵前路渺茫，后有豺狼；风雨如晦，日月无光，于他们，不过是秉烛夜游罢了。
毕竟心中有光明的人，是会向外散发光芒的。也许这照不亮一个时代，却也使之不太过昏黄，于是人们得以循着星星点点的光明，探索道路。而后，千百盏烛灯交汇时，白昼终将冲破四荒，经久不衰。
身披黑暗，依旧可以看到圆满的可能，于是秉烛而往——这便是那代人。他们活在凋零中，也活在盛放中。人之一生，不过如是。
三、心之所善，九死不悔——参与护国首义及云南建设
“云南起义，其目标之正确，信心之坚强，士气之昂扬，作战之英勇及民心之振奋，与黄花岗之役，辛亥武昌之役，可谓先后辉映，毫无轩轾”。[15]云南于辛亥革命胜利后成立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不同于他省，当时军都都督府各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壮年。他们朝气蓬勃，风华正茂，思想新潮，满怀抱负，具起义军进攻，督署倚仗先进的装备和防御设施负隅顽抗。起义军深知在李经羲对弹药一番搜刮管控后，弹药成为了影响起义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军械局防御工事准备充有开拓创新的勇气和思想 [16]。革命党人紧握领导权，未曾为一己之私利盘算，于是云南整个民主进程中并未出现太大的反复。都督府对内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派出部队前往滇南剿匪，捍卫辛亥革命成果；对外援川援黔，入藏平叛，抵抗英国侵略，又是三战三捷。
子猷在起义胜利后被蔡锷都督任命为其旄下的军需局长。此时云南正派兵支援川、黔光复，需费颇多。而军府新立，百废待兴。于是,蔡锷撤换了一批只想升官发财的县知事，任用克己奉公的青年知识分子代替他们，在军队中也任用一批青年的军官，从而在政府机关和军队中注入了新的民主血液。[18]因此，子猷得到更多机会。除了担任军职外，他还成为了首任富滇银行的总办，参与到云南近代经济建设之中，并多次代表唐继尧赴港、沪活动。
闲暇之时，子猷总会提笔记录这个时代的点点滴滴。云南人善联，“天下第一长联”大观楼长联、窦垿岳阳楼眀联、武侯祠《攻心联》……无一不对仗整饬，具有鲜明的家国情怀。子猷也素爱写联。他说，写联时，只有在一个字、一个字的用心中，才能闯荡出别样的江山。一如置身于这个时代之中的人们，唯有不断思量，不断琢磨，才能在庸庸碌碌的人群中，厘清成长与前进的方向。一次，子猷与唐继尧、袁嘉谷、周钟岳、由云龙、吴琨、王九龄等好友一同登上近日楼。那时的他们，正是意气风发的青年，有人提议写联，众人纷纷响应。子猷远眺经一系列现代化改革后呈现出新气象的昆明城，略加思索，挥笔成联：
铜柱巍峨,金汤巩固；
商旅辐辏,民物雍熙。
云南地处偏远，经济闭塞，生产技术较为落后。此时各省协济又骤然中断，中央也无力拨款救济。但在子猷和同事们筹办公债、清除陋规、流通货币、加强厘税管理等努力之下，云南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财政不仅没有赤字，反而在中央财政紧张之时拿出结余支援中央。这是李经羲在职时未曾有过的盛况。[19]
子猷书下最后一笔，人烟辏集、和乐升平的图景仿佛在楹联中徐徐展开，让他坚定了为实现民富国强,民族复兴而奋斗之理想。但他未曾想到，共和之门会再次被掩上。
民国四年，袁世凯攫取了辛亥革命果实，意图复辟帝制。蔡锷几经周折，带着对袁世凯的失望回到昆明，与子猷等人共商护国对策。几人于当年12月24日向袁世凯发布他们共同的心声——“最后之忠告”：“于滇将军，巡按所陈各节，迅予照准，立将段芝贵诸人明政典型，并发命令，永除帝制……否则土崩之祸，即在目前，噬脐之悔，云何能及？”[20]电报未得答复。子猷再一次投身宣传工作之中，呼吁共和。
当年 25 日云南宣布独立，成为护国运动中首义之省，发动护国战争，力图推翻袁世凯统治。子猷参与谋划后续运动并投身战役。护国运动期间，他向孙中山先生递交建议信，得到孙中山先生接见。工作之余，也积极参与宣传民主、人权观念的工作。在众人的宣传下，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整个昆明在云南独立后呈现出一幅悬旗结彩，欢声雷动，士气高涨，爆竹声不绝于耳的图景。民国十二年，子猷应邀撰写了《民国四年云南首义再造共和节略》一书。撰写过程中，他坚持实录精神，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云南护国运动始末。这是后话。
民国五年，子猷听闻蔡锷将军病逝。那位指引他走上革命道路，亦师亦友的故人， 他们共同期许的盛世图景都还未曾来得及看便已在他乡离去。过往的潮水漫过心胸，浮 在眼前，子猷悲从中来：
天风鼓荡，海水悲号，白马素车，半夜波涛归瀛海
惊死奸雄，再造共和，丰功伟业，千秋姓字炳中华
他思及云南走入共和之门的种种不易，曾经只想于乱世中安稳度日的自己不知何时，已被心怀家国，为民请命的自己取代。而今，故人已逝，自己更应当捍卫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为维护民主而奉献此生。
民国六年，督军解散国会,张勋复辟,子猷等一众革命志士倡建靖国军，带领云南宣言护法。护法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
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中,唐继尧任总司令，子猷辅佐唐继尧主持后勤工作,担任云南陆军军需总监、兵站总监、禁烟总办、军务部长等职务。战役结束后，总统黎元洪补授子猷为一等军需正。
子猷却在这段于他而言无上荣光的岁月中再次陷入了迷茫：他看到西南军阀和北洋军阀和战反复，看到战役背后的权力争夺，看到再次陷入分裂的国家。
这绝非是他想维护的民主共和。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如此的局面？究竟如何才能救国？“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子猷从未看重那些虚名。国家能够河清海晏、光风霁月才是他的心之所善。他也将为此，九死不悔。
四、岁月峥嵘，宁移本心——谆谆育子报国志
岁月如梭。已为人父的子猷逐渐注意到了一个新生的力量。1926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云南的第一个地方组织——中共云南特别支部成立。子猷总能自那里听到一些新鲜的词语，并且对他们所说的“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产生了共鸣。
1935年，中央红军自昆明郊区而过。听着百姓们对这支纪律严明的部队的赞美，子猷忽然发现，他的困惑得到了解答。他想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或许，这也将成为中国的救国之路。
至于抗战时期，在子猷定要为国做出贡献的教导之下，他的长子参加了云南地下党，后进入云南省委，任省长秘书；次子参加了边纵；三子、七女参与了党的外围组织；四女婿受党的委托先后任富民县长、呈贡县长。因子猷声望极高，反动势力不敢对家族有所动作，所以家族住址小吉坡成为了地下党的居住地与秘密会议进行地，为地下党活动提供了良好的隐蔽；它也是支援抗战的外国友人借住之地，彼时年岁尚浅的六女就深受借住于家中的飞虎队，尤其是陈纳德将军的喜爱。
再后来，新中国成立，他的妻作为辛亥革命志士遗孀受到了政协每月按时发放的辛亥革命遗孀的生活费。成长于共和国的幼子也是一生勤恳，1971年底商业厅招工，他从仓库挑选、管理、搬运工人做起，成为了公司皆誉之“两袖清风”的党委书记。
十年前，外公透过埋藏在家训残页及为数不多的老照片里的故事对往事的追溯，至此结束。彼时尚不大知事的我却明显感到了他略去了某一段过往，也清晰地记得那一刻他面庞上我并看不太懂的神色：饱含沧桑，却又有一种不一样的光亮。
“然后呢？”我问道。外公起身，放下赖在他怀中听得正着迷的我：“然后啊，就是另一个故事了。那个党委书记还是工人时，遇上了最好的女子。而后他们的女儿长大，成家，就有了你。再然后呀，是你在今天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呢……”
倏然，他阖了眉眼，睫毛颤了颤，静默许久。却只听得他的声音轻而缓，不复之前的清朗，反而有几分……沧桑，“身为一叶无轻重，愿将一生献宏谋。这大概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然后’。”他道。我望向他睁开的双眸。他的眼底，竟是较方才更为惊人的光亮。
循着那一抹光亮，在风云变幻的年代里家族未曾改变的本心直直撞入了我的心底。我并不全然理解其中含义，却无碍于感知到了那厚重的分量，以至于我不由轻轻抚摸着被外公系的极为好看的红领巾，稚嫩的童音似无意识般重复道：“‘身为一叶无轻重，愿将一生献宏谋’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然后……”
后记、十年饮冰，难凉热血
十年前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而是在外公将它带入我的世界后落地，生长，随那一年第一次在我胸前飘扬的红领巾一起，由一种记忆成了我悉心典藏的静与暖，此生的信仰。旧年的记忆在这个最好的时代里，浅醉翻新，于我偶尔迷茫时，开出一树繁花，供我余生寂然欢喜，一路初心。
我慢慢学会自己系好红领巾，慢慢长大，慢慢读懂了那些真实而热烈的瞬间。当看到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向外公询问关于那些故事的旧物时，手执家训残页及老照片的外公苦涩的笑容以及工作人员略显失望的眼神，我忽然意识到，那段过往从未被提起，并非是外公选择了遗忘，而是在他回首时，这一切已然被历史的洪流冲击得零零散散，如同一堆碎片胡乱倾洒在时间的长河之中。他并未准备好如何同我讲述它原本的模样，让我能够抚平它的伤疤，读懂它的风华。
四年前，我将胸前的红领巾摘下，敬最后一个队礼。风乍起，那一抹炽烈的红飘扬在西南联大旧址的烈士墓周围的栏杆上飘扬，似是诉说着那个血与火、铁与战的故事。我走下台阶，于团旗前站定，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心口上金色的“中国共青团”五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夕阳西下，待我回家后，外公的目光流转于团徽初升的太阳上，笑意似抹不去一般。我也浅笑着——我在漫漫时光中，一路跌跌撞撞地成长，读懂了那一次外公为我系上红领巾时的希冀与嘱托，并日复一日地，将这些记忆朗读。
“阿公，我想，我明白了。‘乘兴而行，兴尽而返’和‘鸿业远图，经纶世务’在曾外祖父身上并不矛盾。向往自由，于是为众人开创一个自由的时代。即使前路坎坷，但他为心之所向，怀着无惧于深渊回看的勇气，于是所向披靡。在那一代人的身上，也不矛盾——他们面对历史的洪流之时保有本心，不因时代的局限而自怨自艾，而是化作烛火，照亮前路，终将为一个民族构筑精神层面的灯塔，迎来曙光。何尝又不是一场尽兴的秉烛夜游呢？这在今天，更不矛盾。这将是一个时代中最为璀璨的光芒——我们为时代所发出的，属于我们自己的，最有力的声音。二者的统一，才让我们不仅仅成为了更好的自己，更开创出一个多元精彩的新世界。”
外公眼中似是绽放，闪闪烁烁，如夜光星辰般，将彷徨的阴霾尽数驱散，终于换来一瞬破晓的笑颜。是啊，那些让人想哭又想笑的回忆，是会越来越清晰的。
外公未曾讲起的往事，我早已在历史学习与课外阅读中逐渐补全：三大改造给家族带来的冲击、“文革”时期曾外祖父被红卫兵夺走的“文虎勋章”和那些使得家族记忆支离破碎的行径，以及外公外婆的知青岁月。
但那些已经不再重要了，正如重九起义的那个夜晚：手执烛台，缓缓走向黑暗，不是为了被黑暗吞噬，而是为了永远年轻，永远心怀理想的自己，为了那一分圆满的可能，为了保有敢于对以力压人、野蛮独裁说“不”的，不屈的、执着的、高贵的灵魂。于是我们将有力量在不同的声音向自己涌来时，做出遵从本心的选择，并以己之光照亮自己和他人探索的道路：不论生为何人，所处何地，身负何名，所行之路，所为之事，皆心之所向。再回顾这一生中所经历过的一切，不过是，秉烛夜游罢了。
我们深知，身处时代的洪流中，我们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归于平凡，平凡到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但曾经自信、笃定的容颜是会被历史渲染得愈发生动的。这也是我的家族将自己深深嵌入祖国成长年轮中的最好体现——爱着，怨着，守着，望着，不论遭遇何等的不如意与辛酸，绝不会撒手远离，而是将心底那一颗对华夏眷恋的小小种子种于心田，代代相承，让它散发世界，光耀千秋。
毕竟历史的意义，并非让我们沉湎于过去，而是让我们怀着满心的期许与勇气去开创，高歌向前。
于是，纵“身为一叶无轻重”，价值坐标却不曾迁移，信仰亦是从未离场，此生，都将献予时代的宏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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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受访人:李建华
与受访人关系:祖孙关系
采访时间:2020年2月4日-2020年2月6日
附录
这是我第二次参赛，和第一次相比，一样的主题，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知识储备，不一样的叙述方式。相较于第一次的刻意描摹伟大形象而忽略当时历史环境对人的作用，这一次我更为关注当时的时代背景，着重思考时代对他们有形或无形的影响。也打开了查找资料的思维，不再局限于文献阅读，而是走进遗址去切身感受那一段历史。
自寒假起，我便开始了文章的构思，并再次对外公进行了采访。相较于上一次整理下来，时间线十分混乱的寥寥254字“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简单刻板的描述，这一次，我着重挖掘较为细节的信息，如曾外祖父的学习经历、感情经历、和生活习惯，并结合历史学习梳理了时间脉络，得到更为充分的资料。这也激发了我以曾外祖父的视角来看待云南辛亥革命始末来创作的想法。
而后，我多次到云南省图书馆阅读相关文献。便遇到两次困难：一是因当时云南并未大范围推广白话文使用，相关文献多为文言文。纵使我自小家中便相当重视我的文言文学习，面对上百万字的文言文我一时还是有些犯怵。阅读过程也不如读白话文顺畅，多次出现疲惫之中将一些重要信息一带而过，而后衔接不上，只好再次翻回去细细翻译的情况；二是挑选需要借阅的书籍。受借阅卡限制，我只能外借6本图书。但我在此之前并未挑选，觉得所读到的文献都有符合我本次写作需要的地方。几经思考，结合课堂上所提到的五大核心素养之一的“史料实证”方法，我最终挑选了适合的图书。这一次的文章结合了所阅读的文献及学者们的观点和自己的思考，加以对亲历者们记述的引用，明显更为充实。通过大量的阅读，我才发现自己所了解那段历史的不过是冰山一角，更遑论上一次的资料多来源于网络，我并未确定它的的真实性。上次觉得自己好像修补了一次“文物”的感受的确有些过度自信了。
最后，我到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进行参观，对曾外祖父学习和成长的地方有了更具体的认识，找到了与素未谋面的他的共鸣，理解了他的选择。从上一次单纯地为找到他说过的话，写过的文章，了解到我们不曾经历过的，家族中亦无人知晓的年岁时的欣喜，到逐渐理解这些话语和文章，有了自己的思考，而后试着还原这段家族史的本貌。
如此，创作经历了六个月，第一次成稿已是暑假开始时。在这一次基础上，我结合上述的感悟，不断对其进行完善，力求真实再现那段家族史。而后，有了二稿、三稿，我才对文章的史实方面有了较大的信心。接下来，我给自己放了一周的“冷静假”，才从文字方面对文章进行调整。我本身的写作风格就让我写出的文章都带有一定文学色彩，但为客观陈述这段历史，我必须抑制自己的主观想象。“冷静假”给了我一个缓冲期，假后我可以较为客观地看待这篇文章，进行更符合历史写作的调整。我也请家长读了这篇文章，为我提出优化建议。
开学后，在语文老师和历史老师的指正下，文章的结构更为规范，行文更为流畅，内容更为充实。
这一次的写作我将自己代入到曾外祖父的视角来看待他的经历，是有一定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的。这些心理描写，我也是从他的文章和战友们的叙述中得出，尽量避免主观推测。学者们对云南通史的研究和完善，让我的文章有据可循。作为后来者，我终于可以拂去岁月尘封后的灰尘，去试着读懂那代人和这个城，读懂他们重九起义时的壮丽和悲怆，护国首义中的勇敢与倔强，近代建设中的责任与担当……然后，感受到了试着还原这个家族原本的模样的幸福感——
十年前，在外公的叙述中，这位连照片都未曾留下的老人，以他的名字同我相遇。那时，他于我而言，是一个我读不懂的故事中的主人公。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仿佛是在我可望而不可及的天梯上踽踽独行，我每每看向他，只能怀着虔敬的心默默仰望。因为我不了解那个时代，读不懂在看似矛盾的名和字中的他的选择，他的悲喜，只将它们当作一个符号，代表着心中那个最勇敢的人。
二年级时，我阅读了《上下五千年》。书中的历史故事依托于人物展开，选取的材料也着重于表现他们的英雄气概。这是我第一次阅读历史类读物，结合之前对曾外祖父的认识，那时尚未有过系统的历史学习的我，对历史有了一种亲近感。不过我并不知道如何挑选合适的书籍来阅读、学习，只是单纯地对家中有历史感的事物充满了兴趣。这样的误打误撞中，曾外祖父的形象由高大转而温柔可亲起来——他为外公定制的餐椅、雕刻的墨盒、精选的诗词集、亲笔书写的字帖……它们都带着岁月侵蚀的痕迹。但我想，这其中老人的殷殷期望却从未随岁月而减轻半分。当他的名字再被提及时，我的脑海中总能浮现出一位面容温和仁慈，双眸中闪烁着智慧星芒的长者。
而后，我进入初中。第一次上历史课时，老师说：“历史是延伸的，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那一刻，我想到了曾外祖父，想到了那段历史，它只是人类变化、社会兴替中很小的一段，但已经有了很多值得我思考的地方。在学习过程中，我对那段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终于理解了在曾外祖父看似矛盾的名和字中的选择：那是小我和大我的融合。百年前的他们看似偏向“大我”的选择，实则是遵从本心，将个人的命运同国家的昌盛联系在一起，让“小我”不因时代的左右成为将就；百年后的我们在追逐“小我”的同时，也总是保持着朝夕的自我叩问：这样的选择，会对后世产生怎样的影响？当答案是正面的时候，我们才拥有了不论自己多么渺小，仍可以在追寻“小我”的道路上挽狂澜于既倒的勇气。如此，不论是哪一个时代的我们，都在为时代奉献自己的最大的价值，也都在时代中成就了自己最好的模样。
历史是不为人的意志所转移的，但是是为人所记录的。燕园杯历史写作活动给我一个契机，让我沉下心来，较完整地梳理了这十年之中我对那段岁月的认识过程，结合史料，以文字的方式将它们呈现出来，完成了和曾外祖父无声的对话。
文字是需要我用一生来学习并谨慎使用的，而历史写作，更像是以文字为光，写佛陀百像，人生短长，去叩击那些撞不破的南墙。它是对每一段最好的年岁的记录，令人每每读起，整颗心都为之悸动。
我想，某种意义上，追溯并铭记历史的我们，所做的是拾起经年的记忆，让后人藉之以取暖。对于家族史尤甚，“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那是一代代人活过，爱过，追求过的印记。它为后人留下先辈的风雨人生、苦乐甘醇，一切的一切化作歌，跨过时光的经纬线，琅琅作响。细细品味，慢慢雕琢，于是无悔。毕竟这样的文字真实地反应着我们的存在，并让存在的我们成为了最好的我们。后人徜徉其间，将会对家族性格的一脉相承有所感慨，对家族在时代中所承担的分量更为明晰。
一个国家的历史上附着着一个个家族的成长。它们的龃龉与谅解，诉说着在这个历史厚重与时代浪潮交汇的新时代，不忘昨日，创造今日，时光终将绽放出生命的灵动——前人的心意与考量，穿越千年依旧透着微光；后人的创造与荣光，任时代更迭仍可散发星芒。过去的时间，将我们相连，给我们以力量。于是我们在寻找心灵原乡的同时不必回归，只需且停且行，目标只在前方，向着更广阔的天地，奔涌而去。
历史，便是赋予一段时光以生命，并为其真正的生命力量做出辩解，让人置身于这个庸庸碌碌的时代中有力量去厘清前进与成长的概念。它也拥有着如外公所言的价值：让我们去审视精神上的困惑和价值上的迷茫。毕竟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给历史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历史也塑造了已非昨日之我的“今时之我”。它推着我们做出选择，未曾给过我们步步为营的机会。因为刻意安排的，那仅仅是一个故事；而历史是属于时代的传奇。追溯历史，便是让我们更好地传承，不忘历史，把握现在，开创未来！
我铺陈了纸，却还未道尽心。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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