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桑觉寺》是简·奥斯汀1818年出版的一部重要作品，延续了作者一贯的风格，讲的就还是英国某乡村的青年男女婚恋故事，有曲折的过程又有圆满的结局。但认真读下来，《诺桑觉寺》又给读者一种疏离感，因为作者似乎压根就没把重心放在讲述恋爱故事上，她在建构小说故事情节的同时又釜底抽薪似的拿走了爱情小说中的“爱情”因素，读者就像是读了一个假的恋爱故事。故事情节是作者轻者熟路的，但作者的叙述方式又是避重就轻的，分裂的和充满张力的。从后半部分开始，爱情小说差点完全变成了城堡探险故事。作者特意安排男主人公亨利离场，留下凯瑟琳开始她的探险。直到后来男主人公回来重新出现在故事中，才把读者从探险小说中拉回来。《诺桑觉寺》电影版试图缓和这种张力，我们能够看到导演的努力，其借用女主角每晚做梦的方式把女主人公关于哥特小说的想象与现实结合到了一起。这种尝试试图使情节变得完整，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简·奥斯汀的本意。另一方面，即使我们完全抛弃这个部分，这依然像是个被阉割了的爱情故事。《诺桑觉寺》看起来全程在谈情说爱，但试问其中爱情的核心在哪里？凯瑟琳喜欢亨利的理由很牵强，她对亨利意见钟情，认为他“谈吐中带有几分调皮与诙谐，虽然难以领会，但却很感兴趣” ，而亨利喜欢凯瑟琳的理由更是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他的爱只是出自一片感激之情。
换句话说，他只是因为知道对方喜爱自己，才对她认真加以考虑的” 。再说凯瑟琳哥哥詹姆斯和伊莎贝拉之间的所谓爱情更是荒唐可笑，艾伦先生对艾伦太太也完全没有恩爱有加的证据。我们无法避免隔着时代和文化的有色眼镜去看待小说中的故事情节，但因此我们也能一窥简·奥斯汀的叙述重点。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如此理直气壮地论述“作者的想法”，是因为简·奥斯汀在叙述中加入了“叙述者”身份。与其他小说中出现故事写作者身份以加强真实感不同，简·奥斯汀将叙述者身份无限接近于作者，也就说，简·奥斯汀在《诺桑觉寺》的故事里出境了，负责议论并提醒读者故事的虚构性。作者的声音是强有力的在场，这样的对话感几乎和书信体小说一样了。在小说最后，作者写道：“诸位已看故事给压缩得只剩这么几页了，就明白了我们正在一起向着皆大欢喜的目标迈进。” “她处处都在提醒读者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同时她又暗示：小说中的人物有自己的生命，她作为作者并不能完全左右。在凯瑟琳被赶出诺桑觉寺之后的一段，书中写道“我让我的女主角孤孤单单，面目无光地回到家乡，因此我也提不起精神来详细叙述了。” 这里似乎并不否认了作者对于人物的绝对权威，然而结合原文（I bring back my to her home in and ；and no sweet of can lead me into ）我们更能够理解简·奥斯汀对于人物自主的自觉，似乎她在对主人公的处境无法避免。
但这并不意味着简奥斯汀反对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相反，她反对哥特小说时站在了传统英国早期小说的现实主义立场之上：“这些作品的要害，往往在于描写一些不可能发生的事件，矫揉造作的任务，以及与活人无关的话题；而且语言常常如此粗劣，使人对于能够容忍这种语言的时代产生了不良的印象。” 《诺桑觉寺》对于哥特小说的贬低与继承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堂吉诃德》对待骑士小说的讽刺与鼓励，但简·奥斯汀未免只停留在观察现象的角度上看到哥特小说的缺点，很显然，哥特小说在当时的英国社会与网络小说至于当今社会有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那些忧伤与惊恐的情绪最能带给无所事事的、精神麻木的人们以廉价的快感，而这才是哥特小说引起争议的更大诱因。在议论方面，简奥斯汀除批判哥特小说外还在第五章对当时社会对小说文体的诋毁进行了阐释，她认为当下不仅是社会，甚至是小说家也瞧不上自己的作品： “因为我不想采取小说家通常采取的那种卑劣而愚拙的行径，明明自己也在写小说，却以轻蔑的态度去诋毁小说——他们同自己不共戴天的敌人串通一气，对这些作品进行恶语中伤，从而不允许自己的作品中的女主角看小说。” 这样大段抽离的文本几乎与文学批评近似了。另一点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像许多小说家一样，文本中主角形象与文本外简·奥斯汀形象的界限被大大模糊了，简·奥斯汀的小说大都取材于与其成长环境相似的英国乡村，有点男孩子气的简·奥斯汀和友善的大姐卡桑德拉其形象均出现在《傲慢与偏见》这本书中，而现在我们甚至有意识地主动混淆这两者：观看2007年安妮海瑟薇主演的电影《成为简·奥斯汀》时，观众几乎忘了自己不是在看《傲慢与偏见》。
另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是简·奥斯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国内不少学者认为，简·奥斯汀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女权主义的思想。我认为，虽然这个结论仍然需要探讨，但简·奥斯汀小说中的“女性觉醒”主题已屡见不鲜。在《诺桑觉寺》中，凯瑟琳一开始是性格软弱的，没主意的，后来通过不断地观察与思考，直至自己的哥特梦碎时终于意识到：“以后无论判断什么还是做什么，全都要理智。” 简·奥斯汀式的女性觉醒其推动力是来自女性内部的，是启蒙主义式的自我觉醒。女性觉醒的主题在文艺作品中并不少见，但推动力多是来自强有力的男性，后者我们在电影《窈窕淑女》中奥黛丽赫本扮演的卖花女的觉醒和《巴尔扎克与小裁缝》里周迅所扮演的小裁缝的觉醒等等例子中可以看到，因此简·奥斯汀式的女性自我觉醒具有特殊的意义。而事实上，这样的自我启蒙又是偶然的、难以企及的，因此简·奥斯汀笔下的更多的女性形象依然保持在愚昧和盲目的状态中不自知，这点在她所有的小说中都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关于女性启蒙的主题在简·奥斯汀这里几乎只是一个蓝图式的想象。在阅读《诺桑觉寺》的过程中，现今的读者或许会产生一种时代的隔阂感，这样的隔阂感来自于我们实在有点“看不上”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道德判断。
在文本中，年轻姑娘和小伙子坐敞篷马车是不雅观的，舞会全场只和一个小伙子跳舞也是不恰当的，说话、做事都有无数的“对”与“错”，甚至如果脱离文本，伊莎贝拉说“我本人倒没有更多的要求…这对我倒算不得什么，我从不考虑自己。” 她哥哥索普说“我对事情的看法很简单。我常说，只要让我有了我心爱的姑娘，再有一座舒适的房屋，别的事情我还在乎什么？…要是姑娘不名一文，岂不更好。” 的时候我们甚至会少一分谴责，多一句“关我什么事”。这在多元主义成为政治正确的今天，习惯了“no judge”也就是“不做判断”的我们不会觉得他们错了，但多多少少会觉得这样的社会至少是“和我们不一样的”。我们早已成了施特劳斯笔下那些“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不知道什么是坏的，也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的现代人。而小说始终贯穿着关于“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合乎情理的”、“什么是对的”和“什么是错的”这样的命题还保留着某种程度上的前现代特征。美国小说家安·兰德认为人永远不能放弃道德评判，道德宽容绝不等同于善，我们由我们所作出的道德判断所建构，即“当他谴责或赞美的时候，他不过是表现了自己的道德品质与标准”。也就是说，我们在保留自身判断而不进行谴责的时候，其实是在逃避自身受到谴责。
安兰德的思想体系自有其内部张力和可商榷之处，但这对于我们理解《诺桑觉寺》这样的文本仍然是具有参考性的 。《诺桑觉寺》写作时间在《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等作品之后，这时的简·奥斯汀关于小说创作很显然已经有了自己的思考和看法并试图在《诺桑觉寺》中以更直截了当的方式展现出来。比起《傲慢与偏见》等简·奥斯汀其他的作品，《诺桑觉寺》显然具有更广阔的的阐释空间。这是一部被低估了的作品。
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