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四川荣昌乡下，长在长江边上重庆城里。1949年9月2日，一场无情的大火，吞噬了我的家。使刚从乡下来到城里不到半年、一贫如洗的我们，更是雪上加霜。从此年幼的我就过上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生活。
由于家贫，上学路上打赤脚，到了学校再穿上妈妈的小脚鞋；
由于家贫，无钱买油点灯，晚上看书写作业，路灯下面去“借光”；
我的课余时间是：挑水、挑煤、割猪草、锤石子、上山捡柴、捞蕨菜、接棉花灰渣当柴烧。
我生病的时候渴望的是：能吃上五分钱一碗又香又辣又麻的担担面。
我最盼望的是：过春节能得到五毛钱的压岁钱，能穿上没有补丁的衣服，那怕是旧的也好。
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光是：下河挑水时，与同伴们在河沙坝跑步、跳高、扎水凼、筑堤坝、造船、冲浪……
我想把这一切告诉年轻的朋友们，对于过去的贫困生活，我无怨无悔。
我感谢曾经的贫穷，贫穷给了我无尽的财富；贫穷使我学会了勤劳与坚强；贫穷使我懂得了感恩与回报；贫穷使我坦然、淡定、知足常乐。
——题记
到重庆找爸爸
小时候，听妈妈说我的老家在四川荣昌县，爷爷是个德高望重的私塾先生，可惜死得年轻。万般无奈，奶奶就带着爸爸和嬢嬢到重庆去谋生。
我长到四岁的时候，妈妈就带着我们四兄妹去重庆找爸爸。
爸爸在重庆华康银行当一个小职员。我们全家就住在离银行不远的重庆东水门的一个院子里。从此一家团圆，过上了清贫、祥和的日子。
每天清晨，哥哥姐姐背着妈妈用乡下土蓝布缝制的书包高高兴兴地去上学，我就跟院子里的小伙伴玩耍。
闯祸了
有一天，院子里来了一个补碗匠，一阵吆喝后，老奶奶、老大妈就把打破的碗碟拿来请他补，我们觉得好奇，围着看热闹。
只 见他先用金刚钻把破碗的两边分别钻上两排小孔，然后把破碗对齐、并拢放在左手，右手把扁扁的、像订书钉一样的黄色小钉子一个个轻轻地按进破碗的两排小孔 中，再用一把十分精致的小锤子小心翼翼地把钉子头锤平，不一会功夫，一只破碗就补好了。我们被补碗匠精湛的手艺惊呆了。有人憋不住尿了，想从人群中退出 来，可后面没有看见的却趁机一个劲地往前挤，忽然不知是谁没站稳，一下子扑倒在补碗人的后背上，嗒地一声响，金刚钻断了！糟糕，闯祸了。人们轰地一声四散 逃走，我也吓慌了赶紧跑回家，躺在床上装睡觉，结果还是被追来的补碗匠看见了，不由分说硬要妈妈赔了一斤肉钱了事。
走丢了
那 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爸爸单位昨日发薪水，妈妈高兴了，说是下午上街扯布给我们做衣服，叫我跟爸爸在茶馆里玩。茶馆里吃烟的人很多，长枪短炮、乌烟瘴 气，我受不了。赶快回头去找妈妈，可一转眼妈妈就走远了，我又找不到回茶馆的路，只好站在原地等妈妈回来。就在这时，在我旁边来了一个杂耍的人，还带着一 只猴子，“当！当！当！叫你转，你就转，赚了钱回河南。”那猴子就开始表演，每演完一个节目，它就会手托一个盘子挨个儿地要钱，我身上没钱，眼看着第一个 节目快完了，赶快溜出来，等第二个节目开始后再挤进去。不知不觉地天快黑了，耍猴的收摊了。人也散光了，可妈妈的影子也没见着。我急得大哭起来。这时，旁 边一个中年人蹲下来问我：“几岁了！家住哪里？爸爸叫啥子名字？”我一一作了回答。他笑着说：“别哭！我跟你爸爸是同事，先到我家吃饭，一会我送你回 家”。
来 到他家门口，那门槛很高，比我的腰还要高，我爬进门去，只见堂屋正中有一张结实的大方桌，四条长板凳，那个叔叔端来一碗冷腊肉，从屋角的坛子里抓了一大把 花生放在桌上。没有饭，也没有菜，“吃吧！”说完就进里屋去了。我只好开始剥花生吃。我想，吃点东西后他会送我回家的。
过了一会，街上突然热闹起来，有人用力地敲着一面铜锣，嘴里高声吆喝着：“鸣锣通知，王家小姑娘，今年四岁多，身穿红底黑方格小褂，……”我一听，这不是在说我吗，是不是妈妈来找我了。这时，我看见大哥、二哥紧紧跟在敲锣人的身后。
我赶快从长凳上梭下来，一面大声喊：“哥哥，哥哥，我在这里”。我正准备从高高的门槛翻出来，那个中年人一个箭步冲上来，从后面拦腰把我抱住“往哪里跑”！
最后，又花了大约4斤肉钱，我才回到了家。
“九·二”火灾
1949年9月2日，重庆发生了一场震惊全国的特大火灾。
（据《重庆大事记》记载：共烧毁大小街巷39条，学校7所，机关10处，银行钱庄33家，仓库22处，有户口可查的死者2568人，掩埋尸体2874具，伤者无法估计！）
那天下午4时左右，我们几个小朋友正在院子里玩耍，突然听到打更的老头敲着铜锣，扯着嗓子大声喊叫“失火了！失火了！当！当！当！失火了，赶快逃命呀！失火了！”我赶紧往家跑。一会儿，大哥、二哥、姐姐、爸爸都赶回来了。
大哥跑进厨房，把一口大铁锅顶在头上，二哥去提箱子，提不动，干脆把里面的东西倒掉，提着一只空箱子，姐姐就把他们几个上学的书包统统背在身上，我也赶紧拿了一个翻砂锑锅在手上，学着打更老人，双手一边哐当哐当地击打着锅和盖，一边高喊“失火了，赶快逃命呀！”
爸爸妈妈顾不上拿东西，他们正在讨论往哪个方向跑。爸爸说往嘉陵江边跑，火见了水自然就熄了；妈妈说，不行，我们都不会游泳，要是人多了，河坝站不了那么多人，不是被淹死就是被火烤死，还是往城里跑。
于是，我们一家六口人，跟在哥哥的后面往城里跑，跑到美丰银行附近，妈妈说不怕了，美丰银行把火挡住了（美丰银行又高又大，外墙是黑色的大理石，过往行人都把它当镜子照，至今仍然屹立在重庆饭店对面）。
第 二天，我们来到朝天门码头，看见了十分惨烈的场面，因为人们都认为水能灭火，大家都朝江边跑，先跑来的被挤下水淹死了，后跑来的被大火无情的烤死了，加上 恐惧、惊慌，大家互相拥挤，被踩死的老人、小孩不计其数，我们还看见有摩登女郎，穿着旗袍、高跟鞋，爬在地上，屁股高高的翘着，人却被烤焦了，她的男人可 能只顾自己逃命去了吧！
这时，有许多戴着红袖章的人，正在搬弄这些死者，把他们排放到一起，以便亲人认领。许多小船还在江面上穿梭着继续打捞尸体，有的尸体则顺江而下，不知所终。
我们一家坐在煤堆旁叹息着，议论着，爸爸十分感慨地说，“还是你们妈妈想得周全，不然的话，我们一家人可能也会被排在那里。
大火无情，人有情。长江南岸的裕华纺织厂、南洋烟厂、天星机器厂的工人们自发的募捐，连夜熬稀饭、烙大饼、蒸馒头，乘着小船冒着生命危险及时把救命的食粮送到朝天门受灾群众比较集中的地方。
灾民们暂时停止了哭喊，自觉有序的排成长队。因为我拿了一个翻砂锑锅，我们不但吃到了大饼，还喝到了稀饭，爸爸不停的夸我：“还是妹儿精灵”。
我们在河边露宿了三天，由于码头全被烧坏了，来往船只无法停靠，住在长江南岸的嬢嬢一家人隔河看见了这遮天蔽日的大火，心急如焚，他们知道我家正处在这大火的中心地段。
第四天，奶奶和嬢嬢好不容易才雇到一只打渔小船从南岸过江来寻找我们。看到我们一家人蓬头垢面，但却安然无恙，不禁悲喜交加，痛哭了一场。
遇到了好心人——大有丰锅厂老板柴栋财
大有丰锅厂在重庆南岸窍角沱，也叫三号院子。二号院子是专门停放死人棺材的，那里树木参天，阴森恐怖，一号院子早已成了裕华纺织厂的厂房。丰锅厂的老板叫柴栋财，他的管家叫戴胡子，一个终身没有结过婚的慈祥老人。
知 道我们遭了火灾，柴老板二话没说，就叫戴胡子腾房子，安排我们住堂屋左边的一间大房子，何家三姨妈和何家四姨妈家的人都从我家经过。我们几家从来不关门、 不上锁，堂屋右边住着刘长子（高个子）和张善初家，堂屋正后面住着黄伯伯和小郭儿家。在整个这幢房子后面是两个很大的防空洞。那是咱们几家的公用“冰 箱”，其实就是摆放泡菜坛。夏天，我们就聚在那里乘凉，听老人们讲鬼的故事，有时听得全身都是鸡皮疙瘩。
堂屋很大，正门是神龛，右边摆放着两口黑漆大棺材，其余的地方依次排列着各家用泥巴筑成的土灶。那时候家家都很穷，但家家都很大方，不分彼此，简直就像一大家人，谁家有好吃的，所有的小孩都有份。
后来，陆陆续续又来了许多灾民，柴老板把他家的房子都让出来，但仍然不够。他索性不办锅厂了，把场地腾出来。那场地大约有七八个篮球场大，顶上是一个巨大的屋顶，由数不清的柱子撑着，人们只需要几张竹席一围便是一个家。在我的记忆里，起码住有200多户人家。
六十多年过去了，我至今还记得许多人的名字和相貌，特别是柴老板和戴胡子。大有丰锅厂也经常在我梦中出现，我从那两扇黑黑的大门门缝往里瞧，总觉得那是另一个世界，温馨而神秘。
上学了
九·二火灾后，爸爸失业了，家里的经济进入低谷。我到七岁半才读书，没有鞋穿，我把妈妈的小脚鞋放在书包里，到了学校门口在小河沟里洗完脚，把脚在裤子上揩干，穿好妈妈的鞋再进学校。
那时正值学制改革，小学是五年一贯制，我们从小没有学过拼音，我们所学的课文就像造句一样。现在我还记得：一、开学，开学了；二、上学，我们上学；三、同学，学校里同学很多；四、老师，我们要听老师的话；……
我 知道家里很穷，学习很努力，年年被评为“最优等生”。记得三年级时，我的语文老师康席珍生病了——吐血了，她的女儿黄际川来给我们上课，她长得很漂亮（后 来考上中央歌舞剧团，还见过西哈努克亲王），声音也很好听。她讲的是苏联的红军战士瓦西里炸碉堡的故事，教室里静悄悄的，只听见同学们轻轻的哭泣声，黄老 师问：“你们为什么哭了？”我举手回答说：“我们被瓦西里舍身炸碉堡的故事感动了。”
六 一儿童节这天，我入队了，戴上了红领巾。晚上，我激动得睡不着觉，妈妈见我戴着红领巾睡觉，悄悄地准备给我解下来，我说：“妈！老师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 角，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我舍不得解下来”。妈妈说：“这样戴着睡觉会把红领巾弄皱了，把它解下来叠好放在枕头下压好，明天再戴上才漂亮……”
我被烫伤了
爸 爸失业后，一直没找到工作，正巧我又被开水烫伤，胸口和肚皮上的水泡有乒乓球那么大的就有四五个，爸爸带着我到医院，医生很快把水泡剪开，上药、包扎，可 是爸爸带的钱不够，我就被作为人质，在医院等他回家凑钱。家里也没钱了，爸爸只好去找奶奶，奶奶把她养的两只兔子给了爸爸，叫他拿到农贸市场去卖掉换钱。 爸爸不好意思，从上午11点左右到下午4点才将兔子卖掉。交钱，带我回家。回家后，爸爸默默无语，拼命地吸着叶子烟，他很内疚，又很绝望，决定带着全家回 荣昌老家，可我妈坚决不同意，她认为天无绝人之路，只要勤快，哪儿会饿死人！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因为穷，哥哥决定不读书了。十七岁的大哥加入了搬运站，每天替粮店扛大米包、面粉袋到长江边上的码头，挑煤、挑石灰、挑砖、挑瓦、挑沙、抬石头。
1955年冬，政府决定修一条弹子石到窍角沱的公路，修路需要大量的石头，河边多的是鹅卵石，于是搬运站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筑路工人。
学校正好放寒假，每天清晨，我们全家人冒着刺骨的寒风，在大哥的带领下，拿着各式各样的工具来到河滩上，我们把大大小小的鹅卵石搬到一起，堆成几座小山，然后在旁边安营扎寨，搭起风雨棚。
大 哥不知从那里找来一些废旧汽车轮胎皮，然后把它们割成像皮带一样的长条，用这橡皮条把大鹅卵石圈住，爸爸紧紧地握住皮带，不让石头滑动，大哥就轮起大铁锤 猛砸石头，石头开花了，变成无数的小石头。我们几个再用同样的方法，只不过是用小皮带圈住哥哥已经改小的石头，左手紧紧握住皮带，右手猛砸圈内的石头。
寒假快结束了，我们把第一批砸好的小石头堆放在一起，请公路局的人收方。妈妈拿着公路局开的收据，看看我们兄妹几个满是血痂的双手，禁不住泪如雨下。
妈妈替人带孩子
夏天很快就到了，河水开始上涨，鹅卵石敲不成了，生活又成了问题。哥哥就跟着表叔（姑爷）赶场，学卖猪肉。
妈妈决定替别人带孩子。我记得一共带了4个：一个叫黄文豪，一个叫李苕货（傻瓜的意思），一个叫汤圆，一个叫三妹。他们吃住都在我家，一年四季都不回家，偶尔他们的妈妈来送换季的衣服，每人每月收费8万元，相当于现在的8元钱。
每天，我都眼巴巴的看着他们吃完饭，我才能上桌吃饭。两年后，他们长大一点了，就各自回家了。
我和姐姐抬水卖
为了减轻爸妈的负担，我们决定自己挣学杂费。我就和姐姐替别人挑水，姐姐从小体弱，我俩都挑不动。我们就抬，抬两桶可以挣伍佰元，相当于现在的五分钱。
夏天的水很浑浊，要用白矾在水桶里搅动，等水澄清后再送到需要的人家里，冬天水退了，抬两桶水来来回回大约要走上万步。
有一天，我和姐姐正抬着第二只水桶往上爬坡时，看见一个老头挑着一挑空水桶从坡上走下来，突然他一脚就往我们的水桶踹去，咕咚咚！水桶从坡上滚下来，碎成了八大块……
我们认识这个老头，但我们敢怒不敢言。他叫王挑水，他老人家是专门替人挑水的，他说我们抢了他的生意。
晚上，一家人围在油灯前，看爸爸和哥哥修理水桶，哥哥说：“我跟表叔学卖肉，生意还不错，你们就不要再去抬水卖了。”
童年的快乐
夏天过去了，江水退了，河滩就成了我们的乐园。奶奶和妈妈在河滩上种菜，我们放学后就去帮忙，挖土、挑粪、播种、摘菜，正事儿做完了，我们就可以玩了。
二哥算个娃娃头，一声召唤，便来了许多小朋友。我们玩赛跑，先用扁担在地上画一道起跑线，然后把水桶放在100米左右的地方，选一个人当裁判。一声令下，大家争先恐后的向水桶跑去，绕过水桶再跑回来。
我们还比赛跳高，先划手心手背，输的两个人用手心抬着扁担，先蹲下，再一级一级升高，跳不过去的就换去抬扁担。
我 们最喜欢玩坐船。把人分成两组，一组人修水库，一组人造船，修水库的人把下水沟挖深、扩大，在其下方筑起一道堤坝；另一组人负责造船，找一大块三角石当船 头，再找一些长方形的石头当船身，如果人多，船身就做大些，待水凼里的水多得快超过堤坝了，大家赶快上船，船长一声令下“放水”！有人就设法把堤坝扒 开，大水一下冲向船头，溅起浪花，大家齐声高喊：“开—船—啰！”
我最盼望过年，过年有新衣服穿，还可以得到五角钱。最让我怀念的是每年春节，哥哥和他的伙伴们会凑钱去买一大捆甘蔗，在裕华纺织厂的两百级石梯那里比赛“划甘蔗”。
先把所有的甘蔗两头砍掉一些，然后用“石头·剪子·布”决出顺序。
选手先把一根甘蔗稳稳地放在下面一级石梯上，左手扶着甘蔗，右手拿着一把锋利的小刀，小刀轻轻地放在甘蔗头上，左手放开，小刀迅速离开甘蔗头，在其上端画一个圆圈后，猛地用力向甘蔗划下去，刀口划多长，选手就可得到多长的甘蔗。
我哥是卖肉的，力气自然早就练出来了，每年我都会抱回一大捆长长短短的甘蔗。
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听说裕华纺织厂要扩建，大有丰锅厂被征用，我们一家又面临无处栖身的境地。
这一年正巧长江发大水，上游放下来的竹筏被打散了不少，大哥和他的几个伙伴李荣海、陶俊成、邱德成冒着生命危险下河打捞木材。一个夏天，修屋用的木材基本凑齐了，靠着朋友的无私帮助，我们在窍角沱河边修了一间房子，门牌号数是窍角沱河街36号。
哥哥想参军
我 十岁那年，哥正好二十岁。他瞒着爸妈报名当兵，直到居委会主任侯祖凤带着人到家中报喜，爸妈才知道。我们全家人急匆匆地赶到弹子石广场，看见哥哥胸佩红 花、骑着高头大马，好神奇、好威风、好骄傲。可哥哥是咱家的顶梁柱，妈妈舍不得，他走了，一家人的生活怎么办？她哭着去求带兵的军官。
最后，哥哥流着泪看着他的几个伙伴坐上了军车绝尘而去。他抱着头坐在地上不肯回家。
懂事的孩子
哥哥又回到表叔身边，跟着他一起卖肉。每天早上他给我们三兄妹一人一分钱，我们把钱凑在一起，就可以买一坨糯米饭当早餐，好心的老板知道这一坨糯米饭是我们三兄妹共同的早餐，总会给我们多加一点。
他把一块纱布铺在案板上，从热腾腾的甑子里舀一碗糯米饭，再添一点倒在纱布上，把一根油条折成三段包在里面，用纱布把他们裹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拿开纱布，用大刀把糯米坨分成三段。
姐姐总是把中间一段分给我，老板就会说：“好懂事的孩子”。
爸爸终于有工作了
贫穷、焦虑使爸爸头上有了白发。他每天尽心尽力帮助妈妈打理家中事务，甚至放下读书人的架子到河滩上挖土、种菜。
终于有一天，哥哥告诉爸爸，他和表叔的个体肉摊已经纳入正轨，哥哥已成为食品公司的工人了，哥哥还告诉爸爸说：“我还年轻，我要把这个名额让给您……”
爸爸高兴极了，爸爸当过老师，当过法官，当过会计，写得一手好字，特别是毛笔字。这一下英雄有用武之地了。果然，爸爸一到食品公司，就当上了公司的会计。
哥哥当上了干部
爸爸有了工作，哥哥便安心在家，闭门苦读书。凭着他的聪明，凭着他对贫穷、苦难的深刻理解，他知道，只有读书，只有知识才能拯救自己，拯救全家，这是他的责任。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他不仅考上了重庆钢铁厂干部培训班，还考上了民生造船厂。
爸爸说：国家正在搞建设，还是去重钢吧。三年后，哥哥毕业了，与他的同班同学结了婚，然后调到成都五冶装卸公司的结构加工厂当了车间主任。
接棉花灰渣当柴烧
爸爸有了正式工作，哥哥结了婚，当了干部，我们全家自然很开心，可爸爸那点工资仍然不够全家人的生活，吃的穿的都可以省，没有燃料可不行。
窍角沱河边有一个大码头，叫做马脑壳。它是由巨大的原生石组成的，河滩上堆满了由大船运来的木柴、药材、煤炭、石灰、砖瓦。
我家穷买不起木柴，更买不起煤炭，好在裕华纺织厂离我家很近，厂里每天都要进行大扫除，扫出许多棉花灰渣和棉花籽、烂木块、石头、瓦片。工人们用长、宽、高各一米五左右的特大箩筐抬着这些垃圾，从三层楼房那么高的二佛岩旁倒下来。
一大群穷人每天天刚亮就背上背篼，在岩下等候。估计时间差不多了，就用围腰布把嘴巴和头包好，把背篼顶在头顶上，一个紧挨着一个。听天由命，如果倒入背篼里的是棉花籽、木块算是运气好的，如果遇到是砖头、瓦片，就算砸破了头也只能算是自己倒霉了。
有一天，我和妈妈去接棉花灰渣，突然河水猛涨，一面是笔直的悬崖，一边是猛涨的江水，人们惊慌失措赶快逃命，脚下全是乱石，妈是小脚走不快，我们各自背着半背棉花籽，沿着悬崖壁边的小路赶快往回走。
河水来得太猛，妈说这是涨强盗水，赶快走。但我们还是走在所有人的后面，我害怕极了，我想哭，但是我忍着，因为妈妈是小脚，她自身都难保，我一哭，不是给妈妈添乱吗？
水已经漫过脚背了，看不清脚下的路。我们用手摸着崖壁，慢慢地、稳稳地一步一步小心地走，当水刚刚漫过我们膝盖的时候，我们终于走到了安全地带，我把背篼一摔，坐在石头上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上山捡柴、捞蕨箕草
涨水了！棉花灰渣接不到了，每天看着棉花灰渣顺江流走，觉得怪可惜的，但它们离岸太远，我们捞不着。眼看没柴烧了，星期天妈妈就带着我们背着背篼，拿着竹扒，到离家十五里以外的真武山上去捡柴，捞蕨箕草。
夏天的蕨箕草的背面已结籽，草也干枯了，是很好的燃料，但是竹扒一扒，那草上的孢子和灰尘就四处蔓延，呛得人直咳嗽。尽管灰尘很大，但没有接棉花灰渣的危险，也没有那遮天蔽日的棉花灰厉害。
就这样，为了解决燃料的问题，在那艰苦的岁月，我们夏天到山上捡柴、捞蕨箕草，冬天到二佛岩接棉花灰渣。
值得庆幸的是，我家的人没有一个得气管炎和肺病，只是沙眼和近视眼很严重，不知与这是否有关。
妹儿，去请奶奶来吃肉
哥哥曾经是卖肉的，爸爸又在食品公司工作，可我们一家却没有肉吃。
有一天，二哥神神秘秘的对我说，他要让全家人痛痛快快的吃一顿肉。晚上，他叫上我，背着背篼、拿着烧箕、趁着月色、沿着河边的小路，顺江而下来到了离家约五里远的地方，那里有一大片石滩，晒了许多东西，很臭。旁边有一条大水沟，二哥说：“这沟里有宝贝，看我的。”
二哥挽起裤脚，拿着烧箕在水沟里像捉鱼一样，来来回回，撮来撮去，不一会就撮得满满的一烧箕。二哥说：“这是猪肉皮”。我高兴极了，我也跟着下到沟里去用手捞，那一晚，我们一人捞了半背猪肉皮。
原来那大水沟的源头是重庆川威皮革厂，那时时兴用猪皮做皮鞋。
猪皮送到皮革厂，用石灰水泡一段时间，然后用大刀把猪皮上的肥肉、猪咪咪以及边角剐下来，这些无用的猪身上的垃圾就被扔到水沟里，顺水流下来，那石滩上晒得发臭的也是这些东西，不知是干什么用的。
我和二哥用手贴着后背，隔开背篼，免得石灰水弄湿衣裤，背着半背猪肉皮高兴地往家走。
回到家里，已是半夜。趁着月色，我们把背篼放到河水里，再放上一块大石头，让河水把石灰水冲掉。
天蒙蒙亮，叫醒姐姐，我们三兄妹来到河边，把肉皮倒在石滩上，用石头、捶衣棒拼命地捶打，用双手拼命地揉搓，用猪毛夹把毛夹干净，然后背回家交给妈妈。
妈妈看见这两大盆白花花的猪肉皮，既高兴又难过。没有作料，只好用大火将肉皮炖化，然后用冷水冻起来，那肉皮就变成了黄澄澄、亮晶晶，如米豆腐一样的冻肉了。
妈妈说：“妹儿，快去请奶奶来吃肉”。
打猪草
食品公司新建了养猪场，号召家属们打猪草卖给公司，一百斤五角钱。规定要在河里淘洗干净、砍碎，再过称。
贫穷的我们仿佛在黑夜里看见了曙光。妈妈几乎每天都去乡下打猪草。只要不上课，我们也会自觉地跟着妈妈去。
寒暑假一到，我们背着背篼，浩浩荡荡向远在大约十几里外的白沙沱进发。
在打猪草的间歇，我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我就会悄悄地打开用布包着的钵钵饭闻一闻，再舔一口饭上面用酱油炒过的盐巴（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菜）。
等到大家的背篼都装满了，准备往回走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吃饭。如果早早地吃了，就没有力气背猪草了。
妈妈见我的饭钵里不仅没有盐，还有一个被我舔成的大窝，她就赶快跟我交换，我不肯，妈就说，你正在长身体。
有一天，我们正在打猪草，我突然看见姐姐不打猪草，却在堰塘边挑水，我赶紧跑过去问她，原来姐姐饿了，偷摘了几颗胡豆生吃了，被公社养猪场的社员发现，收缴了她的背篼和猪草，罚她挑十挑水才归还背篼。
我姐身体弱，挑十挑水，要她的命哦。我说：“别怕，这一段我来挑，快到养猪场时，你再挑”。
（2013—3期．上次到这里）十四岁的棒棒
四川人习惯把自带工具、上街当临时工的人叫棒棒，这是近年来的叫法。
我十四岁时就利用寒暑假当过棒棒。码头上运来了煤面（四川没有贵州这样的煤块），我们就自带扁担和箩筐到船上去挑煤面，这叫做挑打坡煤，只需把煤面从船上挑到岸上腾空船就行了。
船舱里有专门的人，不管你是大人或小孩，一律按规定给你装煤。船头边坐着一个人，当你经过他面前时，他便在你箩筐里的煤面上插一根特制的小竹块，竹块上端烙有一个小眼，这竹块是领工钱的依据。
我们把煤面挑到岸上，踩着煤堆上铺就的木板往上走。走到了，就先把小竹块取出，挂在扁担上专门做的铁钩上，然后左右手分别拉住一根绳，很轻巧地就能把煤面全部倒掉。
这是当搬运工的哥哥做的“机关”。箩筐上的绳索不是四根，而是三根，每根绳索上都串着七八节小竹筒。后来我才知道，串竹筒是防止绳索被磨断，三根绳是为了好倒掉煤面。
刚开始挑时，还装大人蛮有劲的，多挑几挑就吃不消了，特别是走那连接船与岸的跳板。因为不是一个人走，而是四五个人在走，走的快慢又不一致，跳板一颤一颤的，我的腿也一颤一颤的，有一次差点就连人带箩筐一起摔下河去。
挑打坡煤最划算，一分钱一挑，因为船老板希望早点把船腾空，好再去运煤来。
没有打坡煤挑的时候，我们就拿着扁担和绳索在纺织配件厂门口等候，工厂正在扩建，负责基建的是个阿姨，姓段。她知道我们这些学生娃是为了挣学费，所以她专门挑学生娃到厂里干活。
这 一天运气来了，段嬢嬢说需要二十个人，还说可以干到开学前。我有幸让段嬢嬢选中，我这一辈子没有忘记过她。因为我年纪小，个头也不高，居然被选上了，所以 在厂里干活我不怕苦、不怕脏、不怕太阳晒，特别卖力气，我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合格的“棒棒”，同时报答段嬢嬢的知遇之恩。
每天中午，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回家喝上两大碗冷稀饭，然后把两根长板凳并在一起睡午觉。
远处传来歌声：天空白云朵朵，凉风轻轻吹；牛毛细雨斜斜飘，周围静悄悄……好凉快、好舒服。我想，趁凉快得赶紧去干活，我猛地醒来，看见爸爸站在我身边，满脸泪水，正拿着一把大蒲扇替我打扇……
段嬢嬢是个善良的人，更是一个对工作负责的人。每天她都在工地上查看，调度人员，手上总是拿个小本本记点什么。
开 学的日子临近了，段嬢嬢召集我们开会，她说：“我也是一个母亲，我知道你们都是懂事的孩子，利用假期找钱交学费，二十天了，你们每个人的表现我都记录在 册，她晃了晃手中的小本本。你们的工钱分为三个等级，甲等每天一元二角、乙等每天一元、丙等每天八角”。我想我肯定是八角，八角也不错哦。
段嬢嬢开始念了。甲等的有下面几个：黄绍华、徐健、王明琼……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万万没想到我会被评为甲等。
下班了！我跑到段嬢嬢跟前，深深的鞠了一躬，“谢谢段嬢嬢”。然后狂奔回家，把二十四元钱交到妈妈手上，我看见妈妈的双手在发抖，两行清泪滴落在钱上。
这真是从小扁担、箩筐、背篼、铁锤相伴，
抬水、挑煤、割草、锤石不断；
穷人的孩子懂事早，
想为父母排忧解难。
——中学时代
我心中的女神
我 在窍角沱小学毕业后，升入了窍角沱中学。初一年级的班主任叫周兴荣，她是刚从西南师范大学毕业的女教师。她身材不高也不矮，白白净净的，扎着两根齐腰的大 辫子，穿着打扮很时尚。她写得一手漂亮的粉笔字，说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听她讲课是一种享受。总之，她在我幼小的心目中，简直就是女神的化身。我喜欢 文学，最终改行教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的缘故。
我 是一只丑小鸭，家里穷，总是穿不合体的旧衣裳，每天还背一个背篼上学，因为学校离家远，中午放学我不回家吃饭还要去割猪草，下午放学后还得割猪草，割满一 背后，还要背下河淘洗干净、砍碎，不到晚上8点回不了家。有时连作业也无法完成，自然老师不会喜欢我，但因为家里穷，懂事的我把为父母排忧解难当作自己的 责任和快乐。
我 喜欢上语文课，特别喜欢作文课。机会终于来了，学校征集黑板报稿子，号召同学们踊跃投稿，按理说，这事轮不到初一的新生，巧的是，黑板报的主编是我小时候 的邻居沈祖全哥哥，我鼓起勇气，写了一篇“我心中的女神——周老师”，居然被黑板报采用了。打这以后，我经常给黑板报投稿，几乎每次都被采用，这下我就出 名了，也得到了周老师的表扬和重视。以后周老师改我的作文时，便格外用心，常常把它当作范文在课堂上讲读。每当这时，我的心怦怦乱跳，开心极了。
作文本发下来后，我总是爱不释手，为的是看看老师是怎么改的，为什么要这样改。
我没有辜负她
可是好景不长，第二学期站在教室门口迎接我们的，已不是我心中的女神，而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妈妈，她叫江朝贵。
据说周老师因为人好、课上得好，被调到第十一中学教高中去了。第十一中学离窍角沱中学不太远，有时我割猪草会绕到十一中附近，为的是能看到周老师……
也许是周老师在交班的时候把我的情况告诉了江老师，也许是我每天背着背篼上学的举动被她发现，也许是我有时不交作业……有一天，江老师例行家访来到了我家，见到的是一个穷得不能再穷，但却干净得不能再干净的家，因为我姐可算得上是有“洁癖”。
妈妈全身浮肿躺在床上，聪明、好动的二哥患了小儿麻痹症刚刚从医院出院不久，躺在床上摆弄他的矿石收音机，姐姐因病从重庆水利学校休学在家。
江老师终于明白为什么我有时不交作业，为什么要背着背篼上学，为什么中午不回家吃饭还要去割猪草了。
第 二天下午快放学的时候，我看见江老师的身影在教室外徘徊，不知道她又有什么事。我怕耽误时间，下课铃声一响，我赶快背起背篼偷偷地从后门溜走，没想到还是 被她发现了，她从教室的那一头绕过来把我拦住问：“为什么怕我？”“我不是怕你，我是怕天黑前我的背篼装不满猪草。”江老师一把抱住我，哽咽着说：“哦！ 我知道，我全都知道了，今天你不用去割猪草了，损失我来补，到我宿舍去坐坐吧！”
我 诚惶诚恐地来到江老师的宿舍，她刚调来不久，家还没搬来，她从床下拿出六个长长的大萝卜放到我的背篼里，又从枕边拿起一个用方头巾包着的大包袱，她说：这 里面全是我读高中的姑娘穿过的旧衣服，对你可能有用，拿回去吧！我含泪点点头，双手接过放进背篼，这一天，我没去割猪草。
在江老师的关心，甚至呵护下，我渐渐懂事了。我上课认真听讲，下课赶紧做点作业，因为我家住在河边，又没有人在裕华纺织厂工作，所以一直没有电灯，晚上要赶作业或看书只好抬根凳子到三幢公房的路灯下去完成。
我 的成绩渐渐地全面提升了，初二的时候，我当上了班主席。我知道，这是江老师在培养我，我不能辜负她。我牺牲了不少割猪草的时间，带领同学们在教室里出墙 报，在教室外面的花园和操场边种菜换钱作班费。学校开运动会，我向二哥取经，指挥拉拔河获得全校第二名。学校搞歌咏比赛，我当指挥，歌名叫《和平鸽》，二 声部轮唱：和平鸽、和平鸽，飞呀、飞呀、飞呀。和平鸽、和平鸽，飞呀、飞呀、飞呀，我们少先队员热爱我们的祖国，啦啦啦……我们精彩的演唱获得了阵阵掌声 和全校第一名。
我的志愿——为祖国寻找宝藏
苦难的日子似乎在考验我的意志，迟迟不肯离开；
幸福的日子似乎害怕我过于贪图享受，匆匆离我而去。
初中三年很快就要结束了。毕业考试结束后的一天，我照例下乡打猪草，正当我背着猪草路过家门口准备进屋喝水时，几个同学匆匆赶来，“王明琼，江老师叫你赶快去学校填写志愿”。
我来不及换衣服，蹲在洗衣盆前洗手，右手食指和大拇指怎么也洗不干净，我干脆在磨刀石上洒上水，把指头放在上面磨，终于洗干净了。
我们跑到江老师办公室，江老师笑嘻嘻地说：“我已经帮你填了重庆第一和第二师范学校，我觉得你的性格适合当老师。”
我第一次不听江老师的话，大着胆子说：“不！我要填重庆地质学校，因为读高中上大学要自费，读中专，特别是地质学校是国家供给，不用交钱，江老师，我家穷，这您知道，可我们国家也很穷，我要踏遍祖国的万水千山，为祖国寻找地下宝藏。”
江老师惊呆了！她被一个小姑娘的豪言壮语惊呆了！她赞许地点点头，重新拿出一张志愿表，我在志愿表上郑重地写下了重庆地质学校。其他几位同学也缠着江老师把原来的志愿也改成了重庆地质学校。
我爱重庆地质学校
一九六一年，青春年少的我怀着踏遍万水千山，为祖国寻找地下宝藏的雄心壮志，填报了重庆地质学校，并带动了我班八个同学也填报了这所学校。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全都被录取了。
开学了，我们带着简单的行李前往学校报到。学校位于重庆沙坪坝井口二塘，嘉陵江畔。是一个师资力量雄厚，设施齐全，风景优美的一所中等专业技术学校。
来到学校大门口，早有老师在那里等候，他带着我们一起走。我们好奇的一边看，一边问。老师在一旁热情地回答着，介绍着。
迎 面是一座形状如飞机模型的实验大楼，楼旁是一个大大的球场。顺着林荫大道向前走，左边是油厂沟，沟里有饲料场，养着几十头大肥猪。沟底是层层梯田和鱼塘， 沟的两边种有葡萄、柑橘和各种蔬菜。许多人在其中忙碌着，老师介绍说：“那些种田、养猪、种菜的人全都是地质学校的编外老师。”
我们听了，不禁肃然起敬！啊，这些老师在国家遭受自然灾害的时候，放下教鞭，挽起裤脚，能下田插秧；拿起锄头，能下地种菜；穿上胶统靴，围上布围腰，能打扫猪圈喂猪，真是能文能武啊。我们从内心立马就爱上了这所学校，爱上了这所学校的老师。
再往前行，就看见了办公大楼、教学大楼、图书馆大楼、老师饭厅、学生饭厅、大礼堂、篮球场、网球场、洗澡堂等等。再往左拐，又有两个篮球场，球场两边分别是男女生宿舍和一长排医务室。
刚放下行李，广播响了起来，这是开饭的信号。我们合着“迎宾曲”节奏，迈着轻快的步伐来到了学生食堂。每人一钵饭，每桌两大盆菜。每八个人围成一桌（没有凳子），放眼望去，几十桌的学生济济一堂，像一大家人过年聚餐一样。
他们都是我的同学、校友，都是为了一个目标——为祖国寻找地下宝藏。他们是一群热血青年，我为我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感到骄傲、感到自豪。我爱你们，重庆地质学校的同学们。
我的同学——陈登贵
他的笑脸定格在十九岁
我读重庆地质学校，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但国家保证我们学生每月有三十斤粮食，每餐有三两三钱三，我终于每餐都能吃上饱饭了。
每天放学后，可以到图书馆看书，不再为了生计去打猪草；晚上做作业教室里灯光如同白昼，不用到路灯下“借光”了。
只有星期天，我的日子不好过，有条件的同学大都选择回家，可是我不能，车费来回要八角，船费要一角，我很想念病中的妈妈、姐姐和二哥，不知道他们吃不吃得饱，有没有钱看病，我现在算是养尊处优了，却不能为他们排忧解难，我心里很着急，只能躲在被子里哭。
记得有个星期天，我的同桌陈登贵没有回家，他狼吞虎咽的把自己那份饭菜吃完了，又端起一钵饭菜吃起来，见我有点纳闷，他说：“徐小培回家了，我把他的饭菜吃了，下个星期我回家，他就吃我的。”
学校有个规定，如果星期天要回家，需提前到龙保管处登记，可以退得一斤“搭伙券”，但不能退钱。
我从中受到了启发，我想星期天反正不上课，我可以不吃饭，不是也可以到龙保管那里退一斤搭伙券吗？还有，我也可以拿饭与同学换搭伙券，放假回家就可以把搭伙券交给妈妈了，我为自己聪明的想法高兴极了。
我知道陈登贵家比较富裕，他妈经常给他钱和粮票，他也常用粮票或搭伙券跟同学换饭吃。我的第一笔交易就瞄准了他，我说：“我今天不舒服，不想吃饭，你给我三两搭伙券这钵饭就归你。”说完我转身走了。
他愣了一下，“回来！”我想这笔交易泡汤了。我很不情愿地回到桌旁，“你不想吃饭，总可以吃点菜吧！”他笑嘻嘻地说，“三两搭伙券只能换三两米饭，菜是属于你的。”说着他又赶快从饭钵中挑起一坨饭，硬放进我的碗中，“还有这三钱三的饭也应该归你。”
我被他的举动惊呆了，按惯例别人是不会还你菜的，更不会分出三钱三的饭来的，我很感动，我悄悄地说：“陈登贵，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可惜，不知道他当时听到没有。
有一天，陈登贵和徐小培当众宣布他们参军了！晚上要请大家吃麻饼，这一天班上破例改晚自习为欢送会，每人半个麻饼，据说是他们两家人凑的糖果票买的。
他俩参军走了，是到中印边界打仗去了。有一天，团支书张兴华收到一封盖有红色三角印章的信，是徐小培写来的，他告诉了我们一个最不幸的消息——陈登贵牺牲了！
心地善良的陈登贵，热血青年陈登贵，就这样匆匆地离开了我们，他的笑脸定格在十九岁。
我的同学陈登贵，如果你泉下有知，你应当晓得有一个七十岁的老同学至今仍然记得你，仍在怀念你。
好好读书——忆重庆地质学校校长胡必炎
我的校长胡必炎，是一位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老党员。他个子不高，偏瘦。饱经风霜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他从小给地主放牛，他没有什么文化，是一个德高望重的慈祥老人。
开学典礼那天，他的报告是最出彩。至今我还记得他的结束语：“我是一个大老粗，老子们扛枪打仗，就是为了你们，好好读书吧！”
老校长风趣幽默，简单明了，意味深长的话刚讲完，台下就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那是一个无眠之夜，这几天的所见所闻像无声的电影，一幕幕浮现在眼前。特别是老校长的一席话更使我浮想联翩。
一 九四九年，四岁的我就经历了惨绝人寰的“九·二”火灾。我父亲因此失业，全靠妈妈帮别人带四个孩子维持全家六口人的生活。每天，我眼巴巴的看着他们吃完 饭，我才能上桌。上学了没鞋穿，光着一双脚。书包里放着妈妈的一双小脚鞋，走到学校附近，在小水沟里洗了脚，穿上妈妈的鞋走进校门。因为家里穷，无钱买油 点灯，晚上做作业，只好到路灯下面去“借光”。
今天，我能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
今天，我能不花一分钱在学校食堂用餐；
今天，我能坐在气派又漂亮的大礼堂聆听老校长讲红军长征的故事。这一切不都是老校长和他的战友们扛枪打仗，流血牺牲换来的吗？
老校长虽然没有读过书，没有进过学校。但是他参加过长征，为革命扛过枪、打过仗、受过伤、流过血。今天党和人民不但让他进了学校，还让他当上了校长。
我 们老校长的家是革命之家，他的老伴曾是苏区的一位妇女干部。当年她怀着孩子，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她奋不顾身地跳下了悬崖。结果她摔在雪堆里昏死过去，孩 子也死了。从此她就落下了病根，一年四季都戴着帽子。听朱医生说，她头疼得厉害时什么药都不管用。她自己烧木炭把熨斗烤热，然后烙头顶，她的头上全是伤 疤。我们女生宿舍就在他们家附近，我们常常怀着崇敬的心情看着这一对头发花白的老人在松堡水塔下边的小路上，相互搀扶着散步。
弹指一挥间，五十年过去了，如今我也步入了老年人的行列。在这风风雨雨的五十年中，我一直牢牢记住老校长的话：“老子们扛枪打仗，就是为了你们，好好读书吧！”这句话我琢磨了一辈子，铭记了一辈子，影响了我一辈子。读书时要好好读书，教书时要好好教书，一辈子要好好做人。
亲爱的老校长，你和你的战友们的枪没有白扛，血没有白流，您的学生们会永远记住您的教导，永远跟党走。
王琳老师教我学会了“立正”
四十岁左右的王琳老师，平时总喜欢穿一身合体的白色运动服，走起路来身板笔直，风风火火，说起话来嗓门又粗又大，简直就像一个男老师。
她是我读重庆地质学校时的体育老师，她对我们十分严格，记得第一次上体育课，她先要求我们立正，然后不动声色地绕着我们转，最后选出几个人来示范。
这几个站在最前面，距离其他同学二米远，王老师站在中间，重新向全体同学发出口令：立正——她摇了摇头，把右手五指并拢，迅速地向一位女同学的两腿缝插去并往下砍，那位女同学惊叫一声，腿一软，蹲在地上。
她赶紧把受惊的女同学扶起来，“对不起，让你受惊了！”同学们不知道这位女老师在干什么，开玩笑？做游戏？
王老师叫示范的同学回到原位，开始正式上课，她说：“上体育课的目的是什么？首先应该是强身健体。立正的时候，要求我们挺胸收腹，屁股夹紧，两腿之间不能有缝隙，弯着腰，弓起背，散趴趴的那不叫立正，希望大家记住”。
我就是那位受了惊吓的女同学。我想也许是小时候背背篼割猪草的时间太多，养成了弯腰弓背的习惯吧！感谢王老师的教诲，我会记住的。
这堂体育课已经过去五十二个年头了，如今我已是六十九岁的老人。我现在不管是站、坐，还是走都是挺着胸、收着腹。可以说凡是我教过的学生，都知道这个故事，都记得“挺胸、收腹、屁股夹紧”这八个字。我想：我们做人做事是否也应该记住这八个字。
多才多艺的张兆龙老师
张兆龙老师也是重庆地质学校的体育老师，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高高的，瘦瘦的，细眉细眼，每当我想起他，都是一副微笑的模样。无论他站在平衡木或高低杠上，他的动作总是那样的轻柔稳健，宛若一位正在参加体操比赛的天才少女，其实他是一个纯爷们。
他 能歌善舞，他头包纱巾、装扮成妈妈，唱“宝贝，你爸爸正在过着动荡的生活。”逗得台下的师生前俯后仰，掌声雷动。演话剧，他不仅负责灯光、布景，还要亲自 为演员设计服装和道具，他还能作曲、填词，时至今日我还记得他编的《雷锋之歌》……英雄的雷锋，坚持战斗，用双手当铁锹，带着重病坚持战斗，雷锋的双手被 血染红，他突然昏倒了……总之，学校无论搞什么文体活动，都少不了他。
张老师心地善良，他父母过世得早，他是老大，很多高年级的女生崇拜他、喜欢他，他都不为所动，他自己放弃读大学的机会，读完中专，留校当老师，用微薄的工资供弟妹上大学。
我记得他妹妹后来考上了重庆大学，还是学校水球队的主力队员。有一年重大参加国庆游行，就是请张老师去编排的。
张老师要去重大教那些大学生唱歌、跳舞，可他没有像样的换洗衣服。有一件白衬衫的衣领已经穿破了，他把我叫到他的宿舍，请我帮他补一补，因为他平时看见我穿的棉衣，根本分不清哪儿是补丁哪儿是衣服，所以他相信我的手艺。
我先把衣领拆下来补好，然后左边换到右边，细针细线地把衣领再缝上去，补丁就被翻到里层，看起来跟新的一样。
地质学校风格高、成绩好
张老师不仅多才多艺、心地善良、勤俭节约，而且对工作很认真负责。
重庆沙坪坝中专学校联合举办运动会，地点在石油学校，共十六个学校参加。
接到通知后，张老师利用体育课在各班搞淘汰赛，把选出来的同学排成排，然后叫大家都把裤脚卷到膝盖上，他要花中选花，他说：“要选那些脚颈细、脚肚子大的，爆发力才强”。我有幸被选中。
时间紧迫，每天下午4—6点，我们都要在足球场集中训练，先炼体力、耐力，再练速度、技巧。
张老师告诉我们：百米运动员，靠的是速度。一定要学会听发令枪，用心估计老师发令的节奏，既不能抢跑、又不能吃亏，双手摆动好比用毛巾搓后颈窝，幅度不能太大，要学会冲线，把目标锁定在101米，用胸部去撞线。
至于四百米更是速度加耐力的比拼，难度要高一些；而四百米接力赛，难度就更高了，它不仅需要耐力与速度，更需要团队的配合，交接棒必须在交接区域里完成，交接时速度不能减弱，当然更不能失误。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根据训练后的实际情况，张老师决定让我和贺显碧代表学校参加百米赛和四百米接力赛。
来到赛场附近，先熟悉赛场，然后与比赛运动员反着方向练起跑，悄悄地适应老师的发令枪，这一招果然不错，百米赛我俩都取得了决赛权。
赛后，张老师来到我们女生休息室，一边鼓励我们，分析战绩，一边为我们揉搓，放松大小腿，准备迎战决赛。
决赛的时刻终于到了。站在起跑线上我与贺显碧相互鼓励、加油！张老师的指导在我耳边响起，沉着、冷静、自信、竭尽全力！砰！发令枪终于响起，我们像离弦的箭向前冲去……贺显碧荣获第一名，我也得了第二名。我俩抱在一起跳啊，笑啊！
四百米接力赛我们虽然顺利地进入决赛，但在交接棒时还存在一点瑕疵，赛后张老师总结时再次强调，要取得较好的名次，决赛时每个队员必须全力以赴，发挥出自己的最高水平，力争交接棒时不减速不失误。
我仍然跑第一棒，贺显碧仍然跑第四棒，最终我们不负重望，取得了四百米接力赛第二名的好成绩。
紧接着是万米长跑，我和贺显碧没有其他赛事了，我们就站在场外观看，为跑过我们身边的队员加油。
铃 声骤然响起，提醒队员们还有最后一圈了，场上顿时沸腾起来，突然我俩看见一个戴眼镜的运动员，步子有点杂乱，面色苍白、虚汗直冒，我们断定他不行了，我们 果断地迎上去，随时准备帮助他。果然他跑到我眼前，一把抱住我，两腿发抖，再也站不住了，我紧紧抱住他，安慰他，石油学校的救护车赶紧开了过来。
过了一会儿，广播响了起来：“下面广播一篇表扬稿，题目是：地质学校风格高、成绩好。”
我收获了爱情
天下何处无芳草世间不缺有情人
（一）我成了他的入团介绍人
夏天的重庆很热、很闷。天气还早，我独自走在学校办公大楼旁的小径上。我看见篮球场边的石梯上坐着似乎情侣的两个人在谈论着什么，又好像在争论着什么。我赶快往回走，我认识他们，怕影响他们，或者说怕他们说我不懂事，偷听他们的谈话，破坏了他们的谈话氛围。
过了没几天，我们开始实习了。我们几个小组长拿着木桩油漆、铁锤，负责野外踏勘选点。天气很热，有一个身体瘦弱的组长可能因为中暑晕倒了，我们七手八脚地把他弄到一个树荫下。
我先从水壶里倒出一点水给他喝，然后再倒一点水在我的手掌心上，就学着我妈的动作给他揪痧，先揪两肘内，再揪喉头处，慢慢地他似乎觉得好了一点，他就是那小情侣中的男主角。
在返回学校的路上，他说：“谢谢你！哦，那天我和她吵架时看到你了，你为什么弯着腰跑掉。”“我不跑掉，你们会说我不知趣，偷听你们说话。”“你不知道，她要和我分手，她妈给她找了一个在西藏工作的人，每月工资有80多元。”“哦！那你今天生病，是不是与这有关呢？”“不知道！”
后来神使鬼差，团支部要我当他的入团介绍人，其实，他学习成绩比我好，写入团申请书比我早，就因为谈恋爱，所以一直没有入团，现在叫我当他的入团介绍人，我还真有点不知所措。
我告诉他，学生时代不能谈恋爱，分手就分手，天下何处无芳草，世间不缺有情人。再说毕业后工资也不会少，80多元有什么了不起，她也真是……
（二）他的父亲去世了
开 学了，我和潘庆山从他家门前走过，准备约他一同返校，刚下石梯，就听见鞭炮声、唢呐声、哭喊声，只见他的四个弟妹披麻戴孝跪了一地，唯独他不在场，原来他 的父亲去世了，而他昨天就已经回学校去了，我们赶紧返校去通知他。下车后，我说：“潘庆山你走得快，不要管我，快去通知他。”当我走到欧家岩下面时，只见 他一边哭一边从坡上冲下来……
处 理完父亲的后事，他显得更加瘦弱不堪。同学们都十分关切地询问他、安慰他。这样，我们才知道，他家一共有八口人，姐姐马继芳比他大十岁，早已远嫁东北黑龙 江，他是老二，下面还有四个弟妹，妈妈患了子宫癌，为了生计爸爸积劳成疾，终于撒手西归。没有钱安葬父亲，妈妈只好把栖身的板壁房子卖掉，搬到附近一个别 人废弃的楼下暂住。
（三）这是他的家
我和潘庆山决定去看一看生病的马家伯母，我们四处寻找终于找到了。天哪！那算是一个什么家呀！后面是公路的堡坎，右面是石梯坎，左面是瞎子戴子文家的竹篾墙。也就只有前面是他家的，那都是些破木板竖在那里而已，面积也就只有八九个平方的样子。
可怜的马伯母睡在一块吊在空中的木板上，探出头来与我们打招呼，下面是两个妹妹的床，堆放着许多破烂的衣服和被子，对面两根长凳上放有几块木板，白天是吃饭、切菜的桌子，晚上是睡觉的床，不知他们三兄弟怎么挤得下。
我真不明白，这么穷的人还有心思谈恋爱，难怪女朋友要跟他分手。
（四）苦命的人
因为同情，我们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原以为我是最穷最苦的人，现在我才知道他才是在苦水里泡大的。
他的家在乡下，父亲病重无钱医治，妈妈抱着正牙牙学语的他来到城里，想卖掉他换点钱给父亲治病。来到七星岗，又饿又累又伤心的妈妈坐在路边，无助地哭泣，一个拉黄包车的中年人给了她一些钱，然后把他放在车上拉回了家。
这个中年人就是他的养父马世荣。原来，养母江利群十年前生下大姐马继芳后，再也没有怀过孩子，他们为了继承马家的香火，买下了这个苦命的孩子，他们很喜欢他，取名马继明，小名建国。
时隔不到半年，十年来再没怀孕的养母居然怀上了孩子，他们不但没有嫌弃他，还认为是他给马家带来了福音。
有 一天，七星岗街边聚集了许多人，一个年轻的女人在那里嚎啕大哭，她向围观的人诉说她不幸的遭遇：丈夫病重，本想把孩子卖掉换钱救丈夫，谁知丈夫还是死了， 孩子也卖掉了，她不知道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她东拼西凑终于把钱凑齐了，她想赎回她的孩子，半年前就是在这里把孩子卖给一位黄包车夫的，希望大家帮帮她。
养母正牵着他准备看看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听这一说，赶紧把他抱回家，躲了起来。天黑了，人散了……
（五）子欲孝而亲不待
他 说这是他的养父母过世以后，邻居赵妈告诉他的。后来我们结婚了，我还专程去找过赵妈，她是一位慈祥的老人，是街道居委会主任，有些详情也是赵妈告诉我的。 我刨根问底，想从赵妈那里得到更多一点她的消息，因为她的儿子长大了，有工作了，成家了，我们好想好想找到她，我们好想好想孝顺这个苦命的妈妈。可是赵妈 也不知道妈妈叫什么名字、家住那里，而好心善良的养父母也过世了。这真是子欲孝而亲不待啊！
我差点葬身嘉陵江
三十六岁的班主任叶老师终于结婚了，他的爱人是去年从幼师毕业的小叶老师，跟我们年龄差不多，熟了，就在一起商量下河去学游泳，要她去缠着叶老师同意。
我们全班有48个人，其中有8个女生，人太多，出于安全，叶老师开始不同意，但经不住小叶老师软磨硬泡终于还是同意了。
那时根本没有游泳衣，大家就穿着深色的内衣裤下水了，叶老师宣布会游泳的站一边，不会游泳的站在另一边，然后选出四个水性好的人当组长，二个负责随时清点人数，二个当教练负责教不会游泳的。
开始两天跟着组长学习下水屏气，然后学习头埋在水中屏气，手脚平放，漂在水面上。第三天学习把头埋在水中，手脚并用的蛙泳；第四天胆子大了，就放开手脚乱划了。
终 于，不知是我屏气的时间长，还是手脚划得快，反正我离开了人群，不知东南西北的乱划乱闯。我正暗自高兴学会了划水，突然仿佛听到有人在惊叫，接着有许多人 在惊叫，我把双膝一曲再猛一蹬，头露出了水面。拐了！我已离岸二十来米了，这下完蛋了！只见到处是一片浑浊的黄色，什么都看不见了，游泳没学会，命也要丢 了。我不甘心，尽量举起双手，两脚在水下乱蹬，想给救我的同学一个目标，突然不知什么东西猛地撞到我的手上，我本能地“砰”地一下把它打得好远、好远。
终于谭贤久和卢永寿游了过来，一人拉着我一只手，我用双脚拼命打水，想减轻他们的负担，在同学们的呐喊和助威声中，一会儿我们就游到了岸边。
女同学们呼啦地一下把我围住，我心里既害怕又害羞，坐在地上想哭又想笑，我赶快用河沙把全身抹了个遍，然后躺在地上，继续用河沙把自己掩埋起来，只露出一个头。
小叶老师赶紧跑过来：“真的吓死人了！你怎么朝河对岸游呢？刚刚有个男同学为了救你，他把自己手中的木板扔给你，你为什么不要，为什么还把木板扔得老远？他也不会游泳，差点淹死了！”“真的吗？我不知道那是一块木板啊！是谁会舍身救我呢？”
女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说：“是马继明，他抱着一块木板游过去想救你，又不知道该怎么救，他怕你坚持不住，就把木板扔给了你……
多好的同学啊！我该怎么感谢他，小叶老师开玩笑地说“长大了嫁给他”就赶紧跑开了！
出了这样的事，叶老师再也不敢带我们下河游泳了，可是我遇险得救这一幕却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中，心中有一股莫名的暖流在涌动。
我的野外生活
离开学校——走上工作岗位
经过四年的艰苦学习，一九六五年七月我们终于毕业了。从班主任叶老师手中接过火车票，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美丽如画的重庆地质学校；离开了诲人不倦的师长；离开了朝夕相伴的同学，各自奔赴到被分配的地方。
冉隆开、周玉明我们三个同学被分配到四川省测绘大队，地址是成都市鼓楼北四街27号。
到达的当天，我们就领到了工资——二十九元五角。我迫不及待地奔向邮局，给妈妈寄去十五元（以当时的生活标准，可以够俩人生活一个月）。在附言上写道：“苦尽甘来，谢谢爸爸妈妈。”
快乐如小鸟的我们——遭遇了骗子和小偷
第三天，天麻麻亮。我们一行三人兴高采烈，带着简单的行李直奔成都南门汽车站。
一个中年男人提着一双漆黑铮亮的皮鞋来到我们面前：“我差点车票钱，五元，要不要？”冉隆开一听，赶快打开钱包拿出五元钱买下了这双价廉物美的皮鞋。那中年男人还热情地帮着他把鞋绑在行李包上。
一 路上，我们像飞出笼的快乐小鸟，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唱个不停。我们把会唱的歌几乎搜来唱了个遍，有的乘客善意地提醒我们：“某某歌会唱吗？”“会！”接 着又唱。又有人提醒我们：“某某歌会唱吗？”“会！”又接着唱。一车人被我们的激情快乐感染了，有不少人也跟着我们一起唱。
几个小时唱下来，口也干了，嗓子也哑了。我们还想说，还想唱。
下午两点钟，终点站到了。我赶快叫冉隆开拿行李票取行李。冉隆开一摸口袋，糟了！钱包不见了。他这个月的工资除了用五元买了双鞋，剩下的，以及我们三个人这个月的粮票和行李票全没了，刚刚还活蹦乱跳的我们一下焉了！
许多乘客围着我们，安慰我们，并替我们给押运员求情：“他们是刚刚毕业的学生，没有出过远门……”
还好，与我们同车的一位叔叔是乐山区委书记，他主动给我们写了一张纸条，凭这张纸条押运员从车顶上把行李取了下来。
我们接过一看，傻眼了！那物美价廉、漆黑铮亮的皮鞋被七月的太阳晒了几个小时后，终于露出了它的庐山真面目，变成了一双黄不黄、黑不黑的烂皮鞋。涂在上面的沥青已经把包行李的油布染的乱七八糟、惨不忍睹。
冉 隆开还不死心，解下皮鞋一瞧，里面垫着一双鞋垫。取出鞋垫再看，里面是几颗龇牙咧嘴的大钉子。一股难闻的脚汗臭味扑面而来。冉隆开气急败坏地把它们扔在地 上，一脚踢得老远。这一下，我们终于明白了，小偷一定是卖鞋的那个骗子，趁着帮他绑皮鞋的机会下手摸了他的钱包，一定是。
打標尺——城里长大的我不识藿麻
我被分配到二分队204组，小组一共六个人：一个组长，两个助手；一个炊事员，两个工人。我们住在供销社仓库，就像一家人一样。一起工作，一起吃饭，每个月的伙食费，月底结算，然后平均摊派。
我的组长叫吴开智，四川长寿县人。瘦高的个子，白白净净的，大约二十七、八岁。一双深陷的眼睛，有点吓人。炊事员叫李正帮，一个黑黑的善良能干的彝族汉子。
由于我们刚毕业分配到小组，劳保用品还没来得及发下来。身上穿的是薄薄的衣裤，脚下穿的是一双有网眼的塑料凉鞋。
第 一天上班，用我们的行话是第一天出工，我就遭遇了藿麻。我扛着标尺，大步流星地向一所学校走去。在每一个转角处，我都认真地扶好标尺，听从组长指挥。最后 来到学校厕所附近，地上的草叶很茂盛，我有点害怕有老蛇，用标尺往草丛中搅动了几下，再弯腰拾起一块石头向草丛深处扔去，没事！我放心大胆地开始打点。突 然，脚下一阵刺痛，紧跟着两条腿都像针扎一样的疼。噫，这下面是什么？我用手一拨，疼得我跳了起来。组长在望远镜里看见了，立即叫助手吹口哨，用白旗画圆 圈，叫我停止工作，立即回去。我心想：就只有两个点了，一会就完工了，不然明天还得来，坚持一下吧！我打了最后两个屋角点，就拼命地跑向测站。
组长一边工作，一边指着不远处的小水沟说道：“赶快站到水里去。”我一下跳进水沟，站着还不行，我干脆坐在水里，还是痒、疼的厉害。组长说：“你被藿麻藿了，你们城里人不知道藿麻的厉害，赶快抓一把沙子搓一搓。”
我赶紧从水中抓起一把泥沙，不停地在脚上、腿上、手上搓，就这样渐渐地好多了。
露天坝的蛇宴
今天休息，又是赶场天。我正和从成都大队部下来体验生活的姑娘彭时夏在楼上聊天，组长在楼下大声喊：“小王，你和小彭下来，到供销社去找小李搞几条大老蛇回来，打打牙祭。记住，带两根绳子去，不然你们会害怕的。”
我和小彭拿着绳子往街上走，找到供销社的小李。他带着我们来到供销社的后院，那里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木条箱。
只见一个师傅，正在那里杀蛇取胆。墙上挂有一块小木板，上面钉着一排排钉子。
只见他把木箱的门轻轻地拉开一条缝，总会有蛇头伸出来。他赶快用右手食指和中指紧紧地夹住其中一条的头，迅速地把它从箱子里拽出来，然后用左手把门关上。
退后两步，左手食指和中指与右手食指和中指对着，也夹住蛇头。然后右手往右，左手顺着蛇身用力往下滑，快滑到蛇尾时，右手猛地把蛇头向着左边的柱头砸过去，然后又用左手把蛇头往右边的柱头上砸去。
这样一个来回，估计老蛇已经昏死了。“啪”地一下把蛇放在地上，左脚踩着蛇尾，右脚踩着蛇头。弯腰，右手迅速地从中间提起蛇身，右手食指可能绑有一块刀片，在蛇肚上一划，取出蛇胆，把它缠在木板的钉子上。
我们看呆了！全身都是鸡皮疙瘩。写起来慢，那师傅杀一条老蛇只需要一分钟左右，简直像耍杂技一样，我们看的惊心动魄的。
那取过胆的蛇就不要了，扔在一边，多么可惜啊。听小李说，赶场天向老乡收购一条蛇三角七分钱。不分大小，因为只需要它的胆。
我们不敢去捡，用求助的眼神看着小李。小李对那师傅说：“另外给他们选几条大的，把皮剥了，把头和尾砍掉。”
那师傅果真为我们选了四条大蛇。去胆，剥皮，砍头，去尾，还帮我们用带去的绳子把蛇捆好。尽管这样，我们还是不敢接过来。
小李在院子边捡了一根竹棍，请师傅帮我们穿过绳子。我和小彭各各自拿着一头，身体尽量离得远一点。谢过小李和老师傅，抬着蛇往回走。
我们尽量选择人少的背街走，路过小河边时，我们抬着四条蛇到河里去洗。（真是多此一举）结果一条蛇居然活了，顺着流水游跑了。小河不宽也不深，不远处有一道一米高的拦河坝。无头、无尾、无皮、无肠、肝、肺的蛇游到那里被挡住了。
我们用大石块把其中三条压住，穿着塑料凉鞋就下河去追。我们一边追，一边喊，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都聚在河坝边看热闹。
终于一个小伙子出手相救，他脱掉鞋袜，下水帮我们把逃走的蛇捉回来，重新把四条蛇捆好。
我们千恩万谢他后，把老蛇抬回去交给了炊事员。
晚上，炊事员老李在下面叫我们：“小王、小彭开饭啦！”
我们七个人就在露天坝开始了“蛇宴”。（据老人说，蛇肉必须在露天坝炖，是为了防止“阳尘”落在锅里，否则会毒死人。）一口大锅放在三块石头上，石头就成了灶。灶下的木炭红红的，我们七个人围着香气四溢的蛇锅，有的坐，有的蹲。有的端着酒杯喝酒，有的端着饭碗喝汤，有的拿着筷子夹肉吃……
看着这比过年还热闹的场景，你会无动于衷吗？我俩早已忘记了白天的惊险场面，迫不及待地拿起碗筷，喝一口蛇汤，好鲜啊！吃一口蛇肉，好嫩啊！
善良纯朴的四川父老乡亲
贫穷惹的事
一九六七年，我们转战来到四川叙永县工作，我们住在一家姓王的老乡家里。
五个男同胞住隔壁楼上。说是楼，其实就是老乡炕包谷、辣椒、堆放杂物的地方，是用一些木棒竹棍搭建的。我就住在这边的厨房楼上。说是厨房，也就只有一口大土灶，一口大铁锅。不煮饭时，灶里塞进一把柴草，锅里就煮一大锅猪食。
野外的条件艰苦，我是早有思想准备的，可像王老伯家这样的条件，我还真的没有想到。
他家只有一架木楼梯，不仅中间段了一根横木，还断了半截腿。
工 作了一天，累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爬上去铺好床，倒头就睡了。半夜里，猪食味、猪粪味、柴草烟味一个劲地向上飘，熏得我眼泪直流，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越 是睡不着，越想起床上厕所。天又黑又冷，我顾不了许多，只好披衣起床，弓着身子摸到楼梯处。拐了！男同胞把楼梯搬过去了，没有拿回来。怎么办？我急得团团 转。我想喊组长，又怕惊醒王老伯他们。再说大家工作了一天，才搬到一个新地方，都很困，我不好意思喊。就地解决吧，楼下还住着老伯家的两个孩子。实在是没 有办法了，我从登山袋里找出几件衣服，叠起来，尿在上面，明天再设法处理。
第二天，我把昨晚的尴尬告诉组长，央求他给我换个地方。
王老伯家实在是太窄了。最后，我被安排在土灶旁，这里的隔壁就是猪圈，这里刚好能塞进一间行军床。我还能说什么呢，将就吧。工作也快结束了，顶多还有二十来天。
我在土灶边睡了三天，王家老伯不乐意了，说我来这里冲撞了他家女人。
原来，王老伯五十多岁了，还是一个老光棍，两年前他倒插门，入赘到这里。今年40多岁的老婆居然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这两天没有奶水了，他怀疑是因为我是一个外地来的女的，而且还居然睡在灶旁。
王老伯要求我们搬家，事由我起，该由我来处理。我悄悄地对组长说：“什么冲撞不冲撞，这是迷信。我今天就下山一趟，一定能把问题解决。”
我直奔山下供销社，买了两斤花生米，四只猪脚。叫王老伯赶快炖猪脚花生给他女人吃。嘿！第二天，王伯娘就有奶水了，我们大家都高兴极了。
哪来的血
王伯娘有了奶水，我们也就相安无事了。我这才想起那几件衣服还没洗，我端着盆来到小溪边。正洗着，突然，我看见从上面流下来的水怎么是像血一样的颜色？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头，一定要去看个明白。
我顺着小溪往上走，终于发现了一大块石头下面压着一样东西。是衣服？裤子、杀人了？我心里觉得好奇怪，想搬开石头看一看，又怕破坏了现场。
正在这时，一位大嫂朝这里走来看见我说道：“小王同志，你洗衣服啊。”“大嫂，你快来，你看这里藏着什么东西？”大嫂不好意思地说：“是我的东西。”“你的什么东西？”“我的小衣。”
我更加糊涂了，在我的追问下，袁大嫂终于把事情讲清楚了。
因为穷，买不起草纸，女人月经来了，就将一块旧布缝成一个长条形的口袋，里面装上一些草木灰（据说草木灰是经过高温消毒的），然后把这灰口袋缝在内裤里，所以叫小衣。哦！原来如此，是贫穷作的怪啊。
我说：“这样不卫生呀！”“那有什么办法，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都是这么做的。”
天真纯朴的孩子
一天，生产队长来找我的组长，想请我去教社员们唱歌。
我欣然接受了他们的请求，马上铺开白纸，用毛笔把歌词抄好。晚上，来到大队办公室门前的坝子，教社员们唱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地主逼债……”
能唱，会唱的大都是女人和孩子。在煤油灯下，我惊奇地发现有的孩子居然没有穿衣服，躲在妈妈的怀里……
一天下午，我正在坝子边作“透写图”。一群孩子放学了，他们绕道来看教他们唱歌的老师。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喊了一声：“王同志，给你！”随着一个烧熟的大红苕“啪”的一下就扔到了我的“透写图”上。我正要发火，却看见他全身一丝不挂，笑嘻嘻地，用一本书把肚子遮住跑掉了。
我的心好酸，好痛，眼泪夺眶而出。这说明寒冬腊月没衣服穿的不是一个、两个孩子啊！我决定去看一看这些孩子是怎样上课，怎样读书的。
别惊扰了他们
顺着小路下到半山腰，在一个相对比较平缓的地方，有两间用泥巴和稻草筑成的比较干净、正规的房子。我想这可能就是学校了。
我来到教室门口，没有门，也没有窗，只有几个方形的洞。迎面是一块黑板，是用木板做的，涂上来了生漆（这里种有许多漆树），黑亮黑亮的。
老师还没来上课，教室里没有一张桌子，也没有一张凳子。几个树疙瘩正冒着浓烟，周围几个光着屁股的男孩正趴在地上，用嘴在拼命的吹火。两个女孩儿静静地在教室角落看书，我数了一下一共六个孩子。
我赶快退出教室，我怕惊扰了他们……
夜半惊魂——遇见了鬼
工作快结束了，吕汝明，一个四川洪雅的小伙子却突然病倒了。他不吃、不喝、不起床、不说话，甚至还把尿屙在床上。
问他什么病，打死也不说。把头蒙在被子里发抖，偶尔起床看人的眼光也怪吓人的。
有一天，一个孤老头子叫我和组长到他家去坐一坐。说是有话对我们说，我们放下手中的工作来到他家。
他说：“我姓李，小吕的病是我惹起的。我们因为穷，床上垫的是用谷草编的很粗糙的草席，怕把衣服搓坏了，所以睡觉总是光着身子。晚上起夜，上厕所也习惯光着身子。”
那天夜里，我肚子痛，起来上厕所。见到小吕同志也上厕所，我怕吓着他，就赶快躲起来。结果还是被小吕看见了，一个又瘦又高的老头子，夜半三更，一丝不挂，不是鬼能是什么？小吕尿也没有屙，大叫一声，“妈呀！鬼来了。”转身就跑回去了。
哦！原来是这样。小吕因为是团员，受了惊吓，他不敢说是见到了鬼，怕别人说他宣扬迷信。
我们告别了李老伯，来到小吕床前，把事情原原本本给他一讲。他翻身就坐了起来，又哭又笑的说：“我的病好了！”
十万火急——小黑送来“鸡毛信”
一九六九年，我们七分队从美丽的诺尔盖大草原收工，返回了成都。大队要求七个分队集中住在一起，便于搞文化大革命。我们便集中住在成都市崇庆县XX仓库。
刚安顿下来，我和一些同志被选派并组成“成都市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我二话没说，打起被包就出发赶往我的分配地——成都市医药公司。
恰 逢周末，宣传队放假两天，我回驻地拿衣服。刚走到大院里，准备进小院时，六分队通讯员曾兴智远远地把我叫住：“小王！小王等一下！别进去！”“为什么？” “小黑回来了，小黑在里面。”“谁是小黑？他疯了？会打人？”“不是，不是！你听我说，小黑是藏民送给六分队的一条大狗，它救了喻泽斌他们小组五个人。大 队特许把它带回来，照看楼上的图纸和资料，它也住在这个小院里。”
哦！小黑是个大英雄啊！说来听听，我不忙着进去。
原 来，喻泽斌也是重庆地质学校毕业的，是我的校友。他工作能力强，特能吃苦。所以分队分给他的任务总是最多，地方总是最远，困难总是最大的。今年大家都陆陆 续续下山收队了，可他的小组还有一个制高点没有拿下。他们几次上山，天气都不太好。最后他们带着帐篷在山上等天气好转，终于等到了机会。完成了任务后，他 们才发现整个小组五个人全都成了“雪盲”。分辨不出高低、远近。一句话，无法下山和回家了。
幸好那几天藏民家的牧羊犬小黑跟着他们上了山，雪地里只有小黑特别显眼，它跑前跑后想给大家带路，可是喻哥他们仍然无法找到下山的路。
天快黑了，雪越下越大。喻哥灵机一动，摸着写了一封“鸡毛信”牢牢地绑在小黑的尾巴上。摸着它的头，拍拍它的屁股，叫它赶快回家送信救命。
机灵的小黑不负重托，夜半三更终于跑到了家。它大声的咆哮着，径直冲进602组的帐篷，把炊事员“杜头”的被子拉到地上。杜头赶紧起床，打开手电，看见了这封“鸡毛信”，火速将信交给了刘大亨队长……就这样喻泽斌小组五个人全都获救了。
我还没有见着小黑，已经被它的“英雄事迹”感动得一塌糊涂。我仿佛看见雪山上喻组长他们几个同志拥抱在一起，相互鼓励、相互取暖。一条黑狗在雪地里奔跑……一个黑球从雪山上滚下来……
“我怎么才能见到它？”“别急！先别进去。等会开饭时你先买一份回锅肉，我带你进去。”
我们端着盘子来到小院外，小曾先进去，从狗圈里牵着小黑来到门口。我轻轻地推门，推不开。原来门的上下都安装有弹簧，“你别怕，推重一点。”
我一跨进门，妈呀！哪里是什么小黑，简直就像一只大藏獒。全身黑毛大约有半尺长，油亮油亮的，连眼睛几乎都是全黑的。
小黑很不友好地看着我，我赶快把回锅肉递过去。它嗅了嗅，看了看，不吃。
小曾摸着它的头说：“吃吧！她是我们的人。”
小黑站了起来，两只前爪搭在我的肩上，几乎和我一样高。我闭上眼，不敢看它。它又嗅了嗅，放下两只爪子，绕着我转了一圈。我又把回锅肉递过去，这下它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晚上，开完会。同宿舍的小刘，小赵她们的家就在成都，搭朋友的车回家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要回小院里住。
我 壮着胆，在门外轻轻地叫了两声：“小黑，小黑，是我。”推开了弹簧门，小黑从狗圈里走了出来，我不敢叫，不敢跑，只能快步往楼上走。小黑在我身后，四只爪 子在水泥地上发出重重的嗒嗒声。我慢慢地，但却是两步、两步地上楼，它一直把我送到宿舍门口。我用钥匙颤抖着打开房门挤进去，反手把门关上，上好门闩，真 的吓死我了。
我打开窗，看见小黑咚咚咚快步下楼去，心中有些不忍。我说：“小黑！谢谢！我不敢让你进来，对不起。”
小黑闯了大祸
一天，宣传队的刘大亨队长从驻地回来，告诉我一个关于小黑的消息。
他说：“小黑闯大祸了！”我说：“一定咬到人了”“不！是咬死人了。”
原来，为了迎接元旦节，全队上下大扫除。院子里有条污水沟，一直通往大院外的农田。
这一天，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堵沟的大石头搬开，把沟中的污泥浊水、木棍、垃圾、碎煤块通了出去。疏通了沟渠，不知是来不及还是忘记了堵上大石头。恰巧有一个老太太从院外经过，见到煤渣觉得可惜，俯下身体捡煤渣。她发现有的煤渣她的手够不着，就爬下身子钻了进来。
这一下小黑可就不答应了，它冲上去，把老人撞倒，一下咬住老人的喉管，咔嚓一下就咬断了。
出了人命，队上立即与当地政府出面解决。老太太好可怜，无儿又无女。一个亲戚出面，终于圆满解决了。
哦！ 小黑毕竟是一条狗，它忠于职守，为了图纸资料的安全，误伤人命，闯下如此大祸！可那些打扫卫生的人也真是，明明知道那大石头就是为了防备小黑钻出去而专门 设置的，他们应该反省、忏悔。好在有当地政府帮助协调，否则事情一定没个完。呜呼！只是那可怜的老太太，白白地丢了一条命。
小黑被处决了
运动告一段落，我们六、七分队又搬回到崇庆县职工干部学校。（当时我们没有固定的基地，总是搬来搬去。）
这里没有院子，小黑已成了两个孩子的妈妈，他们需要活动场地。
六分队的职工，特别是几个获救的职工，非常爱小黑和它的两个孩子。
他们自愿出钱，买回几大捆竹子，在他们宿舍门前的坝子上圈了一大块地。在其周围挖下去约一尺深的沟，把竹子插进去，把泥土复原，整平夯实，用绳子把竹子挨个儿连结捆好。小黑和它的孩子们就可以悠哉游哉地在竹院里散步、玩耍。
可是职工干部学校住有许多家属和孩子，他们知道了小黑雪夜送信救人的故事后，总想去看一看。渐渐地，竹篱笆被一些不懂事的孩子们抽走了一些，有一天，有几个孩子拿竹竿、石头逗小黑。被激怒了的小黑从竹篱笆的缺口冲了出去，撕破了一个孩子的衣裤，差点再次酿成大祸。
被惊吓的孩子们的家长这下可不答应了，本来我们就是租用他们的房子。他们向军代表反映，要么让我们搬走，要么将小黑打死。
军代表权衡了一下，决定处决小黑。（喻哥去了北京，不在队上）
队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炊事员杜头，万般无奈的杜头哭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他左手拿着一瓶白酒，右手把一根钢钎藏在身后。他咕咚咕咚把酒喝了一半后，把酒瓶扔在一边。他蹲下身子，摸了摸两只小狗崽，又摸了摸小黑。从怀里拿出一只卤鸭，扔给小黑。可怜的小黑不知它死期将至，快活地与它的俩孩子嬉戏着吃鸭子。
这时，只见杜头退后一步，举起钢钎向着小黑的脑袋，狠命地砸下去……
小黑倒下去了！杜头大吼一声：“小——黑！”然后把钢钎一扔，跑回宿舍，蒙头大哭……
喻哥从北京开会回来，发现不见了竹篱笆，不见了小黑母子，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别人都不敢说。他找到了刘队长，方知小黑已被处决，这是上面的决定。
他愤怒地叫嚷着要与杜头拼个你死我活，在刘队长和同事们的百般劝说下，他终于平静下来，理智地放弃了决斗，大病一场。
杜头每天陪着他，开导他，给他熬稀饭、精心地照料他。声泪俱下地告诉他，自己当初在舆论的压力下，抚摸小黑，举起钢钎的那种万箭穿心，那种切肤之痛的感受……
他们终于握手言和，俩人牵着手，买上礼物，到附近的村庄去看望小黑的俩孩子，去感谢收留它们的两位善良的乡亲。
离别
1967年12月12日，我和我的同学，一个失去父母却有四个弟妹需要抚养的；一个身体瘦弱学习成绩却十分优异的；一个不会游泳却敢于在嘉陵江滔滔江水中救我的好人结婚了。
没有鲜花，更没有礼炮。他从贵州黔西带回一床蚊帐，一床床单；我从四川成都带回275元钱和一床被子，在亲人们的祝福声中，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
新婚后的第十八天，我收到了分队长陈庆华发来的电报，要我速返成都，参加文化大革命。
他送我上了火车，我们一个在车上，一个在车下，手拉着手，泪眼望着泪眼。送行的人陆陆续续地离开了，站台上还剩他和一个抱着孩子的大嫂。
火车呜呜呜的长鸣着，仿佛在提醒我们：快松手！我要开走啦！
我赶紧松开手，他却不顾一切地跟着火车跑。一边哭，一边喊：“保重！请保重！”我不忍心再多看他一眼，趴在窗边的小桌上嚎啕大哭。
突然有人拿着什么东西，轻轻地敲打我的头顶，我莫名其妙的抬头一看，对面坐着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奶奶，她用手指了指我身后。
我扭头一看，一只大手，手里拿着一个大大的广柑。我赶紧站起来，是一个男人，一张熟悉的面孔，两眼满含泪水。我有点不知所措，有些难为情。
“董大哥！是您呀！谢谢！”他是我们分队的检查员。
好心的老奶奶说：“莫哭了！我们换个座位，你们好摆龙门阵。”
谢过来奶奶，董大哥换到了我的对面。后来我才知道，站台上抱着孩子的，正是董大嫂，他的夫人。他们的孩子才三个月，正在发高烧，刚从医院打完针。他感慨万千的说：“有女不嫁地质郎，一年四季守空房啊！这不，一年的探亲假，才休了半个月，一封电报就得走，真是难为她了。”
一句话，又勾起了我的伤心事，我忍不住又哭了。董大哥说：“别哭了，想办法把他调来成都吧！”
冰雹——贵州给我的见面礼
在思念，苦盼中熬了四个年头，我终于鼓起勇气给贵州测绘大队的领导写了一封信，要求把马继明调来成都。但由于成都是四川的省会，户口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最后决定调我来黔西。
1972 年5月4日，这一天又热又闷。下午四点，我终于到了黔西。正在他的单身宿舍洗澡，突然门被什么东西重重地击打了两下，好像有人用脚在踹门，我心里好奇怪。 紧接着屋顶咚咚咚几声巨响，屋顶的瓦被砸碎了，像鸡蛋、乒乓球一样的东西从天而降。啊！下冰雹了！好大的冰雹啊！紧接着暴雨夹着冰雹把屋顶、窗户打得稀巴 烂。我们用脸盆、洗脚盆、小锅，把凡是能装水的东西都用上也无济于事。雨水从屋顶上倒下来，从门缝冲进来，不一会，鞋漂起来了，宿舍变成了汪洋一片。我俩 一边收拾，一边说笑，真没想到，贵州给我的见面礼居然如此隆重，如此热闹。
第二天，我被分配到第二分队，队长周火生，指导员姚本跃。我的组长是许明章，助手是莫崇祯，我是第二助手。我们小组负责梵净山的水准测量，从迎峰—金顶—芙蓉坝。
因为昨天遭遇了冰雹的袭击（据说凤凰公社有两头牛被冰雹砸死），大家需要在家帮助修房补漏。队长宣布休息两天，五月八日进军梵净山。
捉石蚌——下不为例
经过两天的颠簸,我们终于到达梵净山脚的张家坝，住在老乡家。他家的墙全是用木板做的，连屋顶也是用木板盖的，一进家，关上门，白天都伸手不见五指。
组长许明章坐在煤油灯下，见我要走，他说：“小王。别忙睡觉，张柱华和支洪玉不见了。”我真奇了怪了“这深山老林的，他们会去哪儿？”“肯定到山沟捉石蚌去了。”啊！在黔西出发前，队长再三强调，梵净山石蚌多，蛇也多。蛇喜欢吃石蚌，为了安全不准捉石蚌。
我初来乍到，一个小组的人还认不全。在灯下我悄悄地打量着组长，瘦瘦的，白白净净的，不爱说话。问一句，答一句。他家住在贵阳，爱人在纺织厂工作，有一儿一女。
终于，山下传来了长筒胶靴里灌了水的脚步声，咕嘟咕嘟。许组长把烟头一扔：“睡觉！”
第二天是休整日，我听见屋外水沟边有人说话，我赶紧起床，推门一看，太阳已经老高老高了。再一看表，已经九点钟了。
我看见张哥和支哥正在沟边一块大青石板上剖石蚌，旁边放着一大盆宰了头剁了脚，剖了肚，掏了肠的石蚌。
炊事员谭绍清，舀了两大勺猪油倒进装满石蚌的大锑盆里，然后在大铁锅里加了两瓢水，把事先准备好的竹片架在锅里，张哥和支哥迫不及待地抬着锑锅，小心翼翼地放在竹片上。
点火！一阵噼里啪啦，锅里的水沸腾了，一股股浓浓的肉香，撩拨着我们的肠胃。
“开饭啦！”谭二哥揭开锅盖，在白花花的石蚌肉上撒点盐，放点葱。
我 们端着饭碗，站在大土灶周围，你一勺，我一碗开始喝汤。我已经喝完一大碗，回头一看，老许蹲在大门外，端着一碗白米饭发呆。我连忙用饭碗般大的锑瓢在锑锅 里左右开弓一划拉，舀起一大瓢白如玉石般的石蚌腿，悄悄地倒进老许的大碗里。我问他：“你不喜欢吃吗？”“不是，昨晚我批评了他们，不好意思去舀。”后来 小组开会，许组长宣布：“捉石蚌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遭遇无名野兽
为了工作进度快一点，许组长决定在金顶打野三天，也就是携带简单的行李，利用天然的洞穴或岩壁在外过三天夜。他们照顾我，让我留守看家。
说来也巧，第二天，分队在印江招聘来专门为我们送物资的小潘，给我们送来了肉、青椒、蒜苗、莴笋。
怎么办？天气炎热，那时也没有冰箱。满山沟的石蚌不准捉，同志们好久都没有吃到肉了。再说，放坏了多可惜呀！
送！我向张家大嫂借了一个背篼，把小潘送来的所有东西和一把菜刀放进去，拄着一根木棍，背起背篼，给在金顶附近工作的同志们送肉去！
虽 说小时候我家穷，我不怕苦，不怕累，可是我从来没有一个人在深山老林行走过。山高坡又陡，我又累，又渴，又怕。走着走着，远远地，我看见了一面红白旗，我 兴奋及了，再走近一些，我看见了帐篷，那是地质队员住的帐篷！我仿佛见到了久别的亲人。“喂，有人吗？我是测绘队的，有人吗？”
一个中年汉子从帐篷里走出来，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一番，有些不相信。“我真是测绘队的，住在山脚下，我给小组的同志送肉送菜来。”
他 终于相信了，他说他是106队的，他们队部在芙蓉坝，他是一个炊事员，小组其他同志外出工作去了。我问他，山上有没有老虎和豹子，他说应该没有。应该没 有？什么意思？“你是说，也可能有吧？”他说反正他和小组的人没有见过。我在帐篷外坐了一会儿，喝了一碗水。他送了一段路，他说：“你就沿着这条路上去， 这条路是以前人们朝山拜佛常走的路，不要怕。”我说：“有鬼吗？”他说：“肯定没有！”
这里是一片竹林，路上的主页足有一尺厚。好在小路的轮廓还在，我一边小心翼翼地踩着软软的竹叶走，一边给自己打气：“山上没有老虎也没有豹子，更没有鬼，不用怕！”
突然，我看见了足足有牛粪那样大的一堆粪便，还冒着热气。我的汗毛立刻竖了起来，因为方圆二十多里都没有人家住，糟了！这是什么动物屙的粪，这样大一堆！还冒着热气。
我赶紧放下背篼，把刀拿出来，把肉也拿出来，准备割成三大块。我要效仿蒲松林笔下的屠夫，如果有野兽来了，我先扔给它一块，然后我就跑。它吃完第一块后如果再追上来，我再给它第二块，第三块……
最后，我不是还有刀吗！和它决一死战，大不了得一口活棺材，说不定还被追认为烈士呢！
一阵风吹来，竹子哗啦啦的响，我全身一哆嗦。我又有些害怕了！我才27岁呀！我的孩子才三岁，他不能没有妈呀！我加快速度拼命地把肉割成三块。
哦，是不是那怪物问到肉味了？我赶紧把肉放进兜里，左手拄棍，右手拿刀，继续赶路。
又一阵风吹来，竹叶又哗啦啦地响个不停。我一愣，干脆停住脚步，不走了！我倒要看看是什么怪物要吃掉我。一秒、二秒、三秒，我的心突突地跳，仿佛就要蹦出来了，拿刀的手全是冷汗。
风停了，竹叶也不响了，一切恢复了正常，什么怪物也没出现。啊！原来是我自己吓我自己，虚惊了一场，但那一大堆冒着热气的粪便始终是个迷。
“一屠晚归，担中肉尽，止有剩骨，途中两狼，缀行甚远……”我一边默默地背诵蒲松林的《狼》，一边继续赶路。
突然，我听到了口哨声。是的，是口哨声，是小郭吹的口哨声。平时，他最爱用口哨吹歌曲53215-︳1235-︳53235︳1632-︳
听到这如天籁般的口哨声，我激动地大声呼唤，喔嗬嗬！我来啦！喔嗬嗬……我给你们送肉来啦……
我们的“砍柴队”每天都在“向前进”
我们搞水准的，几乎每天都要搬家。天还没亮，就得起床。先把墙上挂蚊帐用的钉子取下来收好，然后再捆被包，零星东西全放在木箱里。把行李交给炊事员，由他负责联系马帮搬家，
吃完早饭，赶快用饭盒把中午的饭菜装好背上，天一亮，马上就出发。
天快黑了，赶快收工。我是近视眼，吃了不少亏。晚上走夜路，匍爬跟斗，要摔好几跤。
最好笑的是，每天晚上找我们的新家，要问好几个人才找得到。本来我们问的是“看见测绘队搬到附近没有？”可老乡听不懂，要给它们说车回队（测绘队），吃粮队（测量队），砍柴队（勘探队）他们才明白。
好不容易找到我们的新家，辛苦的炊事员早已把饭做好。吃完饭，趁大灶里还有余热，赶快舀一瓢水倒进大铁锅，等会好抹个澡。
我马上做到煤油灯下，用算盘噼里啪啦计算，如果各项指标都合格，我就唱“向前进，向前进”，于是乎全组上下皆大欢喜。
炊事员立即去通知马帮明天一早来搬家，我就高高兴兴地去找炊事员事先为我安排好的地方。铺床，挂蚊帐，然后找个隐蔽点的地方，牛圈边，猪圈旁擦洗一下。我们每天紧张而有序，就像战士行军打仗一样。
那时因为年轻，身体好，因为热爱地质测绘事业，真的，我从来没有埋怨过，从来没有后悔过。
大 家不都一样吗？离开父母、妻儿，每天劳碌奔忙。特别是炊事员更是辛苦，天不亮就起床烧饭，等大家吃完饭，要收拾锅、碗、瓢、盆，要联系马帮，要讨价还价， 要寻找新的住处。既要住得下五、六个人（还有一个女同志），又要有大锅、大灶。要住人家的房，要买人家的菜，要烧人家的柴，还要等我唱“向前进”。万一我 没把好关，哪里出了纰漏，还得往回搬。幸好，我很仔细，全神贯注，每站一了结，不留后患。我们组长对我很放心，我常常受到技术负责人贺尔昌同志的夸奖。我 们的“砍柴队”每天都在“向前进”，从没后退过一步。
深山里的人家
有一天，我们路过204小组，这样相遇重逢的概率实在是太小太小。两位组长果断决定休息一天，大家聚一聚，汇汇餐。
我被安排住厨房，我真的是跟厨房有缘，无论是在四川测绘队，还是在贵州测绘队。这也难怪，男女有别，农村的房子虽然比城里大，但人家又不是客栈。管他的，有住处就不错了。
老工人仇兴义热情地帮我把行李搬到厨房，我看了看大灶的北面墙脚下，正好可以放一张行军床。
我一边轻轻地哼着歌，一边麻利地铺着床。一个沙哑的声音骤然响起：“同志，你从哪里来？”我吓了一大跳，看了看四周，没有一个人。我正想夺门而逃，“你别怕，你把旁边的小门打开，就能看到我了。”
这回我听清楚了，是一个老女人的声音。我看了看四周，全是用木板镶嵌的，哪有门哪。我再仔细看，果然在我床头这边有一块活动的木板。
我把行军床挪开，壮着胆子把木板推开，一股恶臭迎面扑来。借着巴掌大的小窗（不如说是小洞）透进来的亮光，我徒然看见一个白发齐胸的老女人坐在对面的床上。
“您怎么啦？为什么坐在那里。”“我生病了，瘫痪五年了。”“你的亲人呢？有儿女吗？”“有”“他们为什么不管你？“管，他们也很忙……”
这时，她的儿子回来了，见到有陌生人在跟他妈说话，低着头，一声不吭地，把围腰兜着的东西倒进烧箕里，又出门去了。不大一会功夫，端着烧箕回来了。
“这是什么？”“天麻。”“啊！天麻是这个样子哇！你种的？”“不是，山上挖的。”“山上挖的？你怎么知道哪里有咧？”
这 一下终于把话匣子打开了，小伙子说：“天麻如果长出地面，那就是抽苔了，不值钱。没抽苔的，叫梦麻，才值钱，我挖的全是梦麻。”“那有没有标记，你怎么知 道它长在哪里？看你挖了这么多，好得行啊。”小伙子说：“我从小跟着爸爸上山挖草药，挖天麻，哪里有什么，心中有个谱。挖天麻嘛，你要蹲在地上，或是趴在 地上看，你看见那些松毛，枯枝败叶松泡泡地鼓起一堆，那下面八九不离就有天麻。”
“哥，你同哪个在说话？”“今天才搬来的王同志”一个长得十分清秀，十八、九岁的小妹扛着锄头一脚跨进厨房。好漂亮的山里妹子，只可惜她右边几乎半个脸都是伤疤。
她放下锄头，有意地把额头的头发向右边拨弄一下“啊！王同志，你们摆龙门阵，我去洗洋芋。”
小伙子一边跟我聊天，一边淘米煮饭。米饭煮到大半熟时，他从墙上去下一个焼箕，放在小木盆上，把锅里煮得大半熟的米和汤一起倒进烧箕里。把滤得的米汤重新倒进锅里，再把天麻倒进去。
“你们今天晚上吃煮天麻吗？”“不是，米汤煮天麻这是一道工序，天麻经过米汤一煮，它就不会空心，切出来的天麻透明透亮，才能卖出好价钱。”
妹妹洗菜回来了，“王同志，晚上在我家吃饭吧！“谢谢，我们有专门的炊事员煮饭，不用麻烦了。”我更换了谈话对象。
“小妹，妈妈生病几年了，怎么不到医院去看一看？”“唉，妈生病大概有五、六年了。一来家里穷，二来路太远，爸爸经常挖点草药给她熬着喝，勉强对付着。爸爸是生产队的会计，忙，走不开。你看，我跟哥这模样实在难看，不敢进城。”
“小妹，你的脸怎么了？”她有些埋怨的说“还不是怪我妈，她只顾着做活路，把我们扔在家里，我和哥都是被炉子里的柴火烧伤的，我上面还有一个姐姐被烧死了。我下面一个弟弟抱给山下的人家了……王同志，你看，我哥娶不上媳妇，我以后肯定也嫁不出去。”
“小袁妹妹，对不起，让你伤心了，其实你长得挺漂亮的，我教你一招，把头发护成长发，把流海在护长一点，就完全可以遮住了。至于你哥，他主要伤在头部，买顶好帽子戴上就解决问题了。你们这么勤劳、善良、能干，一定会遇到可心的人，一定能找到好人家。”
我看见小袁妹妹笑了，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充满了对幸福的憧憬，对爱情的渴望。
我明天就要离开这里，我得趁热打铁。“小袁妹妹，我希望你能体谅妈妈。当时人多家穷，妈妈为了生存，必须干活，挣工分，换粮食，那也是迫不得已啊！天下哪有不疼儿女的母亲，你们受了伤，她比你们更难过，更痛苦。”
这时，我听见有人咳嗽，原来是他们的爸爸回来了。一个精明瘦高的中年男人，手上拿着一根叶子烟杆，叭嗒叭嗒地吸着。
“爸爸，这是新搬来的王同志，她正在劝我送妈去城里看病。”“哦！看病，我也想送她去看病。一来没有钱，二来交通不方便，我又耽搁不起。”他扭头看了看一双儿女“他们又不愿进城去招呼他妈，一拖就是五、六年了，只好拖到哪天算哪天啰。”
饭煮好了，小袁姑娘盛了满满一碗饭，又夹了些洋芋丝，轻轻地推开小门“妈，吃饭了。”
晚上，我趟在行军床上，思绪万千，心中五味杂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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