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陈平原，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2008—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讲座教授。
本文原载《教育文摘周报》2012年10月17日，原题《陈平原：高校青年教师的处境及出路》。有删节。
问：我们的调查显示，现在高校老师的压力都很大。老师的压力源，科研排第一，教学排第二。90年代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还感觉老师都很惬意，但是现在没有这种感觉，很多人都在忙。有忙着报销的，有忙着去结项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老师都感到没有一种很好的状态去做科研工作。您怎么看待这种情况？您认为它的原因是什么？
答：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是由评价体系决定的。我不知道你们在做调查的时候，是否有细分受访者的专业？不同专业的情况大不一样，不要一锅煮。比如说，有的专业期待天才少年，有的专业出大成绩必须熬白了少年头。你做数学研究，四十岁还没什么大动静，就不用再做了；而对于文史哲学者来说，四十岁才刚开始呢。所以，不同专业对待“少年才俊”的定义及态度不一样，这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不同时代的年轻人，“脱颖而出”的概率不一样。现在的学生要出头，比我当时要困难得多。我是七七级大学生，“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我们那一代人“出来”很容易，只要有才华、肯努力，就有机会。因为那是一个大转型的时代，年轻人更容易敏感到新时代的曙光，也很容易获得大展身手的机会。而现在，整个社会的学术、思想、文化等都处于“平台期”—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大致路径及规模已经形成。“平台期”年轻人的出头，肯定比变革时期的年轻人要困难很多。
问：大背景是这个样子，那落到中国现在具体的状态呢？
答：高校教师现在面临的压力，有学术上的、有生活上的、有教学上的、更有整个社会以及周围环境的，我们必须一个个梳理。看哪些是属于个人的问题，哪些是属于社会的问题，还有哪些是学校自己就能做主的。我说过，当下中国的大学校园处于“分裂”状态。以前，我们习惯说“知识分子问题”，认定那是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特殊群体，现在不是这样了。不说政治立场的差异，不同地区、不同大学、不同专业的教授，其经济收入与精神状态，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比如，同在北大教书，做人文学的，与做经济、法律的，趣味很不相投。这边嘲笑那边“迂腐”，那边嘲笑这边“浅薄”，彼此之间很难再有真诚且深入的对话。
这是大的背景，还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专业领域。比如，以项目制为中心、以数量化为标志的评价体系，对人文学的伤害远比对社会科学大。而最受伤害的是从事人文研究的年轻学者，因现在需要的是早出活、快出活、多出活，而不是“出好活”。人文学研究需要厚积薄发，这就导致那些愿意走正路、按老一辈学者的方法和志趣治学的年轻人，很容易被边缘化，甚至被甩出轨道。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是这样的“小聪明”无法帮助真正的学术发展与创新。
目前中国大学，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都过分追求科研项目及论文数字，大家疲于奔命。很快地，我们的论文多起来了，数字也上去了，大学脸上有光，但整个学界的状态并不理想。我曾经引用梅贻琦、潘光旦的《大学一解》，说为什么大学非要有“闲暇”不可，就因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而现在的状态，即使是北大校园，大家急匆匆走路，都像在赶地铁。如果大学校园里的教授们、学生们也都没有“悠闲”，没有不着边际的思考，没有特立独行的精神追求，那么我们就只能做一些迫在眉睫的“职业培训”了。把大学降到职业培训的层面，实在让人担忧。
问：过去的学者没有这种压力吗？
答：当年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当史语所所长时，曾经要求所有刚进所的助理研究员，三年内不许写文章；即便写了，也不要发表。有些人很努力，希望早出成果，那他会很不高兴的。傅斯年是史语所的大家长，有这个权威，大家听他的。而且，这么做也有道理，逼着你认真读书，沉潜把玩。
我在北大念博士期间的导师王瑶先生，也认定研究生在读期间没必要发论文。他指导的硕士生钱理群、赵园、吴福辉、凌宇、温儒敏等，都是在毕业后才开始大发论文的。因为念研究生这几年，允许你心无旁骛，拼命读书，这种训练与积累是管一辈子的。现在可好，硕士生、博士生都被要求多发文章，整个学习状态完成变了。
我以前指导研究生，也是让他/她们多读书，勤思考，少写作，不一定非发表不可。现在不行了，扛不住了，因为很实际的问题—学生找工作需要“靓丽”的成绩单。以前招聘单位一看是北大博士，认定你质量有保证，肯定行。现在各大学为了“公平”起见，由人事部负责招聘新人。人事干部只能数你有多少篇文章、在什么级别的杂志上发的。今年我指导的一个博士发文章的“级别不够”，可我知道他的实际水平，给对方院长写信，答复是：我们相信你的判断，可人事部那边……
问：副教授可以申请一般课题，但不可以申请重大课题。
答：我给学校提建议，晋升职称应该像国外大学一样，采用“评审制”而不是“名额制”。只要你足够优秀，你就可以提出申请，材料送到世界各地大学去匿名评审，通过了就提升；通不过，不只升不了，说不定还要走人。你自己判断，有把握就提出申请。现在台湾、香港的大学也都是这么做的。老师们都很刻苦，要到国内外学界去竞争，压力很大，但那基本上是学术上的压力，跟人事什么的没多大关系。
我们现在采取的是“名额制”——给你这个单位多少晋升教授的指标，然后由本单位的学术委员会来评定。这里有学术因素，有人情因素，甚至不排除利益交换。这样一来，有才华且有个性的青年教师会觉得特别痛苦。为什么只给你这么几个指标呢？因为比起其他大学来，北大教授所占比例高；而在北大内部，中文系教授比例也是高的。可你放眼全世界，通常好大学的教授比例都比较高。你要用行政手段，把这个比例压下来，反而是不自信的表现。我接触过很多北大年轻教师，最关心的不是钱，而是职称。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荣誉——我做这个工作，到底值不值得，是否得到学界及同事的承认；如果比我差的人都上去了，我上不去，会很伤心的。然后，你到全国各地开会，发现阿猫阿狗全都成了教授，就我还是个讲师或副教授，当然很伤自尊心。
如果因现实条件限制，评审制实行不了，那就把四十岁以下的和四十岁以上的分开处理。四十岁以下的教师申请教授不受名额限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破格提拔”。我当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1992年评的教授，那年我三十八岁，而系里好多副教授都五十多岁了，也做得很好，我怎么好意思去争呢？好在那年北大有新规定，四十岁以下的教师，若确实优秀的，院系不用管，直接送到学校来答辩。答辩通过了，不占系里的名额。这个“破格提拔”的评审很严格，一般不会滥竽充数的。若干年后，这个名额才回到系里来。对于优秀的青年教师来说，尽早给吃定心丸，解决后顾之忧，可以专心治学，不至于整天鸡飞狗跳，
之所以说这些，有一个基本思路：如何让年轻人感到有希望，觉得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命运。最近报刊上常见中共建党九十周年的大事记，好多将1977年的恢复高考列入其中。除了“拨乱反正”的政治史意义，还有科学发展人才培养等，更重要的是让年轻人看到了希望。对于当初的下乡知青来说，最痛苦的不是生活艰苦，而是没有希望。一个时代，如何让最优秀的年轻人看到希望，这很关键。每个时代都有人才，问题在于，执政当局如何让人才发挥作用，不至于被埋没。人的智力其实相差不大，差别在于居上位者是否给希望、给机会。如果有希望、有机会，那么，很多人就会拼命努力；虽然只有一小部分人最后达成愿望，但整个社会就在这种“努力”的氛围中向前发展。
我说过，大学里急需两种人才：一是大家都在抢的学术大师，一是潜力无限的年轻学者。前者可以出高价购买，后者则只能自己培育——这点全世界都一样。目前国内各大学都倾向于“选才”而非“育才”，我认为这是一个偏颇。
问：您看那个时候的西南联大，本科教育是它最好的教育，然后出了一大批“大师”。
答：西南联大为什么会有这个状态？某种意义上说是“歪打正着”。战争状态下的西南联大，教学科研条件很差，学校甚至专门开会，讨论如何处罚那些没有“按时还书”的学生。因为图书馆就这么点书，对老师对学生都非常重要。西南联大的本科教学为什么做得好，其中有一点，就是因仪器设备严重不足，教授们没有办法做高深的研究。尤其是理科教授，有学问，但无法做科研，正好把所有精力都投在培养学生身上。那些联大学生，比如杨振宁、李政道等，到了美国之后，发现自己的基础比美国学生还好。我们常说，西南联大的学术质量很高，我加了个注，是本科教学特别好。西南联大也培养研究生，但数量不多；联大九年培养出来的研究生，也就大概等于目前北大中文系一年招收的研究生数。
争论的焦点在于，在一段时间内，竭尽全力“把饼做大”，结果会怎么样？可能是“广种薄收”，也可能是“劣币驱逐良币”。就看你的立足点及视野。比如，原来我招一百个学生，现在扩大到一千个，那一百个肯定还在其中；原来只需要一百个教授，现在扩大到一千个，那一百个估计也跑不掉。这种思路，我称之为“广种薄收”。培养的人才比以前多十倍，即便很多不合格，但总有好的吧？但他没想到，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若风气不好，那一百个优秀学生，被挤到了边缘，根本发挥不了作用。以中文专业为例，最近这些年，每年培养一千多个博士，这些博士是要当教授的，还要当系主任、当院长、当校长，若他们不合格，日后将是何等局面？中文专业底子厚，还算不太离谱；很多“新兴学科”，步子走得更快，真不知道以后怎么收场。
问：是啊，他们现在就是一种很纠葛的状态，我们的研究数据里也能体现出来。又要他们读书很平静，另一方面，又要他们适应时代潮流。他们到底该如何自处呢？这不是很矛盾吗？
答：“平静地读书”和“独立地抗争”，这两个并不矛盾。如果都是基于你的学术判断和政治立场，谈学问谈政治乃至为人处世，是可以自由转换的。真正可怕的是，明知这人这事不好、不对，因为现实利益而强迫自己屈就它、依附它，这对年轻人的心灵伤害很大。假如只是将学术研究和政治表达分开，在灯前是个潜心学问的读书人，走出去又是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这很正常，没有什么不妥。
问：还有一个问题问您。您看老一辈知识分子都很有抱负，当然也跟那个时代有关；现在的青年老师，我们猜想，他们可能没有那么高的理想，社会对他们的要求也不再那么高，但是他们自身可能还有“士”的情怀，但是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往往就是一个生产知识的工人，您觉得他们还有使命吗？如果有，那么我们的使命是什么？还用得着这么高的词来给我提要求吗？好多青年老师就说，我们哪有什么使命，我们就是养家糊口。
答：其实，有“经世”情怀的人，永远都是少数。你以为生活在20世纪80年代的人全都以天下为己任？其实也不是。只能说哪一种声音比较大，占主流地位。80年代“经世”情怀容易获得掌声，今天则是世俗的趣味占主导。在20世纪80年代，你要是公开说，别的我都不要，我就拼命挣钱，大家会觉得你很猥琐。可现在这么说的人很多，而且很得意，大言不惭。这就叫风气变化。
以前谈社会责任，都是正襟危坐，今天则可能嬉皮笑脸的，年轻人会用另外一种形式，表达他们的趣味和立场。我相信，如果需要，他们也会挺身而出，承担自己的历史责任。老一辈的人或许失望，说现在的年轻人这么没正经，能担大任吗？我说，因为你没有把“大任”给他们，你让他们怎么承担？就好像一粒种子，需要有合适的土壤、水分、空气，才能发芽、生长，说不定还能长成参天大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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