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象旭既是明末清初一位极有影响的文学家，又是一位著名的坊刻家，更以批点《西游证道书》而著称于当时的小说批评界。汪象旭所评笺的《西游证道书》，为百回本繁本系统，是《西游记》版本演变史上最重要的版本之一，而其对《西游证道书》所评笺的最大贡献，则在于以“大略堂古本”《西游记》为据，将有“遭贬、出胎、抛江、报冤四难”的“江流儿”故事增补于《西游证道书》之中，从而使得“有清一代之各种百回本《西游记》亦都据以载入”[1]。但是，由于明、清两朝的正史均无汪象旭之名，而《四库全书》、《续编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未收书辑刊》等大型总集，也未收录汪象旭的诗文集，因而使得汪象旭的生平事迹、文学活动、板刻概况，以及《西游证道书》与大略堂古本《西游记》的关系等，乃皆模糊不清。而且，还有研究者将汪象旭评笺《西游证道书》的权利予以剥夺，认为其只是一个如明代建阳余象斗一样的“书商”[2]。这种情况的存在，对于研究汪象旭文学创作活动的特点、小说批评的成就、《西游记》版本史等，显然都是极为不利的。有鉴于此，本文特以汪淇（即汪象旭）等人所评笺、编刻的《分类尺牍新语》为切入点，通过对汪象旭与“西湖文人集团”关系的探讨，旨在弄清楚“大略堂”之所指，以及汪象旭与大略堂主、“大略堂《西游》古本”之间的关系诸问题。
一、汪象旭与“西湖文人集团”
要考察汪象旭与“西湖文人集团”的关系、文学创作活动，以及其在杭州蜩寄楼板刻《西游证道书》之实况，由汪淇等人所评笺、编刻的《分类尺牍新语》一书，乃为一份最重要的文献资料。汪淇即汪象旭，字右子，号残梦道人、憺漪子，今浙江杭州人。《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四《总集类存目·尺牍新语》“提要”云：“国朝徐士俊、汪淇同编。士俊字野君，淇字瞻漪，并钱塘人。”又，同书卷一○五《医家类存目·济阴纲目》“提要”云：“国朝武之望撰，汪淇笺释。之望字叔卿，自署关中人；淇字瞻漪，一字右子，钱塘人。”但此二处之所署与“提要”之介绍，有误者二：一是《尺牍新语》为《分类尺牍新语》之误，因为此书编刻于康熙二年，现存康熙二年的原刻本乃作《分类尺牍新语》。二是两处“提要”介绍中的“瞻漪”，皆为“憺漪”之误，因为《西游证道书》、《分类尺牍新语》皆作“憺漪子”。另外，《分类尺牍新语》卷十三韦人凤《柬汪憺漪》一文，还曾专门言及了汪象旭取“憺漪子”为其别号的原委。而中华书局版《古本小说丛刊》本《吕祖全传》，不仅于卷首的题署作“憺漪子汪象旭重订”，而且还有“汪象旭号憺漪”的印记。凡此，均表明应以作“憺漪”为是。又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医家类存目》还可知，汪象旭另撰有《保生碎事》一卷，以《济阴纲目》之笺评合勘此书，可知汪象旭于医学亦甚精通。
湖北省图书馆藏有《分类尺牍新语》一书，封面署有“康熙二年刻本”六字，核之卷首所附查望序，知此藏本即为康熙二年所刻之原本。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96册，收有《分类尺牍新语》，但影印本不仅有些页面的影印较为模糊，难以辨认，而且有些卷末之文还曾被漏掉，如卷二《柬汪憺漪》、卷四《与查于周》等，即皆为其例。《分类尺牍新语》共24卷24册（一卷一册，为便于行文，以下均只称“卷”），按尺牍的内容（如卷一“理学语”、卷二“政事语”、卷三“文章语”、卷四“诗词语”、卷五“庆贺语”等），分为24类（每卷一类），卷首有查望《尺牍新语序》一篇，阐述了编刻此书的目的，主要在于“远宗刘子之《世说》，近仿何氏之《语林》”。其落款为：“康熙癸卯夏五天都查望于周氏题于武林之寄楼”。其中，“康熙癸卯”为清圣祖康熙二年（1663年），“武林”为今浙江杭州，“寄楼”即蜩寄楼，为汪淇坊刻之所。据查望此序可知，《分类尺牍新语》一书乃评笺与编刻于康熙二年汪淇在杭州的蜩寄楼。
《分类尺牍新语》全书共收尺牍小文649篇，具体为：卷一35篇，卷二24篇，卷三38篇，卷四23篇，卷五18篇，卷六28篇，卷七24篇，卷八16篇，卷九31篇，卷十40篇，卷十一33篇，卷十二28篇，卷十三22篇，卷十四36篇，卷十五29篇，卷十六39篇，卷十七17篇，卷十八24篇，卷十九29篇，卷二十17篇，卷二十一36篇，卷二十二15篇，卷二十三31篇，卷二十四16篇。这些文章作者所生活的时代，主要在明万历与清康熙之间，所谓编刻者“采明末国初诸家尺牍，分二十四门，各有评语，大抵不出万历以来纤仄之派”[3]云云，即可证之。每卷的卷首均有“憺漪子曰”的总评，篇幅虽长短不一，但多在200字左右。每册开首有“西湖徐士俊野君、汪淇憺漪评笺；同学查望于周、络红埏方流恭订”的题署。而在徐士俊等四人中，前三人的“评笺”与“恭订”是固定的，即这三人自始至终都参加了《分类尺牍新语》的评笺与校勘，而络红埏则只参加了第一卷的“恭订”。络红埏之后的“恭订”，另由他人所替代，且替代者绝不重复，是否有意安排，不得而知。继络红埏后依次参加各卷之“恭订”者为：汪杰（第二卷）、陆隽（第三卷）、周绰（第四卷）、邵德廷（第五卷）、吕律（第六卷）、王丹麓（第七卷）、王廷璋（第八卷）、张元时（第九卷）、杨王治（第十卷）、汪以澄（第十一卷）、汪澄烈（第十二卷）、陆进（第十三卷）、徐澰生（第十四卷）、沈允璧（第十五卷）、张之鼐（第十六卷）、邰斯扬（第十七卷）、剧廷琼（第十八卷）、王殿威（第十九卷）、伽葵（第二十卷）、胡乐素（第二十一卷）、金长兴（第二十二卷）、张开先（第二十三卷）、汪无波（第二十四卷）。此外，黄周星亦曾参与了评笺，但其所评笺的卷次及目录中，均未标其姓名或字号，这在《分类尺牍新语》中是很独特的一例，为何如此，不得而知。
参加《分类尺牍新语》的评笺者与校勘者，连同徐士俊、汪淇、查望、黄周星4人在内，共为28人。由于对《分类尺牍新语》编辑与评笺的缘故，而使得这28人有可能在康熙二年前后均曾聚集汪淇的蜩寄楼于一时。对此，我们从余复亨《简汪憺漪》（卷十五）一文中，又略可窥获之：“忆曩与昼初等，同在蜩寄楼中，流边觞咏，无闻晨夕，不减韩、孟、皮、陆之欢。”另据《分类尺牍新语》每卷于评笺者与校勘者之上所标“西湖”（也有标“西陵”的）[4]二字，可知这28人若非为“西湖”人，就必然是与“西湖”相关的，如或暂寓于杭州，或栖居于杭州附近等。这样看来，这些人因对《分类尺牍新语》的评笺而聚集于汪象旭蜩寄楼者，就理所当然地形成了一个以徐士俊、汪淇、查望三人为代表的“西湖文人集团”。而评笺与品鉴“明末国初诸家尺牍”，即成为了这个人文集团的一种主要文学活动，刻印后的《分类尺牍新语》一书，则又成为了其最重要的一份文学成果。此外，从《分类尺牍新语》中所收徐士俊、汪淇、查望三人之尺牍小文，以及他人“柬”、“寄”、“与”这三人的尺牍小文中还可知，属于这一文人集团的文学家成员，还应有陈子逊、赵又吕、林殿成、刘敬一、吴誉章、叶又生、陈牧吉、韦剑威、李笠翁等人。由是而观，“西湖文人集团”的成员之众，至少应在40人左右，而且，其中也不乏如李笠翁、黄星周、徐士俊、汪淇、查望等这样的一些文学名家。
二、汪象旭与大略堂主人的关系
作为“西湖文人集团”的领军人物，《分类尺牍新语》共收录了汪象旭（淇）的22封与人之信函，也就是22篇尺牍小文。其依序为：《柬渌水》、《柬叶又生》、《与友人论传奇小说》、《与陈牧吉》、《贺外父母八十双寿》、《贺黄君一子入泮》、《与友人荐西席》、《柬冯再来》、《与李笠翁》、《与韦剑威》、《与黄九烟》、《答诸君子书》、《寄林殿成》、《柬可周共饮》、《与黄九烟》、《与徐野君》、《柬陈子逊》、《与赵又吕》、《送□之□书》、《与无波姬》、《与永言姬》、《与友人论闺秀》。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22篇尺牍小文的题目之下，均有出自“××集选”之注，如卷一《柬渌水》、卷三《柬叶又生》，其题下皆注云：“残梦轩集选”；而卷五《贺外父母八十双寿》、卷十《与韦剑威》，其题下皆注云：“残梦集选”。又卷五《贺黄君一子入泮》一文题下注云：“初征二集选”。据此，可知《分类尺牍新语》所选录汪象旭之尺牍小文，乃分别出自《残梦集》、《残梦轩集》、《初征二集》。而揆之常理，既有《初征二集》，就必有《初征集》。即是说，据《分类尺牍新语》所选录汪淇尺牍小文的题下之注可知，作为文学家的汪象旭，其别集流传于当时者，乃有《残梦集》、《残梦轩集》、《初征集》、《初征二集》四种，且其皆刻印于康熙二年前。仅由此看来，汪象旭之不能被定格为如“明代建阳余象斗之流”的“书商”者，乃是显而易见的。
还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与汪象旭共同评笺、校订《分类尺牍新语》、并为之写了一篇《尺牍新语序》的查望，《分类尺牍新语》也选收了其整10篇尺牍小文。具体为：《与刘敬一》、《答徐野君》、《柬黄九烟》、《柬汪憺漪》、《柬叶又生》、《柬马昼初》、《与朱姬》、《寄汪无波》、《代友人贷米》、《寄吴誉章》。查望的这10篇文章，与《分类尺牍新语》所收汪淇的22篇文章一样，即其题下亦皆有“××集选”之注，其中，除卷十六《柬叶又生》、卷十七《与朱姬》2篇题下所注为“迂罔集选”外，馀8篇所注皆为“大略堂集选”。如卷二《寿吴誉章》题下注云：“大略堂集选”，卷四《答徐野君》题下注云：“大略堂集选”，卷九《柬黄九烟》题下注云：“大略堂集选”，卷十三《柬汪憺漪》题下注云：“大略堂集选”，卷十六《柬马昼初》题下注云：“大略堂集选”，卷十七《寄汪无波》题下注云：“大略堂集选”，等等。
这些注释表明：（一）查望在清康熙二年前，已有《迂罔集》、《大略堂集》二种文集传世，这与汪象旭是大致相同的（只不过汪象旭在当时已刻印了四种文集）。（二）为查望取为其文集之名的“大略堂”，若非查望的室名，就当为查望的笔名，但以“堂”度之，则当以前者为是，因为明清文学家以堂名（室名）作书名者，乃比比皆是，如李东阳《怀麓堂集》、黄周星《夏为堂集》、汤显祖《玉茗堂全集》、杜濬《变雅堂集》、周亮工《赖古堂集》、宋婉《汪雅堂全集》、侯方域《壮悔堂集》、孙枝蔚《溉堂集》、王士禛《带经堂集》，以及阮元《揅经室集》、陈衍《石遗室诗集》等，即皆为其例。综此二者，是知为汪象旭在《西游证道书》中所言及的“大略堂《西游》古本”，源于查望大略堂之所藏或者所刻，乃无疑义。
关于查望（于周）的生平事迹，《四库全书》、《续编四库全书》、《静居室诗话》等均无载，但从《分类尺牍新语》所收其与汪象旭之尺牍小文，以及徐士俊等人之评语中，则略可考知其之一二。如《与刘敬一》（卷三）云：“至于古诗，弟远绝意不作，气运不侔，知又非古。今熟读《文选》，颇有所得，非世之所作，诘屈聱牙，一字一句之奇也。如十九首，泯然无迹，以深至之情，而发口头之语，又何奇乎？”徐野君（士俊）评此文云：“不独人品有气骨，即诗文亦有气骨，若随波逐流，漫解张主，则议论者鄙之矣。绝交绝笔，俱所难言，不得不存其议论。”查望的人品与诗学观，藉此即可窥其端倪。又卷十五查望评万代尚《答王伯驭》一文有云：“曩昔余于夏月，湖上放舟，中夜遥望，一人解衣，磅礴题诗于湖心亭壁，群聚而观之，意气傲□，旁若无人。”颇有点唐代诗人李白的风致。据此知查望不仅工诗，而且也擅长书法。又马晋允《与查于周》有云：“君家天才绝世，行看执耳词坛，赐教《绿牡丹》后五首，直气姚魏无处生色。……明日当过高斋，观朱姬演《绿牡丹》剧。”查望既曾在清初词坛“执牛耳”于一时，又是一位戏曲家，因之，“朱姬演《绿牡丹》剧”之《绿牡丹》，自当是出自其之手笔。又马晋允《柬查于周》（卷二十）有云：“近渡钱塘，晤我憺漪，每询起居，知在暨阳、义乌之间。……但恐此中山水，不足当诗人品题耳。”此文表明，查望在康熙二年前，曾一度寓居于暨阳、义乌之间。以上所述，即为我们目前所能知道的查望之生平的简况。
在“西湖文人集团”中，查望是与汪象旭最具交谊的一位“西湖文人集团”的成员，这从查望既参与《分类尺牍新语》的笺评校订，又为之写了一篇《尺牍新语序》的事况，便略可获其大概。又汪淇《柬于周共饮》一文有云：“正如演《紫钗》传奇，少却霍小玉、黄衫客不成戏文。昔人有挟妓登山者，携姬参禅者，天下之宝，未闻私为己有者。弟敢驰檄相召，望足下即与丽娟来弟木兰舟中，虽无玉箫金管，然樽中千斛，正自不乏，幸无以……”以书邀约查望至蜩寄楼共饮，表明了汪、查二人的关系之密切，已非是一般人可比的。这样看来，可知汪象旭在《西游证道书》中所说的“后得大略堂《释厄传》古本”，笑苍子黄周星在《西游证道书跋》（此跋并非为黄周星所撰，此为便于行文，故乃暂从旧说）中所说“因受读而叹曰”的“大略堂《西游》古本”，实际上都为查望大略堂之所藏或所刻。而据本文以上之所考可知，查望不仅与汪象旭、黄周星皆为“西湖文人集团”中的重要成员，而且三人之间还多有书信往来，如汪象旭之《柬可周共饮》、《与黄九烟》二文，查望之《与黄九烟》、《柬汪憺漪》二文，即皆可证。由此而推之，当时整个“西湖文人集团”中的近40位成员，有可能在康熙二年前后都曾读过或者见过查望的“大略堂《西游》古本”的。
三“大略堂《西游》古本”再探讨
在《西游记》版本的演变史上，现已知且又能读到的早期百回本之重要版本，主要有两种，一为明万历二十年由唐光禄在金陵世德堂所刊刻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一般称为“世德堂本”或“世本”）；一为清康熙二年由汪象旭在杭州蜩寄楼所刻印的《西游证道书》（一般称为“汪批本”或“汪评本”）。这两种刊本，在时间上虽然只有整70年之隔，但在内容上却是颇具区别的，其中最大的不同点，是世德堂本没有“江流儿”故事，而汪评本则据“大略堂《西游》古本”补入。由于汪评本对“江流儿”故事的补入，而使得清代的各种百回本《西游记》，也都有了“江流儿”的故事。正因此，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版的通行本《西游记》，也以清乾隆间梓行的“晋省书业公记”本《新说西游记》为据，将“江流儿”的故事进行了增补，这就是插补于该书第八、九回之间的“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逢仇报本”一回。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西游记》对“江流儿”故事的补入，表明了只有“江流儿”故事的百回本，才称得上是一部完整的百回本《西游记》。如此，就涉及到《西游记》的祖本问题了。
对于百回本《西游记》的祖本，我在《祖本新探》[5]一文中，以“江流儿”故事为审视点，并结合对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一般简称为“朱本”）与其被删本之间关系的探讨，提出了考察《西游记》祖本的两个必备条件：一是“只有梓行于万历前后即在朱本问世前而书名又为《西游释厄传》者”；一是“必须是有专门章节的唐僧出世”，也即“江流儿”的故事。根据这两个必要条件，我于《祖本新探》一文中，又首次提出“大略堂《西游》古本”这一新说。拙文发表未久，即为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该刊的全文转载，表明了我所提出的“大略堂古本”之说，是得到了有关方面应有之支持的。关于“大略堂古本”的文献记载，现主要见于汪评本中的两条笺评文字。其一为第九回的回评：“童时见俗本竟删去此回（即“江流儿”故事——引者注），杳不知唐僧家世履历，浑疑与花果山顶石卵相同。而九十九回，历难簿子上，劈头却又载遭贬、出胎、抛江、报冤四难，今闻者茫然不解其故。殊恨作者之疏谬。后得大略堂《释厄传》古本，读之，备载陈光蕊赴官是难始末，然后畅然无憾。”其二为第一百回之末的总评[6]：“笑苍子与憺漪子，订交有年，未尝共事笔墨也。单阏维夏，始邀过蜩寄，出大略堂《西游》古本，属其评正。笑苍子于是书，固童而习之者，因受读而叹曰：“古本之较俗本，有三善焉：‘俗本遗却唐僧出世四难，一也。有意续凫就鹤，半用俚词填凑，二也。篇中多金陵方言，三也。而古本应有者有，应无者无，今人一览了然’。”在这两条材料中，一作“大略堂《西游》古本”，一作“大略堂《释厄传》古本”，合勘之，可知“大略堂古本”书名的全称为《西游释厄传》。正因此，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以下简称“《书目》”）乃说：
而《释厄传》之名，则其来源甚早。考《西游记》第一回引首诗有云：“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此诗通行本有之，明本亦有之。此或吴书本有《西游释厄传》之称而诸刊本删去之。[7]
这段文字表明，现存各种《西游记》附于卷首回前诗最后一句中的“西游释厄传”五字，其实就是一种“西游”小说的书名，即“大略堂《西游》古本”书名的全称。可见，在明代万历二十年前，是确有一种书名叫《西游释厄传》的“西游”小说的。但《书目》又说：“又东京村口书店有万历刊本朱鼎臣编《西游记》，其书有陈光蕊事，亦题‘唐三藏西游释厄传’，然文甚简略，与吴承恩百回本却非一书。且末卷木记题‘书林刘莲台梓’，不题‘大略堂’，似非汪澹漪所得本。汪氏所云大略堂本，其源流不明如此，殊不足为持论依据。”按《书目》虽然认同“大略堂古本”书名的全称为《西游释厄传》，但却又因朱本所题为“书林刘莲台梓”，“似非汪澹漪所得本”，而认为“汪氏所云大略堂本，其源流不明如此，殊不足为持论依据”者，实不足取。这是因为，朱本属于《西游记》的简本系统，而据汪评本第九回回评与第一百回总评可知，“大略堂古本”乃为百回本的繁本系统，二者不具备可比性。而且，《书目》因“大略堂本”的“源流不明如此”，而认为其“殊不足为持论依据”的说法，也是有欠科学，因为“源流不明”是可通过努力而使之“明”的，而即使现在“不明”，并不意味将来也是“不明”的。如本文以上第一、二节的考察，就使得这一“不明”向“明”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据上引汪象旭《西游证道书》的第九回回评与第一百回之末的总评文字可知，“大略堂古本”乃为确有之事，这是因为，一则笑苍子黄周星“固童而习之”；二则汪象旭“后得”而“读之”；三则诚如《书目》所言，世德堂本（即《书目》所称之“吴书本”）第一回引首诗最后一句，已将其书名的全称说得清清楚楚。而本文以上的考察，又表明汪象旭“后得”而“读之”的“大略堂古本”，实际上乃出自查望大略堂之所藏。据《分类尺牍新语》各卷卷首所载，查望、汪象旭、黄周星三人皆为“西湖”（今杭州）人，而世德堂本的刻印者唐光禄为金陵（今南京）人，为世德堂本写序的陈元之为“秣陵”（今南京）人，合勘之，可知“大略堂古本”的初刻地，若非在今杭州，就必当在今南京。而其初刻者是否为查望，或者查望的父辈，则还有待作进一步之考察。”
注释：
[1]王辉斌《四大奇书研究》第二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96页。
[2]黄周星点评《西游记·出版说明》，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页。
[3]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四，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70页。
[4]《分类尺牍新语》于评笺与校勘者姓名之上所标“西陵”者，主要有卷五、卷十三、卷十五等，但“西陵”实即“西湖”，这从《西游证道书》中的“西陵残梦道人汪憺漪评”云云，即可准确获知。
[5]王辉斌《祖本新探》，载《宁夏大学学报》1993年1期。第58—62页
[6]关于汪象旭《西游证道书》第一百回之末的总评，有研究者认为当以作“黄太鸿《西游证道书跋》”为是，其实为误，原因是此文并非是出自黄周星（太鸿）之手，这从其中的“属其评正”四字即可获知。对此，笔者已另撰专文进行考辨，故此不具述，特此说明。
[7]朱一玄、刘毓忱《资料汇编》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第202页。
（作者：王辉斌，本文原载黄山书社2014年版《四大奇书探究》上编，为便于阅读，此次将题目略作修改。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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