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陶勇主任在被患者砍伤后，重返工作岗位。但就在4月，疫情还尚未结束，湖北孝感市中心医院的口腔科就又发生了患者“带刀医闹”事件，再度引发社会对医护人员安全的担忧。
暴力伤医事件频发，背后的深层症结是什么，如何破解，成为两会期间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话题。
现状：暴力伤医事件近十年呈上升趋势
在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蔡卫平的观察中，近年来杀医、伤医案屡见不鲜。10年来，暴力伤医事件总体呈上升趋势。
他援引一组数据：据不完全统计，2001年7月至2018年7月的17年间，导致医务人员死亡的伤医案件一共有47件。广东、江苏、四川、浙江和北京是发生最多的省市。发生在三级医院的暴力伤医事件最常见，占67.6%；二级医院发生69例，占23.8%；一级医院发生12例，占4.1%。
“医院等级越高，规模越大，其报道的暴力伤医事件越多。”蔡卫平介绍，暴力伤医事件发生率从高到低的科室分别为急诊科、门诊大厅、内科、ICU。门急诊则一直是普遍高发的科室，而急诊科的暴力伤医事件发生率有显著增长。
探因：医疗资源分布不均 医患沟通不足
蔡卫平认为，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我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匀，患者无论大病小病都倾向于去大医院诊疗，而我国医疗资源总量匮乏，大医院人满为患，一名医生每天要面对数以百计的患者，体力和精力的严重透支导致医患沟通减少，容易造成医患矛盾。
而与此同时，医保支付水平较低，但患者期望值较高。蔡卫平指出，医保支付系统低水平广覆盖，很多患者“因病致贫”或者“因病返贫”，且因医保限额导致部分慢性病患者难以入院治疗，加重经济负担，患者情绪在日积月累下容易暴发，把不满发泄到医务人员身上。
蔡卫平还指出，青年医生多在临床一线工作，其直接面对大量患者。现在的病历要求他们签署多种知情同意书、案牍工作非常繁重，与患者沟通时间减少，导致了医患信任关系建立的困难。另外，医生承担很多与医疗无关的工作，如找床位、催缴费、医保控费等工作，导致矛盾双方利益冲突，矛盾不可调和。这些都为暴力伤医事件的发生埋下隐患。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立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侯建明认为，近年来，医患纠纷频频发生，恶性暴力伤医、杀医事件更愈演愈烈。而部分医疗机构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赔钱道歉，更是纵容了伤医行为，使一部分患者及其家属把“医闹”当作解决医患纠纷、发泄对医院不满的捷径。
从法律层面看，侯建明说，尽管我国《国家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指出“医疗卫生人员的人身安全、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威胁、危害医疗卫生人员人身安全，侵犯医疗卫生人员人格尊严。国家采取措施，保障医疗卫生人员执业环境。”但对于医闹群体入罪时机和打击措施未做具体阐述。
建议1：减少医生非医疗工作任务
蔡卫平建议，增加医务人员与患者交流的时间，把时间还给病人，强化人文关怀，最大限度减少医疗文书书写，推行表格病例，提高电子病历效率。
同时，减少医务人员跟医疗工作无关的工作，减少医患矛盾的诱发因素，如催缴费、病床使用率、周转率，医保控费等工作。
“如果病人本来就对疗效不满意，医生又来催缴费，或者病人还没治好，因为病床周转率指标，医院不得不赶病人出院，这都是很重要的根源。”蔡卫平坦言，如今压在医生身上的非医疗事务太多，医生并没有太多时间真正去给病人看病或讨论病人治疗方案。
建议2：提高暴力伤医违法成本
在侯建明看来，目前只有当医务人员遭遇到“多次扰乱社会秩序、导致医疗工作无法继续、经行政处罚后仍不改正”等情节严重的“医闹”行为，执法部门才依据《刑法》中相关规定对医闹涉事人员做出相应处理。但此时对于施暴者的追究刑罚，已经无法弥补医务人员受到的严重伤害和损失，甚至发生死、伤等难以挽回的惨痛结局。
他认为，应将扰乱社会秩序、违法犯罪的医闹行为遏制在萌芽阶段，才能更好地保障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因此，建议对于扰乱医疗工作秩序，有暴力、过激倾向的医闹行为，一旦发生，即从重入刑。
侯建明提醒，现有法律法规对非暴力行为或施暴未遂情况未作出明确规定。例如，拒不完全统计，除暴力伤害行为之外，还有约60%的医务人员遭受过语言暴力，7.9%的施暴者采用拉横幅、摆花圈、逼迫医生下跪等方式进行伤害和侮辱，2-3.8%表现为跟踪、尾随和限制医务人员人身自由。
侯建明认为，针对上述行为可能因为法律践行困难和条款漏洞，而令施暴者免于定罪或降级处理，让伤医者更加有恃无恐，造成对医务人员的二次滋扰和伤害，甚至让言语暴力进阶为肢体暴力行为。
为此，他建议，应当在涉及医务人员权益的相关法律和刑法中明确医闹性质和行为，在定罪量刑时不能只考虑是否造成伤害结果。对于存在暴力倾向但未造成伤害结果的，情节严重者按既遂处理。
蔡卫平也表达了同样观点。他建议，通过完善现有法律，为暴力伤医定性与从严定罚。
建议3：引导以司法途径解决纠纷
侯建明认为，现阶段多数患者及家属不了解有关医疗纠纷的司法程序，误认为其中涉及部门多、审理过程复杂、经济能力难以支撑，导致维权困难转而通过暴力伤医行为泄愤。因此，有关法律条文和司法流程的普及十分重要。
他建议，简化诉讼、仲裁等司法程序、将医疗事故责任鉴定过程标准化、透明化，为患方提供法律援助，都有助于鼓励其在对医疗行为存在异议时，通过合法途径申请医疗事故责任鉴定，采取正当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利，减少暴力泄愤事件。
蔡卫平同样认为，应通过公平司法与积极普法，促进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多样化与可及性，引导公民依法维护自身权益，遇事找法，不可采取过激手段，让暴力伤医零容忍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他还建议，可以建立第三方评价系统，降低患者及其家属对医疗机构的不信任度。如医保局或保险公司评价医疗方案与医疗效果，避免患者对整体医疗系统的不信任。
新京报记者 许雯
编辑 陈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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